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疫伦理学：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方法
唐代兴
发表日期：2015年11月26日来源：《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日益频繁爆发的灾疫现象引来了伦理关注。2005年孙慕义先生率先提出“灾疫伦理学”概念[1]；2008年11月，浙江乌镇召开了“全国首届灾疫伦理学学术研讨会”；自汶川地震以来，笔者亦就灾疫伦理问题发表了数篇论文①。应该说，灾疫问题已正式进入伦理学视野，获得伦理学审查。尽管如此，灾疫伦理学要真正成为一门求解当代人类生存之道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学科，在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话语的构建。本文即围绕如何构建灾疫伦理学之生态理性话语做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灾疫伦理学是什么学科？
（一）灾疫伦理学是新型的人文科学
灾疫伦理学决不等于灾疫学与伦理学的简单组合，它是对灾疫现象予以伦理学审查、并为灾疫的防治提供卓有成效的伦理行动方案的一门学科。因而，灾疫伦理学是一门新型的应用人文科学。
灾疫伦理学的“新型”性，不仅指它被意识和关注而得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视域，更指它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其诞生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这种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承载了当代人类存在和生存所萌发的新向往、新追求，并最终需要创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予以表达，以引导当代人类生存朝向生态理性方向展开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
灾疫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是灾疫；它所力求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卓有成效地防治灾疫；但灾疫伦理学不仅止于对应灾手段的关注，它得以创建的真实动力以及所追求达到的目的，是人的存在安全和生存健康与幸福，因而，人才是灾疫伦理学的主题。
灾疫伦理学既然以人为主题，细究起来，当然异常复杂。因为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相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或他者须臾不得分离。人的世界性存在和生存的历史与现实，使得灾疫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因而，灾疫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灾疫伦理学是综合性的新型人文科学
基于其如上“人文”要求，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必然是综合性的。
灾疫伦理学的综合性，首先呈现为认知视野的综合，它必须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超越性地统合此三者，以形成一种全景视域性的综合视野。具体地讲，灾疫伦理学必须在考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律动规律、生成法则，人类社会发展的律动规律、生变法则，以及人性及其敞开的可能性趋向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生曲线，找到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即自然、生命、人——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终法则、依据、公理、方法，这是灾疫伦理学为陷入连绵不断的灾疫之难的当代人类提供其谋求解决之道的绝对前提。
灾疫伦理学的综合性，还敞开为对学科的综合化。举其要者，灾疫伦理学对学科的综合，主要表现在它既是一门综合性的环境伦理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学，还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
首先，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看灾疫伦理学，灾疫伦理学就是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问题纷繁复杂，但正如日本学者加藤所论，它所求解的基本问题却只有三个，即自然生存权问题、代际伦理问题和地球整体问题。环境伦理学围绕这三个基本问题而展开，并形成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自然本身拥有生存权，并且自然生存权先于人权，因为自然先于人类生命而诞生。人类不能恣意地否定自然的生存权：对自然生存权的否定，是人类侵略的开始。第二，生命的存在和生存本身是代际伦理的：生命产生代际伦理。对具有自我意识、自我策划能力和目的性追求的人类物种来讲，对后代尤其肩负生存责任。这不仅是生命物种伦理之基本要求，亦是人作为文化的人类的基本要求。环境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要对后代的生存可能性肩负责任。第三，地球是整体生态的。因为地球既是一个开放的星球，也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地球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生成演化的无限性；地球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它本身的有限性或者说限度性。由于前者，把地球视为静止的、无生命的客体物，并妄想以人类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强加于地球，而这将导致人类的不幸；因为后者，把地球看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并任意掠夺，但这既违背地球生命法则，也违背人的本性。
环境伦理学所思考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是灾疫伦理学所必须正视的。但灾疫伦理学决不能停留于环境伦理学，而是要以环境伦理学为起点而再前进，去进一步探讨环境为何沦落为死境以及如何才可能使之成为生境：灾疫伦理学就是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上引导人类进行生态重建的生境伦理学。
从公共卫生伦理学角度看灾疫伦理学，灾疫伦理学也可视为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是在公共卫生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科学，它是关于整个社会公共环境得以改善和建设之伦理考量的学问。在这里，“社会公共环境”是指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等。对改善和建设社会公共环境进行伦理审查，即为如何从整体上有效地改善和建设社会之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健康生存发展而提供人性依据、伦理判据、价值导向、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所以，公共卫生伦理学就是改善和建设社会公共环境而促进人人健康生存发展的健康伦理学。灾疫伦理学在视野、目标等方面与公共卫生伦理学一致，但公共卫生伦理学所探讨的是一般，即一般社会状况下如何改善和建设社会环境以促进人的健康生存和发展；灾疫伦理学却立足于特殊，即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下——即在重大的灾疫之难面前——如何通过防治而重建生境和家园。所以，灾疫伦理学不但要立足于公共卫生伦理学，而且必须超越它而为当代人类在更高水平上进行生境和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援助。
