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几种发展模式
陈 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此后,国民政府和有抱负的实业家也开始觉醒,并大力发展医学教育,促使当时中国的西医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章主要介绍西医教育在近代中国形成时期的几种发展模式、规模和教育特点。
关键词:民国时期;传教士;西医教育;发展模式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8年3月，第57-59,63页
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日益传播,其医疗事业也在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在华基督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在华的医疗事业主要包括开办医院、设立诊所、翻译西医书籍和兴办医学教育等内容。所以,近代中国的医学教育,确切地说是西医教育,是应教会医疗工作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期阶段,为了医务的需要,传教士往往采取招收中国学徒的方式,传授一些浅显易懂的医学知识,以培养助手为目的。伯驾、嘉约翰、马礼逊、利文斯敦等人都曾有过训练华人做医务助手的教学经历。其中由伯驾指导的著名中国西医师关韬(1818-1874年)就是这一教学方式的典范。不过这种以教会医院为依托、医生兼授生徒的方式规模很小,没有系统地讲授西医学基础理论,所以,谈不上正规的近代西医教育。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特权,从此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行医与办学成了在华传教士当时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西医教育也随之兴起。近代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是附设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南华医学校,成立于1866年,是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嘉约翰( John Glasgow, 1824-19010)主持兴建的[1]。继南华医学校之后,由外国教会兴办的杭州广济医学校、苏州医学校、圣约翰大学医科等相继出现,西医教育逐渐扩展。进入20世纪以后,医疗卫生在传教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加突出。1912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又联合其他5个教会组织,成立了“卫生教育协进会”。介绍西方预防免疫学和“公共卫生”的理念;另外,扩展原规模较小的、且分属于不同教会的医学校。受外国政府之刺激,德日英等皆成立有国立或准国立医校,各教会之间也逐渐舍异求同进行联合经营。在此背景之下,数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医学院相继诞生,逐步形成14所教会大学[1],其中6所设有医学院。即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广东岭南大学医学院(1916年)、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31年)等,经过合并重组,教育资源得以整合,学校规模逐步扩大,世俗化与本土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它们以其先进的实验条件、优越的教学科研环境和精良的师资力量,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这些学校无论是在办学理念、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面,都具有独到的经验,成为中国近代高等西医教育的典范。此时,中国政府对于医学教育开始觉醒,医校规模小、学校设备简易、学科程度粗浅等问题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国民政府和富商私人都开始兴办医学校,极大地推进了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
本文就近代以来我国西医教育的办学主体中,论述其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和特点,基督教会之间、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以及国人觉醒办医学校等方面作一探析。
一、教会主办医学校
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独家经营。它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 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 hewsky)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1880年由牧师文恒理(H·W·Boon)设立医科[2],附属于圣公会开设的上海虹口医院内。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医科学制四年,给予文凭但无学位。1906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由于选读医科者必须在圣约翰大学认可的大学或同等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所以圣约翰医科的学制实际上是七年。
圣约翰医学院始终是个单科性学院,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有三个科: (1)解剖学; (2)组织学和药理学;(3)病理学、细菌学、免疫学和寄生虫学。临床也有三个科: (1)内科; (2)外科; (3)儿科和妇产科。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临床教学增加了精神与神经病学、放射医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传染病学与卫生学等。
教学内容侧重讲授英美医学的理论与实践。采用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教材,并用英语教学。前期讲课和实验总数每周为26小时,以实验和自学为主,后期讲课和见习每周26小时左右,以见习和自学为主。最后一年为实习医生,分别去同仁、宏仁和仁济三家教学医院进行实习。各门课程及格者给予毕业,授予学位。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不少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名医。在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2],是教会大学中以医学教育最为悠久、学制长、学生淘汰率高、教学质量高而著称的学校。
其他单独成立的教会医学校还有: 1884年美国安立甘会于杭州成立的广济医学校, 1894年美国监理会成立的苏州医学校, 1899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成立夏葛女子医学校,1904年耶稣会在上海成立震旦大学医学院等。
早期各差会多单独办学,进入20世纪后,各差会意识到资源分散、办学规模小并不利于教会势力的整体扩展。尤其是创办大学,需要的经费较多,某一教会组织承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以联合和协作经营传教活动的新方式便开始得到各派的认同。如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由英、美和加拿大差会联合建立;而齐鲁大学是由美、英、加拿大等11个差会设立的。
