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存在论的角度分析了元宇宙作为一个可能世界的状态、意义和问题。作者认为，元宇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存在论事件，元宇宙虽然是一个超越真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但行为主体仍然是真实世界里的人，也就不可能超越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政治、资本、意识形态的问题仍然递归地发生在元宇宙里，因此，元宇宙并没有独立的另一个存在论，而是与真实世界共有同一个存在论。元宇宙将改变生活，但不能改变存在论。
关键词：元宇宙，存在论事件，可能世界
引子：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据称2021年是元宇宙（Metaverse）“元年”[1]，这个惊心动魄的措辞可能是一个新产业夸大其词的宣言。元宇宙是否能够成真，或是否如宣称的那样神奇，还是未知数，其实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这里要讨论的是元宇宙作为一个可能世界的哲学问题，与其商业价值或可行性无关。无论元宇宙是否具有现实性——当下的VR、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水平似乎还难以建成设想中的那个元宇宙——都已经事先提出了一个以技术而生成的存在论问题。
“元宇宙元年”几乎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借用马尔克斯一篇小说的题目）[2]，不是杀人，而是谋杀真实世界的生活意义，连同谋杀真实性、命运、历史和经验的概念，甚至人的概念。希腊悲剧点明了人的根本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而元宇宙可能就是人类的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这件事情有些悖论的味道：人类试图建构为一切事情做主的主体性，结果却终于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命运。元宇宙元年会成为历史终结元年吗？
元宇宙是个未设限的概念
今天流行用法中的“元宇宙”已比科幻作家史蒂芬森（N. Stephenson）在1992年提出的Metaverse概念多出许多含义，已成为一个未设限而上不封顶的概念，其技术前景不可限量，因而未能定义。
但把metaverse译为与“宇宙”对应的“元宇宙”却有些疑问。宇宙（universe）原义是万物一统的世界，既然一统，就意味着只有一个宇宙[3]。当代物理学推测或存在多个宇宙，互不相通而各自独立存在（所谓“虫洞”之类仍然属于科幻）。逻辑学承认存在着或可相通的复数可能世界，鉴于metaverse不可能独立于真实世界，因此只是一个新的可能世界，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另一个宇宙，译为元宇宙是夸大其词了。另外，meta在这里译为“元”，虽不说似是而非，但现在尚无证据说明meta-verse 能够达到“元”的能力。Meta-有多义性，原义是某种事物的“之后”或“之外”。如采用“之外”的含义，则metaverse意味着一个高于现实的虚拟“超世界”；如采用“之后”的含义，问题就复杂了，这层含义自metaphysics（形而上学或元物理学)以来具有了专业化的意义，比如元语言、元数学、元逻辑、元定理之类，此种“元”指的是某系统对另一个系统整体的反思-解释能力，因而成为反思-解释另一个系统的“元系统”。如果说metaverse是一个能够在整体上反思和解释真实世界的元世界，这种赋能过于惊人，就预期能力来看，显然尚有差距，但就不可限量的技术发展来说，却也难说。因此，metaverse的实事求是译名可以是“超世界”，但“元宇宙”已成为通译，这里将沿用这个通译。
元宇宙被设定为一个与实在世界相对而相关的虚在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存在论问题：至少有一个在真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同样有能力实现其世界化（worldization）和现实在世性，于是人可以同时生活在至少两个可能世界里。具体地说，在充分发达的视觉技术、听觉技术甚至触觉和味觉技术的支持下，更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支持下，再加上尚未出现的新技术，就可以狠狠地想象元宇宙作为一个世界的巨大能量。元宇宙中的数字化“万物”以虚拟现实的方式而存在，通过多种技术可以达到乱真的逼真性，从而产生“真正的”现实经验，这个奇迹意味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将能够“在实际上”（virtually）成为另一种现实（the real），这是从虚拟到现实的魔幻转换。尽管元宇宙不能替代真实世界，但会挑战“现实性”（reality）的概念，会在虚拟技术条件下复活原本颇为无聊的普特南“缸中之脑”问题[4]——假如没有元宇宙，缸中之脑就几乎是知识论里的一个伪问题。更为刺激的是，元宇宙里还有大量事物并非真实事物的高仿形式，而是在元宇宙里被创造出来的在物理上非真实而在经验上具有现实性的新事物，这就把神学问题现实化了：在元宇宙中，人处于相当于神的创造者位置而可以创造任何数字化的虚在存在。谁创造事物，谁就需要解释其意义，那么，制造虚在事物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建造一个虚在世界有何意义？这是创造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针对元宇宙对真实世界的“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也愿意给出一个事先张扬的推想：假如元宇宙成功地“谋杀”了真实世界——当然不是真的毁灭真实世界，而是使之贬值——那么，元宇宙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事事如人所愿的可能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逻辑上的“最好可能世界”，而大概率会把真实世界的基本难题递归地移入元宇宙，并且同样无法解决，结果可能是，以后人类有了双倍的烦恼。
