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著名哲学家、中国苏俄科技哲学基业奠基人孙慕天先生逝世两周年,本刊重新发表此文!
此文为孙慕天教授于2012年8月11日在哈尔滨橄榄山江苏省医学人文学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蓝本;该文是作者长期思考的论题,颇有见地与深邃的学术内力,作者称为多年所见,意为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后作者惠赠于本网,以予广大学人和网友志怀赏识。
生命的价值与基
督教神学价值论
孙慕天
(哈尔滨师范大学)
摘要
生命的价值是充满内在张力的概念空间。从人性的本质规定去探索,可以分解为三个维度:认知价值的维度,行为价值的维度和情感价值的维度。在认知维上,生命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和法则,其指向是求真;在行为维上,生命寻求合理和和谐共生的规范和准则,其指向是向善;在情感维上,生命寻求希望和理想的目标和境界,其指向是臻美。但是,人的个体存在和类存在是历史性的,就自身的社会性说,人的生命价值充满了矛盾: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人性与群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暂时性与永恒性。人性具有共性即人的类本性,这是普世性生命价值观的基础。生命价值观的终极指向是真、善、美。基督教神学价值论的纲领是信、望、爱,这与真、善、美是一致的。信是对宇宙和生命的真谛即道的探索和信仰,是求真;爱是从效仿神而遵守爱人如己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向善;望是超越凡俗功利以崇高理想为终极目标的精神升华,是臻美。个体生命的逻辑有向上和向下两条轨迹:向下是从人性—物性—兽性,向上是从兽性—人性—神性,这是一个生命在本我、自我、超我的规定中内在的转型过程。宗教价值观与科学和艺术的终极关怀殊途同归,但因其彼岸性而自有其独特的深层领悟。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在附魅、祛魅、返魅的历史进程中,从人本性固有的宗教感中领会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当代人的心灵归宿。
关键词 生命价值 基督教价值论 普世性
一
价值论的重要理论先驱培里(Ralph Barton Perry)说:“价值理论关涉的是人类生存和历史的一种特别普遍的特征”(1, Ch.1, 7)。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有没有整个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中,学术界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一时成为热点,辩之者说有,攻之者说无,壁垒分明。撇开其间的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不谈,从哲学上说,普世价值历来就是价值论(axiology)的核心论题。
说起来,这是一场古老的争论。在价值论中,反对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优势传统是价值相对主义。古希腊智者派的普罗塔戈拉就提出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开了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先河。相对主义价值论最有代表性的导向是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可以上溯到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认为对恶与德的价值评价“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道德邪正的来源唯一的是“借它们所引起的某种印象或情绪”。(2, 第510页)在现代学者中,艾耶尔(A. J. Ayer)和斯蒂文森(C.L.Stevenson)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艾耶尔指出:“就它们不是科学的陈述来说,则价值陈述就不是在实际意义上有意义的陈述,而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3,第82页)斯蒂文森认为相对主义价值论是一种元理论,它系统地使“好”、“证明”具有了“被认为好”和“被认为证明”的意义,所以评价取决于态度,而“态度是据以接受或反对某事的倾向,具有愿意或不愿意、赞成或不赞成、喜欢或不喜欢等特性”。(4,P.199)而上世纪初叶,由于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哲学的主流话语,以效用为标准的价值哲学盛极一时,而杜威的大量论著系统发展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甚至被誉为价值哲学的“哥白尼革命”(5,第1页)。杜威集中批判了终极价值或绝对价值:他把价值评价或价值判断作为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颠覆了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划分(所谓价值哲学的两个教条),提出实验经验主义的价值论,主张根据具体情境确定价值评价标准,而以行为效果评定价值。
1909年,美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üstberg)发表《永恒的价值》一书,挑战相对主义价值论。闵斯特伯格认为实用主义价值论的要害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重视它们,因为你或是喜欢它们,或是因为它们对你的目的有用。但是,这些价值依赖于我们的特殊观点。一个东西对我可能有用,而对我的邻居却可能没有;它可能被我们的社会群体所欣然接受,却不被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所接受。……每个东西都似乎依赖于个人的观点,依赖于个人的需要。……简言之,我们所谓的价值似乎仅仅意味着个人的满足,随时代、国家、群体和个人而发生变化。”(6, P.5)闵斯特伯格要问的是,在这种变化的价值取向中,有没有不变的永恒目的?在人言言殊的价值偏好中,有没有普遍的共同的倾向?作为实证科学家,他论证永恒价值的基本论据是世界和过程的同一性。闵斯特伯格指出,自在的世界(self-dependence world)是在不断更新中自我实现的,因而也是自我指认的,无论存在着何种差异和变迁,终究贯穿着三重同一性:一是“每一部分在变换的事件中总是自我认同”;二是不同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存在着一致性;三是在改变中属于自身的意义存在着连续性。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要求我们从这三方面给予满足,闵斯特伯格称之为“三重纯价值”,即“保守的价值,一致的价值,实现的价值”(6, P.78)。生命也是如此,整个生命过程总是通过一个个短暂的瞬间把某些东西保存下来,它超越了偶然的变化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和本质:“如果生命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短暂的闪光,如果不是即刻超出自身,如果没有把超越飞逝体验的内容保留下来,生命将没有意义,而我们也就不会有任何可以称之为世界的东西了。”(6, P.75)这种自我连续性是永恒的,并且永恒地约束着个体的所有个别行为,这正是普遍价值的基础。
闵斯特伯格的观点遭到价值相对论者的激烈反对,杜威发表《评闵斯特伯格〈永恒的价值〉》一文专门进行反驳。杜威否定存在普遍价值的理由是差异的绝对性。一切判断,一切信念,一切理想都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差异性、新颖性是绝对的,没有超越个体的普遍价值目标。杜威批评普遍价值论是把经验世界的任何一种状态或一种因素归结为终极(Ultimate),而“这种终极也就失去了一切区别或差异”(5,第79页)。当然,杜威正确地指出价值和评价标准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但是强调区别和差异并不能否定其中包含着同一性和普遍性。
