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他所创建的以“肉体”概念为基础的现象学本体论，特别是主客、心物交融的身心观，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心关系以及人的“存在”，开辟了新的领域。身体之所以能够作为心灵通向世界的入口，是因为其表征和隐喻了一种空间结构和语言符号。梅洛-庞蒂力图使“身体”成为主体，颠覆了西方传统身心观中的意识霸权。身体的意向和表达，既是一种向世界敞开的指向能力，又是一种不断自我建构的情境隐喻，并成为弥合身心裂缝的桥梁。原初意义上的“知觉世界”，是不存在主客二分的统一体，并使身心关系得以在暧昧中自由转身。梅洛-庞蒂的“肉体身心观”，虽然没有脱离意识哲学的局限，但却为解决身心关系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梅洛-庞蒂让我们重新认知了身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心理学和生理学出发，超越生理学和心理学那种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提供了一种肉身化主体的思维方式。他反对机械主义的心理学，认为身体行为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建构所能解释。他通过知觉来审视身体，进而打通身体知觉与社会文化世界之间的通道。在他看来，“身体意向”既能进入世界、进入情境，又能让意识去反思自我身体在世的体验，以及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此，与自然科学中的身体不同，每一个身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影响着个体对世界的自觉以及人格构造。一方面，个体通过视觉整合世界，进而构建自我、世界以及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完整图像。正是这种动态、有机的构建，形成了个体的自我认知及人格结构的变动性。通过对外部世界和情境的投射所形成的表象进行意义解读，促进对世界的适应并发现自我。另一方面，身体借助语言表达世界。梅洛-庞蒂认为，语言符号同知觉过程密不可分，从而否定了语言的逻辑优先性和决定性。身体语言是个体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原初性表达，是身体走进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离不开身体，必须借助于身体获得向外表达的载体。此外，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可感知的“在世存在的载体”，无声的身体通过意识构成了自身的运动，也使世界得以显现并变得充满活力。在此，身体不仅是一个对象性认知的思维之物，更是一个具有对象性活动意蕴的实践之物。因此，梅洛-庞蒂超越了胡塞尔对身体的知识论探讨。他对触摸可逆性的分析表明，在人与世界的一体化过程中，肉体的感知力和运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梅洛-庞蒂对身体感觉特殊性的探讨，对人工智能研究亦有重要启示。近年来，认知科学越来越重视身体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在“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看来，“对技术人员来说，最难以复刻的人类技能实际上是那些无意识的技能”。人工智能的“思考”主要通过数据库和程序而建构，只能与数据发生交互作用，以机械的方式构筑人类的理性世界。但感知觉意识主要借助于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因此，人工智能若想进一步发展，可能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躯体化”，让其“亲身感知”并形成“自我意识”。在此，“身体”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让人工智能拥有“身体”，或许会成为科学家们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人的身体是隐喻的身体，其以“肉体”的外在现象形态表达着心灵的内部世界。梅洛-庞蒂超越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力求在身体与心灵之间分离的“真空地带”建构一种暧昧的辩证关系。正是这种暧昧的、向外部世界敞开的辩证关系，消解了永恒的主体与客体之分，进一步使主客体在不确定性的关系中自由转换。
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在我的身体中被混淆的”。同样，把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缝隙给予弥合，必须充分调动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进而使理性主体的霸权在身体意向和身体交往中被瓦解。身体与心灵不分彼此地融合在一种“忘我”的情境里，“我”与“他者”的世界，在交融中得以“共生”。其中，不可否认的是，身体是以欲望的形式来表达自我的，有些是最为隐秘的表达，和个体的潜意识密切相连。在这一点上，梅洛-庞蒂和弗洛伊德又具有某种相通之处，把身体的潜意识看成是人原初的、被遗忘的甚至被压抑的意向。
隐喻的身体使身体语言暧昧不明，这就需要“他者”在具体情境中，对表达的意义有一种领会的能力。个体经验的存储，为符号意义的领会提供了知识性前提。身体的意向性表达，凸显了身体的多种潜在可能，使其不再仅被看作被动性的客观“物”。因为，处在世界之中的身体，能感知、能说话，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主体”。身体是一种感性的存在，随着情感体验瞬息万变。因此，“我们并不能在我们的整个实在性中每时每刻都拥有自己”。
同时，身体也在各种情景关系中不断地解读、建构，并力求用“知觉”与“被知觉”的对话形式，在世界的深处升华为形而上的超越。这样，身体成为处在“世界”之中的身体，世界也成为融入身体的内部知觉体验。因此，意识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主体。在感知和触摸世界的同时，身体也会被世界所感知和触摸，从而下降为世界的对象和客体。
从行为到知觉、从文化到自然，梅洛-庞蒂提出了意向和知觉转化的可能。回到自然、回到事物本身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只有“悬置”先前一切所具有的习惯性和前提性假设，才能直面日常事物本身，回到原初的具有生成性的世界。这个自然世界，在梅洛-庞蒂看来，就是刚刚诞生还没有获得固定形式的“知觉世界”。只有在“知觉世界”中，转化才成为可能：他人的身体既是知觉的对象，同时也是我身体的主体。
在人类的童年，身与心、“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不分、相互转化的朦胧关系。因此，在现在科学技术带来人类“异化”的今天，要想返回或转化到本真的自然状态之中，就必须通过身体的“知觉经验”来创造某种情境。
“我”通过身体这个入口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我”分明就是外部世界的意识。因此，从文化到自然之间的转化，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自我揭示”，自然也就是“各种可能性的孕育”。然而，向自然存在的返回，本身就是一场形而上的追问，企图消除主体的先验哲学对自然存在的反思，只能表现为一种无限接近之可能。梅洛-庞蒂指出，“我的身体像镜子一样面对这个世界”。透过“镜子”，既看到了“我”的存在，也看到了世界的存在。“我”与世界通过身体知觉和行为进行对话，并且，身体作为一种纽带，使“我”走向了世界的深处。
通过解读梅洛-庞蒂的身心观，我们可以看出：他企图用“身体主体”来解决身心二元论问题。其中，意向和知觉的可逆性使身心、个体之间形成了辩证的暧昧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消解”主客差异和意识霸权的统治。但是，无论是存在论的意义表达，还是现象学的还原，其实质都是“意识”哲学，难以真正弥合身心之间的缝隙。不过把身体的本源性和生成性看作“活着”指向性的存在，并在（主体—客体）可逆性中自由转换，这一观点为各种现代关系的整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8日总第1976期 作者：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