潘菽（1897 07.13 - 1988 03.26），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心理学家、教育家。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前期执教30年，培养了许多心理学人才。1955年以后，一直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独特的理论见解。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踏上心理学之路
　　潘菽，早年称潘淑，原名有年，字水叔（菽）。1897年7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的书香门第。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仕途”。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分别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两个伯父都是光绪年间的秀才。父亲秉性耿直、倔强，文采出众，是村上私塾的先生。潘菽有兄弟5人，姊妹4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潘菽6岁时开始在父亲开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在新旧教育制度变革时期，他几经周折，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为三年级插班生。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期已阅读了许多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并深为先哲们的深邃思想所吸引。他尤其羡慕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渊博知识，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他兴趣广泛，文章写得很好，还爱好书法、美术和镌刻等。在每学期末学校公布的红榜上，他的名字总是列甲等前两名。校长童伯章及后来他的大学校长蔡元培都很欣赏他的好学和多才，曾为他书写条幅相赠。 　　

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后，跳过两年的预科，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本科。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几年正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又值“五四”运动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被捕的32名爱国青年之一。这场运动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之所以总欺负我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太弱、太落后了。而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1920年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加之此前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使他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决定去美国学教育。1921年到美国，不久，他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变化，感到美国的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用美国式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基础科学既与教育有密切关系，又比教育更具有根本的性质。于是他决定改学心理学，并由此踏上了献身心理学的道路。
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研究历程
　　由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又鉴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六七十年来他在心理学上走过的道路，正像他自己所说，“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晚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心理学历程》的回顾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奋斗精神也堪称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劈波前进的一个典范。 　　潘菽开始接触心理学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他的第一位心理学老师是陈大齐教授。那时，中国心理学尚处于初创阶段。20世纪20年代，当他决定迈入心理学科学殿堂的门槛时，正是国际上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的时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使他感到，心理学还不大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这不但没有动摇他献身于这一门科学的意向，反而更促使他立志要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名实相符的科学。潘菽在美国学习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学期后转入生活费用较低的印第安那大学，在康托（Kantar）教授的指导下作了关于汉字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26年在H.卡尔（Car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The influ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当时，中国现代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了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来改称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50年代中期前他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 　　30年代中国历经内忧外患，当时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还看不清楚，由此他陷入了彷徨，然而却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志向。那时，国内一些大学纷纷取消心理系，一些很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被迫纷纷改行。面对中国心理学可能夭折的厄运，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的同仁知所奋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仍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并要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来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抗日战争期间，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重庆的八九年中，他以很多精力积极投入抗日民主爱国斗争，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在此期间，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尤其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对心理活动的精辟论述，使他耳目一新。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为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用刚接触到的新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心理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受命参预接管中央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南京及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工作，并接任南京大学（调整后的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心理学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一切照搬苏联，形成了对苏联的依傍。为此，潘菽一心想了解苏联心理学是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展起来的。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之一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1957年他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往返都路过莫斯科。潘菽很珍惜这两次机会，本希望通过会晤苏联心理学家和参观，好好向苏联心理学界学习，但他所抱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这期间，中国心理学的专业机构也作了较大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南京大学保留一个心理系，另按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设立了一个心理学专业。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担任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心理学会于1955年重新建立，他被推选为理事长。这两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80年代中期。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被聘为学部委员，是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心理学家。　 　　

60年代对潘菽本人，乃至对中国心理学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1963年他突发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医院。出院后养病期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心理学被诬称为“伪科学”，要“彻底砸烂”，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被取消。中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昔日被人们誉为“活雷锋”的他，一下子却成了“牛鬼蛇神”。他虽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仍遭到各种迫害。就在这种连性命都难保的情况下，他想的还是如何使中国的心理学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一次砸烂心理所的批斗会后，他悲愤而坚定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奋笔著书立说，以写检查为掩护，偷偷地写下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他后来在回顾中写道：“通过写《心理学简札》这项工作，我自以为明确了不少心理学中的问题，较明白地认识到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趋向，也比较明确了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基本上应该怎么办。我更加坚信中国心理学必须自力更生，自强自立，决不能再一味仰望于任何国家”。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在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10年中，他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他从事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的活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因而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他的女儿专门写信给他，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他回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寥寥数语，足见这位九旬老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潘菽这种高度的事业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国心理学界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心理学界的圣人”和“一面旗帜”。正当他辛勤研究不断取得成果时，因患脑溢血病故，从而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时年91岁。潘菽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0余年，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