这里触及到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有真理性”。(7,第91页)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否定同一,也不能因为存在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这是辩证法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价值。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法哲学命题“在普遍利益中保存着特殊利益”(8, 第21页)。恩格斯也曾指出,英国的民族性包含的矛盾正是把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割裂开来:“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它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9,第531页)确实存在着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同样也存在着群体的、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球的或人类的普遍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是个性中存在共性,特殊中存在普遍,相对中存在绝对。毛泽东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第320页)
可以不喜欢普世价值这个术语,但是不能否定在各种特殊的价值取向中包含普遍的共性的价值诉求,而这一点正是人类自身自然进化的道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决定的。
价值是人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契合关系,其基础是客体属性符合人的需求的固有可能性,所以客观世界固有的属性和规律规定了价值域,是各种价值选择的基础。人类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同一世界的固有规律,概莫能外,这就构成了人类的基本同一性。新本质主义科学哲学家埃利斯(B.D.Ellis)指出:“在这个由因果力支配的世界中,为这种力所激发的事件使所展示的另一些事件成为必然,如果它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决定论的世界,那么任何两个内在地具有相同形而上学必然性的事件,都倾向于以相同的方式行动,在同一环境中确实必须按同一方式行动。”(11, P.287)由于人类是在同样的自然进化道路上生成的物种,他们的生理欲望、心理状态、认知模式、感情倾向等等必然有类的共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2,第273页)而人的意识是在受同一客观规律支配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的内容、形式、结构、指向必然有其本质上的同一性,这决定了整个人类在价值诉求上的可通约性。
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13,第38页)人的利益需求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虽然个人出于自由意志,会做出背离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选择,但从总体上说,社会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思想和行为合理性的根本标准。马克思制定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第31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成员能够得到足够的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成为人类全体共同接受的价值基础。爱因斯坦在思考普世价值问题时,看到在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说:“要对基本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但是,他认为尽管很难有所有人都同意的评价标准,但有两个目标是人们“大概都会完全同意的”。他概括说:“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固然是美满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得到满足,人还必须有可能根据他们个人的特点和能力来发展他们理智上的和艺术上的才能。”(15,第179页)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而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蕴含着一系列基本矛盾,这就是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由于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发展程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期望和路径选择不尽一致,甚至会产生尖锐的对立。但是,对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紧迫性却有着基本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世界各国确定了应对挑战的共同方针。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统一了认识,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面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在运用知识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的实现。”显然,这以目标关乎到地球上每个人的根本利益,从而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最终以“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纲领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确定下来。(16)
二
人的本质是人学(homonology)的核心问题,其基本设定恰恰是人作为一个类具有区别于其它一切存在物的独特属性,它是整个人类共有的,所以事实上是肯定了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共同价值。
在古典哲学家和启蒙主义哲学家中,对人类生命普遍价值的肯定是主流话语。亚里士多德坚持人寻求幸福的合理性,并且认为这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的‘功能’(εργονορ,function)”,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测定幸福之所在。(17, 1097b24-1098a20)
所以人不是走回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认识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因为人这种动物“在理性和说话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具有分享道德价值的能力”(17, 1253a7-18)。启蒙学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的生命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卢梭指出,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由的主体:“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这是人的天赋能力——“自我完善的能力”(18,第82—83页)。康德把启蒙主义的人学价值论系统化了,他认为人作为唯一有理性的自由存在,有三种独特素质:1、技术素质,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2、实用素质,是适合社会生存而遵守秩序的倾向;3、道德素质,是自我克制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人的生命价值是在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这是人的类本性:“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的类”。(19,第263页)