灾疫伦理学作为新型的人文科学，固然要为创建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而努力，但它关注的重心和落脚点却是实践领域。因而，灾疫伦理学作为具有理论指导性的实践科学，指向实践领域的思考以及对实践途径、方式、方法的探求，它必然要涉及生态、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从而使自己获得生态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特征。
灾疫伦理学要为当代人类重建生境和家园提供卓有成效的伦理方法和行动方案，必须具备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所以，灾疫伦理学是生态学的。必须指出的是，灾疫伦理学决不能对生态学亦步亦趋，它自身所呈现出来的生态学视野、张扬出的生态学精神，侧重于探讨如何进行生态补偿。因而可以把灾疫伦理学理解为生态补偿伦理学。但灾疫伦理学所强调的生态补偿，不是环境保护意义的（环境保护意义的生态补偿伦理学所遵循的，是环境“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而是立足于“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而进行整体生态重建这一目标而展开，它遵循的是自由、平等原理和共生、互生法则。
客观地看，当代灾疫的防治与重建，必须以社会为平台、以政治为手段。由此，灾疫伦理学就获得了社会学特质和政治学性质，灾疫伦理学必须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地球整体观、物种生态观和人本社群观。这种以地球整体观、物种生态观和人本社群观为价值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要求“第一，不但人类，而且自然物也拥有适应其生存的权利（万物有灵论），要克服只有人才拥有权利这一近代的权利概念。第二，现代人要对后代的生存和幸福负责（代际伦理），要打破只有同代人之间取得的共识才有约束力的近代契约中心主义。第三，做决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个人，而是地球生态系本身（地球整体主义），要从根本上颠覆个人主义的原理。”[2](P81)
二、灾疫伦理学研究的对象目标
灾疫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灾疫，包括灾疫现象、灾疫问题和灾疫防治。
灾疫是自然灾害和瘟疫的简称。在今天，灾疫作为一种现象，与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过去，灾疫现象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且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殊态的自然现象。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灾疫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它更多地融进了人力因素，体现了人的张狂力；同时，灾疫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殊态的自然现象，而是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和持续不断的趋向。在今天，灾疫现象不仅构成了当代人类的实际生存背景，而且还事实上成为了当代人类的实际生存状貌：在今天的生活世界里，几乎很难找到没有灾疫困扰的日子。
客观地看，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根本性转换（抑或说变化），这种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当代得以增速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个人（local peole）与异地灾难的直接照面，而这种直接照面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直接照面所构成的当下境遇，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的“世界性存在”。进而言之，灾疫的全球化不仅指由传播方式所造就的“全球性”生存体验，它还取决于灾害发生机制的全球整体性。我们可能习惯性地低估了全球灾害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仅在著名的“蝴蝶效应”中可见其端倪，而且已经为实证性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证实。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灾疫现象作为一个生存问题摆在每个人面前，它再不是一个偶然的、殊态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灾疫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在于它自我扩张的普遍性和加剧性。在今天的世界中，灾疫具有自我扩张的强力，这种自我扩张性具体敞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我扩张性使灾疫现象普遍化，即人人化和全球化。在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笼罩在灾疫的自我扩张性活动进程之中，全球社会都在为解救灾疫之难而忙碌奔波；二是它的自我扩张的速度以及爆发出来的破坏性、危害性程度日益加剧，即这种破坏性、危害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敞开。
灾疫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于它正在以自我膨胀的扩张强力，破坏了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优美秩序，并日益消解着人类生存的安全系数和稳定性机制。在今天的生活世界里，很难找到宁静、祥和的生存安全感和生活稳定性，很难感受到人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和谐状态，人始终处于与自然对立、冲突甚至是殊死斗争之中。并且这种对立、冲突和斗争不再是由人发动并以人为动机和目的——这只是近代革命以来的大机器工业社会中人类向大自然要财富、要幸福、要快乐的骄傲体现——而是由自然力发动并使人类被迫承受的。人类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面前由主体变成受体的这一历史演化进程，恰恰表明了灾疫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的难以逾越性。
灾疫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还在于灾疫的这种自我扩张强力把人类生活卷进了灾疫之难的求解之中。在今天，灾疫问题所引来的全球性关注和探讨，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恰恰是一个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性、整体性问题。求解这一世界性难题，不仅需要行动，更需要指导行动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这将涉及到对人类根深蒂固的存在信仰、生存信念、生活姿态、价值诉求、认知原则、行动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因而，求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本身就要求人类超越现存的偏见而追求达成一种新的共识，构建一种新的价值导向系统、认知模式和行动方案，以引导当代人类生态理性地生活。
概括地讲，灾疫问题之所以构成当代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难题，就在于当代灾疫现象以及由生成的全部灾疫问题都集中于自然社会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交集线上，因而具有双重的复杂性。这种双重的复杂性最终在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与市场法则、制度原理之间如何达成协调方面得到展开，它所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是让自己的人性继续扭曲，还是重新复原和再塑造？所以，求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一种新哲学、新伦理，需要一种以这种新哲学和新伦理为精神引导和价值导向的生态理性生活姿态。
