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籽/制图）

　　血荒，正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持续威胁中国。

　　推行多年的无偿献血，从没有使中国的人口献血率挣脱世界最低警戒线。

　　今日血荒，手术全停

　　5个小时开颅手术，一半时间竟在“等血”。

　　绿色词条：世界献血日(World Blood Donor Day)

2012年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于2004年设立。

　　2012年6月1日，34岁的陈志云在北京遭遇交通事故，然而血液极度缺乏。4000毫升的急救用血，前后分两次才从北京市血液中心调齐。

　　陈志云幸运地和死神擦了个肩。该中心的血情通报显示，6月以来，除A型血外，其他三种血型都需要“紧急献血”。他的妻子张琴不明白：“为什么急救用血都变得无法保障？”

　　2012年6月7日，沈阳盛京医院肝胆脾外科主任戴朝六无奈地宣布“今日血荒，本科室大手术全停”。戴朝六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从医二十余年来第一次碰到手术被迫终止的情况。

　　5天后的6月12日深夜，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医生孟化在微博上疾呼“救救孩子”。一位不久前手术的年轻患者得了嗜血综合征，急需血浆及血小板。“度过急性期，他肯定能活，否则不堪设想。”

　　这些关乎生命的呐喊并非个案。在重庆，O型血缺口近千袋，导致驻渝部队紧急献血；在江苏淮安，A型血首次出现零库存，已经到了无血可用的境地……

　　“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看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两年来出现“血荒”报道的已经多达47个。

　　“血荒”，曾经只是一个不时闪现的幽灵，如今它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日渐成为蔓延全国的常态。

　　业内人士还担心，随着医改的深入，全国用血需求将在“十二五”期间出现井喷。如果不积极应对，那么无论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急救者，还是该输血的输不上的患者，后果都将是致命的。

　　5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可想象。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这被认为是最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

　　实际上，血荒现象在国内早已有之。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05年以前，供血紧张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2006-2008年全国多个省市出现季节性血荒。

　　进入2009年，血荒在春秋季节频繁出现。进入2010年，青岛、威海、昆明、南京、成都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库告急，有的城市库存量不足三天。最严重者，昆明市医院每天的备血量，连一台手术都满足不了。“血荒”由此蔓延全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冬天，北京某大医院各个血型的库存连最基本量都不够，以至于医院男医生都被抽走献血了，“不计血型，只要健康就行”。

　　这也是官方认可的“供血紧张常态化”的节点——2010年年末。

　　在山东省烟台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建的记忆中，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到2007年，烟台的无偿献血量都是充足的，有时甚至需要停采某种血型。他记得，那时整个中国的血液采集量在这10年间每年都以10%至15%增长，直到2010年年底，供血压力陡然剧增。

　　从目前来看，“血荒”出现的地点也都是有迹可循，一般来说，直辖市、省会出现的频次高于一般城市，发达城市高于不发达城市。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

　　新医改致血荒？

　　有意思的是，多位采供血机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均不认同“血荒”这一提法。

　　“荒，代表无收成。”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说，“当前血液供应紧张只是求多了，供不足。”

　　献血量增速赶不上临床用血量增长被公认为是供血紧张的首要原因。

　　“这一轮血荒是由2009年新医改推行引发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医改之后，大量原先限于经济能力的患者开始寻求手术治疗，一些用血大户例如肝移植手术也广泛开展。目前仅一次肝移植就需要使用红细胞9000毫升，按每个献血者献200毫升计算，相当于45个人的献血量。

　　卫生部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采血量年均增长12.6%，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先感受到临床用血需求的压力，因为发达城市的医疗资源集中，外地患者较多。近日该中心对用血量最多的15家医院做了统计，广州市以外的病人的用血量占63.48%。

　　临床供血紧张也是世界性问题，即便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也不时闪现，但是中国式血荒却有其特殊的一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为了维持足够的血液供给，需要1%-3%的人口参与献血。此前WHO针对172个国家调查显示，包括中国在内有80个国家没有达到1%这个下限，其中79个都是发展中国家。

　　最新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2011年人口献血率只有0.9%。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血荒=信任荒

　　南方周末近日联合搜狐网发起的调查显示，公众之所以不愿意献血，55.75%的受访者认为献血用血机制不透明，无偿献血可能被牟利；34.4%的受访者认为献血对身体不利，担心采血不安全。

　　“献血是无偿的，为什么用血还要收费？”这是目前公众最大的疑问。

　　“血液的来源是免费的，但血液采集、分离、检测、运输、保存等成本却必不可少。”付涌水解释说，现今血液价格基本上全国统一。例如全血每单位定价为220元，而机采血小板每治疗量则为1400元。

