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兰道尔 著 吴万伟 译

　　

　　 大学该如何教育学生？我们已经偏离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所说的教育的首要原则很远很远了。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为学生心中灌输的第一个教训应该是能够管理其行为和意识，并教导他认识自我能很好生活和死亡的教训。在所有自由艺术中，让我们从解放我们的艺术开始。

　　 蒙田所说的“解放”与解放教育学的鼓吹者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所理解的解放有所不同。蒙田写道“学会如何死亡的人就学会了如何不成为奴隶。认识到如何死亡能让我们从所有屈服和限制中解放出来。”没有什么教育能比这种教育更重要的了。

　　 现代美国大学致力于无限的生命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等政治空话。数不清的大学宗旨中连篇累牍堆积起一段一段这样的话语。连自己的言论都不会编辑的官僚和教授以学科成果的方式讲授客观课程，哲学家说过“美德就是有关选择的习性状态。”大学甚至选择一种指导性的机构美德来教育孩子们，这才导致他们同样没有能力作出选择、培养性格，并按照美德的要求生活。

　　 当然，在这样体制下接受残缺教育的学生自然很少能在新冠病毒疫情面前表现出什么美德。他们根本不了解如何很好死亡，甚至不晓得应该了解这一点。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提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e Molina）的唐璜（Don Juan）说，“死亡还远着呢（Tan largo me lo fiáis）”，对当今大学生，他可能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也不知道很好地活着也意味着帮助他人很好地死去---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克服我们天生对坟墓的恐惧，我们的生活若能预先阻止他人的死亡，这些都是得体的行为。我们都明白这句拉丁语“ 死亡困扰着我”（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大学应该教育公民能够智慧地工作以便终结新冠病毒疫情。但是大学也应该教育公民去忍受新冠病毒，如果不幸真的感染了，要有尊严地面对致命的疾病。蒙田这样说，

　　 在女士和游戏中，有人可能认为我卷入到消费我自己的嫉妒或某种希望的不确定性中，而我在思考的是我不记得是谁在几天前被热感冒和死亡带走了，在离开类似的宴席时，他的头脑中还充满了休闲、爱情和快乐呢。

　　 蒙田最后说，引用西塞罗的话，“哲学思辨就是为死亡做准备，此外再无其它。世上所有智慧和理性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点：教导我们不要害怕死亡。”

　　 对于这种教训，大学讲授了什么呢？哪个大学还记得自由教育的要点是这种哲学思辨呢？相反，大学讲授的是社会正义，是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混合体，是个人和社会转型的结合体，遵守卡莱尔（Carlyle）的猪哲学：

　　 道德罪恶是喂猪的厨房剩菜的难以企及性；道德美德，同样是可获得性。这是猪性的普遍使命，是所有猪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要减少难以企及性的数量和增加可获得性的数量。所有知识和设施和努力都应该仅仅指向这个或那个方向；猪科学、猪热情和猪投入都以此我目标。这是猪的整体义务。

　　 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来纠正教授们和大学校长们这如此严重的失败呢？政策改革是灵魂伤口上的橡皮膏，随便贴上敷衍了事，我们需要最强大的医术。“现在修改你的行为方式和做事方式。”或许出台一部死亡意识法律，这来自《爱的徒劳》的“拜伦法案”（Biron’s Bill）“任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或者被大学聘用的人都必须首先在临终安养院工作一年。”

　　 接下来一年，

　　 你必须每天去探望痛苦到说不出话的病患，

　　 去和不停呻吟的可怜人交谈。

　　 而你的任务，正是竭力抖你的机灵，

　　 把那些伤心绝望的人逗笑。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14幕

　　 让我们的临终安养院成为预备学校。或许，我们将拥有能够真正懂得教育的教授和真正能够学习的学生。

　　 作者简介：

　　 大卫·兰道尔（David Randall），美国学者联盟研究部主任。

　　 译自：Learning How to Die by David Randall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20/05/learning-how-to-die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