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老人

何兆武

回忆侯外庐先生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系里教了四年书。当时的校长是侯外庐先生，不过他是校长，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中间差了好几级，没有直接接触。1956年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待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给每个教师发个优待证，比如进理发馆，人多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理——其实这些都不太必要，不过我们过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极端的。

在党的号召之下，科学院集中全国好几百个知名科学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定了很大规模的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详细。各个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先生做所长，陈先生不就，于是请陈垣，还请了郭沫若。陈垣八十多岁了，只能是挂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历史所所长，也是挂名。于是又调了两个副所长来，一是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侯先生同时兼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当时大家确实想按《十二年科技规划》发展，所以各个所都不断地往里调人，经人介绍，我从西北大学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成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外庐先生

侯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其影响，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现在有一种偏差，以为外语通就“一通百通”，不过我不迷信外语学院。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侯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已经有人在译《资本论》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译文递给对方。侯先生的风格非常之高，其实他译也没有问题，一部经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国外有好几十种译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接触过好几种不同的英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句子非常长，看起来很别扭，但真实再现了原著销魂夺魄的写作精神，有的译得非常漂亮，却总有点远离原文表达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觉得很别扭，不过《资本论》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对有些“评论家”不顾原文风格一味要求文风流畅，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2016年4月，何兆武先生在翻阅侯外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长春出版社出版，原稿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阁），眼里浸含着少许泪花

回国以后，侯先生在哈尔滨的法政大学教过一阵书，后来又在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任教。平大法商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许多专科大学，有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女子大学等等，总得有八九个。国民党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把北京所有这些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作“平大工学院”、“平大农学院”等等，但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当时的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学院派”，倒是那些差一点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真正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侯先生来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学院教课，虽然不能非常公开，但实际上就是教马列主义。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的许德珩、北师大的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

抗战时，侯先生到了重庆，是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是最多的，包括飞机、军火、空军志愿者等等，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国民党也拉拢苏联，特别派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莫斯科去。孙科当时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回重庆后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侯先生在里边负责编《中苏文化》。1941年新四军被解散，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让所有人潜伏到下层去，广交朋友，暂时隐蔽。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学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较出头露面的都纷纷离开，总有七八十个的样子，差不多占了学生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乡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为挂了孙科的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压制得更利害了，对共产党下了讨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给抓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无法立足，先后辗转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活动，在达德学院（一个规模不大的左派学校）里教书，一直到1948年东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纷纷回到解放区，侯先生取道东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师大做历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几本关于历史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等，还有就是《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几个人一起合作，不过第四卷没有写成，那也是内容最多的一卷，后来拆成了上下两册。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唯一的民意机关，郭沫若、侯外庐等与党组织的关系长期隔绝，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开党籍。1950年，侯先生被调到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校长，一直想要继续把这套书完成，直到1955年任历史所副所长，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负责，实际上也是专门为他成立的，专门安排几个年轻人做助手，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两卷太长了，从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当时有个特点，大家都不务正业，本来一年365天可以真正搞出点什么，但政治运动一来就压倒一切，正常工作经常被打乱。“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本来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读经典著作、学两种外国文，要做论文，可哪有时间呢？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年我们就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是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侯先生自己是比较主张搞业务的，可是总被各种政治任务打断，动不动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时常他也流露出不满意，说：“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记得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组织大家写文章，侯先生说：“这个文章我们写不了，这得让党中央去写。”

侯外庐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主要的兴趣在学术上，虽然挂了副所长的名义，实际上主要就负责我们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国思想通史》，其他活动很少过问。历史所也算比较照顾他，对我们室的干预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时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侯先生搞“独立王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党内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有点儿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这是他从年轻时起一贯的路数，我给他做助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他找德文原典。从优点一方面说，这证明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缺点一方面说，就有点书呆子气了。政治是讲现实的，而不是纯逻辑的，真实的政治有它的“灵活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按林彪的话就是要“活学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让批吴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马克思对清官、赃官是怎么定义的。再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马克思并没有提过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从来不大就这方面写文章，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扯后腿，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

何兆武先生、张岂之先生等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厉害，说他是叛徒。当时定个叛徒很简单，凡被国民党抓起来过的都被视为叛徒，因为当年国民党抓人，有些找不出证据的也给放出来，只要写个悔罪书，表示要信仰三民主义等等，或者有的人还写：“本人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这都是无奈之举，不然怎么能让你出来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状。而且有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当笑话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的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来上班，我看见会计室的女同志借给他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据说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打火机都给抄走了。