　　付涌水以1单位全血的成本为例细算了一笔账：献血者筛查检测约10元；两遍免疫学检测试剂，包括HBV、HCV、HIV、ALT和血型等约80元；核酸检测试剂70元；血袋约25元；献血纪念品平均20元。再加上血液的低温储藏、运输、加工、设备损耗等费用，已超过国家定价的220元。差额部分通常由地方政府补贴，“广州每年财政专项补助约两三千万元”。

　　据介绍，2009年，在逐步转向公益性事业单位之后，全国超过七成的血站施行收支两条线，钱一般缴纳到“财政”专户，支出预算要先经卫生局、财政局审核，再由人大批复。

　　在采供血机构看来，消极舆论也使献血者积极性受到影响。

　　2009年，网络上有人炫耀用“人血浇兰花”的照片，最终调查发现血液是在成都某医院输血科流出。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后，全国血液供应紧张的局面再度雪上加霜。究其缘由，主要是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无偿献血的宣传职责，同时部分省市的采供血机构仍挂着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血站）的牌子。

　　河南省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河南历来供血充足，“郭美美”事件之后，开始有人在网上把血站称为“吸血鬼”，街头采血也陷入困境。

　　为此，连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也不得不出面声明：“血站人事、财务、采供血业务等均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

　　僧多粥少，僧人找粥？

　　在血荒的背景下，近一个月来，广州、长沙、温州等多个城市爆发用血纠纷，一个专业性的词频频见诸报端——互助献血。

　　事实上，互助献血在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中即有规定。按照各地血站当下的政策，患者亲友可在血站献血，并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

　　刘原（化名）曾在深圳参加无偿献血，身在长沙的母亲2012年5月初需要动手术，想到无偿献血证上直系亲属可以免费用血的承诺，刘原向长沙传真了其无偿献血证等信息，却被答复外地献血不能在本地使用，必须互助献血后才能用血。

　　“这里面藏着一个荒诞的逻辑，无偿献血只能保证用血时享受免费等优惠政策，但是一旦遭遇血荒，还是要献血，即便过去献过1万毫升也没有用。”刘原说。

　　互助献血如今成了各地应对“血荒”的救命稻草——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让僧人自己找粥。

　　一份在江苏省血液中心官方网站上的演示文稿强调，“要对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业绩考核与评价”。江西、浙江等地也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医疗单位“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对于互助献血引发的种种争议，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地区还习惯于用下发计划、设定指标等方式应对供血紧张。

　　据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输血科负责人介绍，2011年，在供血不足的情况下，该院的互助献血率从2%增长到5%，翻了一倍多。

　　推广这项政策的人有十分理想的盘算，“互助献血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血可以用来拯救亲属的生命，同时会给其他患者带来好处，他们将来可能会变成固定的志愿献血者。”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互助献血的滥用引发了众多患者家属的不满，同时也挫伤了无偿献血者的积极性。

　　在现实中被要求互助献血的广州人袁启聪担心，这可能导致献血变得功利：“大家都不献血了，家人有难我才去献血。”

　　不求“血头”，求谁呢？

　　然而，并不是谁都可以来互助献血，只要花钱找人就行。

　　这催生了大量“血头”。

　　湖南郴州黄敏（化名）是一位地中海贫血症患儿的母亲，这种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输血量增多，而间隔期缩短。

　　2011年3月开始，黄敏等地贫儿家长也被各地要求参加互助献血。黄敏通过地中海贫血症患儿家长QQ群得知，目前有些宝宝，在没有得到互助献血的情况下，长达四十多天没有得到输血。一些家长在无奈的情况下求助于“血头”。

　　“目前每200毫升血大概收费500元，都是‘台面下的事’。”黄敏说。有偿献血时代猖獗一时的“血头”“血霸”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卷土重来。

　　2012年3月14日，温州首例非法组织卖血案在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公开审理。2名涉案的湖北籍“血头”刘氏兄弟通过招揽民工参与互助献血，之后给予数额不等的“营养费”。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11年10月22日，温州市某医院白血病患者王某急需血小板，其亲属通过电话联系上刘某，后者随即安排田某到温州市中心血站以王某家属名义进行献血，而后收取王某家属825元。2011年10月31日，刘安排郑某到温州市中心血站再次以王某家属名义进行献血。

　　最终，二人以非法卖血罪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北京，张亮、熊陈言等5人组成的“血头”团伙，在网上招募血源后，多次在北京著名三甲医院非法组织他人卖血。2012年3月，该团伙成员同样被法院处以一定刑期。

　　一些疲于应对血荒的地区已经提前行动。

　　2012年年初，海南省利用特区立法权修订了《海南省公民无偿献血条例》，规定公民无偿献血后，可以享用公休假两日。同时把国家规定献血年龄上限55周岁放宽至60周岁，把献血周期一年2次放宽到一年4次。

　　不过，更多地区的患者没有如此幸福，对他们来说，不求“血头”，求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