生态理性地生活，这应该是当代人类的合理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引导，灾疫防治才可真正卓有成效。由此，灾疫防治将摆脱过去那种被动式的应急模式，而应该建立起主动出击的构建模式。
三、灾疫伦理学的基本理念
客观地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实在地敞开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但人与自然的对立却呈现出人与环境关系的破裂。人与环境关系的破裂，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经济学问题，但它首先且最终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因而，人与环境关系破裂问题要求得真正的解决，需要从公共卫生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努力。而这些领域的工作展开，需要一个共同的认知视域、共同的存在原理、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共同的行动原则与规范体系——这些只有伦理学才能为其提供。灾疫伦理学就是担当此一责任的人文科学，因为它关注的重心是人与环境关系的重建问题，它必须为当代人类重建人与环境关系提供易于达成全球性共识的基本理念。
（一）灾疫人为论
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达成这样一种全球性共识：当代灾疫之难，更多的是人为，而不完全是自然力所为。因而，灾疫伦理学所应予以论证的第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灾疫人为论。
灾疫人为论理念告诉我们：在当代社会，任何形式的灾疫之难，都与人自己的作为相关，都融进了人自己征服、改造自然的强力意志和对自然世界的实际作为力量，换句话讲，当代灾疫之难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强力促使自然向他进行报复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做了最深刻的预示，他首先指出劳动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揭示劳动不仅仅是摄取资源和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控制人与自然世界的代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行为来中介（vermitteln），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过程。”[3](P201－202)然后针对人类劳动一旦被资本所俘虏和支配后，怎样无声地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亲缘关系的根本性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在使它汇集在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且同时还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3](P552)最后得出一个让人倍感悲凉与绝望的结论：“因为人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4](P518)人类不断向自然取得胜利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劳动掠夺自然，掏空大地，破坏自然生态秩序，使环境日益沦为死境。反之，自然报复人类的基本方式，就是频频爆发自然灾害和瘟疫。
灾疫人为论理念引导人们去改变成见，以形成一种更符合自然本性的生存观念：在人类已经拥有充分能力与技术支配、改变自然状貌和生存环境的当代社会，灾疫现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力现象，它始终与人力相关，人成为灾疫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以此唤醒人们去理性地审视和反思灾疫之难，激活人们对环境、对自然、对地球、对生物世界的自觉，改变单一征服论、改造论，并对片面的物质幸福观和科学主义发展观予以生存论检讨，从而达成共识，在行动方面努力废除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的行动原则，重建人与环境或者说人与自然、地球、生命之间的亲缘关系。
（二）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
客观地看，大机器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在技术化生存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两分思维——认知模式基础上的。这种两分思维——认知模式首先把人与自然界划分开来，使自然与人之间仅获得一种以使用价值为基本诉求和绝对准则的外部关系。这种以两分思维——认知模式为依据所建立起来的外部关系，表现在哲学层面，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就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就是人或者说“哲学最重要的不是思考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表现在科学领域，就是机械论世界观；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给予人民运用他们所获得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去创造财富的自由”，所以，政治的全部努力就是“必须把人们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洛克）；[5](P21)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所以，从思想根源方面讲，不断困扰当代人类的灾疫之难，最终源于人类这种两分思维——认知模式。因为这种两分思维——认知模式首先消解了人与自然间的本质联系，然后武断地把自然世界定格为仅具有使用价值的世界。
在连绵不断的灾疫面前，要重建人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彻底打破这种两分化的思维——认知模式，消解人与自然的外部关联观和人对自然世界的使用价值观，重新恢复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
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是指人与宇宙、地球、自然、生命间的亲缘关系。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是人与宇宙、地球、自然、生命之间的本原性关系。这种本原性关系表明，在这个世界里，人与（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他者所建立起来的关联性是内在的，是生命诞生本身就已经形成的，它来源于生命的内部，构成生命得以创造世界并在世界中存在的根源。因而，无论是宇宙、自然、地球、生命之于人，还是人之于宇宙、地球、自然、生命，其最终且最真实的价值，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各自的存在价值和其存在的生成论价值。
从人类自身角度看，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关系，最终来源于人是世界性存在者。人既是世界的浓缩形式，更是世界的敞开形态。世界因为人而得到敞开，人因为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存在。人与世界，既是共在互存的，又是共生互生的。人与世界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内生力，才是人与环境（即人与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生成的最终动力。重建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恢复人与环境的本原性亲缘关系，恢复人与环境间的本原性亲缘关系，必须重新确立“人是世界性存在者”这一存在论思想和生存论信念。因为惟有此一信念的激活与普世化确立，人类才可能获得重建人与环境关系的活水源头，重建生境和家园，才有最终的思维基础和认知依据。
（三）生态逻辑法则
