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著   

 孙慕义  窦立春译自 H.TRIstram Engelhardt,JR：THE Foundationgs of Christian Bioethics

【编者按】 以此文纪念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教授逝世三周年

后基督教世界的传统基督徒是文化的离经叛道者，他们处理任何事端都与周遭的社会相脱离，他们把所有事件都框定在统摄一切的唯一目标之中：即救赎。他们祈盼久远的以色列弥赛亚已经到来，祂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而且，他们深知，耶稣基督使人从恒定死亡的束缚中获得自由：人生的价值就是在场圣化（now theosis），人类因循律令成为神的恩宠。在接受恩宠的实践中，他们知道上帝并不是不可企及的至高无上的圣者：他已经差遣他的十二门徒在教会里宣表祂的真理。因此，神学的发展应是个人的成长，这种成长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爱他人尤其是道德异乡人之间的爱，从而逐渐扩展到每一位接受恩典的人。然而，在这种实践中，在使徒们的启示完成后，作为今天基督徒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后基督教时代完全接受使徒们的启示（犹大书3）。那些启示从整体和各个部分，就本质上来说，是反文化的。

尽管传统基督徒认为其他的基督教团体也会努力成为纯粹的基督徒，同时也认为，在正当信仰之外的一切尝试都不可能整全。它们是片面的、也是扭曲的。在此重要层面，这些基督徒是一个整体，没有分歧。的确，这是一种信仰。传统基督教一直认为教会是一个整体。先前的教会曾经有两叶肺，但是其中一叶后来发展为新信仰的毒瘤，并发展和修改了新的教义，不过这两叶肺的隐喻之中隐含着不变的真理。诚然，西派基督教正在回归到完全的正统信仰（Orthodoxy），恢复自古代教会以来的统一信仰。在这合流的过程之中，作为团结在正确信仰上的基督教共同体教会，始终维持着完整而健全的传统：圣灵寓于其内。在这种背景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不仅仅是口述历史，也不是伴随口述历史的经文、实践以及神父们的著作。传统是维持教会真理之圣灵的永恒存在，并且，如此所有内容都将代代相传。教会是体现上帝精神的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12,16)，因此在那里，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以弗所书4:4)。圣灵去了它所希望去的地方(约翰福音 3:8)。但是圣灵只在唯一传统之中，即在东正教信仰的身体之中。正如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是谁的问题——三位一体，传统并不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是谁的问题——圣灵。“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  5:7——译者注：原注释“I John 5:6”有误)。在圣灵中，世世代代并没有被分离开来，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庇护。”教会通过一代一代的圣礼仪式而团结一致。

在圣灵穿越岁月的永恒存在中，传统基督徒以他们愤世嫉俗的观念，看待人类生命的主要历程，结婚、繁衍、生育的痛苦、残疾和死亡等等。与地中海附近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异教徒相比，最初的基督教也有类似的习规：没有女神职人员、谴责通奸和同性恋行为、不允许堕胎、谴责杀婴、接受不可避免的痛苦、残疾、疾病并将这些作为修习谦逊和容忍耐心的机遇。与塞涅卡（Seneca）相比较，传统基督教更加坚定地反对医生协助自杀和安乐死。他们知道，因为基督复活使死亡不再是生命终结而是生命新的开始。与目前的传统基督徒一样，他们认为对人的奖赏不是长寿、健康和舒适的生活，而是救赎。这种观点揭示了健康和健康关怀的相对性。因此，传统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和在异教罗马帝国时代一样都是异教徒。

