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狼》的女性人物与杰克·伦敦的性别政治
（The Female Character in The Sea-Wolf and Jack London’s Gender Politics）
[摘要]论文通过对杰克·伦敦长篇小说《海浪》中唯一女性人物的分析，揭示作家的人物设计意图在写作过程/故事发展中逐渐被自己修正改变，最终将一个希望歌颂的“新女性”形象，送进了传统社会角色的老套中。论文将小说置入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历史语境中，讨论这种意图与结果的不一致性所反映的当时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 杰克·伦敦；《海狼》；女性人物；女权批评；性别政治；
19世纪末西方女权运动中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开始在美国掀起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新旧世纪之交是宣传男女平权思想的重要时期，也是杰克·伦敦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同时作为进步知识分子，也有意识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表现与时俱进的认识。作家的这个意图显而易见，但尽享男性特权的传统社会模式又让他恋恋难舍，而这种眷恋在暗中对新思想进行着颠覆。内心中相互冲突的认识倾向和情感倾向流入了长篇小说《海狼》(1904)的结构和故事中。批评界一般从城市青年范·韦顿与船长拉森之间的自然主义道德观的冲突，或从男主人公经历成长的过程，对《海狼》的主题进行讨论，而将其中唯一女性——小说的第3号人物莫德——当作陪衬，少有关注。本文以小说的女性人物为主线，通过分析这个人物的设定和演变，读解其中丰富的社会编码，揭示作家在性别观念上的矛盾心态。
一、时代语境与性别观念
在小说《海狼》的时代语境中，两个与性别政治相关的话题值得注意：一是时代变迁带来的性别角色的变化，二是随之而来的观念的变化。美国历史上，拓居先民征服荒原、抵御异族需要强悍和勇武，奠定了社会上男性的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开发西部的结束和20世纪的到来，美国告别农业社会，迈入了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伴随而来的机器生产更需要技术和智慧，而不是蛮力。妇女可以掌握技术，也不缺乏智慧。同时，成衣和食品的工厂化规模生产，部分解除了家务的捆索，使女性有可能走出家庭，走进工厂和公司。城市化，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弱化了男女社会分工的差别，推动了性别观念的改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女权思想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伴随着城市化的到来，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登上了权力关系的主宰地位。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劳动阶级，巩固新获得的地位，他们延续甚至强化了原来上流阶级人为的时尚准则，强调审慎和秩序，遵循一系列礼仪、衣着、风度以及言谈和文字中遣词造句的规范，以优雅、文化这类显性特征为身份“标签”。这种中产阶级文明完全不同于拓居先民的粗犷作风，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的特征，引发了一种“男性焦虑”，担心社会发展的走向可能具有“去势”的副作用，甚至可能“阉割”美国的民族个性。当然，这种焦虑带有“厌女症”的心理特征，其深层根源仍然是男权思想。
不少男性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拥护、支持女权思想，欢迎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毕竟女权运动的理论基点与美国理想并行不悖：《独立宣言》中 “人生之平等”的理念，当然应该包括性别之间的平等。虽然当时妇女尚未获得选举权，但在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为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已经开始。女权运动被看作时代进步的产物，得到了包括杰克·伦敦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也的确是早期女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性别角色的调整，实质上就是权力结构的重组，必然牵涉到日复一日必须面对的社会关系，冲击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作家杰克·伦敦在内的很多进步男性知识分子，他们支持和拥护女权主义，表达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又在意识深层进行抵触，最终常常把他们拖回对传统权力关系的渴望中。