人与环境关系断裂，灾疫之难频频爆发，与人类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息息相关。抑或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讲，当代灾疫之难是人类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化的现代文明的副产物。
在习惯性的表达方式里，“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概念仅用来指涉和评价人类内部生活及其行为。但从近代现代文明史角度看，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武器，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两个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首先，在人类社会内部，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更多地在具体的空间域中展开，人们总是本能地或自觉地抵制、消解、防范着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蔓延或无限度。其具体的抵制、消解、防范方式，就是创建宪政民主制度。然而，在自然社会领域，人类却把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发挥到极致，其典型的展开形式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种指向自然世界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其观念的基石就是两分化的思维——认知模式，它的基本信念就是机械论世界观，它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原则，它的最终目标指向就是单纯片面的物质幸福论，其表现在市场领域和经济运作上，就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并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实质内容和根本指标。
由此不难看出，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其极端形态的副产物——当代灾疫现象——都内在地遵循着观念逻辑，是观念逻辑的产物。
观念逻辑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而创造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观念逻辑是从观念出发而构建起来的逻辑，并且观念逻辑是服务于人的观念的逻辑。观念逻辑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上的，而假设需要证明，但一切形式的观念逻辑总是以其第一假设（即大前提）为依据去求证其他，却从来不进行自证，并且也无法自证。因而，在思维（亦即观念）的表层，观念逻辑是无可置疑的正确，但是在思维（亦即在生存）的深层，观念逻辑总是显出它自身的破绽。比如，“凡人都是要死的，阿凡提是人，所以阿凡提是必死的。”在这个典型的三段论中，作为其大提前和小前提中的“人”，并不具有同一语义，在其大前提中，“人”是抽象的类意义的“人”，除非人类这一物种灭绝了，在其它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存在死与不死的问题。而在其小前提中，其“人”却是指“阿凡提”这个具体的个体生命，客观地存在着生与死的问题。形式逻辑是这样，辩证逻辑也同样如此，比如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假定世界产生于“有”或产生于“无”，这都属于辩证逻辑对大前提的预设。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都以“有”为大前提，在思维的表层，唯物辩证法比精神辩证法要先进、高级和正确，但在思维的深层，此二者的大前提却是同一的，并且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大前提都需要证明。一旦要求证（证实或证伪）其大前提，辩证逻辑将面临不无消解的困境，于是才有了数理逻辑的诞生。数理逻辑为解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内在困境（这种内在困境表现为能指与所指之关系构建层面语义表达的歧义性和模糊性），而运用人工语言（即数学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以使其语义表达单一、清晰、明朗，但这仅在观念领域。数理逻辑一旦“回到粗糙的地面”（维特根斯坦），指涉“生活世界”（胡塞尔、海德格尔）本身，它同样不能解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局限和困境。
在观念逻辑中，大前提的假设性和对所假设的大前提的非求证性，是导致一切生活谬误的认知源头。譬如，人类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这块基石上的，而机械论世界观得以建立的逻辑前提，却是“自然世界是没有生命的”。由于自然是没有生命的，它只有使用价值，所以才可以否定自然，而征服和改造自然，不过是人类在这一观念假设前提下否定自然的具体表达方式。由此不难看出工业文明得以建立的逻辑大前提是如何构建的。工业文明的逻辑大前提是“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在这个大前提上，现代人类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做足了文章，创建了工业文明，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感官幸福。但工业文明最终没有将人类引渡上幸福的道路，而是带来源源不断的灾疫之难。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创建工业文明的观念逻辑起点上，出在这一观念逻辑的大前提的主观虚设上。因为，第一，自然本身不是僵死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本身就是生命，它本身就在创造生命，因而，自然不容否定。第二，否定自然与人类幸福并没有必然联系，抑或否定自然并不构筑起人类通向幸福之路，从存在本身观却与此相反，否定自然恰恰是人类毁灭自我通向幸福的道路的必然方式。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大机器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当代灾疫之难——生成积累的最终思维——认知源头，恰恰是观念逻辑。因而，防治灾疫，重建生境和家园所应该遵循的逻辑，不应该再是观念逻辑，而应该是生态逻辑。
什么是生态逻辑呢？
小而言之，生态逻辑即是生命或事物本身（存在和生存敞开的）逻辑，比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就是生命或事物本身的逻辑；而“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就是在违背生命或事物本身的逻辑，其所遵循的是人的某种观念逻辑。
大而言之，生态逻辑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本身（存在和生存敞开）的逻辑，比如日月运行有时，寒暑交替有序等等，即是生态逻辑的真实敞开。生态逻辑不以假设为前提，而是以事实为前提；并且，生态逻辑追求的不是观念的合意，而是符合自然、生命、事物的本性。遵循生态逻辑，就是让自然成为自然，使生命成为生命，使事物成为事物。具体地讲，就是让高山成为高山，让河水成为河水，而不是“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这一观念逻辑基石上的。现代人类就是运用这一观念逻辑，构建起了工业文明的水泥大坝，并放任资本逻辑横冲直撞，通行无阻。并且，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观、绝对片面主义的经济增长观和经济发展观，以至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现代化观念、惟科学技术观等等，所遵循的都是同一个逻辑，即以如上观念逻辑为基石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也可以通俗而简单地概括为经济指标的逻辑、统计数据的逻辑、物质生活水准的逻辑。资本逻辑假设的是物质幸福，所追求的经济指标、统计数据、财富指数，对不能带来直接利润的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和家园重建，是不感兴趣的。因而，灾疫防治、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必须摒弃资本逻辑而遵循生态逻辑。因为生态逻辑基于自然、生命、事物存在本身，遵循自然、生命、事物的本性，追求自然、生命、事物之间符合自身本性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所以概括地讲，生态逻辑就是事物与事物、生命与生命、个体与整体等等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逻辑。
