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威廉姆森 | 哲学及其未来
彭杉杉译
摘要：哲学发展源于内部力量、外部力量及二者的交融。内部力量是哲学传统自身的力量，哲学的内部发展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是来自哲学传统之外的力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都可能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外部力量的作用可以从分析哲学的历史中得到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的传播成为全球最明显的哲学趋势之一，这得益于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分析哲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其形式化特征。与之相关，分析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应用伦理学得以发展，并且分析哲学与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联系更加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将在哲学领域获得主导地位。随着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哲学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国际化，哲学也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哲学领域应对威胁而得以发展的策略不是降低哲学自身的标准，而是鼓励创新。
关键词：哲学；内部力量；外部力量；分析哲学
作者：蒂莫西·威廉姆森，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尤其是哲学的未来？我认为，很明显，答案是（我们能预测的）不多，但我们至少还可以考虑各种可能性。
我认为在展望时，有必要大致区分两种有助于决定哲学未来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通常被称为“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内部力量源于人们正在讨论的哲学传统本身的内在问题，而外部力量是指那些来自哲学传统之外的力量。大家可以认为：内部的发展主要是由内部力量引起，外部的发展主要是由外部力量引起。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关于两种力量的例子。当然，哲学许多的发展是由这两种力量的交融而引起的。两种力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轮廓鲜明的，因而区分内部与外部力量并非易事。但是这种区别还是有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很难区分什么算是内部力量，什么算是外部力量。
如果考虑基督教在主流传统的中世纪哲学和近代欧洲哲学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鉴于基督教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异议，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外部力量。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公然地那样做，那将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终结，也很可能是他们生命的终结。但与此同时，基督教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哲学之外的，因为很多哲学理论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基督教元素。它们受限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于哲学之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把基督教的作用划分为外部或内部力量可能有点粗糙。但也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仍可以运用这种区别，尽管我们承认它并不是完全精确的。
首先，总的来说，内部发展是哲学发展应有的方式，但同时由于一些有趣的原因，哲学的内部发展往往是不可预知的。这个结果已经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例如，从逻辑的观点看，无论x是什么命题，我们在未知x的情况下无法知道我们将发现x。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将发现x，这意味着经由推理，我们现在就知道x是正确的，从而x的发现是现在就已经完成的，而不用等到未来。所以，若你知道你将来会知道某事，而现在还不知道它，这会有逻辑上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哲学所独有的。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在一次采访著名的爵士演奏家、爵士音乐家汉弗莱·利特尔顿（Humphrey Littleton）时，记者问他爵士乐的发展方向。汉弗莱·利特尔顿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爵士乐将走向何方，那我早就在那里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是否想要融入潮流趋势有关。如果是非常悲观的哲学家，他们可能会认为哲学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但他们并不希望如此。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不像纯粹的逻辑，它确实与你认为这些变化是不是好事有关。但总的来说，人们倾向于以一种规则的方式认同变化，有一种倾向认为这至少是一种进步。
有一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不可预测性。例如在数学中，你可以预测某个问题将会在未来20年内得到解决，因为现在的方法似乎适合解决这类问题。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将在未来获得某些知识的真实预测，那么它仍是一个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你可能会做出猜测，但无法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举一个稍微有点平凡的例子，有一个非常大的数，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质数，但可以预测：如果人们感兴趣的话，他们会在一定时间内发现问题的答案，因为存在判定程序。