潘菽从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执教30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潘菽的知识渊博而扎实。在大学里他曾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史等十余门主要的心理学课程。他讲课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照本宣科，而总是自编讲义。他所写的讲义和其他著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学生都感到，潘菽的讲课内容新鲜丰富而深刻。他口才并不流利，也不善言辞，但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朴实无华的风格，丰实深刻的思想和深入浅出的讲授，都使同学们获益甚多。　 　　

潘菽的教学态度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中央大学心理系有的班级只有一两个学生，但他同样认真备课和讲解。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一个学生缺了一堂课，也没有参加做实验，事后抄了一份实验报告交给了他。他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学生，并单独给这位学生补了课。几十年以后，当这位老学生想起此事时还由衷地钦佩潘菽严肃负责的教风。　 　　

潘菽很讲究教学方法。他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注重启发，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讲授心理学史课时，常常先把问题分给学生，分别指定参考书目和阅读的页数，让学生分头准备。上课时先由学生讲，然后自己做总结。这种教学方法，即使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独立学习的能力。他既教书又育人，经常以自己的新鲜进步思想滋润青年们的心田。平时他言语不多，但处处为人表率，身教重于言教，影响学生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人态度和蔼可亲，作风平易近人，从不摆老师和学者的架子，很有忠厚长者的风度。正因为这样，学生有问题、有困难都爱找他说，平时也很喜欢到他的宿舍谈心，甚至请他当证婚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潘菽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提出过许多进步的、正确的教育主张。他的一个重要主 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应走自己的道路，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对模仿和照搬外国的一套。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动学校”等主张，并亲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潘菽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支持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聘为该社研究主任，兼中华职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潘菽不仅注重言传身教，而且还提出要注意“物教”的主张。他认为“环境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无不注意环境的选择和安排”。他的这种主张是有心理学的科学依据的。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1946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10万多人。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1]。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于1937年西迁陪都重庆，当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也在那里，潘菽的哥哥潘梓年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兄弟俩的相聚导致潘菽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公开挂的牌子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认识，并在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授意下联络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外围、统战组织。这些人定期聚会、座谈、学习，也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后来为了内部联系的需要，更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国民党的盘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就打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即被周恩来首肯。后来，经黄国璋介绍，联系上了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并由潘菽邀请原“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税西恒一起来座谈，后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几乎都陆续参加了进来，发展到30余人。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开会时谈到座谈会的名称，潘菽等人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重大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第二年，为了参加民主斗争运动的需要必须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因为潘菽考虑到“九三座谈会”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这些人有进步的要求，但又不愿沾政治的边，起名“九三学社”这个淡化了政治性的名称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沿袭当年“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传统。有趣的是“九三学社”的英文是JIUSAN (SEPT 3RD) SOCIETY，活脱是一个学术团体[2]。

“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
　　潘菽是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渊博学识，特别是他的高尚人格，他在中国心理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筹建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过程中，他作为筹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一直是中国心理学队伍和心理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潘菽一向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毕生一直在探索改革旧心理学和建立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途径。他对于发展中国心理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这就是：中国心理学必须走我们自己的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以便能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并且是一贯的。早在30年代，他针对中国学术上的“买办制度”和“全盘西化”的论调，曾连续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关于学术中国化的主张，呼吁学术独立。在心理学上则一贯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的心理学，极力倡导开展切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研究。70年代末，当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之后，他更加明确而坚定地一再向全国心理学界强调指出，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中国心理学必须加紧改革和改造，提高科学性，建立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心理学。晚年，他根据西方传统心理学和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四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四条主要途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科学心理学的命根子；二是要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求能为此更好的服务；三是要有分辨地继承中国古代可贵的心理学思想，以发扬国光，古为今用；四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博采众长，洋为中用。中国心理学者从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已逐步认识到潘菽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并把它视为发展中国心理学的纲领。这是他为中国心理学所做出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贡献。　 　　