当代基督徒凭着对基督教世界的记忆，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文化霸权已经过时了。直到最近，基督教在许多欧洲国家成为确立的宗教信仰，但是基督教帝国已不复存在，它业已衰亡。在那个恐怖的星期二的早晨，1453年5月29日，康斯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05-1453年)，已经背叛了城市精神，他穿越了第二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围墙，在战斗中，死于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1431-1481年)率领的军队的利剑之下。公元800年，圣诞节的弥撒之后，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842-914年）无视最初的及后续的基督教帝国，终于，帝国因弗兰茨二世(Franz II,1768-1835年)于1806年8月6日，被拿破仑(Napoleon,1769-1821年)打败，被迫退位继而王朝覆灭，就此宣告，一个全新的世俗化欧洲的序幕开启。最终，尽管神圣俄罗斯（Holy Russia）由于索菲亚·帕莱奥罗加斯（Sophia Paleologus， 1450-1503年)，也就是康斯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的侄女与伊凡三世(Ivan III,1440- 1505年)的婚姻，保持了君士坦丁堡的血统，但却以殉道的方式而告终。随着圣·尼古拉二世（ St.Ncholas II,1868-1918年）即俄国沙皇（Czar,拉丁语凯撒的斯拉夫语同源词）在1918年7月4日（古罗日历，7月17日）的残酷杀戮，基督教帝国的王位出现了空缺。基督教世界结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基督教世界的遗存，但是，其影响与品行已经迅速世俗化了。基督教世界留下的记忆即便不是对人们的误导，可能也会引起混乱。

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完全没有世俗化，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确保了宗教自由并对宗教建立与发展予以限制，直到晚近的战争（通常被认为是国内战争）之后这种规定只约束着联邦法。随后，第十四修正案作为第一修正案的具体应用，要求美国公共生活合乎宪法的世俗化。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基督教特性被视为正常而理所当然。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坚信，美国人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基督教——这时是新教，是被美国普遍接受的普遍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假如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新教是这个社会实用而普遍的宗教，此类佐证铺天盖地。耐人寻味的是，观察者是如何关注美国社会的，如何简单地把该现象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法律变化的分水岭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当时，最高法院以完全世俗化的眼光重新解释美国宪法。

困难在于世俗道德无法提供宗教道德的承诺：宗教努力通过统一信仰来提供统一理性。有多少宗教道德就有多少世俗道德，两者必须首先在基本假设、证明程序和推论规则上达成一致，因此形成一个多元的世俗生命伦理学，同时也形成一个多元的宗教生命伦理学。世俗理性既不能确保能由全能的、超凡的人格神证明是正当道德的统一性，它无法保障正当与善的和谐，世俗理性也不能证明它能一直理性地遵守、并理性上具有正当性的道德。结果，世俗道德在面对痛苦、残疾和死亡时无法提供形而上的指导。世俗道德不能为痛苦和逝去的意义作出个性化的回答：在世俗道德框架内存在的根源是非个人的、无道理的以及缺少关怀的。世俗的道德可能会将多种个性化和普遍化叙事权威化，但这同时也在真实的宇宙之上，保持着审美道德的创构。相比之下，基督教道德叙述了上帝已经告诉全人类，在宇宙中人类和天使般的权力扮演的真实的角色。与基督教道德人格化的超凡的上帝背景相对比，世俗道德自身具有内在的肤浅性。在面对个人死亡和宇宙万物的最终暂存特性时，世俗道德也是短暂的。

本书已经探讨了以超凡的人格上帝的永恒体验为基础的基督教道德的特性。这一点也通过生命伦理学中有关性、生殖、出生、痛苦、疾病、残疾、健康关怀、死亡、生命维持等话题得以验证。基督教道德试图以苦行主义为背景实现与超凡上帝的统一。这就卷入了对一种神秘的，或者较为恰当的表述为对理性认识论的探索之中，这种理性认识论确保它的真理是在一种迫切而又持续的对上帝显现的体验之中。这种真理首先是通过自我改变从而体验上帝，这种认识论的本质是苦行主义与圣礼仪式。它实现了从自身到上帝的转向，并且它的追随者沉浸在对教堂的圣礼仪式崇拜之中，道德信条依赖于爱和虔敬的祈祷。归根结底，生命伦理学所提供的是治愈，即一个人应该如何按照理想的行为方式来治愈自己的灵魂，以至于他可以走近上帝。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将是第四罗马吗？东正教马队何时将会进入君士坦丁堡并复兴第二罗马？圣奥托诺缪斯（St.Autonomous）应该烧毁堕胎诊所吗？我们该如何教授生命伦理学？