当然，这种可预测性似乎并不十分适用于哲学。即使是在其他科学领域之中，也很难预测哪些问题会得到解答。例如，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前沿，并且物理学似乎正处在取得突破的各种边缘。但事实上，在那些做出的预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的地方，弦理论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接受的形式按预期的方式发展，弦理论在这些地方存在诸多停滞之处。这就是物理学中的一个例子。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如果你在1980年预测，你大概会猜我们将在理论领域取得明显的巨大进展，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所以在科学领域，除了常规事态外，我们很难知道在哪里会有突破。优秀的研究人员通常具有区分哪些问题值得研究以及哪些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能力。但我认为，真正知道是否能找到解决方案，至少知道哪些方案有前景，这都是很难的。
我们可能更容易预测的是知识遗失或至少没有进展而引起的学科衰落。你可能会发现，一门学科发展的趋势不太可能导致停滞，而很可能导致知识的失传。例如，古代语言不再被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些语言以及其他相关的学问。但我认为，总的来说，预测学科的衰落比预测学科的进展更容易。这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不是哲学所特有的，也并非理智学科所特有的。
这是关于预测哲学内部发展的可能性和困难的讨论，接下来谈谈影响哲学的外部力量。
首先要指出的是，哲学并非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即使我们可能认为它（哲学发展）是自发的，但在有些明显的方面它并非如此。如果有大规模的核战争或者环境崩溃，或者更不可预测的陨石撞击地球之类，如果它们发生了，将会对人类文明产生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哲学产生影响，因为知识分子群体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甚至物质基础设施，而这依赖于外部力量。这些粗略的例子表明，我们在预测哲学的未来时不应忘记外部力量，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力量的影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如果民粹主义政权反对大学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这将对大学的运行以及大学的话语体系产生影响。而这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对哲学产生负面影响。也许仅仅是迫使哲学家们讨论一些政治上中立的问题，但也许会比这更过分?那些被怀疑不忠诚的哲学家们被学术上不那么合格的忠诚者所取代。这些是可能发生在民粹主义政权统治之下的事情，它们肯定会对哲学产生影响。我想我们可以从分析哲学的历史实践中看到这些例证。
在1933?1945年间，逻辑实证主义的重心从德国和奥地利西移至美国。这发生在希特勒掌权时期，或者因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这种趋势可能在事实上开始得更早一些。这是因为除犹太人外，涉足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很多是左翼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继续在法西斯统治的国家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是犹太人通常会失去工作并被驱逐；即使是左翼分子也处于显而易见的危险之中。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一些人去往英国，但更多人去往了美国。由此奥地利与维也纳学派相关的大规模的哲学运动以及德国柏林与此密切相关的柏林学派，都或多或少地消亡了。由于外部政治的发展动态，一些德国大学中曾经起过主导作用的哲学流派，在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消失。
当然，还有内部和外部方面不是完全独立的另一种方式。很多逻辑实证主义者是犹太人或左翼分子，这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就崇尚科学和世俗。当然，证实原则的部分结果是?宗教语言在认知上毫无意义，这使得它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敌人，而罗马天主教会在很多欧洲国家都与右翼政治和反犹太主义密切相关。与逻辑实证主义相联系的哲学观点使逻辑实证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右翼民族主义，而他们对科学的推崇态度自然也更倾向于国际主义运动。如此一来，大家能在哲学理论和政治理论之间找到联系，这些都有证可查。例如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与包豪斯运动（Bauhaus movement）有着密切的联系。包豪斯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建筑和设计的运动，它至少也与温和的左翼政治有关，也有其社会层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把外部和内部方面完全分开，它们之间有一些天然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在大学之外，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从德语国家被基本驱逐，同时也对美国的哲学巨变产生影响?美国成为分析哲学的主要中心之一。因为卡尔纳普、塔斯基（Alfred Tarski）等很多对美国哲学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的欧洲人移居美国，使得美国后来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分析哲学。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殖民主义也一直是全球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殖民势力倾向于将自己的知识传统强加于其殖民地。这并不局限于哲学，也适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也是如此。但是，就19世纪和20世纪而言，西方殖民势力在哲学传统上的差异要比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传统上的差异大得多。如果殖民势力是英国，那么在大学的哲学系中可能会找到一些分析哲学的东西。而如果殖民势力是法国，就会在当地大学中找到一种我们可以粗略称之为大陆哲学的东西。对一个地区的殖民统治会影响本土的哲学传统，这体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不提过去，至少在最近的哲学传统上，不同欧洲国家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我显然只是在做一种很粗略的勾勒，但我认为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后殖民时期，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与殖民势力关联的文化、语言以及一些传统的惯性倾向于延续殖民主义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哲学领域。尽管有些国家现在可能已经独立50年或70年，但我觉得不同的欧洲宗主国所殖民的国家，在后殖民时期其哲学会有很大不同。
