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生命伦理观释意

                                  李 鸿 雁  

摘 要：梁漱溟的生命伦理思想，首先发轫于对儒家形上学的所谓“生命”体验和悟解。 “生命”说明了“天地万物一体”这一本体论的基本含义的，也就是说宇宙万象从生命本体是划不出什么明确的界限范围来的。而“天地万物一体”正是中国儒家伦理所提倡的最高的精神境界，梁漱溟把这一“精神境界”化为宇宙的本体，标为“生命”。“人心”是宇宙生命的核心，所以生命之存在不在其“身”，而在其“心”，这是哲学独特的观察视角所决定的。梁漱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心与生命同义”。当表现为伦理道德时就是“仁”，一种和谐的、创造的、乐而忘忧的生活宇宙就是生命现象的流行。人生的真正境界是一种道德境界，而这种道德境界的实现就需要生命不断向上。

关键词：　生命　  人心　  生命向上　  道德境界

一、“生命”辨证的“形而上”

“生命”是宇宙的本体，它不等于柏格森的“意欲之流”，而是通宇宙万物为一体的生命境界；“生命”又与佛学的“清静无为，不生不灭”之体区别开来，是指变化流行的宇宙生命本身。“生命”取用其“生生不已”之意，将其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动力。这是梁漱溟“生命”本体论的真正含义。[1]　现在一般讨论梁漱溟的本体论，都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基准，即“宇宙是生活”，“生活是意欲”的思想，断定其哲学完全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翻版，没有注意到它后来的著作及其论述。此种阐说先出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其中实有重大错失，在《人心与人生》中加以改正。其改正重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2] 并说其根本错误之一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滥以时于盛谈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和道理，因此就通盘皆错”。[3] 可见，《人心与人生》是为改正以前的错误而作，研究其思想就不能不充分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不能不注意到梁先生思想的前后发展线索。梁先生的立论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他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意识向本能的转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写作就是立足于对人类心理认识的这一阶段，即立足于讲“本能”、“冲动”的心理学，所以用叔本华、柏格森等意志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儒家伦理，同样主张“本能”、“意欲”和“直觉”。第二个阶段，由本能向理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从区分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开始的。梁漱溟认为以前对人类心理认识的根本错误在于“袭用生物学观点”，把人和动物划等号。认识到人的本性是其社会性，要求从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认识人的“人心”，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只依赖其机体的本能而生活，而人类则有理智和理性，所以只有人类才能代表宇宙生命本性。在以后的著述中，梁漱溟讲“生命”从不提“意欲”或“直觉”。梁漱溟认为，生命是不局限于其机体的，它必须从外界环境不断吸取各种因素，因此，必须“联系着机体和其环境当成一个总体来看，而不应该脱离那关系着生物机体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切条件而孤立地看它。”[4] 认识到一切生物依赖于无生物而生活，人又依赖于其它生物而生活，世间万象都要依赖众生生命(人的生命及其他生命)，以显现宇宙实为一不可分割之大生活体。梁漱溟说：“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5]。 梁漱溟无论是用唯识宗的“缘起源”，还是用现代生物学上普遍联系(“生命链”)观点来论证“生命”无疑都是为了说明“天地万物一体”这一本体论的基本含义的，也就是说宇宙万象从生命本体是划不出什么明确的界限范围来的。而“天地万物一体”正是中国儒家伦理所提倡的最高的精神境界，梁漱溟把这一“精神境界”化为宇宙的本体，标为“生命”。这是理解梁先生本体论的第一个方面内容。梁漱溟认为，生命现象首先是它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以维持生命现象之生生不息，连续不断，又新新不已。他说：“生命本性可以说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6] 所以，认识“生命”，主要取其“向上”、“生生”之义，或说“向前活动”、“创造”是生命的本性。梁先生从柏格森那里主要是吸取了“创造进化论”的这一方面的内容，而“生生”正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这是理解梁先生“生命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梁漱溟认为“这里最根本重要的，自我更新之自我，生命之为生命在此。[7] 就是说，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是主动的。非生命都是不由自主的动，亦即是被动的。生命是自动，就是说推动其变化运动的动力来自内部，没有“使之动者”，这个动力就是生命内在的矛盾。梁漱溟说：“生命本原非他，即宇宙内在矛盾耳；生命现象非他，即宇宙内在矛盾之争持也。”[8] 这说明生命之本性即是不断主动地争取自由，永无止境地向上奋进，这是最显著的中国哲学的阴阳变易观。这是理解梁先生“生命哲学”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梁漱溟看来，柏格森的“生命之流”、中国《易经》和孔子对“宇宙之生”的赞美、唯识宗的形而上学对宇宙“相续”状况的描述，都揭示了宇宙中唯一的真实是纯粹的变化。宇宙是个生命的过程，同时又是个和谐的过程，而“和谐”就代表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从“生生”到“和谐”，再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精神境界的体认，这确实是中国伦理的一个特质。

二、“人心”思辨的“形而中”