 正如每一个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学校的年轻人知道的那样，奥斯汀（Austin）的确将是第四罗马，如果不是奥斯汀，那么就是达拉斯（Dallas）或者是阿比林西（Abilene）。或者，当得克萨斯州被恢复到其应有的边界，然后是圣菲（Santa Fe），神圣信仰的城市。在未来的圣菲（Santa Fe）主教管区，所有德克萨斯州德高望重的人,将会优先承担被教会保留下来的圣·彼得大主教（the Primacy of St.Peter）的职位。作为圣得克萨斯州帝国的首都，它将首先关怀所有真正相信和崇拜的教会。第一罗马成为异端，第二成为伊斯兰教徒，第三成为布尔什维克。一旦所有的次序被恢复，帝国可能被重新建立，得克萨斯州的民众在不拉索斯·迪奥斯门口（Brazos de Dios，西班牙语，意为上帝的臂膀——译者注）受洗。然后，东正教的骑警队（Orthodox Mounted Posse）将高擎漂亮的蓝色旗帜和豪迈象征的双头鹰金色帝国大旗，去第二罗马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基督教世界的最伟大教堂。骑警队必须决定是否从加尔维斯顿（Galveston）或印地安诺拉（Indianola）出发。勿需说，当通过欧洲时，他们必须停下来在台伯河水（Tiber）中，接受第一罗马教皇的洗礼，所有这一切，在青年和老者的千年梦想中是鲜明而生动的，当然，所有这些上帝的意愿有一天终会实现。与此同时，基督徒总被要求学会忍耐——末世君王（Last Emperor）到来以及万物再生，将在非常遥远的未来。

    此时，我们必须生活在后基督教世界和新异教共存的社会中，这不仅仅需要勇气，而且要求人们在面对希望被延迟时，要有爱好和平的圣爱。基督徒们需要在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有敌意的社会中，学习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样，不仅是基督教被解离，同时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将遭到质疑。很多基督教已经陷入内部混乱，与此相关联的宗教生命伦理学也强烈地遭到质疑，并被改造成自由世界主义道德承诺的形象。这种宗教信仰和它的生命伦理学已经被内化。传统基督教发现自己被异教的文化包围，它们甚至只是披饰着基督教的外衣。并不像古代异教那样，基督教首先宣传福音，当代的新异教辩证地反对基督教的过去，这是明显的、经过深入考量的后基督教，它将传统基督教搁置在一边。结果，传统基督徒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全力以赴地吸纳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成为自由主义、后基督教和世界主义伦理的社会中。当他们抵抗时，他们被认为是排斥异己者，而原教旨主义者和核心价值的反对者们塑造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

在这种新异教文化的潮流中，传统基督教当然也要生存下去，正如犹太东正教徒和东正教基督徒在长期遭受迫害的岁月中得以生存的那样：他们将不得不区别与核心价值的差异，并恪守其宗教规范。他们必须每时每刻以对上帝和邻人的特殊的爱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必须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必须理解与接受诸多自由世界主义思潮，必须明白，有时，所谓爱的行为实际上却是造成了伤害。当然，传统基督徒在对待背景文化的要求上并不认为价值的中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不会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反对在自由世界主义思潮中，将接受的行为选择。相反，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这种假定的所谓中立的立场，只是一种欺诈或伪饰；他们也将意识到，将接受的道德选择，可能遭遇世界自由主义道德价值观念的限制。自此背景下，通过和其他人交流，他们将会对他们周围文化的基本原理予以批评，这些批评者将被视为是一些不忠诚的挑衅者。如果说他们还作为什么卫生保健的专家时，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精于专业的，他们的行为只会把他们仄逼到自由世界主义文化的对立面一边。

    与主流文化的敌对与挑战可被称为是一种殉道。这种殉道行为要求反对通常世俗中应该接受的一切，并且要反对那些逐渐涌现的全球文化的逻辑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意味着，必须按照文化拒绝的理论进行行动选择。这将是一种相互冲突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富有诱惑的生活，这种诱惑要求我们放弃个人的观念选择，投入到周遭境遇的伦理。假如有人拒绝这种投入，这种诱惑就会以敌意作为回应，实际上，就会以暴力而不是耐心和爱作为回应。这种最终的诱惑正如邪恶一样的难以改变其性以致根深蒂固。面对这种诱惑，传统基督徒必须牢记传统的警谕，基督徒应通过神圣力量而不是通过暴力改变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基督教君主可以使用国家暴力。但是，在基督教君主不在场时，则要求我们忍耐，记住我们不能将神圣法律掌控于我们自己的手中。唯一我们可以与道德异乡人相统一的法则是自由论世界主义伦理的简单原则。假如可以被接受，这种伦理将为传统基督徒的和平生活提供空间。从外部环境而言，它的正当性也必将获得政权的许可，这将保障传统基督徒们有特定的道德地位，置于其内，能平静地传达对上帝和邻人的爱，这也将提供阐扬《福音》的自由空间；从内部环境而言，这也将与基督徒对爱的郑重承诺相一致，这将会是一种真实的传统基督教生活方式。