在《海狼》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不和谐：一方来自作家有意识表达的理念，另一方来自深藏于作家无意识的渴望；一种表现为性别政治的原则观念，另一种是社会生活的实用主义。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使小说成为一个矛盾的文本。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正是在女权主义政治的性质里，符号和形象写出并且戏剧化了的经验才具有特殊的意义。”[1](PP209-210)被杰克·伦敦符号化、形象化和戏剧化的认识经验，的确有其特殊的阐释意义。《海狼》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个案。
《海狼》首先是作为杂志故事连载发表的，作家将不到全书一半的已写就书稿，连同总体构思一起寄给《世纪》杂志进行连载，然后按杂志的发行日期要求，不断提供新写的后续部分。正是在这后一半中，在交稿时限的“催逼”下，杰克·伦敦更少顾及设定人物的前后一致性，让自己的真实意愿不自觉地流露到了笔尖。就这样，在对待女性社会角色问题上，小说前后两部分出现了大幅度的转向：前半部作家有意识地靠近女权思想，而后半部中作家内心的男权思想强烈反弹，让一位社会上卓有成就的独立的新女性，最终滑向了传统的角色。我们可以在《海狼》这个戏剧化演绎的故事本身和故事背后的潜台词中，读到文外的另一个故事。
二、女性的赞歌
《海浪》对社会的性别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小说故事写一个受城市文明呵护的青年范·韦顿，即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因旧金山湾渡船失事，他被“魔鬼号”捕海豹船救起，被迫随船远航，与全体船员一起忍受着船长“老狼”拉森的铁腕统治。在日本海附近，“魔鬼号”搭救了一些遭遇海难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莫德·布鲁斯特的女诗人。为了她，韦顿与拉森展开了实力悬殊的较量，终于抓住机会与莫德驾小船逃脱船长的魔爪，漂泊到一个荒岛上，而众叛亲离的拉森船长因“魔鬼号”船体损坏也来到岛上。最后韦顿与莫德修复了“魔鬼号”，重返文明；而拉森船长慢慢饿死在荒岛上。与另外两部著名的航海小说——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麦尔维尔的《白鲸》相比，《海狼》更多地表达了与时代流行思潮相关的观念。其中之一是男女社会角色转变的问题。
小说伊始，作家以女性的缺场开始了女性赞歌的序幕。“魔鬼号”捕海豹船是一个男人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男性在生产活动和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不可动摇。但由于女性的缺场，这个特殊的男性社会成了“一个独身者的聚合，粗暴地互相间倾轧，”[2](P129)韦顿上船后不久就发现，这个男人世界中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女性的缺席：“男人与女人完全分离，独自闯荡世界，这种事在我看来既不自然，也不健康。粗俗和野蛮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我周围的这些人应该有妻子、姐妹、女儿，以及她们的同情心。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结过婚。年复一年，他们中没有一个与某位体面女人接触过，也没有受过来自那样一个女性的影响和教化。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一种制衡因素。他们的男性特征得到过分发展，变成了凶残；而生活的另一面，即本性中的精神层面则萎缩——事实上退化了。”[2]（P89）小说主人公在一个极端的男人世界里发现，女性是文明不可或缺的另一半，与文明背离的社会可能堕落为纯粹的野蛮。这里，作者强调女性具有的“制衡”野蛮、“教化”粗俗的功能。，听到的是满耳水手的脏话，看到的是时不时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文化与文明在这里没有地位。