1910年,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五个教会在四川成都华西坝上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并相继成立文、理、医、牙、教育、宗教等学院及相应的系科。尤其是其牙科,从1914年创建,到1919年短短的几年内,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名声逐渐从成都散到全国,乃至世界都极为出名。
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是1906年2月由英国的伦敦会、美国的公理会和长老会在北京东单北大街一家诊疗所的旧址上,建立了这所学校。不久,美国的美以美会及英国的圣公会、伦敦会医学会也加入进来,形成英、美各三个教会团体联办协和医学堂的局面,但伦敦会拥有学校的产权。协和医学堂学制五年,前二年进行医学基础教学,后三年进行内科、外科及其它科目的学习。从教学内容上看,比较重视实用医疗技术的教授与培训。学校办学为教会服务的倾向很明显,学生毕业后主要服务于教会办的医院与慈善机构。
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是由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等在1902年合办。这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各科分在省内不同地区。其中,分处济南、青州、邹平、临沂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共和医道学堂,作为大学的医科。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正式建校,共和医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的医科,聂会东任首任医科科长。同年,在中国博医会的安排下,南京金陵大学医科(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宣教士创办)和汉口大同医校(由英国基督教伦敦国外宣道会和美国美以美会在华宣教士合办)两所教会医学院校的20多名师生先后到济南,并入齐鲁大学医科。
1924年,又一所教会医学院校———华北女子协和医校的全部师生,自北京南下,并入齐鲁大学医科。在20、30年代,任教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主要是由各差会从国外派来。齐鲁大学医学院建校以来,在其整个近代历史过程中,共培养毕业生计[3]:医科676人,药学系88人(系理学院主办),药学专修科84人,护士专修科47人,化验技士专修科16人,化验技士训练班和进修班28人,护土学校159人。
二、由“海外志愿传教运动”和中国地方团体联合主办
如创办于1914年的长沙湘雅医学院系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办。雅礼会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同学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 1903年派人来华,作一年调查后,认为人口近两千万的湖南省兴办医学教育事业,有迫切需要,也可影响全中国。于是聘美国医师胡美(Dr Edward Hume)专程来长少筹建[4], 1906年11月以华人名义买下西牌楼的“中央旅馆”创办雅礼医院,后改名湘雅医院。1911年11月,受过耶鲁大学高等医学教育的中国医师颜福庆来长沙,在雅礼医院创办雅礼护病学校,后改为湘雅护士学校。
1913年,颜福庆、胡美在谭延闿的支持下,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与雅礼会签订了一个草约,决定共同开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北京政府未予批准。谭延闿邀请长沙教育界名流胡元倓、陈润霖、曹典球等,组织湖南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合办学校。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开办,由育群、雅礼两会合组校董会,推荐颜福庆为校长。
雅礼会选送十名教授来校教学,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前期、后期的设备都与美国同类院校差不多,随后在麻园岭选择了校址。学校宗旨为培养第一流的医学人才,要求严格,很快就办出成绩和特色,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盛誉。张孝骞系该校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后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长达十年之久。
三、由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
这里主要以同济医学院为例进行分析。首先是美国大财团给予青年会及“志愿传教运动”经济上支持,甚至接管教会学校,这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影响很大。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斡旋下,美国总统塔夫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发展计划会议”。邀请美国政界商界要人出席,穆德提出了向亚洲和拉美国家扩展基督教事业的计划和预算,希望募集150万美元,用于在10个国家建立49个会所,有8个建在中国,计划每年派遣50名干事,当场就得到美国财界2/3企业的认可[5]。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和医学堂无力维持医校的运行,决定转让给财大气粗的洛克菲勒财团。1908年-1909年,美国洛氏财团派员调查中国教育状况,决定与6个基督教差会合作,兴办医学教育, 1915年,成立“洛克菲勒医社”负责筹建新的医学院[6]。1921年,新校址庞大建筑群竣工,并正式开学。经过十余年的建设, 30年代发展为一所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医术精湛、具有国际水准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教会与资本财团相结合办校的成功范例。
济南共和医道学堂是英国浸礼会1902年建立的,后来也由洛氏基金进行资金投入加快了其发展。除协和医学院和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外,中华医学基金会对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校、上海医学院等学校也给予过经济资助。
四、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
这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