正如圣·奥托诺缪斯（Autonomous）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必须以爱，而不是以暴力作为教育模式。这位殉道者处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于284-305年）统治之下，他坚贞不渝地告诫同时代的正在被帝国折磨和杀戮的基督徒，不要对异教徒的神庙造成任何破坏。基督徒被蒙召去爱，尤其要爱他们的敌人，而不是去回应暴力和杀戮。如同生活在奥托诺谬斯主教下的基督徒一样，生活在后基督教和新异教世界的传统基督徒必须抵制暴力的诱惑，甚至要反对杀害未出世的孩子或者协助病人自杀的那些人。但是，圣·奥托诺缪斯既不会烧毁或炸掉堕胎诊所，也不会威胁堕胎者。相反，我们必须和世纪初的基督徒一样意识到，我们必须关爱需要帮助的怀孕妇女，收养将被杀害的儿童，关爱生命垂危的人，以至于使自杀不再是一种诱惑，并且还要为那些杀人的人祈祷。

我们将通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去认真学习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一种反对日常生活的学术领域，真正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以一种基督教的方式去生活、经历和参与性、生殖、痛苦、疾病、残疾、健康保健、濒死等过程。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回应了生命伦理学范畴内所有的挑战，这是一种共同的回应，这种回应将正确的信仰和崇拜，通过彼此的风俗和无形的力量与三位一体联系起来。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只能通过一种苦行主义的和圣礼仪式的生活才能够被正确传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仅把生命伦理学当做是服从于教条命令的身体学说、一套需要分析的原则、或者一系列需要解决的争议，如此对待生命伦理学的态度，是片面并且是不完整的。我们体悟生命伦理学，必须作为前提的是，要把它作为我们追求神圣的一部分，而如果仅仅是学术化的生命伦理学是枯涩而庸俗的，当然，我们这一理念很易于被搁置，人们可以只停留于文本、论文和思考中，当人们置身于轻松快乐的世界中时，这一切将被悬置于一隅。我们说，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生命伦理学，如果其外在于基督教哲学，将会产生理论上的误导。大斋节（Lent）第三周，那个周四的晨祷提醒我们：

        虽则简洁明了，却是至理明言，他们已经撕碎了哲学家编织的话语之网，演说家狡黠的语言编织的锦缎……彼得在叙说，柏拉图在沉默，保罗在教诲，而毕达哥拉斯不再被我们提及。团契的圣徒，宣表上帝的奥秘，我们已经埋葬了希腊异教徒那逝去的噪音，并且号召全世界都来敬拜我们的基督圣教。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必须建立在整全的传统神学的实践基础之上，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正确理解，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至高无上的神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神圣的律令，必将始终贯穿我们充满希望的一生。

注释

“【我们相信】天主教会和使徒教会，将合为神圣的一体。”“150位圣教父神圣信条阐述”，见《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系列》第二部（NPNF2），第14卷，第163页。

 现在有多种西派教会的东正教礼仪。这些包括共同祈祷书的扩展文本（圣·吉洪的礼拜仪式），以及恢复的罗马仪式（圣·格雷戈里的礼拜仪式）。见《圣·安德鲁服务册》（Saint Andrew Service Book,恩格尔伍德，新泽西州：安提阿东正教教区，1996年版）。在此甚至有信仰东正教的拉丁信众。

 晨祷“伟大的赞美辞”，载《礼仪书》（The Liturgikon ，恩格尔伍德，新泽西州：安塔基亚出版社， 1989年版)，第147页。

第一篇文章增加了一条对“美国宪法”契约格式的规定：“国会不能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不能制定法律禁止自由信奉宗教，以及不允许制定禁止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政府请愿以及申诉的法律。”