在可能世界谱系中的元宇宙
在广义存在论中，所有或任何一个可能世界都存在（is)。狭义存在论只承认真实世界存在，与之不同，广义存在论的值域与逻辑等大。逻辑上的每个可能世界至少在纯粹意义上存在（is），但并不必然都能够实现为实在（exist）。可能性与实在性的存在论问题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后来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概念为之建立了清晰的存在论分析标准：在实在世界之外，还有无数非实在的可能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存在论里来分析所有或任何一个世界，包括未来的、过去发生的、历史重叙的、理想化的、主观意向的、文学虚构的、哲学设想的、神话的、科幻的、数学系统所定义的、数字化虚拟的、一维的、二维的、三维的或多维的一切可能世界。我们可以将容纳无穷多或所有可能世界的存在论定义为广义存在论（general ontology），而局限于真实世界的存在论是狭义存在论（special ontology）。如果一个世界是实在的，那么其存在论的语法格是“实存”（exist）；如果一个世界是虚在的，其存在论的语法格就只是“在场”（present），但两者在存在论上或逻辑上的一般语法格都是“存在”（is）。
通常承认实在世界具有存在论的优先性。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实在世界，主体就无处可在。但实在世界却是个未被良好定义的概念，一般会默认实在世界是物理世界，可是电子数字化也是物理存在，因此似乎应该说，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也属于实在世界，加上虚拟世界的经验现实化，就更加具有真实性了。如此看来，物理性和可感知性已经不足以识别实在世界了。如果允许我给出一个新定义，我愿意说，实在世界是生物学所解释的世界，生物得以生存的充分必要条件定义了实在世界，就是说，实在世界是作为生命存在环境的物理世界，在概念上小于物理世界。之所以增加生命这个约束条件，是因为实在世界的概念只在与生命的关系中才形成有意义的实在性，否则只是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这里申请康德的支持）。因此，只有作为生命的存在论条件的物理世界才是实在世界，世界是生命的函数，世界因生命而存在。
我对实在世界的新定义未必是最好的，但有一个好处：引入生命就可以形成一个能够对实在性进行交叉定位的坐标系，即在物理世界与生命的关系中来确定实在性，否则实在性难免有歧义。当概念与事实之间有着互相离间的距离，修正概念以便靠近事实比歪曲事实以便靠近概念更可信，因此，需要修正的是实在世界的概念。鉴于实在世界的概念是固化了的传统用法，而实在世界的新概念尚未被接受，为了避免混乱，可以把与虚拟世界相对的生命实体所在的那个实在世界称为真实世（genuine world）。
元宇宙将是一个可能世界如何影响甚至入侵真实世界的故事，真实世界不仅对于元宇宙没有设防，而且真实世界的部分居民就是元宇宙的制作者和内应，元宇宙必定长驱直入，于是，元宇宙和真实世界必定形成“跨世界劫持”——这里被绑架的是整个真实世界以及所有人的生活，而不是某些人被外星人绑架或两个宇宙之间的虫洞的那种科幻故事。
人们乐意为每个故事开发其历史线索而显得源远流长，并且把新事物合并到旧事物的概念和经验里，于是获得知识论上的安全感而忽视了决定性的些微差别。事实上，新事物只需要一点点创新就足以翻天覆地，想想人类与许多动物的基因差别小于10%甚至5%。当元宇宙的线索被追溯到了始于数千年前的神话以及历代的文学和科幻，心理顿生认同感。这种追溯的暗示是，人类一直都在幻想比现实世界更好的可能世界或乌托邦，而元宇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的最新可能世界。不过历史追溯有时是过度追认。就像“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恐怕不再是可信任的朋友，有些事物的“谱系”其实已不能说明一致性了。
这里有一个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如以可能世界作为分析单位，那么，神话、童话、虚构作品还有元宇宙就都同样是可能世界谱系中的成员，具有家族相似的某些连续基因；但如果以这些可能世界各自的问题意识、意向性或目的为指标，就看到了难以概括的复杂性。在神话、童话、虚构作品和元宇宙之间，同时存在着迭代的连续性和当代的断裂性。历史本身就具有某种迭代性质，人类的基本问题在历史变迁中是递归的，这不奇怪，因为生活的基本问题是任何生存方式都必然发生的事情，不会消失，例如生老病死、兴衰存亡、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或者权力与利益、自由与规则、理性与情感，诸如此类问题永远不可能被解决，也没有终极答案，因此总是递归地存在。但在同时，每个可能世界都会提出各自独特的问题，比如博尔赫斯想象过一个以心理学为基础学科的世界，那里对一切事情全都是唯心主义的理解；又如刘慈欣的三体世界，那里的思想是透明的，不存在欺骗和诺言。那么，元宇宙提出了什么问题？
在可能世界的谱系或集合里，元宇宙很可能成为一个与以往的可能世界都不同的异数。元宇宙将具有无所不包的内容，也就当然会继承神话、童话、文学和科幻的许多冲动和欲望，特别表现在虚拟游戏中。但元宇宙的游戏不会因为承袭了人类幻想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深度，虽然事情可以不再是那些事情，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当然，虚拟现实的感性技术会使元宇宙的游戏在形式上更有趣，这个娱乐性的问题不值得讨论，除非是讨论万事娱乐化导致心智退化。重要的是，元宇宙与以往的虚构作品有着存在论上的差异，而决不是文学上的差异。