在《海狼》之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雪的女儿》（1902）中，杰克·伦敦已经开始尝试塑造“新女性”。他把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芙萝娜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边疆英雄：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社会生产，不让须眉。伦敦甚至不顾可信度凸显女性的能力，说她有“拳击师的肌肉和哲学家的头脑。”[3]（P22）这样的歌颂抹煞性别的生物差异，强调相似性，按照 “准男性”尺度衡量和建构女性英雄，而非突出她自身的性别优势，因此显得生硬。《雪的女儿》未获太高的评价，女性人物塑造的概念化是原因之一。
作家在《海狼》中不再强调“女人可以像男人”，而让女性显示自身无法取代的优势，其中之一是她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影响力。莫德这位年轻女子的出现，像催化剂一样给船上的人际关系带来了变化，不仅使韦顿的角色出现了转化，而且也改变了整部小说的走向。乔纳森·奥尔巴赫认为，小说中有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莫德登船，另一次莫德和韦顿到达安第弗岛，两个事件“都导致了小说主人公（韦顿）象征性的再生。”[4](P193)韦顿开始在船上是个无助的弱者，忍气吞声；莫德的到达激发了他内在的能量，他不再逆来顺受，开始向反叛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转化，与拉森的对立随之变得公开和激烈。
乔纳森·奥尔巴赫对莫德的归类应该符合杰克·伦敦人物塑造的初衷：她“不是贵族，也不是野蛮的下层人，而是个中产阶级，一个一心向往成功的独立的职业女性。”[4](P217)她是个崭露头角的女诗人，已有几卷诗集发表 小有名气，代表了时代发展凸显的两大特征，是个属于中产阶级的独立的知识女性。韦顿与她已有神交，以前曾对她的作品进行过评论，赞赏有加。她与韦顿理智上精神上相近似，但与船上暴君拉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注意到一日早晨两人沿甲板走去，不禁把他们比作人类进化梯上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所有野蛮性的最高代表，另一个是最高雅文明的完美产物。”[2]（P147）
拉森依靠肌肉、强权进行统治，是一个相信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不怀疑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男性的优势地位，对社会性别结构中正在出现的变化知之不多。莫德在第18章首次出现后，交谈中表现出风度和智慧，丝毫未见女子的谦卑，而充满平视的自尊。拉森决定给她一个“下马威”，提出的问题直指社会关系中女性地位的核心问题，但莫德的回答让他始料未及。
“你有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到过一块钱？”他（船长拉森）知道她的答案，用胜利反击的语气咄咄逼人地问。……
“我年收入大约一千八百美元。”
所有的眼睛同时离开吃饭的盘子，久久盯着她看。一个一年能挣一千八百美元的女人值得看上一眼。老狼拉森毫不掩饰他的钦佩之情。[2]（P136）
莫德已经不是男人的依附，她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而经济独立保证了她的社会地位，是她能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前提，但杰克·伦敦更强调她的道德力量。莫德上船不久了解到拉森滥杀无辜的野蛮行径，面对韦顿发出了义正词严的谴责：
她用斥责的眼光面对着我，声音里带着质问，就好像此事中我犯下了什么罪过，或至少是其中的一份子。
“信息没错，”我回答说。“两个人被谋杀了。”
“你就看着它发生了！”她大声说。
“我没法阻止，这样说才更恰当，”我依然耐心地回答。
“但你是否曾经阻止过这样的事？”“曾经”二字说得很重，她的声音中带着点哀求的语调。
“是吧，你没有，”她马上接着说，猜中了我的回答。“但你为什么不加以阻止？……有一种东西叫做正义的勇气，正义的勇气从来不会没有作用。”[2]（P145）
作家的意图显而易见。他努力塑造一个完美的、有时代特征的、又能被读者接受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此人的能力（年收入）、才智（出版的诗集）和正义感（对暴行的谴责）三方面都不逊于任何男性。通过对莫德歌颂，作家赞美女性智慧和道德的力量，表达赞同男女平等、“优势互补”的立场和对女权思想的支持。如果凶残的拉森船长是恶魔，柔弱的韦顿是凡人，那么莫德是一个天使，是人格和精神力量的化身。她具体出现为一个“新女性”形象，但与《雪的女儿》不同，具有更大的可信度：莫德身材纤弱，但才思横溢，正气凌然。她保留了女性的身体和性格特征，娇美且文静，但在理智和精神上与男性平等，甚至超越男性。在最初的接触之后，韦顿发出感叹：“我从未见过身体与精神如此完美的结合。就如批评家们描述她的诗歌，卓越而神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她的身体。”[2]（P146）心智体貌，神形合一，止于至善。人物塑造方面这种明显的浪漫化和理想化，很能说明杰克·伦敦的创作意图。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作家的这首新女性赞歌唱到中途却变了调，被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拉回了传统，变成了熟悉而“亲切”的老调。
