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

　　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是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谈论《周易》和中医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要求前进的愿望所引起的内在骚动和不安。
    尽管现在的中医仍然讲《内经》和阴阳五行，尽管在世人的心目中，“保守”几乎是中国传统的专用词，但实际上，中医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医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医者，意也”，是历史上许多伟大医学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不仅是要求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要求医学随着时代不断前进。
    医学要前进，必须随时吸收最新的思想成果。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是新的思想成果，医学及时地用来说明病因、病机，指导自己的实践。汉代，五行说流行，医学又及时以五行学说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材料。魏晋时期，五行说的缺点暴露了，当时的人们也不重五行说，所以《内经》也遭到冷落。医学家们则直接地求助于实践经验。宋明时代，理学兴起，不论理学家赋予理什么内容，也不管理学家们如何谈论格物致知，在医学家那里，理，只能是医学面对的那些对象的内在联系，格物致知就是去寻找这些联系，所以才有金元四家和张景岳。
    医学在追踪时代最新思想的时候，往往有得有失。医学在汉代建立了五行体系，也带来了许多附会。当医学冷落五行体系，面向实践的时候，同时也否定了必要的理论思维，导致了鬼神迷信观念的侵入。金元时代的医家，都有自己的片面性。然而，医学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前进了。
    历史上，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一个不断发展的事业，保守，都不是它们的主要传统。中华民族能够发展到今天，保守，也不是它传统的主要方面，否则它就无所谓发展。孔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虽然他们都创造了令后人非常痛苦的，也是保守的思想体系，但他们本人却并不保守，因为他们所创立的，在当时，都是一种新学说。保守与否，是后人的事情。就是在近代，虽然有慈禧、袁世凯，但也有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最后，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假若保守真是中国的主要传统，那至少不会有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就是易学，也是一条不断发展的河。历史上的易学家，都说自已的注解最合《易经》本义，实际上，他们几乎谁也不合《易经》本义。从理解《易经》的角度看，这些易注多没有价值，它不过是随意解释。从思想发展上说，越是不忠实的倒越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思想。
    许多人谈论医易关系，自认为谈的是二千多年前或三千年前的那个《周易》，实际上，他们谈的不过是汉易、宋易等等。比如什么先天、后天之学，河图、洛书、阴阳鱼图等等。它们都不是《周易》中就有的东西，而是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在本书的适当地方，我们还要涉及这些问题。
    任何思想，都受着时代的局限，都必须发展。牛顿力学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并为科学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使科学成为正确的同义语。直到今天，当人们说什么不科学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不正确。但是，二百多年以后，它就成了相对论的一个部分。特殊情况，不再是到处适用的绝对真理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列宁发展过它，毛泽东发展过它，许许多多的人都发展过它，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它。当我们谈论中医和《周易》关系的时候，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医是应该主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主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
　　假如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是应该从两千年前的《周易》中吸取营养，还是应该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周易》?是继续让易学之河流淌，象古人那样，不断用新的思想去发挥《周易》，还是把它作为一件文化遗产去加以研究，而不是崇拜?
    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周易》对于古人，是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世世代代地重新解释《周易》，以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现在，《周易》已经成了历史，和长城、故宫一样，成了历史。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赞颂它，但是已不必崇拜它，也不须重新解释它。有些人说《周易》如何如何宝贵，似乎里面藏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然而他们从中挖出的，不过是现代那些最普通的哲学教材中都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常识，每人能挖出多少，也往往与各人的哲学修养大体持乎。
    中医要前进，要继续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周易》再好，也是黄昏之光。“夕照明”之说，只能用于自我激励。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从中国古代的《周易》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两种因素组成：一是它的结论，二是它的精神，即它得出结论的途径和方法。就象一个人有肉体和灵魂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某些结论会过时、死亡，甚至会全部过时、死亡，它的精神却要长久地存在下去，绐后人以启发和激励。