长久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普遍人性,在中国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锋芒所向正是否定共同的人性。的确,不是别的学派,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通过建立唯物史观,真正实现了人性研究的“哥白尼革命”。但是,这一革命并没有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也没有摒弃人类生命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作为彻底的辩证论者,马克思把个性共性的原理运用到人性问题上,肯定在千差万别的种种特殊的人性分化中,贯穿着人共同的“类本性”,因此从未一般地反对探索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0,第207页),“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20,第214页)。应当指出,黑格尔已经以深邃的辩证眼光,指出生命是一个类过程(das Proze? der Gettung),其内在的张力正是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个体生命分散的个别性在类的过程中没落了;类自身回归于其中的那个否定的统一,一方面是个别性的产生,另一方面又是个别性的消灭,所以,它是自身消融的类,是理念自为之变的普遍。”(21,第472页)黑格尔最先提出生命是“类过程”,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是其自为性,是追求自我本质,创造自我本质和实现自我本质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扬弃物的特殊性、个别性的过程,是一个“类化”的普遍性过程。只不过他把这个普遍的类看成是理念的实现。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并没有突破传统西方哲学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即把人性看成是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规定。而马克思却把人性置于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做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哲学”。马克思承认西方传统人性论把人定义为自由自觉活动的自为存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2,第272-3页)。但是,这种自为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思辨,作为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
1、人通过实践实现了自我规定,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物质性活动: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2,第273页)
2、作为人的类存在基础的实践本质上是生产活动:“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
上)
3、人的类存在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2,第302页)
人的生命价值是作为“类过程”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辩证范畴,作为普遍性,他本身就包含着个体的差异性,而其中的所有个体同样也包含着类的普遍性。马克思所概括的人的类本性,正是普遍的人性,而人共同的本质属性规定了人类生命自身的固有价值,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深刻基础。
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就必然追问人类生命的普遍价值。对此,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其实已经给出了相当一致的答案。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明确指出:“我认为,就我们可以看到的说,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我不能为我的生命找到其它的意义,不能为我的行动找到其它的动因。”(22,第9页)
为什么说真、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恩格斯认为,人的生活的基本问题“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享受,三是为了发展和表现自己”(23),而为此必须在三个维度上选择合理的价值取向。按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研究,这三个维度是:理智的或知识的即真的方式,意志的或行为的即善的方式,心灵的或感情的即美的方式。奥罗宾多把这三种方式称作原初价值的“永恒形式”(24,P.16)。
认知价值的求真指向。这一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按爱因斯坦的说法,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做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为维持全部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须的资料应当由总劳动量中尽可能少的部分来生产”,这是生产力规律的本质。马克思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这一规律:“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它生产、物质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马克思称这一原理为“首要的经济规律”(25,第123页)。但是,只有在揭示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现利用自然力的新方式,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所以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伟大杠杆,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认识论上说来,科学对人类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就在于其本性和功能是发现真理,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人类的思维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天下皆准的”。(26,第137页)
行为价值的向善取向。这一指向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而生产只有在人与人结成一定关系时才有可能,所以马克思说:“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4,第23页)。这种合作关系(交往关系)形成和运行的保证是建立必要的社会规范,首先是伦理规范,其宗旨就是善。按政治学家罗尔斯(J.Rowls)的说法,社会应被看作是“为了相互获益而从事的一次合作性的冒险事业”,为了使这种合作进行下去,就必须有相应的规则,以“正确分配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27, PP.4-5),符合这些规则的行为就是善。当然,不同的时代的交往关系有质的不同,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于这种合作关系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同上)因此,虽然善的标准也是历史性的,但就其指向说,都是为了约束、规范和协调人际关系,以保证“生活的生产”得以有效的运行。