如果把虚构的可能世界统称为“文学”——这里把文学当成构想可能世界的一种方法论，并不概括文学作品的所有性质——那么可以说，作为方法论的文学的一个基本性质是试图改善现实的超现实。与此不同，元宇宙不仅超现实，而且反现实，是在建构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而同时对真实世界实施“降维打击”。显然文学和元宇宙有着不同的欲望对象，“文学”并没有失去对真实世界的兴趣，即使是十分离奇的神话或童话，也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解释或期望；元宇宙却意图建构另一个世界，一个有着不同原则、不同构造、不同规律和不同价值观的可能世界，所以是一个“反真实世界”。元宇宙不想劳神去改造现实世界，甚至厌弃现实，这有别于文学对现实世界的那种怒其不争的不满。文学是关心现实世界的理想主义，而元宇宙是“反真实世界”的建构主义。
文学虚构的可能世界只是知识论的对象，在实践上不能实现“生活迁移”，只是“我思”（cogito）的对象，而不是“我行”（facio）的对象。元宇宙则不仅是知识论问题而且是存在论问题，正在试图实现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跨越而成为一个“我行”的对象。元宇宙的广告词喜欢强调元宇宙的感受技术能够创造身在其中的逼真经验，因此将成为一个“似现”（visualize）无穷多可能情景的开源可能世界，这是元宇宙的感性吸引力所在。另一个社会学上的优势是，据说在元宇宙里每个人都有更多自由选择，不仅在同一身份下有着更多自由选择，而且可以自由地选择多种身份，在真实世界里无法超越生物性而无法分身的一个人在元宇宙里可以自主选择多种分身而成为多个人，因此每个人都有更多机遇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据信这是元宇宙最具吸引力的社会状态。然而，无论是感性的极致经验还是身份自由，实质上还是“游戏性”或象征性的，只是一个新世界的经验方式而不是实质内容。一个世界的实质在于它的资源、资本、经济关系、政治系统和知识生产，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也是疑点所在——元宇宙将可能成为经济活动、金融活动、信息或知识的生产和共享、公共选择和政治管理的一个更有效率的世界，虽不知是否能够达到效率最优，但肯定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同时增加各种秩序的可控性，比如金融信用和保险系数。然而这些技术优势与其说有利于自由还不如说更有利于专制。
无论上述状态是否是好事，元宇宙肯定会成为重新定义和解释生活的一个重大变量。元宇宙确实是一个与真实世界大为不同的虚在世界，但决非与真实世界无关或脱离真实世界的另一个所谓“平行”世界，相反，元宇宙将是试图操纵真实世界的一个叠加世界。这将形成一个诡异的存在论关系：元宇宙是由真实世界所创造的，却又对真实世界构成了统治性的反身关系（reflexivity）。这是一种新型的反身关系，这种反身性不是知识性的反思解释，而是实践性的反身控制，即真实世界创造了一个用来控制和压迫自身的元宇宙，类似于一个人自愿选择成为奴隶。知识论对这种实践反身关系缺乏有效的解释，于是我们需要在存在论上去分析元宇宙。可以说，元宇宙或可能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在很大程度上废掉了现代知识论的威权性，迫使我们回到存在论的初始问题中去重新思考：元宇宙将如何改变真实世界的生活？元宇宙里的基本问题与真实世界的基本问题是否一致？元宇宙是否需要另一种新的存在论？
如果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
元宇宙首先是一个当代（contemporary）事件。对当代性概念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把当代性与现时性（the present-ness）混为一谈。任何事物的在场都在现时里，无论回忆的过去，还是设想的未来，在时间上同样有着“正在发生”的现时性。但现时性未必具有当代性，此时此刻就发生着无数事情，其中具有当代性的事情其实很少。元宇宙正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事件。
当代性的一个显著性质是“未来提前到来”。这不是在知识论上预测未来，而是入侵未来的实际行动。当代性不在于作为意向的“我思”，而在于落实为创造未来的“我行”，在此，行动成为未来的信物，或者是为未来提前背书。“我思”只发生在现时中，“我行”则试图抢占时间，迫使时间服从当下行动，以注册的方式给自然时间的绵延过程（duration）加上规划的刻度。尽管没有任何一个行动能够确保未来，未来永远具有偶然性，但具有“大势”的行动确实具有抢占时间的能量而把未来的可能性粘贴在当下行动上，于是呈现为未来提前到来。
抢占未来一直是人类最感兴趣的事情。这种意识早就隐含在甲骨文里，“来”的原型是麦子，种植麦子就是抢占未来，是对未来的一个时间殖民计划；而“未”的原型却是尚未结果的果树，对“来”的承诺留出了偶然性。无论是过去的农业技术、蒸汽机、电机、电脑、互联网，还是正在发展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元宇宙，都是抢占未来的最强形式，可见技术是抢占未来的主要手段。随着技术能量的增大，被预定的未来由进步的标志演变为风险的预告。今天，技术风险不成比例地增大，而控制技术的能力却小得不成比例。这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却缺乏能力判断哪些事情是好事。这是人类的智力隐患，人类从来就没有把握判断好坏，可以说，人类在价值问题上根本不知好歹。技术能力和反思能力之间的明显失衡，是人类作为创造者的根本缺陷。看来人类早有自知之明，知道人有着智力缺陷，所以幻想了全知全能的神。