（四）限度生存
客观地看，以观念逻辑为逻辑基石的工业文明，其哲学思想源泉却是无限度论。无限度论哲学集中表征为三个方面：一是世界无限性、自然无限性；二是资源无限性、财富无限性；三是潜能无限性、幸福无限性。无限度论哲学坚信，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作为自然世界的立法者，他是拥有绝对的权利创造幸福、获得幸福和享受幸福。因而，幸福无限性构成了无限度论哲学的人本目的。人为要把拥有创造、获得和享受无限幸福的权利变成生活的现实，则必须具备主客两个方面的前提。从主体方面讲，人类通过近代哲学革命而发现了自己：人是拥有无限潜能的伟大生命，人只要关注自己，把自己身上的无限潜能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就会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幸福来。从客体方面看，人类通过近代科学革命而重新发现了自然世界：不仅自然资源无限，而且自然世界无限。人类只要把无限的潜能投向无限的自然世界，去开发无限的资源，就能实现无限的物质幸福。
无限度论哲学观念也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忽视并违背了世界和自然本身有限性这一存在事实，因而，对世界和自然的无限度征服和掠夺，才播种下绵绵不绝的灾疫之难以几何学方式投向人类。所以，灾疫伦理学必须消解观念逻辑对人类的指控，恢复生态逻辑对人类生活的指引。为此，灾疫伦理学所担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唤醒当代人类对自然、生命、事物所应该担当的生态责任。
为自然、生命、事物担当生态责任，这是当代人类的基本道德作为之体现，亦是当代人类消解连绵不断的灾疫之难而重建生境和家园的必备伦理品质与道德能力。
为自然、生命、事物担当生态责任，就是为自然、生命、事物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担当责任，就是遵循自然、生命、事物的自身本性，并努力维护他们的本性不遭受破坏和侵犯。为自然、生命、事物担当生态责任，就是让“自然为人立法”，并努力促进“人为自然护法。”[6](P28～30）
为自然、生命、事物担当生态责任，人类必须学会限度生存。限度生存，就是有限制、有节制地生存，就是不伤害他者地生存，就是与他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限度生存要求我们应该重新学会承认自然是生命的存在体和创造生命的存在体，学会去承认万物拥有生命的灵性，学会承认自然、生命、事物还有人，是在生态整体框架下生生不息地存在着、生存着。基于此，限度生存必须遵循人与环境协调的整体原则，万物平等的基本人道原则，自然、生命、事物和人全面公正的持续再生原则。[7](P16～18)
四、主要概念释义
一门学科在初创阶段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构建起属于这一门学科的理论及其运用的方法体系。然而，这一目标要得到实现，则必须求助于概念，构建起能够承载和表达此一理论及其方法体系的学科话语体系。因而，构建学科话语体系，构成此一学科何以可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关键，也构成此一学科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其自身成熟性而发挥其学科功能的基本标志。以此看来，探索性创建灾疫伦理学的首先任务，是构建其承载和表达它的话语体系。
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总是客观地由其奠基概念、核心概念、基本概念以及其各就其位的上下位逻辑关系构成。下面我们将分别对灾疫伦理学的概念予以宏观释义，以求展示灾疫伦理学的原初话语体系蓝图。
（一）奠基概念
学科的奠基概念是指奠定学科（思维、认知、方法及其理论）基石的概念，它是学科的核心范畴（也可以称之为“学科范畴”），因为它事实上构成一门学科的思维母体，是一门学科中一切概念的母体，一门学科的基本理念、视域、方法均由它所生发。因而，一门学科的奠基概念实际上是这门学科的概念母体和话语母题。以此来审查灾疫伦理学，它的奠基概念（或者说原初范畴）只能是“灾疫伦理”。
“灾疫伦理”是一个合成词，它由“灾疫”和“伦理”合成。关于“伦理”概念，是广为熟知的，无须多加解释。“灾疫”概念是一个陌生词，它是为创建灾疫伦理学这门新型的综合性人文科学而专门创造的。它是自然灾疫和瘟疫的简写：灾疫就是自然灾害和瘟疫，这是“灾疫”概念的原初语义。但“灾疫”概念的语义内容绝不仅于此，在这里，“灾疫”具有特定时空的指涉性，即它是指当代境遇下所爆发出来的自然灾害和瘟疫；其次，“灾疫”得以呈现自己的背景——当代境遇——并非完全或者并不主要由自然力所造成，而是由工业文明和创造工业文明的人力所造成：“灾疫”即是人力以违背自然本性的方式而作用于自然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我们在理解灾疫概念，绝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描述自然现象的概念，更不能因此而把灾疫伦理学理解为是自然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因为“灾疫”概念是指由人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所渐进积累起来的灾难。
当代社会所频频爆发的灾疫，是自然世界渐进积累人类强暴力的产物。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代灾疫的生成，既不遵循地质学的灾变论原理，也不遵循地质学的均变论理论，而是遵循历史学的层累原理。“层累”说是史学家顾颉刚所创建的中国古代史观和研究方法论，顾颉刚先生将这一古史观概括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古史观的思想精髓体现在研究古代历史所应该确立的正确致知取向：“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即“不立一夏，惟求流变。”[8](P273)“不立一夏，惟求流变”的史学思想所敞开的认知论和方法论视野却呈现出三个维度：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8](P60)
顾颉刚先生所创建的层累古史观，引来持续不断的论争。客观地看，如果抛开细节以及学科之外的诸多纠缠，从知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观照，层累说思想和方法具有其普遍性特征。当代人类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灾疫之难，是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地球和生物圈的强暴力一点一点地投放在自然、地球、生物圈中，再经过自然、地球、生物圈的层层累积，量的巨大变化冲破质的极限，最后释放出来，就是灾疫。而且，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地球、生物圈的力度越大，时间越长，这种累积就越深厚，其所爆发出来的灾疫强度就越大，并且其灾疫爆发的频度就越快。根据顾颉刚“不立一夏，惟求流变”的研究原理和认知方法论，我们可以采用回溯的方式来审查当代灾疫的流变方向，则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之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更多的是自然运行的体现；工业革命以来的自然灾害和瘟疫，却逐渐蕴含了人力因素；工业革命持续三百余年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瘟疫，从整体上呈现如下趋势和特征：第一，频度日益加快，进入21世纪，这种快频度达到了灾疫首尾相连的状态；第二，强度增大，其主要表现为破坏力日益增强：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它对人类生存的破坏同样是毁灭性的。在这种日益激化和扩张的破坏力面前，人类生活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稳定性和家园的归属感。