“人心”是宇宙大生命的核心。作为哲学对象的“生命”不是指属于生理解剖方面的生物之“身体”器官，而是指从这个机体本身所标示的认识意义或价值。所以生命之存在不在其“身”，而在其“心”，这是哲学独特的观察视角所决定的。同理，讲“人心”也并不是生理方面的人类思维的器官“人脑”，而是指主观方面的人类精神的世界。梁漱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心与生命同义”。 “人心是宇宙生命的核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唯独人类最能代表宇宙生命本性；其二，唯独人类有可能真切体认到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人类由于制造工具，语言的产生，标明心思作用方面的加强和依身体本能生活方面的减弱，使得人类有可能突破生活问题的限制，向着理智和知识的方向前进。从本能和理智二者来看，人类的特征在理智而不在本能。所以，生物的发展都囿于生活上的两大问题而自安自足，只有人类不受其限制，而在不断地向前迈进。因而从人类和其它生物相比较而言，唯有人类才能代表宇宙生命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之本性。梁漱溟说：“旷观生物界的历史发展，其中唯有从原始生物经历脊椎动物终于出现人类之一条路线，其通的灵敏度步步增高，高至人类犹且在不断向上争取，信为能贯彻生命本性者。”[9] 人类心思作用的加强，使之从动物式的本能生活当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为了营求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蕃衍，而有可能对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如为认识世界，为追求真、善、美等，这种唯有一念向上，不断求得发展求得自由，“无所为而为”，即不为生活问题打量计算之人类特性，梁漱溟谓之“无私之感情”，这就是人心之“理性”。“理性”是梁漱溟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是从反本能倾向而发展起来的人类特征，因此理性非本能，非冲动。理性与本能比较来说，一个是“无私”，一个是“私”；一个是从属于身体的，为了解决生存蕃衍问题所用的方法手段，一个是出于人心的、超出生活问题之外“无所为而为”的清明自觉的感情。梁漱溟说：“特别指出无私之感性于本能之外，本能属冲动。本能是工具，是为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工具。正以其为工具也，必当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则迈于禽兽矣。”[10] 理性与理智相比较，理性属于人心的“情意”方面；理智则代表人心的“知”的方面。梁漱溟认为从具体功能上讲，理性在内，求“情理”；理智向外，静以观物，求“物理”。理智和理性作为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二者同样做为人类的特征，“理性者人心之美德，理智者人心之妙用，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虽体用不二，而为了认识人心有必要分别指出之。”[11] 梁漱溟沿用了中国哲学中“体用”的论证方法，如他讲“宇宙”生命为体，生活为用；他讲“人性”仁为体，直觉为用；他讲“人心”理性为体，理智为用。这与梁先生对概念的看法相一致，他认为任何概念都只有相对的含义，没有固定的含义，所以对任何概念、范畴都不做明确的界定，而是在不同条件，不同场合下做一些描述性的说明，虽体用不二，但又可分别说明，实是中国哲学表达概念内容的独特方法。理解梁漱溟的思想，必须把握住这一认识的方法。理性是先天具备的合理人性，是宇宙生命本性的表现，“无私的感情秉赋自天，为人所同具”[12]，宇宙生命的本性在于不断地向上以争取自由，而“向上”外别无所为正是“无私之感情”之显发，或者说，在宇宙本性上表现为“向上”，在人性中则表现为此“无私之感情”，理性即“清明安和之心”。这一点联系到生命本性“生生”与“和谐”的含义可知，“和谐”即“无对”，即“天地万物人我一体”。此和谐之体表现在社会上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伦理情谊。“所谓理性，要无外乎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13] 梁漱溟讲中国民族精神所在即“理性”。梁漱溟把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关系抬高到了本然的地位。梁先生把他的“理性”等同于王阳明讲的“良知”，因为王阳明的“良知”也同样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良知即“天理”，另一方面良知即“是非之心”，说明了“良知”既是与物为一的本体，又是主体意识。在梁漱溟这里，理性做为本体，体现了“无私的感情”，“和谐之心”和“天地万物一体”之道；做为认识的主体，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的机能和理性精神。正是“理性”作为主体的地位，所以它最能代表宇宙生命本性；而“理性”的认识主体地位，只有它最能体认到宇宙生命的一体性。在梁漱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如果说“生命”是它的最高本体，那么“理性”则是其直接的本体。所谓的最高的超越本体和直接本体，都是相对于人或人的道德而说的，即是说，“理性”是人心的“直接”的本体，是宇宙大生命这个“最高的超越”本体的最集中体现者。梁漱溟说：“宇宙是一大生命，了解了生命就了解了宇宙。虽然到处是生命之所表著，可是有一个地方是宇宙大生命的核心，这个地方就是人心，生命是活的宇宙，最活的就是人心，能认识人心，就可以认出宇宙。

三、“生命向上”与“道德之真”的“形而合一”