 晚近的战争过后，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有某种程度的改变。见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立法和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批评——第二十五次司法机构法案历史”， 见《美国法律评论》（American Law Review）47期（1913年1月），第1-34页，和（1913年3月），第161-189页。

 《埃佛森诉教育部》（ Everson v.Board of Education ,1947年），330案，美国卷1号。

 《圣三一教会诉联邦政府》（Church of the Holy v. United States，143案，美国卷457号（1892年）。

 例如，《联邦政府诉苹果公司》（United States v.Macintosh ），283案，美国卷605号（1931年）。

 翰·威尔逊（John Wilson）:“美国社会的共同宗教” ,载《公民宗教和政治神学》（Civil Religion and Political Theology,印第安纳州，圣母院：圣母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例如，见《鉄西姆·佐拉克诉安德鲁·G·克劳森等》（Tessim Zorach v. Andrew G.Clauson et al.） ，343案，美国卷306号，96L版,954，72 S Ct 679 (1951年)；《罗伊·托卡索诉克拉托 ·瓦特金思》（Roy R. Torcaso v.Clayton K. Watkins），367案， 美国卷 488号，6 L 版， 2d 982，81 S Ct1680 (1961年)；《阿宾顿镇学区诉爱德华·斯科姆普等》（ 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Edward L. Schempp et al.），《威廉·J·穆雷等诉约翰·克雷特等》（William J.Murray et al v.John N Curlett et al.），374 案，美国卷 203号，10 L 版 2d 844, 83 S Ct 1560(1963年)。

正如卫理公会神学家斯坦雷·豪尔瓦斯（Stanley Hauerwas）理解的那样，“在上帝对我们的爱中，我们不能脱离作为犹太人或希腊人，男人或者女人，或者最终的本体论范畴——德克萨斯州人或者任何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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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我们的爱只是强化了我们的个性，因为在上帝的生命中我们是宝贵的。”见豪尔瓦斯（Hauerwas）：《经文释读》（Unleashing the Scripture ,纳什维尔：阿宾登出版社，1993），第96页。

 传统基督教用神秘的宗教仪式来表达信仰，不仅包括洪水期的神佑、僧侣的剃度以及葬礼等仪式，而且包括主的恩宠。当一个人接受了主的恩宠，就要像古代的犹太人那样去敬奉一位君王。上帝愿赐予人类与派遣大卫，而不是扫罗，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为他祈祷：“以此作为致意，主啊，我们最最尊崇的上帝和无比敬爱基督的统治者某圣者，上帝已经赋予他在地球上掌管的权力。用真理的盔甲为他加冕，披上令人钦羡的华服。在战斗那天保护他的头颅，给他臂膀以力量，强壮他的右手，让他的国家强大，让所有挑起战乱的野蛮人都屈服于他；赋予他持久的安宁，不受侵犯；用善行激励他的心去通达教会，并且面向他所有的子民；通过那和平，将会引导我们过一种静谧、安宁的生活，我们将沐浴在所有的信仰和警醒之中。”见圣巴西拉的祈祷书（Liturgy of St.Basil）,载《圣东仪天主教使徒教会服务册》（Service Book of the Holy Orthodox-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伊莎贝尔?哈普古德（Isabel Hapgood ）译（恩格尔伍德，新泽西州：安提阿东正教主教区，1996年版），第109页。

 以下是圣?奥托诺马斯（Autonomous）生活的节选（9月12日 节日）。“他不仅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提倡非暴力政策……同时，这场冲突 [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点燃了仇恨的情绪源点，使得即使是温和的基督徒，也会袭击异教徒的庙宇和偶像，以此为受迫害的伙伴复仇。在这些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他提倡并规劝使用非暴力，认为，这种克制比为受迫害的基督徒去行动更加容易。”乔治?波洛斯（George Poulos）：《东正教圣徒》（Orthodox Sains,布鲁克林，马萨诸塞：圣十字东正教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189 – 190页。

 《四旬斋》（The Lenten Triodion），玛丽嬷嬷（Mother Mary）译（布希-ZH-行吟诗人镇，法国：圣母修院，1979年），在大斋节第三周的星期四晨祷，载“第二教规”（Second Canon），第147-148页。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