第三，当代灾疫的这种日益严重的层累性质和爆发的破坏性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强烈，因而，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越往前走，人类所遭受的灾疫之难更频繁更惨重。第四，根据灾疫层累规律，惟一可以使灾疫之难得到缓冲、抑制、消解以及最后使之回返真实的自然状态的努力方向和途径，就是人类重新调整自己，重建生境。但这一努力行动要得见成效，还绝对需要一段时间的保证。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灾疫之难是按照层累原理而生成、演化、爆发的。根据灾疫层累原理，当代灾疫的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也是必须方向，没有例外。惟一可行的解决途径，就是同样根据层累原理而进行全球化的灾疫防治：灾疫防治是抑制、缓冲、消解当代灾疫的唯一可行途径与方法，但开辟这一途径和社会化运用这一方法所收到应有的效果，同样需要遵循层累原理，即灾疫防治、生境重建普遍展开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灾疫爆发的频度才会逐渐放缓慢，力度才会逐渐减弱。
面对灾疫全球化的燎原之势，要进行卓有成效的灾疫防治，需要对灾疫及其灾疫防治进行伦理检讨。一旦如此，灾疫伦理则应势而生。灾疫伦理，就是对频频爆发的灾疫现象进行伦理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灾疫防治进行伦理考量。灾疫伦理考量，就是根据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的自然法则和人性原理，对当代灾疫防治予以整体生态的伦理方案设计，使其灾疫防治行为获得生态理性实践精神的指导，从而促进灾疫防治、生境重建在一个全生态的视域水平上卓有成效。
概括之，“灾疫伦理”之奠基概念，它的实质性内涵整体地敞开为如下简要结构框架：
图1
灾疫伦理的实质性内涵
（二）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概念，它从学科的基本范畴中生长出来，并形成上下位对应关系。以此来看灾疫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即是“生境重建”。“生境重建”概念是以“灾疫伦理”概念为母体而孕育生长出来的。
“生境重建”概念中的“生境”，是指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它是相对丧失生生功能的死环境（即死境）而论的。所以，生境重建意指重新创建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
理解生境重建这一核心概念，有必要廓清“生态环境”，它既指自然生态环境，也指人的生态环境，并且人的生态环境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其次，无论在自然的层面还是在人的层面，生态环境原本就是生生不息的：生生不息，是生态环境的本原状态。其三，生态环境一旦丧失其生生不息的本原状态，就会朝着死境方向展开，这样一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会面临生存危机。其四，生态环境丧失其生生不息本原状态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由自然力逆转造成，二是由人力参与造成。一般地讲，自然力逆转造成生态环境丧失生生不息的能力，往往是突发性的，即是灾变性的，一旦发生后，就将会很快重新恢复，生态环境不会出现一直朝向更加严重的死境方向展开；而人力参与自然世界的运作所造成生态环境生生不息能力的丧失，却是渐进的，是层累的，因而，人力造成生态环境之生生不息能力的丧失，始终是把生态环境引向死境方向展开，而且使生态环境日益死境化。因而，其五，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生境重建，主要是指重新创建遭受人力破坏而丧失其本原的生生不息能力的生态环境，使其生态环境重新恢复其生生不息的本原性活力，即使呈现其死境状态的生态环境重新成为充满创造活力的生境。
生境重建的直接人类目标是重建生存家园和创建生态文明。前者是生境重建的人本生存目标，或者个体人本目标；后者是生境重建的人本文化目标，或者社会人本目标。因而，“生态文明”和“家园重建”构成了“生境重建”的上下位概念。
“家园重建”是“生境重建”的下位概念。这里的“家园重建”首先是相对人而论的：在具体的层面上，它意指重建人的生活家园，使人获得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性和人与环境、人与世界的亲缘性存在感；在宏观层面上，就是重建人类生存家园，使人类获得存在的安全感、生存的稳定性和与物种多样化的世界的亲缘性存在感。但“家园重建”的另一层意思，而且是最基本的意思是，人类应该为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所有生物物种、一切生命存在者重建他们的生存家园而努力。这才是人类家园重建的自然学基础和生物学前提。
“生态文明”是“生境重建”的上位概念，它既相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更相对于人类历史而论。概括地讲，人类的生存敞开历史，就是其文化的创造史。但从本质方面讲，人类文化的进步状态才是文明。因而，生境重建不仅是创造文化的历史活动，更是创造新的文明的历史性活动。创建生态文明，是生境重建的人类目标，也是家园重建的宏观参照系和最终指向。
具体地讲，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而立论的。工业文明的动机是发展，它依赖技术原理，追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实现物质幸福。相反，生态文明的动机是生存，遵循自然法则和人性原理，追求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协调幸福论。所以，生态文明所强调的首先是动态整体的生存，然后才是共生互生的发展，而且其发展必须是动态整体的生存化发展，因为动态整体的生存化发展比现代化发展，比经济发展，比市场发展更根本、更重要。动态整体的生存化发展不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动力，也不是以市场为准则，更不是以经济指数和物质幸福指数为指标，应该是以自然、生命、人的整体共生互生为动力，以生境为准则，以和谐存在与生存为基本价值诉求。
由此，生境重建必以生态文明创建为宏观指向，以家园重建为具体目标，以共在互存为平台，以共生互生为准则。这里的“共”与“互”都是相对“自然、生命、人”三者而论，即所“共”与“互”的主体均是自然、生命、人；并且所“共”与“互”的努力方向是“在”、“存”、“生”，即使自然、生命、人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是其存在论意义的表述；自然、生命、人的共生互生，是其生存论意义的表述。无论从存在论方面讲，还是从生存论层面看，自然、生命、人三者的生境重建，都是整体生态的。整体生态构成了生境重建的方法论。自然、生命、人三者共在互存的存在本体论、共生互生的生存认识论和整体生态的方法论，此三者整合生成出生境重建的基本视域，即“全球视域”，生境重建需要全球视域。
在全球视域下进行生境重建，既要以家园重建和生态文明创建为两维目标，更要以生态利益为内在动力。
“生态利益”是对“利益”概念予以符合自然本性、生命本性和人类本性要求的健康描述。在传统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惟一的利益主体是人，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一切都构成人的利益内容。因而，利益只是以人为绝对准则的东西，并且“利益”概念始终烙印上强权主义的标记，被等级和霸道进行无情的分割，所以，利益构成不平等的象征。但从本质上讲，利益始终是生态的。利益的生态性表明利益的世界性，即世界是利益的世界，利益是世界的利益。同时，利益的生态性还表明利益的平等性，即在这个世界上每种存在者、每个生命、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同时也是利益内容。基于如上两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任何利益都是生态的，只有遵循生态法则的利益，才具有生殖功能的利益；第二，在一个生态化的世界里，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生命或人来讲，其生态性品质的具备和生态功能的发挥，本身就呈现为最大的利益。