在人类认知结构里，通常把没有知识答案或甚至不可能有答案的“根本问题”指派给哲学去反思，于是哲学成为负责研究不可解答的问题的“专业”。事实上哲学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只在不断反思，于是维特根斯坦有问：不断挠痒算是一种进步吗？人类始终面临一个基本困境：技术能力不断提高，但哲学能力没有相应的提高，尤其在关于未来和价值的判断上始终存在着思想瓶颈。自从休谟指出未来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两大难题，至今尚无真正可信的解法。
在古代，这种思想困境不严重，因此哲学被误解为一种无用而高尚的思想。古代技术水平低，没有难以承受的破坏能量，低能量的技术和不彻底的思维形成可接受的平衡。今天的技术能量大大超过思想能力，也大大超过应对风险的能力，技术发展与风险增长成正比，而风险增长与控制能力成反比，于是人类生存的风险递增。人类一直尽力研究如何增长利益、便利和快乐的技术，却较少研究控制风险的原则和技术。人类早就进入了风险社会（吉登斯），而其深层问题是人类变成了“风险人类”，即人类本身就是风险制造者。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和元宇宙都是近年来最具诱惑力的技术冒险，人类能够预测这些技术的好处，但无法控制这些技术的风险。
因此，在对元宇宙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之外，更需要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来分析元宇宙的革命性和冒险性。元宇宙不是寻常的当代事件，非常可能会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所谓“存在论事件”，不是对事件的一种知识分类，而是标示事件的能量级别。任何事件，无论是知识事件、经济事件、政治事件或技术事件，只要其创作能量或“革命性”达到对人类存在方式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改变，就是一个存在论事件，也就是一个创世性的事件。如果一个事件可被认定为存在论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事件蕴含着某种新问题的起点，也就构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新本源，相当于为人类存在方式建立了一个创建点，按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说法，那就是“道的改变”或“变天”事件。
人类生活有着持续的创造性，但主要是慢变化，其中达到“存在论事件”量级的巨变并不多。历史上最大的“存在论事件”至少有：（1）语言（包括文字）的发明，这是人类所有后续创作和知识的基础，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否定词（不）的发明，否定词意味着发明了可能性的概念以及可能世界的无穷集合，因此成为一切创作的思想前提；（2）生产技术的发明，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工程技术，这是后来一切技术的基础。控制自然的技术意味着发明了未来的概念，而发明了未来意识就等于发明了人的时间，即以人的事情和计划为准的时间表，这种时间表也是历史概念的基础。在发明可预制的未来之前，生活只有自然过程，时间只是无穷重复的现在时，或是昼夜四季的无穷循环，无所谓未来；（3）逻辑和数学的发明，这是思维为自身建立的普遍必然秩序，是语言之后的又一次思维能力革命，是最大的知识论事件。逻辑-数学的产生远在逻辑学或几何学的发明之前，逻辑学是对逻辑能力的理论化，几何学也一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或欧几里得的公理化几何学都是知识的里程碑，但不是存在论事件；（4）制度的发明，包括政治制度、分配制度、伦理制度和公共规则等，这是人类为生活建立的合理化秩序，同时也就发明了社会。这是最大的政治学事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生活就无法超越低效率的生存（survival）。秩序的最大作用在于建立了信任的技术化条件，使信任成为一件在技术上可描述和可操作的事情，而不仅是心理信念；（5）科学的发明，科学建立了万物理论，这是思维为知识建立的统一秩序，以及可重复验证和可必然追溯的知识证据链，这是另一个最大的知识事件。
如果更细致地分析创造文明的存在论事件，可以说，所有伟大的创作都是存在论事件，这个列表太长了。《周易·系辞下》和《世本·作篇》最早表达了以“作”建构秩序的问题意识，还给出了早期文明的伟大创作列表。在文明史上，火的使用、水的使用（灌溉）、房屋、车轮、织物、农具、工业、蒸汽机、电力、核能、互联网等，还有尚未取得根本性成功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量子技术和可控核聚变等，都属于改变生活的存在论事件。
现在的问题是，元宇宙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但是否成真还有待未来的证词。尽管就目前看尚有差距，但重要的是这种前景并非不可能，因此事先成为一个问题。元宇宙本身不是一种技术发明而是多种技术的汇集合作方式，包括逼真感觉技术、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等，可以说，元宇宙发明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技术+的无限开放平台，任何可兼容的新技术都可以添加到元宇宙，因此，元宇宙会成为一个技术汇集中心，在技术足够密集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建构一个新世界。如果说语言创造了复数可能世界的抽象存在，那么，元宇宙很可能将发明第一个被现实化的可能世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可能世界一旦获得可经验性，就具有了现实性，可能世界就不再仅仅存在于思想中、逻辑或数学上或虚构文本里，而将第一次负载着现实能量而叠加于真实世界之上，可能世界由纸上谈兵的不可通达状态变成可通达也可转换的实践状态，因此必定带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新问题。