为了贯彻他所坚持的这一主张，他在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多年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从制订长期规划到组织全国协作研究，从国内协作到国际交流，从科研到教学，从心理学基本理论探讨到实验研究，从干部培养到教材建设，总之，在心理学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在谈到他的贡献时指出：“中国心理学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繁荣，与潘菽同志的呕心沥血的操劳是分不开的。”中国心理学史专家高觉敷教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潘老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是中国心理学界的泰斗”。


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


　　潘菽早年对心理学的发展寄希望于实验研究。因为当时心理学的派别很多，分歧很大。他认为要取得一致的正确看法，靠空洞的论争是与事无补的，只有通过实验取得可靠的结果，才能求得共识，从而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后来，他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对心理学各流派分支实质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到照自己的设想未必就能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对于同一个科学事实和实验结果，仍会有很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解释。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只有把看问题的根本观点搞端正了，才能够对心理事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而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基于这种认识，他转而更加注重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40年代，他特为中央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试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说明心理学中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心理研究所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室，中国心理学会也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他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带领和指导中国心理学理论队伍逐一研究心理学中一些有很大分歧而且又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他自己率先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具新意的深刻见解，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的构想和框架。例如：　 　　

他认为心理学必须对人的本质有一个符合科学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可以得到高度发展的心理智能，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本质特征，从而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门重要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基础科学。 　　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问题，以往在心理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理解。潘菽既不同意把心理学当成自然科学，也不同意把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或其他具体学科，如哲学、教育学、生物学等。他认为，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是具有二重性质的中间科学，是跨于两大科学门类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他的这一看法已为中国心理学界普遍接受，他的这一正确观点和他为实施这一主张所做的种种努力，无疑会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潘菽对心理学的方法论也有系统而完整的论述。除了已为人们认识的一般原则外，他特别指出，心理学研究必须贯彻生活实践的观点，而不能采取把心理现象孤立化的观点；要对人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而不能把人的心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以至人兽不分。　 　　

潘菽对传统心理学把心理过程分为“知、情、意”的三分法体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二分法观点，即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两个主要范畴，以作为他自己的心理学构想的基本框架。对这一问题，目前中国心理学者的看法尚有较大的分歧，但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意识问题是心理学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潘菽对以往各心理学流派的观点都不同意。他认为意识并不等于心理，它并不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而只代表“知”的一方面，“意识就是认识”。　 　　

心身关系问题也是心理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潘菽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主要看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问题合乎科学的一些思想，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心身问题是一个体用问题，即身体是心理的主体，人脑是心理的主要物质器官，而心理是身体，尤其是人脑的一种机能和作用。对于心理实质的理解，中国沿用的教科书上一直遵照列宁的观点，即“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潘菽则进一步提出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机能。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在列宁指出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　 　　

潘菽对个性问题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动态和静态两种表现形态。心理活动的动态表现就是常说的心理过程，而心理活动的静态或稳定的状况就是心理状态。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心理的静态或较稳定的状况就是所说的个性。　 　　

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他改变了以往把有机界分成人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旧三界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界说，即把整个世界分成无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　 　　

潘菽对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极为重视。他一再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中国心理学者绝不可“数典忘祖”，而必须好好挖掘研究，以继承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在他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潘菽的心理学思想在中国心理学界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他自己并不认为他的所有看法都已达到完全成熟，在中国心理学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认识和估价也不尽一致。为了更好地探讨他的思想，1988年1月正式成立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中国心理学者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研究，以促进中国心理学的繁荣发展。　 　　

潘菽一生著作很多。个人专著以及主编、合编的书有10几部，发表心理学论文以及教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文章200余篇。他主编的大学教材《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和图文并茂的高级科普著作《人类的智能》（上海科技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3年）分别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和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心理学简札》（上下两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对心理学探索成果的一个总结。这部书从1964年他养病期间开始构思和写作，到1984年正式出版，前后历时20年，全书60多万字。在这部著作中，他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古今中外有影响的心理思想，对传统心理学中各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同时，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和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个人的设想。这部著作出版后在中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书评认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是促使中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是一本心理学简要百科全书式的书”。该书1991年荣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1992年又获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　 　　

潘菽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他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重庆）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对巩固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58年以来一直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