三、男性的赞歌
转折出现在第26章：此后两人角色互换，莫德成了保护对象，韦顿的勇气和正义感渐渐得到凸显。在故事层面，这一过程十分自然，读者不易感觉到性别话语语调的突然变化。拉森船长对莫德心怀不轨，处于弱者地位的韦顿挺身而出，由于拉森突然头痛病发作，成全了韦顿“英雄救美”的故事。突发事件激发重大转折，这是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手段。但韦顿人物形象的“上升”，是以莫德的“下跌”为陪衬的。随着故事的进展，韦顿与莫德的重要性一起一落，越来越明显。接下来范·韦顿策划了逃离的大胆行动，接过了所有决定权和主导权。在第27和28章中，他们偷得救生船后离开“魔鬼号”，韦顿学着掌舵，操作风帆，测定航向，与风浪搏斗，表现出英雄主义，在整个片段中掌控一切。莫德完全成了配角，处于被指挥的从属地位，处处显得无能为力。作家让一个城市书生在与逆境的搏斗中产生突变和升华，为他展示男性的勇气、力量与胆魄提供了充分的表演舞台。
这两个章节的描述使我们想起杰克·伦敦早期的北疆小说。这些早期作品强调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原则，渲染“硬汉子”气质，凸显男性身体优势和意志力，反复刻意描写包括拓荒、冒险在内的能充分表达阳刚之气的男性活动，渲染人与自然的原始斗争，歌颂这种斗争激发的人的精神活力等等方面。这类小说迎合了读者，尤其是男性作家与受众，潜意识中的强烈期盼。在新旧世纪之交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批判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怀旧式的对更带男性特征的边疆生活的赞美，这样的描写往往不自觉地把女性当成对立面，当作可能瓦解“边疆精神”、导致严重后果的“文明过度”的代表。这种焦虑也反映在包括杰克·伦敦在内的一些作家的艺术视野中，转变一种成隐蔽的权力话语。他的思想是开放的，同时也必然是矛盾的。
到了荒无人烟的安第弗岛，两个逃亡者用海豹皮搭建棚屋，过起了鲁滨逊式的生活。韦顿脱胎换骨，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性别角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时刻我如何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真正的男人。我埋藏在深处的自然性觉醒了。我感到自己强健刚毅，是弱者的保护者，是个战斗的雄性。而最重要的，我感到自己是所爱之人的保护者。她依偎在我身上，如此娇小柔弱，在她颤抖渐渐平息的时候，我好像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惊人的力量。”[2]（P201）这个“觉醒”是男权意识的复苏。描述男性形象的词汇——“强健刚毅”、“保护者”、“战斗的雄性”、“惊人的力量”，与描写女性的“娇小柔弱”、“弱者”、“颤抖”、“依偎”，将男女角色重新死死钉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上。此后，韦顿操持生存大计，而莫德“自己找些诸如煮饭和捡浮柴之类的轻便活。”[2]（P196）伊甸园的新生活却是一幅男主女从的旧图景。
安第弗岛是个与文明隔绝的原始世界，与杰克·伦敦早期小说中人迹罕至的北疆有相似之处，韦顿和莫德必须面对“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两个相爱的文学青年在荒岛上过起了原始人的生活。男性再一次攀上不容置疑的主宰地位。韦顿上岛后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是个主宰者，是生活的创造者，主导着事态的走向，有勇气和主见，敢做敢为，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小说环境凸显自然主义的生存斗争概念，让原始环境衬托男性精神活力的复苏和再生，将莫德代表的教养和优雅变得无足轻重。在重返文明之前的最后日子，杰克·伦敦让莫德讲出了也许作家本人深藏于心的男性话语：
“我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她说。然后带着我喜爱的那种随意一笑接着说，“但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女人。”
那个用词，“一个小女人”着实让我感到一惊。这是我的专用词汇，我的昵称，我的密语，我为她设计的爱的表述。
“你哪弄来的这个说法？”我追问道，突然的问话又使她感到一惊。
“什么说法？”她问。
“一个小女人。”
“你专用的？”
“没错。”我回答说，“我专用的。我发明的。”
“我从小就知道这样的说法。我父亲就是这么称呼我母亲的。”