笛卡尔会笑醒吗？
元宇宙似乎会是一个实现唯心主义的世界，似乎还可以实证身心二元论，也貌似实证了“我思”的独立主体性地位。这个消息会让笛卡尔笑醒吗？
唯心论通常有着更容易自圆其说的不对称优势。这不奇怪，“我思”解释自我内在性肯定比去证明外部世界要容易得多，“我思”对自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的解释本就是“我思”的内在现成资源。但“我思”却无法证明不属于“我思”的外部世界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正是唯心论的短板：缺乏实证。然而元宇宙似乎要为唯心论提供一个实证，要创造一个以自由的心为准的虚拟世界，而把不自由的身体留给真实世界。
身体与生命为一体，而意识与意向性为一体，唯心论相信主体性在意识而不在身体。然而如果不通过身体的行为，意识自己并不能自由地改变世界，意识也不能自由选择生命或身体，这意味着，生命和身体终究是意识的存在基础及其限定条件。也许，不自由的生命和身体“拖累”了自由的意识，可如果没有生命和身体，意识就无处可在。不过现在元宇宙试图魔法般地创造了一个超越物质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意识能够独立于身体而存在，那里也不存在物质资源稀缺，数字化的资源可以无穷供给，这听起来是一个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混合奇迹。这个神话说，在元宇宙里，每个人的意识都获得充分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和定义自己的数字化存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任何身份或多种身份，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希望是的人。这既是人人以自由平等权利取消统治权力的神话，也是“我思故我在”的一个形而上学实例。但这真的是一个可信合理的戏本吗？
首先是关于代价的疑问。每个人在元宇宙里自由注册和建构任意身份，加上元宇宙提供了更丰富和更如意的经验，或因此导致身体的“皮囊化”，即意识在元宇宙里获得好过身体经验的任意经验而荒废了身体。如果真实世界里的身体差异性所决定的经验差异和社会境遇在元宇宙里变得不重要了，意识想要什么经验就能够获得什么经验，身体就变成人在真实世界里的残留物，一个皮囊而已，于是，真实世界和元宇宙就会形成笛卡尔主义的分工，身体留给真实世界，意识归给元宇宙，结果是，真实世界基本上只剩下生存价值，身体只剩下维持生命的功能，一切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精神都归于元宇宙——假如还有意义和精神的话。真实世界也会随着身体的皮囊化而废墟化，如果身体和真实世界不再重要，福柯问题就消失了。这样的生活到底是神话还是灾难，尚且难言。
元宇宙或可能把游戏性的“跨世界的主体”变成现实问题。自然人皆有唯一的“自我”，因此有着唯一的主体性。假如一个人在元宇宙里可以自由建构许多身份，那么会有多种主体性吗？他在真实世界里的身份与在元宇宙里的多种身份之间有同一性吗？多种身份共享一个自我还是多个自我？多种身份或多个自我能够被识别为同一个主体吗？这里产生了形而上学的新难题：如果多种身份仍然受制于同一个自我，多种身份就没有实现形而上的分身，只不过是形而下的多种伪装。伪装身份并不新奇，骗子也有多个伪造的身份；如果多种身份重新定义了多个自我，那么我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变成无数人，我是任何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主体性悖论：假如一个主体可以变成任意多个主体，也就不存在主体性了。主体性的意义基于唯一性，并且必须具有唯一性，否则不存在主体性。分身而保持一致性是神的权力，上帝可以三位一体，可以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而人不可以，不是不允许，而是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人能够拥有多个主体性，一切罪恶都由替身来做，那么必定导致无尽灾难和毁灭。当然，没有一个世界允许自由犯罪，也许未来具有唯一性的主体性仅存在于法律上的行为主体或法人身份，而意识上的主体性则任意分裂。神经病或许会成为元宇宙时代的普遍问题。
神经病的形而上基础是主体性的分裂。文明本来就自带有主体性分裂的性质，产生于事实与概念的差距，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以及“我是什么”与“我想是什么”的差距。主体性的分裂本来不是病症，反而是文明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条件。长期以来，“我应该是什么”（超我）的社会规则限制或抑制了“我是什么”（本我），因此不至于产生广泛的神经病。现代性发明了与主体不一致甚至与之分裂的主体性，既然主体性被赋予价值主权，自我就不再听从超我，而自我追求的理想化主体性几乎是对真实主体的否定，结果是，现实越来越变得不可接受，激进理想变成绝对使命，而主体终究无法实现其主体性，即使通过权利的斗争、权力的斗争、分配制度的变革、承认的政治、社会革命或文化革命，绝对的主体性仍是主体可望不可即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现实。正因为现代制造了不可能实现的主体性，主体性的概念定义了从未实现的“大写的人”，反而否定了真实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神经病主要是一种现代病。通常，无法逾越的实在客观上限制了疯狂，然而元宇宙或将实现一种存在论上的突破，它将创造“世界间”的存在论差距，跨世界的主体则因此到达意识分裂的临界点。