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1904年医学实业馆改称医学馆,迁入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由兴胜寺庙宇改建的馆舍,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政府办医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社会经济、医疗卫生工作及医学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民政府认识到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已经形成。在这段时期内,我国自办的医学校,无论是国立或省立都有较大的发展,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电召从日本留学归来正在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的杭州人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7]。教育部以价银10, 000两购买了已经停办的医学馆馆舍,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组织学教授汤尔和先生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当时教职工9人,首批学生72人。1923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 1927年改名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7]。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由中央政府1927年在上海吴淞创办,初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1928年2月改名为国立江苏大学医学院, 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曾先后设立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等院系。
创建于1932年8月的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8],是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共同管理的学校,校址设在济南市趵突泉前街,占地212·84公亩,房舍564间,学制五年(后改为四年),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每年招生1至2个班,每个班40人,按南京政府公布的“修正专科学校规程”开设课程。
除此以外,国内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办医学校[5],如1916年保定成立省立直隶医学专门学校, 1921年南昌成立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1927年创办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28年创办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医科, 1932年甘肃兰州创建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 1934年镇江创建江苏医政学院,1934年广西南宁创建广西省立医学院, 1936年南京建立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1936年西安成立陕西省立医药专门学校,以及云南大学医学院、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贵阳医学院等。
五、一些实业家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开始私人创办医学教育
1911年,浙江慈溪人韩清泉等人从日本学医归国后,抱着“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的心愿, 1912年6月1日,创建成立了“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9]。1913年,首任校长韩清泉邀请华鸿、李绳其等建立药科,为此学校改名“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建校初,以旧制中学毕业者为投考资格,录取后,药科学习三年毕业。药科的主要课程有国文、德文、化学、物理、细菌、矿石、医用植物、卫生化学、制药化学、调剂学、生药学、药局方等。后又增设英文、日文选修课。
民国元年3月,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私立南通学院医科[10]。张謇一贯重视教育,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南通办起一批工厂的同时,就办了师范和农业等学校张謇1903年去日本考察教育,他认为,医之发达与否,有关民族之强弱,人生所需不可无医。他派学生熊省之去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熊省之获学士学位回国后,即协助张謇办起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设西医科,学制预科年、本科4年。校名和教学内容等基本仿效日本模式。开始无校舍,借南通庙宇———籍仙观招生授课。1912年8月,张謇兄弟出资13700余元,派学校庶务金石,将南通城南古庙昭武院改建校舍, 1913年4月建成房屋73间,回廊雨道37间。同年张謇兄弟又出资16400余元,在学校附近购地11·7亩,扩建附属医院,供学生实习, 1914年6月建成。
在此时期,我国还相继开办了一些私立医学院校[5]。1909年,创办私立广东公医医科专门学校。1915年创办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18年,黄胜白、沈克非等创办私立同德医学专门学校。1919年,辽阳成立私立辽阳医学校1920年,上海留日学生顾南群创办私立南洋医学院。192年,沈阳成立奉天同善堂医学校。1926年,上海郭琦元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等。
六、结语
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发展来看,存在着多种办学模式最初是由传教士带来的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教会医学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资金的短缺,各教会之间开始联合办学,发展到国外政府及大财团也加入了竞争,这一类办学特点是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影响极大,典型代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同济医学院;后来,随着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国民政府逐渐收回教育权开始自办西医院校,于是便产生了国内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另外,最后还有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创办的医学教育,也成为西医院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即国内私人办医学院校。
不同的办学主体,其办学思路也不尽相同。教会及外国政府或财团的培养目标是轻数量重质量,一般采取长学制模式(七到八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国民政府及私人企业家创办的学校,则为了满足当时医疗人才的需求,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一般五年左右,招生人数较多。
总之,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特点,在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下,使医学教育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民国时期西医医学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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