情感价值的臻美取向。这一指向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表现了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的本质规定全面而和谐的实现。马克思谈到美的本质时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及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2,第305页)在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对象被人化的合目的性,确证了主体在感觉、情感、性格、思想诸多方面的本质规定,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体现了人的丰富性和和谐性,从而引发了喜悦、愉快、爱慕、崇高等情感,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规定全面而和谐的发展,进达于精神自由,使生命向理想境界升华,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对象。”他因此把臻美称之为“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同上,第303页)
当然,人性是历史的范畴,真、善、美的内容、标准和形式随着社会语境的更迭,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具有相对性。但是,虽说在表述上往往不够明确,有时甚至带有意会性(tacit),从根本上说,真、善、美的定义域和指向性却是稳定不变的。绝对和普遍寓于相对和特殊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真、善、美带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所以,爱因斯坦说:“把美和手足之情带进生活里来,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28,第131页)
三
如果说,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的生命的问题,恐怕不会遭致神学家的反对。因为福音本质上就是关于永生的承诺。耶稣基督自己提出的信仰纲领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使徒信经”的落脚点也是“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并且永生”。其实,宗教是终极关怀的精神体系,按格里芬(D.Griffin)的说法,就是“集中注意力去关注那些具有终极重要性的生命特点”(29,第34页)
基督教神学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价值论体系。
1、 生命尊严论
基督教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人的生命来自于神,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整
个世界上,只有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16:26)19世纪末的英国神学家芬德莱建构了福音伦理学(evangelical ethics)四原则,而首要原则是,“成为上帝的模仿者使人性成了生命的最高元素”,“在我们身上,爱、思想、意志把我们的存在提升到非人王国之上”。(30, PP.309,311)要珍惜生命,热爱人生;戕害生命,玷污生命的尊严是犯罪的行为。
2、 生命意义论
基督教主张人类生命二元论,一元是此岸的现世生命,另一元是彼岸的来世生命。
与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基督教重视今生,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
对《圣经》本义的歪曲。神学家凯尔曼(John Kalman)在《朝生暮死和永世长存》一书中指出:“所有与民族和公众的人类福祉有关的伟大思想,当其被认同的时候,都回归到个人生命的领域”,和人的日常生活有关(31, P.21),所以基督教并不排斥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凯尔曼把人的今世生命分成三种:
一是肉体生命。生命的意义是健康,耶稣生平尽心尽力地使人脱离疾病,许诺的是“勃勃的生命活力”。
二是情感生命。生命不是烦躁郁闷的心绪,要避免不可控制的感情之流,造成“生命的野性扭曲”;在基督中得到的是合理的自控,实现心灵的和谐和平安。
三是社会生命。生命的意义是爱和服务,人的社会精神生活应当从基督得到美好的领悟,“其中类的偏见和厌恶消失了,所发现的是共同的利益、权利和责任,欢乐和忧伤,它们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这是对价值的共识,人们真正的兄弟关系即在于此,这些就是基督精神本身”。(32, PP.273-274)
但是,基督教更重视来生,即永恒的生命或永生。今生的生命是为真正永恒的生命作准备:“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真正的生命。”(提前6:19)今世生命的价值低于来世生命的价值,人们不能超越尘世生命所以不能获得永生。新教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指出:“上帝深知我们自然地迷恋这红尘,所以让我们离弃对它的沉湎,提出充分的理由要我们超脱并使我们警醒,想到天国和不朽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最高愿望。
……当我们看到人的计划、欲望和行动时,这看来不过是尘世的价值而已,我们是多么愚蠢啊!我们的心灵被财富、权力和荣誉的光华弄得眼花缭乱,而不能看到超越它们之上的东西。”(33, P.171)
3、 生命救赎论
基督教神学从人的原罪论出发,提出通过基督的救赎获得新生的生命之路。基督是引
往生命之路的主。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1:25);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1:4)。通过信仰蒙恩,是因信称义,所得到的是重生,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后5:17)这样的人,有了“新生的样式”(罗6:4)。这样的生命“更丰盛”(约,10:10),得到平安喜乐(罗5:3),而且发出“生命之光”(约8:12)。所以,芬德莱说:“十字架的救赎把自己的特性和精神烙印在整个基督教伦理学之上。”(30, P.318)
作为神学,基督教教义当然自我定义为普世价值。但也有人认为,宗教并不包含(或至少没有明确阐释)真、善、美的价值要求。例如爱因斯坦就对宗教活动家提出要求说:“在他们的劳动中,他们应当利用那些能够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培养出来的真、善、美的力量。”(33,第185页)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真、善、美是基督教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基督教神学生命价值理论的核心。美国学者斯蒂芬·麦金托什(Steven McIntosh)有一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讲稿《真、善、美的自然神学》,系统分析了三者在神学价值观中的地位及其整合关系,指出:“这里所表达的是,真、善、美作为人所共知的价值怎样在普世的进化中起到一种中心的作用”,并特别指出,这三者是自然神学的内在的规定。麦金托什说:“整合的自然神学寻求在我们自身经验的内部发现精神在世界上的运动,亦即在对美的高尚欢愉内部,在对真理的惊异内部,在对仁爱的激情之中,实现了完美的生命体验。”(34)。
基督教神学价值观的纲领是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哥前13:13)。按基督教神学家的说法,这三个美德是基督教伦理中最神圣的原则,是超验的,与人世的价值无关。神学伦理学家西萨里奥(Romanus Cessario)认为:“基督教教义首先考虑的是神学和神圣的美德,因为对它们的体验关系到对上帝的信仰。这就是信、望、爱的美德,它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严格地说,神学美德没有人的类比之物,只有圣灵的启示力才在信徒身上将它们引发出来。”(35, P.3)这当然是神学家的看法。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社会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与整个人类的价值取向必然存在着相通之处。我的观点是,基督教神学信、望、爱的纲领,与真、善、美的普世生命价值,无论在指向上,还是在规定上,都是一致的。