既然元宇宙超越了物理和生物的限制，就在可能性上无限地超过真实世界，能够技术地“似现”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无穷多的理想化、完美化或极端化的事物，同时提供更丰富更刺激的极端经验，于是元宇宙会反过来变成真实事物的理想模板，即事物就应该成为元宇宙的事物那样。真实事物与元宇宙事物相形见绌，变成浑身缺点，于是真实世界会在生活意义、美学和伦理上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质贬值。在此之前，宗教或乌托邦想象的天堂只是模仿了真实世界的最好可能性，真实世界不至于贬值。但元宇宙却可能使真实世界和真实生活遭遇“存在论的降级”或“降维打击”。虽然现在还很难推测其实际后果，但可参考一个不太准确的类比：毒品产生的快感超过了性、食品和创作，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真实生活的贬值。毒品所以被抵制是因为伤害生命本身，假如毒品对生命无害，估计就畅通无阻了。
元宇宙正是“无害”的，也因此可能产生无法抗拒的伤害。元宇宙可以产生比真实世界更丰富的经验，尤其是真实世界里不敢尝试的极端经验，比如危险、残酷或变态但非常诱人的极端经验，因此有着娱乐至死的诱惑力。有一条美学定理可以解释这一点：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条件下，恐怖的极端经验就可能变成审美的“崇高”经验（想想游乐园的过山车和蹦极）。失去魅力的真实世界将退化为物质生产和维持生命的机械世界或动物世界，不再承载精神、意义和经验。假如人们在真实世界中存活，而在元宇宙中生活，“生活”和“存活”的分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是否会形成意识错乱？或许更严重的问题：假如人类沉溺于虚拟经验，或导致理性和智力的退化。我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有个或然推论：虚拟经验是人创作的，假如真实世界的经验被废弃，就断绝了新经验的来源，所谓无穷多的虚拟经验必定只是套路范围内的内卷式无穷重复，多而不新（其实虚拟游戏现在就多是重复套路了），因此，虚拟世界的意识内卷终将可能把人变成白痴。唯有理性思想和真实经验才是真正无穷的。
进一步说，元宇宙的跨世界“生活迁移”还可能导致真实世界的历史终结。随着现实生活的故事不断减少，大部分生活迁移至元宇宙，元宇宙会有能力生成“后世界”的元宇宙新历史吗？或应该问，元宇宙需要历史吗？另外，按照乐观主义的宣传，元宇宙似乎有条件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愿望。在概念上说，元宇宙的生活游戏消除了真实世界博弈的残酷性、不平等和不公正，有点接近艾克斯罗德的那种只赌输赢不决生死因而永远还有机会的良心游戏，但问题是，元宇宙真是那样的游戏吗？元宇宙的基本问题会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吗？元宇宙有什么动力和能力去改变人的基本问题？
存在论问题的递归：新世界和旧问题
元宇宙的建造者们有个估计可能是对的：将来更多的人会对元宇宙比对真实世界更感兴趣，“心的流量”会证明这一点。“心的流量”意味着人们在时间上的投入分配。存在方式就是时间的投入方式，时间的投入量就是生活最基本的存在论指标。不过，“流量”只是统计学标准，却不是价值标准，大多数人喜欢的事情仅仅说明了“大多数人喜欢这个事情”的事实，决计没有蕴含“这种事情是好事”或“这种事情能够做得成”的意思。
时间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元宇宙里，无穷大的数字化资源不存在稀缺问题，可是对任何资源的利用或占有都需要通过有限时间来实现，时间是任何资源有效性的限度，因此，时间的稀缺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利用无穷资源。时间的性质给定了一时不能两用，每个人都以有限的生命时间作为投资去兑换想要的事物或经验，时间投入量的产出值就是时间的价值。无论流量流向哪一个可能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个人的时间收益都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虽然元宇宙和真实世界是行为主体可以任意切换的两个可能世界，但行为主体在任意时间段 t?-tn 里却只能选择一种可能生活。行为主体在存在论上只拥有一种时间，即以生命为限度的时间，行为主体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占用了生命的时间。正因为只有一种时间，即使可以进入多个可能世界，可以增加许多身份，只要时间性质不变，增加可能世界的数目并不能增加可能生活，在形而上学上说，增加可能世界并没有增加另一种存在论。或许在元宇宙里一个人可以变成多主体，并把某些身份设定为“不占时间”的自动运行模式，或请AI代其运行某些身份，但终究没有为主体“变出”更多时间。虽然元宇宙能够建造无穷大的虚拟空间，但无法提供无穷时间，时间仍然是无法更改的存在论硬核，主体的有限时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存在界限，因此，元宇宙与真实世界必定属于同一个存在论，也会有着相似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政治、经济和伦理问题。