“也是我的专用词汇，”我固执地说。[2]（P245）
莫德用“小女人”的自称，表示对男权传统的认可，甘心就范；韦顿用一个“小女人”的称呼，宣告男性主宰的回归。“小女人”这一概念内含着丰富的性别政治编码，具有很大的解读空间。第一，“小女人”是与“大丈夫”组成的二元对立中带有负面因素的那一方，是弱者、被保护者，是不构成平等权力对话的他者；第二，“小女人”具有可爱、秀美、娇嗔的个性特征，但她更具有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特征：驯服、恭顺、谨言慎行，以及性别的社会权力建构特征：从属、次要、卑下；第三，这个称呼因袭了男权传统——“我父亲就是这么称呼我母亲的”——因此具有顽固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第四，这个称呼是男性“发明的”“专用词汇”，居高临下，带有歧视的内涵，是男性对女性的定位，是权力话语的隐蔽表达；第五，女性对这一称呼的愉快接纳，说明性别歧视已经“内化”，因为女性在接受这一称呼的同时，接受了男权社会分配给她的从属角色。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再一次渲染了内心中男女社会关系的理想组合。“魔鬼号”修复后两人驾船重返文明：“莫德坚持替代我（驾船），但证明根本没有体力在大海中掌舵，”于是她顺理成章地回到了主妇的岗位：“早上五点，莫德送来热咖啡和她自己烘烤的饼干；七点，一份热腾腾的份量十足的早餐让我重新获得了精神。”[2]（P249）作家让莫德扮演“新女性”走出家庭展示一番后，又把她送回了厨房。她依然是个温存贤淑的可爱形象，作家对她描述的字里行间称赞有加。这符合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发起人贝蒂·弗里丹所揭示的“女性的奥秘”：即用赞美将妇女囚禁于家庭之中，是男权统治的基本策略。[5]
如果我们把小说的男女人物归纳一下，就可以发现韦顿和莫德两人构成了正好相反的两条发展路线。韦顿开始出现为一个城市文明的受害者；进入“魔鬼号”男性社会中经受磨炼；莫德登船后出现突变和转折，成为保护者；在与海上暴风雨的搏斗中证明自己男子汉的勇气和价值；在海岛的生存斗争中完全成为主宰。莫德一开始出现为一个解放了的新女性，不仅品貌出众，而且具有不逊于男人的才智和能力；故事发展中很快变得无助，成为被保护者；暴风雨的考验中在男人的表演舞台上消失，躲进船舱；到了海岛上完全成为男人的辅助者，自甘回归传统的家庭妇女的角色。就这样，小说在一个女性人物的设定和发展上，出现了明显的前后不一致。于是，我们在阅读一部男性的成长小说时，也读到了一部女性的“反成长小说”。
五、结语：现象的阐释
性别的文化政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妇女是被造就的”。这一论点包括两个重大方面：第一，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第二，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权力建构。如果我们称一个女孩为“假小子”，我们并非指她的身体特征，而是指她的行为表现不符合社会文化形成的对女性的期待性理解。期待中女性特定性情倾向中有娇美、驯顺、温存等受到赞美的一面；也有脆弱、浅薄、心地狭窄等期待中“天生的弱点”。与其形成二元对立的是坚毅、深沉、豁达，或者粗野、暴戾、冷漠等正面或负面的男性性情倾向。而另一方面，权力话语又建构了“社会性别”，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换言之，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6](P170)性别的文化建构与权力建构联手合作，搭建了一个权力维系的逻辑模式：女性的缺点使她们不得不成为社会的从属部分，而女性的优点确保她们能够成为社会的从属部分。而男性的品格力量，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则都是生存斗争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西蒙娜·波伏娃说的十分直白：“女性不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而是男性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7](P11)