侯先生本来身体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没有问题。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结果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虽然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废人了。70年代初我们从干校回来，那时我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腰疼，他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一破产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时任长春出版社《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的编辑李春龙拜访何兆武先生，何先生与李学勤先生是该套图书的顾问，张岂之先生主编

历史所差不多两百人，侯先生是第一个挨整的，只有他一个是反革命，所以压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来的时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个担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个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革命，又是社会活动家、政协代表、历史所所长、国际知名学者，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产了，突然变成反革命，让他出来扫厕所，既是一种惩罚，又是一种侮辱。我好比是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爬起来还能接着走，可他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那怎么受得了？特别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从年轻时候起，侯先生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恋爱一样，你全心全意地爱她，忽然发现原来是个骗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话，人会崩溃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发病，一下就瘫痪了。

《中国思想通史》最后总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那套思路来写的，是他毕生学问的结晶，从这一点上看，应该算是幸运了。本来这套书可以更充实、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务正业了，并没有侯先生最初设想的那么完美。

“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是五四时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俞平伯属同一辈人，胡适虽然长不了他们几岁，但他的辈份高。我爱人1934年北大入学上过胡适的课，听她讲，胡适在课堂上非常谦虚，提到他的学生时都称“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五四那一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同时又是对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腊独立的时候，极力发扬希腊的文化传统，以对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统治。二战时的苏联也一样，极力高扬俄罗斯的传统，把俄罗斯的伟大人物评价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纪的学者罗蒙诺索夫。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氧气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发现的，可二战后被说成是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的，什么什么都是罗蒙诺索夫的功劳。再比如无线电，那是意大利的大发明家马可尼发明的，结果也被说成是俄罗斯学者的功劳，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是对传统极其有研究的人。顾先生旧学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有一批人跟着他的路数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叫“古史辨派”。顾先生有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中国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层层附加，把古史演说得越来越系统，其实都是假的。钱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顾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从戏里得到很多关于历史演变的启发，而且对民俗开始有了兴趣，这一点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学都是眼睛死盯着正史，只拿出经史子集来翻，可是顾先生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生活，比如婚丧嫁娶等等，所以他对近代的民俗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顾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气，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里看他的启蒙文章，比如他写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让我大开眼界。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顾先生在自我检讨里说，当初他觉得北大矛盾多，卷进去比较麻烦，而燕京大学是外国人的学校，少有人事的复杂关系，受政治上的影响也小，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燕京。实际上，顾先生也是个很爱国的人。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29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顾先生亲自到29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

抗战的时候，顾先生在重庆办了《文史》杂志，宣传爱国，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凡是名人，无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于实业界，凡做出一点成绩的，必然都会和政治挂钩，这是必然的。顾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有联系，有几件事情对顾先生的名誉是有影响的。第一件事，国民党当时要定一个“工程师节”，因为顾先生对民俗有研究，少数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这算小事了，另外还有一件大事。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釪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不过这都是传闻，究竟是谁做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不必过于深责。文革时候给江青的称号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谁没有歌颂过她？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1948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的总统选举，后来成了他的污点。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就像郭沫若一样，组织关系是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了。其实他那时候不该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诗：“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个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无名，只不过顾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许身不由己。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的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个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他。另外一个就是顾颉刚，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极，变成四级教授。

因为顾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把他从上海请到北京来，就在历史所工作，并且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那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顾先生本来想把《尚书》整理出来，因为“五经”里边《尚书》最为难读，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献，佶屈聱牙，词句非常古奥，是问题最多的一本。顾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译成白话，不过总是时干时停，不断地有任务分派，所以始终没有完成。

当时历史所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尹达，他是历史学界左派的一面旗帜，而顾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帜，意见不能相融，所以两人关系总也处不好。不过我觉得，尹达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气，就好像剧团演出一样，把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网罗来，不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顾颉刚先生喜欢写日记，而且写得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说他是“反共老手”，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倒顾颉刚”、“打倒顾颉刚”，众人齐呼，声震屋瓦。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直到文革结束，顾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历史所的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顾颉刚晚年大概一直很不开心，八十多岁去世了。