二
关于分析哲学，我认为值得讨论的一个方面是：英语作为科学研究的国际性语言，其发展对分析哲学产生重大影响。你更喜欢哪种语言会对你所接受的文化尤其是哲学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然，英语这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无关，而是与美国在世界的经济主导地位和文化影响有关。这意味着英语文化有取代其他西方语言文化的趋势，就像有些人会看好莱坞电影而不是法国或德国电影一样。我认为，由于分析哲学一直是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在后殖民时期，分析哲学容易从这种趋势中获益。这并不是因为分析哲学与英语语言之间有任何内在关系，而只是一种偶然的关系。分析哲学有各种内在的优势，这是它得以发展良好的基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然取决于地缘政治以及地理控制的偶然发展。毕竟，如果人们没有接触到分析哲学，他们就不会被它的内在特质所触动。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内部和外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再重复一下，1945年后，因为英语是目前最国际化的语言，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媒介，英语促进了它（分析哲学）的国际地位。我认为分析哲学的科学化方面也有助于其国际化，因为科学是高度国际化的。而科学的国际语言是英语，因此，出现了上述那些我所谈论的历史事件。
在某些方面，分析哲学传播得非常广泛，但它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传播得并不太好，比如日常语言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牛津，得益于英语的良好年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而言比非母语者更容易。这是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更容易分辨出语言中的细微差别。当然，日常语言哲学家从未刻意赋予英语以某种特权。我不认为像奥斯汀（John Austin）和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等人会认为英语具有本质上的特殊性。他们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英语是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工具语言来进行研究。斯特劳森的预期是：如果以人类的自然语言来探究日常语言哲学，那么我们会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哪种语言进行研究并不十分重要。他真正要揭示的不只是英语的特点，而更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方式的特点。
当然，“自然语言彼此之间的粗糙程度是一样的”，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是一种经常被否认的假设。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的是：随着分析哲学越来越国际化，而且随着不同地区之间趋于平等，英语将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同等程度上被视为特权语言。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母语中的例子，不管它是何种语言。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因为我想大多数哲学家都会同意?我们不想把深刻的哲学主张建立在英语相对偶然的特征之上。因此，一个使一种方法论更加稳健的办法是：也从其他语言中选取例子。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发生。比如，我经常注意到，说德语的人使用的例子不仅来自英语，也来自德语等。汉语没有任何理由不如此。
我简要地提及分析哲学的另一个分支。尽管我并不认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是像奥斯汀一样的日常语言哲学家，但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串起了分析哲学的主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称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几分反科学的态度，我所说的“反科学”，不是说他们反对科学本身，而是说他们反对把科学引入哲学之中，而这通常与本土传统有关，主要使用本土语言表达。尽管这是一个可以表明其影响力已经高度国际化的例子，但其具体方式从原则上讲，也适用于其他一些运行方式与英语有很大不同的自然语言。我必须说明的是，人们对于乔姆斯基有明显的偏见?通用语言机制是人类先天遗传的一部分，它与我们普遍拥有的认知能力有关。从通用语言机制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类自然语言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并不巨大。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自然语言最有趣的特点是，尽管不同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同，但它们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此进行挖掘。当然，这是一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而且是正在被验证的假设。所以，英语的复杂程度起着不那么重要的作用，是形式领域促进了哲学的国际化。
这种国际化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可以观察到的。作为一个职业哲学家，我在1980年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那时以来全球最明显的哲学趋势之一就是分析哲学的传播。在1980年，分析哲学仍然主要分布在英语国家，而在其他非英语地区只有零星分布，如今比那时更加全球化。当然，我知道在中国仍然只是少数人参与其中，但令我感触很深的是：现在中国的分析哲学家比30年前多了很多。我认为，中国分析哲学的科学化方面受益于中国科学的国际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英语世界的主导地位远不及以前。例如，如果以作为分析哲学核心的形式认识论为例，它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的特产，也就是说，现在形式认识论的重心在欧洲，而不是在北美。虽然北美也有很多形式认识论，但我认为欧洲是最独特的中心，例如，阿姆斯特丹、牛津都是在欧洲。展望未来，美国经济和文化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可能会对哲学产生我们已经看到的连锁反应?国际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有关，也与工作以及攻读博士学位等方面有关。那些富裕的国家有大量奖学金为这些职位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令他们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我们不能完全把这些趋势区分开。