既然时间的唯一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同时实现两种以上的目标，人就永远面对“选择题”。无论两个选项或多个选项甚至无数选项，都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多选项被认为标志着自由，无数选项则意味着绝对自由，但选项的丰富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选中更好的选择。正如常可观察到的，在大量选项的情况下人反而更加糊涂，甚至陷于“布里丹之驴”的状态。只有在全知全能的条件下，选项才多多益善，就像神学假设的那样，上帝能够“一下子”浏览完无数可能世界，所以轻松地选出最好的可能世界。对于有限智力的人类，选择题永远都是基本难题或最大难题。
选择题模式是人类命运的存在论基础。这个状况由人类的存在论第一事件所奠定，即否定词的发明[5]。如前所言，否定词开拓了可能性的概念，发明了所有可能世界的无穷集合，因此人类思维第一次超越了必然性的概念，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建立了有模态的存在论，至今人类仍然生活在这个模态框架里。发明了可能性就制造了选择题，于是产生了选项的偏好排序，也就创造了价值，进而导致人之间的所有冲突，也产生了自己与自己的冲突，产生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思想的所有问题。如果无法超越唯一时间与多种选择的矛盾格局，就不可能产生新的存在论，因此，无论真实世界还是元宇宙，生活的基本问题都是相似的，或者说，真实世界的基本问题会递归地表现在元宇宙中。天不变道亦不变，同理，行为主体不变，基本问题就不变。
毫无疑问，元宇宙与真实世界会有明显的经验差异。首先是感觉技术（VR等技术）创造的逼真经验，还有数字化无穷空间里的身份自由选择和信息自由获取，还有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创造的共同确认的信用系统和交往系统，如此等等。这些技术性的变化足以导致社会级别的变化，很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构。我对高技术社会的一般理解也适用于元宇宙，即“服务就是力量”。元宇宙是互联网世界的升级版，是一个无所不包、几乎无所不能的服务平台，这个平台的功能如此大全以至于成为一个“世界”，因此元宇宙必定是资本的新机会，金融资本大概率会垄断几乎一切服务而证明“服务就是力量”，并通过虚在世界控制实在世界，以中介垄断来控制用户终端，使服务系统成为控制一切人的技术机制。
中介系统正是文明的要害之处，一个权力必争之地。这个故事要从语言说起，语言是最大的中介系统，语言代表一切事情，进而代理一切事情，最终控制一切事情——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其最优概括。文明的第一代语言是自然语言，而数字化语言是最新一代语言，也是元宇宙的语言。控制了元宇宙就控制了新语言，也就控制了意识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信息流，进而控制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动关系。既然元宇宙是一个万事通用的最方便平台，一切中介都会迁移到元宇宙里，届时元宇宙就会具有强过真实世界的高度组织能力和社会性，而真实世界反而变成碎片化的，每个人在真实生活里被孤立化，只在元宇宙里才能实现丰富的联系、交往和交易，最终结果可能是，与生活肌理遭到破坏的真实世界相比，元宇宙反而变成唯一有着完整系统的新社会。
元宇宙将构建有着完整系统的新社会
假如元宇宙从一个服务平台生长为一个世界或一个社会，就会重新解释人际关系或每个人的在世关系。据说元宇宙能够减少存量竞争，比如身份、信息、机会和服务这些资源在元宇宙里基本上不再有存量竞争，然而，凡是价值与唯一性或排他性或有限性密切相关的资源，就必定维持存量竞争，尤其是权力、资本和影响力，因为权力、资本和影响力永远稀缺。可见，在元宇宙里，只是“娱乐性”的事情才不存在存量竞争，凡是有重要价值的事情都仍然因为资源稀缺而有存量竞争，因此，在元宇宙里，只要是涉及利益和权力的事情，或经济和政治的事情，其规律不可能有异于真实世界。元宇宙将延续与真实世界类似的“坏事”，这一点不会令人吃惊，人们早已习惯于“坏世界”。问题是人们期望元宇宙会产生真实世界做不到的一些“好事”。
按照技术设想，元宇宙可以建立信息清楚可查可证的所有关系，几乎像逻辑一样清楚可信，区块链、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联合将能够保证“绝对可信”的金融和交易关系——如果为真，这会是元宇宙的一个伟大成就。不过，技术的绝对可信性却是一个不太可信的诺言，技术博弈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漏洞的无敌技术并不存在，就像不存在无敌的矛和无敌的盾。支持区块链、人工智能和量子加密的技术是否可以反过来用于攻击系统，或者总会发展出更新的技术？尚且未知，但从历史上看，“矛”的发展总是比“盾”的发展领先一步（以武器为例）。不过我们无法断定元宇宙的情况是否符合历史模式，之所以只能采取不置可否的怀疑论态度，是因为元宇宙有着新的存在论基础而与物理世界有所不同。据说元宇宙的存在基础在本质上“完全是”数学，而数学定义的任何存在的关系、合理性和可信性确实不同于真实世界，就是说，元宇宙里的信用体系和相互关系都是在数学上无懈可击的，而数学不会骗人，因此，元宇宙里的“行为”必须是数学上合法的，相当于说，元宇宙里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不遵守数学规律，否则就是无效行为——是事实上无效，与伦理学无关。按照这种设想，在元宇宙里应该难以作恶。不过我还是很不放心，也许，数学化的元宇宙本身不能作恶，但不等于元宇宙不能成为作恶的工具。尽管历史不能证明未来，但总是一种预兆。即使真的有某种基于数学的技术足以建立一个绝对无漏洞的系统，那么，一个控制一切事物的系统恐怕更有利于形成专制，显然，系统的能力越大越强，就越有利于发展专制而不是自由。