如何使人性向善的将然倾向变成人生的现实倾向，梁漱溟认为，关键是要使人的这种向善的生命本性保持在活动、自由、灵通、向上的状态。

首先，人生的活动或行为体现了生命本性，人生就向善的方向发展，否则，人便会堕落、向恶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生命本性就是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活动不已，日新不已。人的生活实践能与这种生命本性相符便是道德，便发挥了人本来的善性。那么，人的种种不道德、堕落是怎样造成的呢？梁从生物进化角度解释道，在人类历史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人心逐步摆脱了人身的控制，心开始主导身的时候，人生便向上前进，假如“心不自主而役于此身，那边是堕落了”。[14]失去其向上奋进的本性，便会落于失道而不德。

   那么，怎样使人不堕落，从而避恶从善呢？梁漱溟认为，关键是顺着孔子“仁“的路保持一种不认定、不计较利害、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一、不认定。不认定是指不求“一条客观呆定的道理而秉持之”推下去。因为“认定一条道理往下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推去，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推去，必然流于墨子兼爱基督博爱的派头；再推就到了佛教的慈悲不杀，再推不但不杀动物也要不杀害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都不能毁他才对。那么这个路要怎么走呢？梁氏说：“应完全听凭直觉，即在我的直觉上对于亲族是情厚些，就厚些；对于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对于木石更差些，就更差写。二、不计利害。儒家生活做事只说“什么”不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个‘为什么’，都有一个‘用处’吗？这都是随感而应的直觉而已。”[15]这里不问“为什么”实际是让人去掉功利心、计较心，功利有何不好？答：人有功利心，遇事就处处算计、计较，而“计算到极则整个人生都倾欹于外”而失其中。

其次，要超脱利害得失，使人生向善的过程中不局于此，还要正确对待人生欲望问题。早年梁倾向于功利主义，以为人们都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的，必须肯定欲望并顺着欲望走，后来他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觉悟到人生所有种种之苦皆从欲望来，因此对消除欲望，达到彻底无欲之境的思想比较欣赏，自己并身体力行，吃素不婚。再后来，他逐渐意识到通过人的欲望来理解人类生命和人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解释得通，这都是表象，而本能冲动才是根本。正在这时，他注意到西方思想界罗素、柏格森等人注重本能、冲动、直觉、潜意识，以此解释人的行为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罗素将人的冲动分为“占有冲动”和“创造冲动”，梁非常欣赏罗素的观点：“当时我最欣赏和佩服罗素的，是其主张人的本能冲动必得其顺畅发展方好，而极反对加以抑制摧残。抑制将让人生缺乏活气，而摧残易致人仇视环境，我觉得他颇接近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了。”[16]基于上述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他对善恶和欲望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认识到人的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不能成为性恶的根据，而属人的正常生活需要。他赞赏儒家思想，称“儒家对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却更照顾到生命深处”，[17] “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处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18]认为儒家才真正认识了人类生命向善的道理。

以上说明了梁漱溟针对个体的人，如何以身从心，自觉向上，达到道德之真，保持生命的本质与人生向善的思考。但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何使社会至善从而使整个人类都和谐发展，梁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总体上说就是以上我谈到的顺着孔子的思想，复兴礼乐，使社会至善。

对于怎样扬善抑恶，使社会至善，梁漱溟明确反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依靠刑罚的方法，而主张用礼乐来陶养人的性情，靠伦理来维系人际间的情感。既然以后的社会不用法律统摄人，那么靠什么？梁说要“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怎样培养尚情无我的心理呢？梁认为关键是要在陶养人的性情上下功夫。陶养人性情只有依靠礼乐。在他看来，传统儒家的礼乐可以起到西方宗教才能起到的对人的抑恶扬善的作用，他极力主张复兴孔子所制定的礼乐。梁认为礼的根本在于表达人的情感，对人向善的作用不是由外向内的强迫过程，而是由内向外的自觉过程，是人们生命流动的自然结果。“礼便是指生命之恰好处”，“礼者不是指仪节之礼，而为生命之理”[19]。这在前面我已经详细阐述了。实际上，礼从产生之初，人们就有意识地将它当成了对人外在制约的工具，起了“法”的作用。

梁漱溟所说的乐，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充满音乐的生活，主要是说生活中充满音乐能使人的性情得到陶冶，使人能处于一种生命的生机活泼状态。所以他不只一次赞扬孔子是一个音乐家。二是指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心态。就是不为一时的生活困境所困，保持心地坦荡，乐观豁达的心态。通过礼乐的陶冶，使人像“孔颜乐处”那样有一个乐观的心情。他说：“故善不但是由自然，而实在非自然不行。只能从活泼出发，从容自在，不能勉强。”[20]将这种礼乐的生活放到整个社会中考察，梁认为假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种乐观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为人处事发自内心情感而依礼而行，就能做到互以对方为重，形成人际之间尚情感，不计较算计，就能培养人生的活气和向上的气氛，使人体会到生命的本质和价值，使整个社会向着和谐至善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七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5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6张应凯．梁漱溟道德哲学探析[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12月第六期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