当然，分析哲学在诸多国家的传播，使它比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时更为强健?这使它不那么容易受到本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逻辑实证主义非常脆弱，因为它集中在德语国家。当然，相关学者能成功逃脱而非被处决，这只是政治如何发展的问题。一个当代的例子是文化和政治趋势之争。比如，粗略而言，美国正处于民族主义的、反理智的、反科学的右翼与狭隘的、政治正确的、觉醒的左翼之间的文化战争中。这种文化因其是对身份政治等态度的问题，而对美国的分析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就人们思考重要的新问题的方式而言，这种政治化有其好的方面；但因为政治不正确而导致某些观点不被允许辩护而言，它也有破坏性的方面。我认为，分析哲学的国际化意味着它不太容易受到国家趋势的影响，因为国家趋势是不同的。所以某些观点被某些特定国家或少数国家的趋势完全扼杀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些外部环境对于运用形式化方法、模型建构的分析哲学而言，有利于其科学化目的的进一步发展。我一直解释与捍卫的分析哲学的科学风格是非常适合国际化的。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回归，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最初与一些简单的科学观念相关。这些观念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的，它们作为科学观念在历史系和科学哲学系是不被接受的，比如说，因为它们远离科学实践的方式。逻辑证实原则背后的很多力量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它只是一种科学标准的应用。但是科学本身已经被证明比逻辑的刻板印象更丰富、更复杂、更多样。我并不会说这将是某种逻辑实证主义的回归，哪怕是以某种原始的粗糙形式。尽管你可能觉得，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方面通过卡尔纳普等哲学家的影响，有时会在经验和概念的区分中表现出来。
分析哲学具有典型科学性的一面，但是其能够在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分析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应用伦理学。人们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和意愿，能够清楚、直接地讨论价值问题。这些问题是许多人在社会科学中想要讨论但却无法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有一个价值中立的话语体系。而分析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所拥有的这种话语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绝对的公开的可评估的。它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使人们能够谈论他们想要解决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我认为这给了它一个优势，它不太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民族文化，它的优势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理念非常普遍。
这就为其他一些东西留出了空间?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但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价值问题。当然，在政治哲学中具有明确可评估性的分析特征越多，也就使得它越有争议，因此容易受到宗教或政治的压力。比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是一个分析的道德哲学家，他对安乐死和其他问题有着独特的观点。但在哲学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不同的特征是，我们可以期待分析哲学与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的联系会变得更紧密。因为很明显，这些学科很可能在未来50年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产生变革性影响。虽然很难预测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但这些正在取得进展的问题也与一些核心问题有关，比如人类思维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问题当然与哲学问题有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虽然这些问题可能与人类心理学有关，但它们针对的可能不是人类心理学要解决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它们与人类心理有关，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又与哲学中“谁在思考”有关。实际上，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以及模型建构方法论的原因，这种明显相关性的联系不仅与心灵哲学有关，也与认识论相关。虽然人类知识并不是只对它感兴趣，但这仍然是主导性的兴趣所在。
认识论理论未能符合我们从认知心理学中得到的关于人类心智的新图景。基于相同的原因，我认为语言哲学主要是人类语言的哲学，尽管并不完全如此。所以语言的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它们与我们如何评估自然语言的句子有关。认知甚至还与我们在语言哲学和语义哲学中所拥有的证据的状态相关。行动哲学当然主要是人类行动的哲学，艺术哲学主要是人类艺术的哲学。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根据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哲学分支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连锁反应。虽然可能很难确切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从认知心理学中了解与发现这些问题是不行的。