基督教的信和求真的价值要求是相关的。信神是信神所启示的道。《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说“太初有道”,英文译成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道”即神的话语(the Word)。但是,希腊文原文是ΕΝ αρχη ην ο λογο?,道是λογο?,是神设定的规则,秩序,法度。这道对人来说,是必然的,前定的,强制的,因而被称作“真道”;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道是认识、行为和人生的最高准则,信仰的目的是求得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从奥古斯丁以来,尽管基督教神学对信仰和知识(或理性)的争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的目标和指向是真理,神引导人走向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约16:13)。加尔文深刻阐释了信仰与知识的关系,指出停留在欲望和感性的层面上,就不可能获得主的真理,找到得救的正确道路。他说:“我们必须记住,在信仰和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太阳和光线一样不能分开”,“信仰是神要给我们的知识,是从他的道所揭示的,信仰的前提是对神的真理的信仰”。(32, P.144-5)
基督教的爱是和向善的价值要求相关的。“神就是爱”(约一4:7),爱是至善,是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的总纲。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说:“爱是终结,唯一的终结,是神的每一特许的重点,从世界开端到万物的毁灭。”(33, P.462)弗莱彻(Joseph Flecher)也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本有的善,但是最高的善,至善,summum bonum,所有终结的终结就是爱。”(34,P.129)基督教的爱不是普通的人之爱,不是love,而是效仿神的爱,是agape(αγαπη),它不是由自私或情欲产生的,而是如基督一样,是一种奉献,如保罗所说:“所以你们该效仿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弗5:1-2)有了这样的爱,就有了在基督里面的兄弟关系,消解了偏私、忌妒、仇恨、纷争、杀戮,实现了普遍的和谐。所以“爱人如己”是善的最高境界,保罗因而说:“全律法”和“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5:14;罗13:9)。
基督教的望是和臻美的价值要求相关的。基督教认为“得救是在于盼望”,但所盼的不是“所见的盼望”,而是“所不见”的盼望(罗8:22),那是神所许诺的最美好的理想,是福音所许诺的美。这美是和平安详,弥赛亚是“和平之君”,基督是“赐平安的神”(腓4:9),和平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5:22),耶稣的福音就是“把我们的脚引导平安的路上”(路1:79),所以哈特(David Bentley Hart)说基督的福音是“美与和平的无矛盾的结合”(38,P.5)。这美是纯洁鲜活,“告诉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一:3-4),它永远生气勃勃,包含无尽生机。这美是荣耀光辉,神的“华美”和“威荣”使信他的人分享光辉:“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诗90:17);“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3:4)但是,基督教神学定义的美,不是尘世的有限的俗美,而是天国的无限的大美,是永恒生命的神圣之美。所以保罗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它们持真正的生命。”(提前6:19)。哈特的神学美学名著主题就是“无限之美”(the beauty of infinite):“认识无限作为原初的和不朽的美”(38, P.5)。基督教教义所说的“望”,主旨就是对美好未来的盼望,是满怀激情的切慕和渴求,上帝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帖2:16),而基督正是美的“中保”:“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的中保”(希8:6)。通过基督信众成就了对神圣之美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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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20,第199页)基督教关于信、望、爱的论述,可说是真、善、美的价值观的神学隐喻,虽然充满宗教幻想,但和人类文明长期形成的普世价值取向却是情意相通的。无论怎么说,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类精神的主观要求不是指向倒退,而是指向进步,对理想未来的憧憬是人的类本性,人,也只有人是向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所以荷尔德林才说“人诗意地栖居”。怀德海把人类的价值理想称之为“宇宙的爱洛斯(Eros)”,他认为这种宇宙之爱是三种:理智的真,道德的善,感官的美,它是“最高理想”和“最终满足”(39,第1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伦理学的生命价值论是不容忽视的思想资源。
工业社会是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这种失落的本质是资本使人工具化,从而扭曲了人的类本性,马克思称之为人性的异化,并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结果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12,第274-275页)。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人本性的异化和通过人类解放实现人性复归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和普遍的回应。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存在主义关于精神沉沦和本真跌落的反思,韦伯的“魅”逻辑(附魅—祛魅—返魅)历史重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的生命价值理论,所涉及的都是人的本质规定或人性的普遍本质。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由于信息革命的狂飙突进,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条件已经日臻成熟,人的个性化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成为时代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的文化泡沫,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下面,造成对宏大叙事、普遍价值和终极关怀的解构。满足于小型叙事的公众,理想沦丧,信仰失重,出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
