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璧
正是《易传》所竭力阐发的“易道”,奠定了这个百家共识的“天人合一”观的哲学基础。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取代了“三代”时期的神学世界观,并进一步逐渐发展和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把精神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级,自觉作为宇宙一员的天地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1909~1995)认为,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周易》,包含有能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人在儒学“格 物致知”延伸的意义上接受了产生自欧洲的科学,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在中国文明顶峰的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1130~1358)把《大学》的“格物致知”与《易传》的“穷理尽性”结合起来,创造了“格物穷理”的概念。明代末年的徐光启(1562~1633),不仅把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作为修订历法指导思想。响应的不只是天文学家,还包括数学家焦循(1763~1820)以代数学研究易学,“中西会通”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纲领。通过阿拉伯史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Abdallah Beidhawy)等人和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的易学传入欧洲,遂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发现《易图》与二进制数学的一致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1875~1961)阐发了易学的心理功能。作为传统与现代和东方与西方之文化结合点的易学,也吸引着当代海内外的一些学者。 易学本质上属于哲学,它和科学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而且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天人合一”为构架的中国传统科学没能发展出产生自欧洲的那种科学,而且“会通”中西科学的努力迄今未获成功,但这并不表明它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无益。易学遗惠的科学光辉等待重新发现真理的勇士,须有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改造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工作,浅薄的比附、无知的狂论、投机的伪造,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损害易学的声誉。让我们重温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关于重新创造真理的论断:事物的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社会体制,是一种认识方法。作为知识系统的科学属于观念文化中的“理性观念”,作为社会体制的科学属于制度文化中的“社团制度”,而作为认识方法的科学属于技术文化中的“思维技术”。文化系统中的科学,在其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的选择下,学科结构、科学思想和研究模式都一直在变化。 自然科学是从分科研究起步的,并且一直在分化与整合的交叉中发展。传统的学科的划分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淡化了学科的观念,不同层次的自然系统研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方式。学科交叉由科学的内在逻辑延伸和外在影响两种因素推动,不同层次的自然系统研究成为学科交叉的主要领域,并逐渐形成综合性的交叉科学(原子分子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纳米科学等)。当代自然科学可大体区分为三大理论体系,即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它们各自有自己表述规律的基本范畴体系,而彼此之间却尚未通过实验定律和概念逻辑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思想的三大转向,即物质论转向信息论、构成论转向生成论和公理论转向模型论。科学的本质在于认识物质、能量和信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的兴趣中心从物质和能量转移到信息,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已经建立了它们的信息基础,物理科学也开始努力寻找其信息基础。构成论和生成论是理解“变化”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将其理解为不变要素的分解和结合,后者将其理解为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量子场论的成功表明生成论将取代构成论。理论和模型论是构造科学理论的两种同样有效的方式,前者把理论看作公理和定理组成的演绎系统,而后者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长期被科学家视为理想的公理化理想,由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而动摇,模型论取代公理论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与传统理解的科学相比未来的新科学可能有四个极为重要的观念特征。第一,传统理解的科学主张科学只是揭示那些能由任何科学探索者重复的知识,而科学的新类型把不可再现的行为视为科学探索的重要对象。第二,传统理解的科学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而科学的新类型则把它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第三,传统理解的科学忽视价值因素,而科学的新类型则必须考虑价值因素,因而使科学理性除了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以外又增加了价值理性。第四,传统理解的科学知识系统是不关涉其自身的,而科学的新类型的知识系统则要求有这种自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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