元宇宙的许多梦想都让人嗅到技术恐怖主义的味道。元宇宙表面上会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无穷信息资源，但所有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资本和技术合伙定义的“系统化权力”，即资本和技术的专制秩序。未经证实的传说认为元宇宙的技术极客们都有心反专制，试图颠覆任何专制中心，比如政府以及与政府同构的权力，从而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元宇宙。如果真有这种想法，恐怕是奥威尔后遗症。但奥威尔只知道专制政府是危险的，却不知道技术专制系统同样危险，如果把执行能力考虑在内，技术专制系统只能比专制政府更有能力建立全面专制。我有一个无法证实的预感：元宇宙很可能会达到现代自由平等浪潮的高潮点，然后成为落入全球资本、高新技术和“遍在系统”（omnipresent systems）三位一体新专制的转折点。这种转折点可称为“柏拉图点”。柏拉图给出过一个难以证明却屡屡被证实的循环政治预言，即任何一种政体都有其优势，但总会在时间中退化变质（总会被“玩坏”），然后被另一种政体所取代，比如说当民主制被玩坏就会回到强权专制。柏拉图的政治循环公式很有解释力，但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转折点——柏拉图点——却从来难以确定。我疑心吸引了全球资本和高新技术而形成的“遍在系统”（无所不包的元宇宙平台）将是一个确定的柏拉图点。可以预料，成功的元宇宙平台大概率会获得比任何国家更大的权力（power）和影响力（hegemony）。现代人有一个惯性恐惧是害怕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国家权力正在慢慢萎缩，而无国家的“系统”正在茁壮成长为超越国家的新权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元宇宙能够增加新经验，但恐怕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价值观，这与元宇宙无法消除利益、权力和影响力等竞争性问题有关。这里只讨论其中一点。元宇宙同样需要为生活定义一些值得追求的价值——无人对无价值的游戏感兴趣——也就必定需要制造不平等。按照价值理论，有些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即仅凭自身的存在而不需要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就直接得证的价值，也就是那种“本身就是好”的事物，但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并不多，基本上概括为真善美，都是稀缺事物。大多数价值都是“关系价值”或比较价值，即只在相互比较中才能够被定义的价值。没有比较，大多数事物就失去价值。于是，人们需要对事物进行价值排序，也称偏好排序，而排序意味着歧视，也称“鄙视链”。没有歧视就不存在价值，准确地说，如果没有歧视，大多数事物的价值就消失了，类似于租值消散。尽管人们处处反对歧视，但事实正是歧视定义了价值，并且，每个人都有所歧视，毫不歧视的人根本不存在，人们只是反对于己不利的歧视。如果元宇宙想要开展任何一种包含价值的可能生活，就无法超越歧视的问题。假定元宇宙非要实现人人在任何方面的绝对平等，就必定形成“不可能生活”或意义消散的生活，游戏立刻就结束了。其中的道理是，人人平等必然形成同等价值的互相抵消，导致新型的租值消散，同时就是生活的意义消散。人们因为不平等而斗争，可是唯有不平等才能够定义价值，这是任何一种可能生活的命运性的悖论，真实世界和元宇宙概莫能外。
尾声：一个事先张扬的好消息
元宇宙肯定能够开发一些真实世界所无的好处，但难以避免与真实世界类似的难处。历史说明，人类文明的强项是增加好事，而消除坏事却是其弱项。元宇宙的前景仍然是个未知数，如以中立的态度把元宇宙看作是一种设想未来的方式，我愿意设想，元宇宙的技术有能力建立一个或可实现知识最大化的“元宇宙图书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以“新百科全书”和“综合文本”为原则的知识论概念，既是对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和瓦尔堡的图书馆概念的致敬，也是对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派的致敬。可以肯定，元宇宙图书馆会是一个所有人能够普遍受惠的知识中心。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元宇宙可做的一件纯粹好事。这要另文讨论了。
参考资料：
[1]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元宇宙》，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朱嘉明序，第5页。
[2]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赵德明、刘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711页。
[3]Verse本义是游吟诗的篇章，或同一个韵的一节歌词，引申为一种秩序。与verse相对的是prose，即“散文”，无给定秩序，是自由写作。uni-verse意味着全都“一个调”，引申为一个秩序的世界。
[4]普特南的“缸中之脑”问题并非无解，事实上其问题设定（已知条件）已经分析地蕴含了答案：对于缸中之脑，既然虚拟的世界被完全经验为真实的，那么就在任何意义上等价为真实的；在旁观者或控制实验者看来，缸中之脑的世界是虚拟的，他们知道并看见了这个事实，甚至操纵了这个事实。严格地说，普特南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设想了一种情况。
[5]参见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67页。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