今天,比起解决金融危机来,重新确立生命的真正价值是更根本、更深刻、更长久的任务,它关系到人类文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1、Perry,R.B. Realms of Value: A Critique of Human Civiliza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2、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A·J·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4、C.L.Stevenson: Ethical Fallibility. In R.T.DeGeorge(ed.): Ethics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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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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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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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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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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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转引自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24、Sir Aurobino: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Man. Quest Book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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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爱因斯坦:科学和宗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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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David Bentley Hart: The Beauty of the Infinite: Aesthetics of Christian Truth. Vm.B.Eeradmans Publishing Co.2003.
39、怀德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The Value of Life and Axiology of Christian Theology
Sun Mutian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alue of life is the space of concepts to fill with intrinsic tension. To pursue on essential definitions that can decomposed into three directions: the direction of cognitive value, the direction of behavioral value and the direction of emotional value. In the direction of cognation life explores the ways existing and developing that orientation is seeking the truth. In the direction of behavior life explores rational norms and rules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that is doing good deeds. In the direction of emotion life explores expect and lofty realm of ideal that is arriving beauty. But individual and kind existence of human is historic, the life of people is fraught with contradictions in this regard its social nature: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dividuality and collectivity, particularity and generality, temporality and eternality. There is the universality i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is is human’s attribution of kind that foundation on is universal value of life. It is ultimate orientation that mankind shares the concern of value. The content of this ultimate concern includes truth, good and beauty. The program of Christian theological axiology is faith, hope and charity that accords with truth, good and beauty. It is faith to inquiry and to convince true essence or logos of universe and life, this is to pursuit truth; It is charity to imitate God thereby to obey supreme norms of behavior tha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this is to do good deeds. It is hopefulness to exceed earthly utility and to distill mind taking lofty ideal to be final aim, this is to arrive beauty. There are upward and downward path: upward path is brutish nature—human nature—divine nature, downward path is human nature—material nature—brutish nature. This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inherent formulations that follows the course that primary self—self-in-itself—superego . Value of religion, science and art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but religion obtains specific comprehension in its other-sidedness. From pre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 to postmodern times,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enchantment, disenchantment and reenchantment tha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of life is last destination of human’s soul in our time.
Key words: value of life ; axiology of Christian theology; 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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