在生境重建中，“生态利益”动机一旦灌注于行为主体身上，则构成其相对应的“生态权利”和“生态责任”。生态权利的本质规定是生态利益，生态权利是生态利益的主体表达，生态责任却是生态权利的边限规定，即生态权利必须与生态责任相对等：在生境重建中，享有一份生态权利则必须担当一份生态责任，担当起了一份生态责任，就必须享有一份生态权利。只有生态权利与生态责任相对等时，利益才是生态的，生态利益才是平等的，生境重建才获得生态文明的要求性。
在生境重建中，从生态利益出发而构建起生态权利与生态责任的对等原则，所遵循的灾疫伦理公理非它，而是自由，即自然、生命、人的自由完全在同一块基石上敞开和运行，这块基石就是自然本性。自然本性的最终承载体是生命，而人则是这一承载体——生命——的具体形态，所以，自然本性最终化为了生命本性和人类本性。自然本性、生命本性、人的本性，此三者不过是同一个东西在三个层面上的不同表述而已。从静止角度看，自然本性即是相反相成的自生与生他之天赋倾向：在自然本性中，自生的天赋倾向演绎出自私、利己、自爱等生命语义内容；生他的天赋倾向演绎出无私、利他、爱他的语义内容。从动态角度看，自然本性即是因其自生与生他的天赋倾向而在变中保持不变和在不变中追求变。所以，自生和生他、变中求不变和不变中求变，此二者构成了自然本性动静相生的状态。换句话讲，在自然、生命、人三者中，其动静两个方面的本性内容，同样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
以自然本性为原动力，以自由为伦理公理，生境重建的根本道德原则只能是惟生命原则，即惟生命存在的平等原则，惟生命生存的平等、公正、安全、健康原则。
图2 灾疫伦理学核心概念蓝图
五、基本的生态理性实践话语体系描述
灾疫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当代灾疫。灾疫伦理学所关注的重心是当代灾疫防治。灾疫防治的实质性工作是生境重建，其所指向的直接社会人本目标是家园重建，所追求的社会历史目标是创建生态文明。因而，灾疫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是为全面创建生态文明而开辟道路、探索途径、提供方法。基于此一思维理路，灾疫伦理学作为新型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其基本的实践理性话语体系则必然因其奠基范畴和核心概念蓝图的规定而获得如下基本概念的支撑。
（一）灾疫防治伦理方案
在以重建家园和创建生态文明为目标指向的灾疫伦理学实践理性话语体系中，其核心的概念是“灾疫防治伦理方案”。“灾疫防治伦理方案”意指为进行灾疫防治而设计行动的伦理方案，抑或从伦理入手来设计当代灾疫防治的行动方案。
在这里，“灾疫防治”是指灾疫预防和灾疫后治理，前者是灾疫发生前的工作，其工作展开和努力的现实任务，是尽可能防止或杜绝灾疫的发生，使人或生态环境获得安全；后者是指灾疫发生后的工作，其工作展开和努力实现的任务是实现对人或生态环境的救助，使之恢复安全。因而，灾疫防治伦理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的实质所指，是生态安全。换言之，在灾疫伦理学中，对灾疫防治伦理方案的设计，虽然要以生境重建为核心任务，以重建家园和创建生态文明为双重目标，但必须考虑生态安全：生境重建必须按照生态安全的要求来实现，重建生存家园和创建生态文明，必须全面体现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构成家园重建和生态文明的基本指标。
（二）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灾疫伦理学实践理性话语体系的关键话语概念。这个概念传达出来的语义内容似乎明白如话，内涵却丰富且极具层次性。首先，它是指人的生存安全以及由人组建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的生存安全；而人、国家、民族的生存安全，必以社会获得安全为前提。因而第二，“生态安全”意指社会环境的生态安全。社会环境是以地球环境、自然环境为母体的。所以第三，它更指地球环境、自然环境的生态安全。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也是世界性的存在者，人、国家、民族的生态安全，不可能脱离全球平台。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生态安全才是“生态安全”话语的最高话语内容。
生态安全是一个生存问题，具体地讲，是人、国家、地区、地球、生物圈、自然的生存问题。因而，它是最实际的，也是整体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人来讲，还是对国家、地区、地球、生物圈、自然来讲，生态安全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生存问题，无论对人、国家、地区还是对地球、生物圈、自然来讲，今天获得了生态安全，并不等于明天就拥有生态安全，更不能说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了生态安全。生存的生态安全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人类不断努力去创建和维护的过程。并且，无论是对人、国家、地区还是对地球、生物圈、自然来讲，其一时的生态安全，很容易做到，持续不断的生态安全却最难做到。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要求，“生态安全”一旦构成灾疫防治伦理方案设计和实施的根本考量指标时，灾疫防治伦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宏观问题：第一，重建灾疫防治的社会意识形态；第二，创建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框架；第三，重建灾疫防治的社会公共政策。
（三）灾疫防治的宏观伦理方案蓝图
历史地看，灾疫防治是一个现代人类问题，但在过去，灾疫问题一直被归因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并且其间断性的爆发也被认为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因而，灾疫防治都在既有的社会制度框架、政治结构和运用模式下展开，并且往往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一种局部性的社会应对活动。从现代走向当代，虽然其跨度不大，但灾疫爆发却呈普遍性、全球性、连续性以及时间上的增速性和破坏烈度上的扩张性等趋势，由此面对当代灾疫现象必须考虑人力之因，灾疫防治不得不进入制度和政治层面，不得不在制度和政治层面去重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不得不考虑去创建达成共识的国际行动框架。因为，当代灾疫问题不单纯是一个自然问题，它更是一个全新的人类政治问题。当代灾疫的防治已经成为了需要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结成新的同盟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灾疫的国家化需要全球的扶助与协作；二是灾疫的全球化需要调全球之力。比较典型而现实的例子，前者如2008年中国汶川8级地震；后者如正在全球160个国家和约800个地区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信息来源日期2009年7月26日）。
当代灾疫的普遍性、全球化迫使灾疫防治必须日常生活化和全球化，创建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框架，正是当代灾疫防治日常生活化和全球化的基本平台；而支撑这一平台的恰恰是一种能够全面促进个人、地区、国家三者间达成灾疫防治共识的超越地缘主义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模式的全球性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视野、胸襟和价值诉求的社会意识形态，只能是在原有的地缘主义意识形态模式基础上的重建。
图3 灾疫防治伦理方案
如上图所示，为实现生态安全，当代灾疫防治需要重建社会公共政策，但其前提却是创建起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行动框架和重建起能够支撑它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是政治意识形态，但它的基石却是人性论，并且，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践指向却是认知观念和行动方法，前者是伦理认识论，后者却是伦理方法论。因而，重建灾疫防治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必须重建灾疫防治的伦理人性论、灾疫防治的伦理认识论和灾疫防治的伦理方法论。惟有如此，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建才有人性依据，才符合生境重建的价值引导（即规范），才体现生态文明的伦理诉求。