杰克·伦敦在《海狼》中把一个被城市文明“女性化”的知识分子放入一个极端的男人世界，去获得男子汉的体验，又让一个“新女性”伴随他的成长历程。小说涉及了与性别有关的多方面的话题。我们按照论文涉及话题的线索做一总结。第一，性别可以成为文化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当社会进入城市化的时候，作家将一种对城市文明的心理焦虑，泛化为性别焦虑。杰克·伦敦和他笔下的人物韦顿都是城市人、文化人和中产阶级，后者是前者分裂自我的一侧。第二，杰克·伦敦确实试图表达对女权思想的认同，在小说中强调女性的能力与道德品质，以此消解男性特权，宣扬男女平等。第三，小说中女性的生物特征被抽象化，演变为文化特征：莫德之所以值得歌颂，因为她的品质被抽象为一个概念，而当这一理想概念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作家的内心倒向了传统权力结构下的男性特权一边。因此他的性别符号难免是混乱的。第四，一个“理想女性”人物形象在故事进程中悄然演变，暴露出男性想望传统特权的清晰痕迹。杰克·伦敦（以及他代表的很多知识分子）似乎颇能认同男女平等的概念，但在具体的社会角色安排中，他又推翻了这种抽象的认可，矛盾态度赫然可见。第五，小说在对莫德贤淑、娇媚、温情的赞美中，重申社会对女性的文化期待，让一个“解放”的新女性重新回归传统，巩固了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原有的模式。
杰克·伦敦受到女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时有意识地表达一种反叛传统的话语，寻找一种两性之间更加和谐合理的社会关系。他不是个男权思想的卫道士，但无意识中常常为男权主义代言。其实他的性别政治态度大多是对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表述，因此关于性别和性别的代表价值，他并不总是站在某一边的立场上批判对立的另一边，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双重视角”。伦敦在批判抽象的社会的“女性化”中赞美男性；在赞美女性中批判抽象的男权社会；在渲染女性的才赋品德中呼吁想象中女性应得的社会地位；又在强调男性的能力中让女性甘当配角。女权主义理论家简·弗拉克斯说，“在所有这些支配关系中，没有一个主体能够简单地、自愿地转变立场。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和目的是什么，我们总要接受某些特权或遭受某些伤害，这依我们的立场结构而定。……尽管以不同的和不平等的方式，男人和女人都被性属关系打上了印记。”[8](P18)性别概念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背后暗含着社会的权力操纵。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因为女性既是在象征秩序内部构成，像任何一个性别一样，然而又被驱逐到它的边缘，认为低于男性的力量。女人既处于男人社会的‘内部’又处于它的‘外部’，既是它的一个浪漫的理想化了的成员又是一个受害的被排逐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她使这样一种制度中的清晰分类显得费解，因为她模糊了它的明确限定的界限。”[1](186)伊格尔顿的论述很好地解释了《海狼》中显得“费解”的性被角色的代表价值。女性形象的建构是按照男性的需要设定的，可以理想化、浪漫化，也可以世俗化、传统化。由于界限的“模糊”，这种约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即使被赞美，女性仍然是被言说、被书写、被建构的“他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文本中男女关系的模式，“读出”伦敦在性别观念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典型地存在于变迁时代的美国意识形态中。因此了解他，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他所处的社会。
[作者简介] 虞建华，1950年生，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上海 200083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 Jack London. The Sea-Wolf [Z]. New York: Bantam, 1960.
[3] Jack London. A Daughter of the Snows [Z].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1902.
[4] Jonathan Auerbach. Male Call: Becoming Jack London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M]. New York: Norton, 1963.
[6]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7]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M]．北京：中国翻译出版社，1998．
[8] 简·弗拉克斯．清白的终结[A]．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原文刊于《学术论坛》2009年第5期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