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应该说他首先是爱国的，而且十分的爱国；五四时反传统有功劳，领导了一个疑古学派，对于神圣的传统大胆怀疑，虽然也有过了头，对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对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不失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袖。而且顾先生是个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学者，开创了民俗学的先河，虽然晚年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只做了些标点古书的文字工作，但毕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顾先生和胡适一样，也喜欢培养青年，侯仁之、杨向奎、杨宽、史念海、谭其骧等等都是他带出来的。

关“牛棚”也满不在乎的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的专长是搞南明史，是当代的权威之一，晚年也着力于汉代社会史，同时代的南明史专家还有柳亚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毕业后，他到南开教书，我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差不多同时，我们都调到了历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顾颉刚、谢国桢两位老先生同在一个“牛棚”里关了几个月。

顾先生是史学界的元老，我中学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师了，谢国桢也是我的前辈，三个人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请教机会。那时候，一般关进牛棚的就不许回家了，但是顾先生年老体衰，名气也大，所以晚上准许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夹一个布包回牛棚，中午时候打开，里边是一个烧饼、两块豆腐干，我给他倒一碗水，这就是他的午饭。可是顾先生从来都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的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好打搅，结果白关了几个月也没说上几句话。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谢先生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毕业后做过几年梁启超的秘书和梁家的家庭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办了三年，一共毕业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数以上都成了知名学者，谢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成立，1925到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没过多久，傅斯年介绍他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专职讲师，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华、南开就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谢国桢也去了那里。不过，谢先生不属于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那种人，而是喜欢吃喝玩乐，是老一辈名士风流公子哥的禀性。到了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谢先生就转到大中银行工作。就我的印象，旧社会对商人一般是看不起的，所谓“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整天想着赚钱。只有银行界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写字、绘画、玩古董，舍得花钱，也需要一些学者参与，或者挂名。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谢先生因为什么问题进牛棚呢？1946年，他的父亲死了，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相当于今天的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而且，因为他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过，虽然不在伪政府里，但也被定为文化汉奸。他自己倒无所谓，汉奸就汉奸吧，贪污就贪污吧，一概供认不讳，从不争辩，也从不抱怨。当然这样也好，不过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西南联大化学系有一位老师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也是老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的所有药品都只编号、不写名称，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的时候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了化学系的药品，结果就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他是自杀的第一人。

谢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苏，父亲在河南做过知县，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河南，一嘴的河南话。牛棚里无事可做，又没人管的时候，谢先生就跟我扯七扯八。有一次谈到听戏，他跟我讲：“赤壁之战那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我没仔细研究过他们的岁数，不过我知道京剧里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欢，有人在外面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低头，继续学习“小红书”，但不一会儿又聊了起来。又一次，谢先生讲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学生的事，说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围着梁启超一起喝茶乘凉，有个同学问：“梁先生，您是个学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还干了一辈子？”一句话引开了梁启超的话匣子，就讲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讲就讲到了第二天天亮。我觉得那些材料太宝贵了，要能记录下来，该是多么可贵的史料，于是就老怂恿谢先生写下来，可他始终也没动笔。

谢国桢是喜欢玩乐的那种人，其他的好像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开心，也很放心，至少可以暂时忘掉一些苦恼。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经常大谈特谈什么东西好吃，我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吃得最好？”他说：“啊呀，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后来我又问：“您说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西单商场里有个峨嵋酒家，里边的干烧鱼最好，于是我说：“等什么时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请您吃一次干烧鱼。”果然，后来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就请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顿干烧鱼。我倒没觉得真就那么好吃，不过，只要他喜欢就行。

文革时候，谢国桢被抄家、被斗过好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让他抄大字报，他抄错了一个字，这在文革是很严重的问题，等于歪曲党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他家里，把谢师母也揪出来一起斗。而且，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也不说真话了。比如文革开头时候，有一天命令谢国桢和顾颉刚去搬砖，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谢先生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谢国桢这个人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像不像《空城记》里扫城的老军。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还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两个神主牌。一般旧社会家庭都有这种东西，用木头雕的一个小阁子，里边放个牌位，前清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到了民国改成“天地国亲师”，左右两边写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拜。这在过去是很普通的东西，抄谢先生家抄出两个，于是斗他的时候，就叫他一手举一个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当时我已经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就是工宣队的领导。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有时候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斗谢国桢的时候有一条罪状，是说他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给他画了一张画，在一个大钱孔里画上他的头，讽刺他一头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辩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