（四）灾疫防治的具体伦理方案体系
图3所展示的仅仅是灾疫防治伦理方案之宏观设计。在这一宏观方案规范下，才可按照空间和时间展开的纵横两个维度来设计灾疫防治具体伦理方案体系。
在时间维度上，灾疫伦理方案设计与实施，只能在预防、预警、灾疫后治理三个环节上展开。
灾疫预防伦理方案设计，应围绕灾疫发生前的生境重建而展开，它立足的是一般，其基本的伦理指标有二：一是灾疫预防是否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动员；二是通过预防性的生境重建，是否提高了全社会在生存方面的生态安全度。
灾疫预警伦理方案设计，应在一般的基础上确立灾疫爆发的可能性地区，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对象、领域展开预警工作，其预警方案设计的伦理指标也有二：一是灾疫预警区域的生命、财产所能达到的最大安全度；二是对灾疫预警区域的生命、财富的毁灭、伤害能否减少到最低程度。
灾疫后治理伦理方案设计，所指的是受灾疫区域，因而也是针对个别和具体，但其治理行动却要指向一般并必须获得历史维度，即灾疫后的治理，必须从历史性和一般性两个维度为参照来进行设计，并且其设计应该接受三个基本伦理指标的规范：一是生态治理的生境化程度如何，即灾疫后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达到了多大程度的生生功能；二是受灾生还者的身心健康的恢复程度和普遍性程度；三是它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提升了全民的生境意识，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促进了政治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明觉悟和生态文明行动。
在空间维度上，灾疫防治的具体伦理方案设计体系，主要由灾疫生境伦理、灾疫政治伦理、灾疫治理伦理、灾疫生命伦理、灾疫康复伦理、灾疫教育伦理等等构成。
在实践操作的层面，灾疫防治伦理方案设计的基础性问题是灾疫防治的生境伦理问题。生境伦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灾疫预防和灾疫后治理两个环节上，行之有效地使现有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获得自我恢复力和自我再生力，使其获得生境。因而，灾疫防治生境伦理方案设计所解决的是家园重建和生态文明创建的基础问题。
要使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获得白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境功能，还需要一个灾疫防治的社会动力。这个灾疫防治的社会动力就是政治。因而，灾疫防治的政治伦理研究，就是从实践层面来切实解决灾疫防治的政治动力问题。从伦理角度来设计灾疫防治的政治动力的实践方案，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如何行之有效地将灾疫防治、生境重建纳入日常政治议程，使灾疫防治构成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主题内容。换言之，灾疫防治政治伦理学，就是为如何使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围绕灾疫防治、生境重建、家园重建和生态文明创建而展开提供行之有效的伦理方案，并通过实施此一伦理方案的社会化行动，而创建当代灾疫防治的自然政治学、社会政治学、生命政治学和人本政治学。
灾疫政治伦理学所要努力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灾疫防治的社会动员问题。因为当代灾疫防治已突破局部、区域性而构成全社会问题、全球问题、整体问题，所以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动员，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展开整体性的人类动员，使每个人觉悟，让人人担当灾疫防治责任，促使人人在日常生存活动中为防治灾疫而行动，而努力。灾疫防治社会伦理方案设计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灾疫防治的有效动员和灾疫防治的有序行动问题。
如果说灾疫生境伦理学所主要解决的是灾疫防治的基础问题，灾疫政治伦理学所主要解决的是灾疫防治的社会动力问题，那么，灾疫治理伦理学则主要解决的是灾疫防治的基本问题。灾疫防治的基本问题是重建，包括灾疫预防环节的重建和灾疫后的重建。围绕重建，灾疫治理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提供体系化的社会目标，普遍可行且行之高效的灾疫治理伦理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包括灾疫治理的实施方法和灾疫治理的评价方法。
灾疫治理学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创建生态文明，所要实现的人本目标是家园重建。在社会目标与人本目标之间伫立的是生命。生命，也惟有生命，才把二者联系起来使之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整体。所以严格说来，灾疫伦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生命的尊严、完整和安全、健康地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灾疫生命伦理学构成了灾疫伦理的主体学。灾疫生命伦理学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灾疫防治的主体实现问题，即在当代灾疫治理中依据什么并怎样来确立生命的主体地位，维护生命的尊严、保障生命的安全和健康。
灾疫生命伦理学对生命主体地位的确立，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保障，始终在灾疫预防和灾疫后救助两个维度上展开。相对地讲，生命的主体地位、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安全和健康等等基本问题，在灾疫后救助环节上显得更加突出和严峻。由此，灾疫康复伦理学应运产生。灾疫康复伦理学是灾疫伦理学主体治疗学。这里的治疗，包括生理治疗、心理治疗、情感和灵魂治疗等等，与一般的临床医学治疗相比，心理、情感、灵魂的治疗，或者说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美学方面的治疗，则构成灾疫康复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当代灾疫对于人类来讲，始终是不幸，但同时也是财富。当代人类承受灾疫之难以及生存的非安全性、非稳定性折磨而所获得的灾疫财富，应该化为最丰富而深刻的教育素材，教育当代人类自己如何善待生命、怎样亲缘地球、如何敬畏和感恩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因而，灾疫教育伦理学构成了灾疫伦理学的自我完美形态，因为惟有通过它的普遍实施，人才可从实利化的惟经济主义和自然工具主义的绝路中自救出来，成为当代生境重建的主体，成为生态家园重建的主人，生态文明才可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诞生。
收稿日期：2009－08－25
注释：
① 《生命重于一切：生命伦理学的现场启蒙》（《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3期）、《创造、完整、健康：生命伦理学释义》（《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8期）、《价值生态：普适价值的存在论视域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灾疫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上）》（《卫生法学通讯》2008年第12期）、《灾疫伦理研究的姿态、公理、原则》（《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年第2期）、《发展协调：平等视域中的生境伦理构建（上、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3）期和《灾疫伦理：应用伦理研究的视野廓大与重心转移》（《阴山学刊》200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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