当然，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分析哲学是否会被认知科学所取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它有很多特征是不会被认知科学完全采纳的。比如说，逻辑的核心作用不仅仅是在有关人类推理的思考中起作用?也即认知科学中，而且在演绎逻辑推理中也起作用。我认为，这比认知科学的范围要大得多。另一个方面可能对认知科学来说是陌生的，这就是分析哲学明显是规范性的。在哲学和认知心理学中，思想实验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举一个例子?形而上学，认知心理学对大众形而上学感兴趣，人类天生就倾向于思考一些诸如物理对象的同一性之类的问题，但形而上学并不研究人类对现实本质的思考，而只是研究现实本身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心理学并不具备取代形而上学的能力。
三
分析哲学将会获得任何不可挑战的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在大众层面，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传统不同，反分析的大众哲学将继续存在，因为它将给予人们更容易获得的满足。分析哲学越具科学性，民粹主义哲学家就越会告诉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需要为这种科学的哲学而费神，因为它枯燥乏味且不处理任何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不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哲学应该是非常深刻但又很容易理解的。我也不认为我们将会到达一个让人类不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所支配的阶段。在我看来，在语言问题上，没有迹象表明英语不再是科学研究的国际语言，哪怕英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失去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我想可以类比一下拉丁语，拉丁语仍然是学术界的国际语言。最初它取得这个地位是因为它在罗马帝国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地位，但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它的地位保持了上千年。尽管它逐渐成为了一门不同于任何母语的语言，但它仍然是学术领域的国际语言。如果你想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需要懂拉丁语。我想这就是它与任何国家都没有联系之处，同时这也给了它一种中立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比英语具有的更好的特征。因为没有很大的压力去改变，所以它仍然是国际语言。
英语的全球地位对于非英语母语人士而言会带来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是写（或说）英语以面向全球读者（或听众），还是写（或说）本国语言以面向本土的读者（或听众）？一方面，母语具有流利的优势，另一方面，英语又具有覆盖面更广的优势。也就是说，人们在本土发表文章会比在国际上发表文章更容易，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更多精细微妙的差别。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愿望，那就是保护和发展本土语言、文化或传统资源。人们希望自己的母语是能够表达最困难、最复杂的思想的语言，所以他们不想让它成为非理智的、非科学化标准的语言。
但我认为，本土出版也可能成为不执行国际标准的“舒适区”，因为标准不那么高，所以用本土语言出版会更容易。这之间的分歧也让矛盾更容易出现：一方是通用英语表达的全球化的科学哲学；另一方是历史、文学、语言和文化等方面更具本土化的人文活动。后者涉及本土化哲学，由于其典型地使用本土语言，并且由于它与本土的人文活动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它更具历史或文学的风格。同时，它很可能是反分析的，因为它把分析哲学视为全球化带来的威胁。我不认为这种科学的和人文的哲学之间的对比，只是所谓的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偶然区别。这种区别可能与各种政治发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哲学方面。在本土化力量和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冲突上确实存在更深的根源，但这并不是完全直接的对立。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过：“全球化最好的例子就是反全球化运动。”我的意思是，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性运动。
民族主义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突然成为一种潮流。当然，很难说这将如何与政治发展相互作用。因为在西方，哲学本土化趋势往往与政治民族主义无关，而政治民族主义当前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反智的。这些可能会改变，但目前在我看来，哲学本土化和政治民族主义这两种趋势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们并没有结盟。
事实上，最近西方哲学的一个趋势是对非西方哲学传统越来越感兴趣。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称之为“非西方的”是一个有问题的描述。当然，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没有出现过的哲学传统，现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以及犹太哲学等。尽管事实上，伊斯兰哲学和犹太哲学都融入了西方传统，很多希腊哲学是通过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哲学的影响传入西欧，它们在经院哲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此外还有非洲哲学、拉丁美洲哲学、美国本土哲学以及其他哲学等。我认为许多西方国家的趋势，是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哲学形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忽视它们。有这样的趋势并不奇怪，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大学里许多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更有可能对与自己民族渊源有关的哲学传统的课程感兴趣。我对这些哲学传统感兴趣的是有关历史的主张：没有好的理由将哲学史局限于古希腊时期的传统。如果真的遵循从当代西方哲学到古希腊哲学的传统，那么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通过伊斯兰哲学和犹太哲学来实现的。但不知何故，它们被忽略了。