    中国古代能够留传下来的那些学说，往往都是当时的新思想。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主要也是注意这些新思想。真正“述而不作”，只会重复前人结论的那些东西，往往为我们所不屑顾。在古人来说，为了当时的现实需要，他们不得不较多地援引前人的结论，把前人用创新精神所得的东西教条化、僵化，成为束缚人的桎梏。更甚者则只会寻章摘句，以为那就是圣贤说的绝对真理。有识之士，瞧不起这种人，也瞧不起这种态度。从孔夫子时代起，就把这种人叫作“小人儒”，后来又称他们为“俗儒”，“陋儒”，说他们从事的是雕虫小技，甚至说他们的行为是“俗儒破道”，即破坏了大道理，不断流淌的易学之河，是一条日新之河。弃旧图新，是易学之河的灵魂和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灵魂和精神。如果不是要故意糟蹋自己的传统，就应该承认中华民族传统的这个核心和灵魂，否则中华民族只要一个孔夫子就够了，甚至孔夫子也不会有，更不会有今天。如果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点什么，那么首先是这种日新的精神，面向世界，面向进步，从人类最新的文化成就中吸取营养，来发展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近代以来，当帝国主义的炮舰叩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文化也跟着涌了进来。“长袖善舞，良富善贾，”西方人强大，西方文化也一定全是好的，中国文化也一定全是不好的，包括中医在内。在一段时间里，中医甚至被看作巫术迷信。然而中医以其独具的疗效始终没有被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中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它有时不得不借重这个，借重那个，以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中医完全用不着借助别个以自重，更用不着借助《周易》。
    所说的医易相关云云，主要是说中医从《周易》取来了阴阳学说。即使这是真的，那么，在二三千年前，中医取来了阴阳啊，五行啊，当时是种先进的思想，在二三千年以后，难道中医还必须眷恋着这个往事，继续讲阴阳五行，并且永远地讲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不是中医需要借助《周易》以自重，而是《周易》需要借助中医以自重，所以才讲什么医易同源。中医则完全不必讲这些。它完全应该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挺直腰身，独立地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中医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医界的人士、每个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事。然而，中医如何现代化?即所谓中西医如何结合的问题，并没有完满解决。所以，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疑问，中医能不能现代化?需要不需要现代化?在这里，谁也难以开出手到病除的药方，只能根据历史和理论做一些大致的展望。
    中医和现代医学，面对着同一个对象，抱有同一个目的：为人治病。二者不仅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如人体脏器的性质和功能)，也有许多共同的作法(如服药)，这就是它们联合的基础。在医疗实践中，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中医自然无法并吞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也无法完全代替中医，这就使二者有结合的必要。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为中西医结合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大致可分四个层次，第一是国家不仅办现代医医院，也办中医院，第二是现代医医院内设中医科，而中医院内也允许现代医存在，第三是提倡医生们中西兼通，第四是提倡二者在理论上结合。治疗中，一个不奏效时用另一种。一些药物也开始结合：在西药中掺中药，中药中掺西药。这些工作，有些实现了，有些还在摸索中前进。
    中西医结合中，最难的还是理论上的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无法完全替代阴阳五行说，中医界则担心，假若抛弃了阴阳五行，还有什么中医?这里的问题在于把二者都看作是完满自圆的理论体系，好象两个玻璃球，只能并排放着，并肩朝前滚，各走各的道。
    实际上，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虽然都有一些基本理论，但都不象数学那样具有逻辑严密的、自圆的理论体系，它们都有一些裂缝和缺口，甚而象联邦制一样，在主要理论之旁，还有一些和主要理论并存的、少有逻辑关系的理论存在着。因而都可能容纳其他理论。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但阴阳包括不了虚实，所以有阳虚、阴虚之分：也不能完全代替寒热表里，所以阴阳不得不和它们一起并列为“八纲”。中医传统的病因说是七情，六淫。但六淫包括不了吴又可发现的“异气”，也无法用传统的方法来对付这种“异气”，所以温病学得以自成一家，居于阴阳五行、七情六淫之旁。
    现代医学代替西方中世纪医学，开始于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心脏的构造、血液的循环，人体结构、巴斯德的细菌病因学、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琴纳发明种牛痘……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理论，但他们都面向一个目标：实事求是地认识人体，对付疾病。最后联合起来，成为庞大的现代医学联邦。直到现在，理论也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细菌病因说不能解释心血管疾病。而各自为战的情况也仍然在继续：研究癌变，研究爱滋病等等。在这个新的进军中，中医也不甘落后。
    在对付疾病这个战场上，中西医应该协同作战，在协同作战中，先实现一些局部的联合，待时机成熟，再建立统一的中华新医学。
　　在协同的过程中，中医应该不断地抛弃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比如肾主生殖，命门、三焦之类。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对人体的认识有许多错误，不足为怪，西方也是如此。从《内经》时代起，到王清任止，甚至王清任以后，中国医学，把弄清人体的情况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现在，近代医学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先人世代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欢迎它。这只须在五脏之旁，实事求是地添上第六脏“睾丸”，使它主生殖，而让肾主管泌尿就行了，而不应再讲什么肾藏精之类的呓语。把功能和实际的器官统一起来。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胸怀博大，以能者为是。谁的正确，就听谁的，谁能治病，就用谁的。用一句深刻影响了中国命运的俗话来说，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而不能存门户之见，抱残守阙。
    中国将来的医学，应是中华民族的新医学。这个新医学，应是各种有效理论和有用医术的联邦制国家。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周易》。在这个“国家’里，可以把《周易》作一件文物但不必“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