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份政治的发展有关，在西方传统中也有一场类似的运动，即要求增加女性哲学家的作品。一方面，是发掘当时知名的女性哲学家，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其研究作品等。这里存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在课程中涵盖一方通常意味着排除另一方。
我们讨论的是那些一直以哲学史教育为主导的哲学教育模式的国家。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被教授的是一种传统而不是另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与第一层次的非历史的哲学问题有什么关系？举例而言，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来说，如果他们阅读的大部分内容只是讨论特定中文词语的意思以及与之相关的非常琐碎的学术问题等，那不会令他们很感兴趣。如果想让他们觉得鲜活，就必须以一种符合他们的哲学兴趣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它（哲学）不需要被历史和语言学的问题所支配。我的意思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在教学的方式上给予太多强调，那么它在学生中就不会太成功。
透过这些历史的语言学的问题，去探究其真正所言说的内容，就会发现：最初看起来非常异类的其他传统的哲学，在思想上与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很相似。例如，我对印度哲学的刻板印象是?它是神秘的。东方的智慧恰好是直觉而非理性。但当你真正去探究它时，你会发现，事实上它涉及很多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如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某种哲学传统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逐渐形成，而与西方哲学之间很少交流，但事实上，它们可能有共同的主题。因为毕竟所有这些哲学都来源于人类，而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认知能力。这可能会对我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产生更大的影响。你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是由何种文化发展而来的。这也是其一个基本人类性方面的特质，这使得它在很多情况下比人们预期的更容易理解，更不陌生。我一直谈论工作中的各种趋势，或者说是“知识潮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期望哲学改变得太快。那些在博客和推特（Twitter）上讨论的事情可能会很快改变，但哲学系实际发生的事情则可能变化较小。因为在所有的知识传统中，哲学都有强大的惯性力量。因为简单地说，哲学家或学者通常在60多岁时所传授的思想还是他们在20多岁读博士时学到的。所以，他们在某个传统上进行了大量投入，一旦开始其职业生涯，他们就不太可能改变。同时，我也想到了一种解释。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农耕社会往往非常保守的原因：当父母在田地里干活时，孩子由其祖父母照顾，所以农耕社会传递的不是上一代人，而是上上一代人的观念。在大学里，人们经常接受与其祖父母年纪相仿的教授的指导，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和农耕社会都存在。
最后，我以评论及关于未来的可能性作为结束语。要阐明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创新，它在不断扩大的大学体系中更容易实现。举一个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大学系统有了巨大的发展，非常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参与其中。他们针对特定领域并决定将其建成世界级的，他们意识到波兰太小，不能面面俱到地将所有领域都建成世界级的，故他们针对了一些特定领域?锁定的目标领域之一就是逻辑学，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现存的力量。他们在逻辑学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我认为，这种远见被波兰逻辑学的巨大发展所证明。它造就了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切都被摧毁了。但这是一个新发展成为可能的例子。所以值得学习的一点是：正确的领域是有发展潜力的。
当然，中国是另一个拥有不断发展的大学体系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发展机遇向它敞开。显然，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以及其在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大量投入，给了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扮演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的机会。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会在国际上被研究，但我并没有像讨论一阶哲学的发展那样过多谈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在分析哲学研究方面的直接贡献有上升的空间。我想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积极的作用已经从逻辑学领域开始显现，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文化障碍较少，这已经解释过了。但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未来的趋势只局限于逻辑学，而是认为在更普遍的分析哲学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中国有能力成为思想的净出口国。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利用优势，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中国要想成为思想净出口国需要的是创新。必须鼓励创新，或者至少不要在年轻人中阻止创新。年轻学者应该因为有新想法而被奖励，甚至允许他们批评教授的观点，他们不能因为批评教授就惹上麻烦。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学生以有趣的方式不同意我的观点，而不是以无聊的方式赞同我。
简单地说，每一代人的任务不是追随上一代人，而是要比上一代做得更好。当然，我的意思是，通常是以上一代人的工作为基础，但有时也会纠正上一代人的错误。
〔本文为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2020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大学以“哲学的方法”为主题进行的学术讲演第十讲的主体部分。译者彭杉杉，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