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有一颗“强健的良心”；他是一座大山，他始终行走在探索真理的梵境，给我们辨识事物的智慧与启明的意志；他发出的寂静之声，将久远地震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邻居眼中的大学者：“一位大家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了”

徐梵澄像一座大山 我只能仰望

2019年09月01日 星期日 北京青年报

    ◎詹志芳

    1982年夏，我们一家从北戴河回来，我在当地买了一个草帘子，这个草帘子很漂亮，是用红黄两色的麦秸做成一串串的花。徐梵澄先生从对门出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对我说：“我在德国学过美术史，对美还是有点儿研究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徐先生说话。他穿一身蚕茧色的丝绸衣裤，是印度、巴基斯坦的款式，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当时不过73岁，大约有1米80，腰板挺直，给人一种仙风道骨、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老神仙”，结果，我们楼里的其他人都跟着我这样叫他。

    从此，我们开始了19年的交往。接触多了，我又说他是“现代玄奘”：他去印度33年，而玄奘去了17年。玄奘路上骑马三年，徐先生是坐飞机去的，所以，徐先生取到的经更多，他主要是学习了印度的梵文、精神哲学和印度教等。

    “在欧洲看画和艺术品最多的，除了徐悲鸿就是鄙人”

    因为我们一层楼就两户人家，所以我们两家是对门，就是最近的邻居。刚开始我有些怕徐先生，不知道他什么脾气。后来接触多了，知道他看来有几分威严，实际上是很和气的，我们成了忘年交。

    与徐先生接触越多，对他就越是崇拜，他像一座大山，我只能仰望。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一个不字，他对我的教化是在不知不觉中。

    他去世后，我一直想，他的学问那么大，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他对话。我和他谈过许多次话，甚至给他翻译过湖南话。我从来没有在湖南生活过，也没有湖南的朋友亲戚，但我一开始就可以听懂徐先生的湖南口音，我们楼里多数人是听不懂的。但是我学到他的一点儿皮毛了吗？也许有点儿，很多人都说我的乐观是少有的。

    他的那两本大书《神圣人生论》《五十奥义书》，我为什么没有让他给我讲一点点儿呢？那是他在印度就翻译完带回来出版的。他和我说过：“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中国不可以不懂印度。”他潜心在印度苦读了33年，那是献给祖国的礼物吧。我看过他的书，连一页都看不过去。董乐山的夫人也和我说看不懂，我也就不觉得那么惭愧了。他知道我的水平有限，就让我读他记述的“母亲的话”，我还是有看不懂的。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大图书馆，我没有看几本。徐先生说过：“一个大家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了。”我就是在“图书馆”被烧了之后，后悔莫及。我以为他会活一百岁的，谁知道他只活了91岁，认识他的人都始料未及。

    他给某亲戚的一本书作的《序言》中写自己的家族：“长沙东乡徐氏为大族，世为农。族中多读书人，多工书法。故于清末化宦皆不显达。余生也晚，久游学他邦。”徐先生是湖南长沙市东乡白茅铺徐姓大户人家的最小儿子。他从小聪明，受父母宠爱。那时他们家中设有私塾，所以他很小就听哥哥姐姐背书，等到他念书时，早就背会了。他小时候开蒙早，没玩够，一直耿耿于怀，总劝我让孩子多玩儿些，不要早念书。

    徐先生原名徐诗荃，1909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他们家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是所有孩子里最小的，也是父母亲最疼爱的。他家在长江沿岸几个大城市都有店铺，我知道有卖丝绸的。他在上海念书时，就去自家的铺子取生活费。

    1929年，徐先生去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主修哲学，副修艺术史。他和我说过：“在欧洲看画和艺术品最多的，除了徐悲鸿就是鄙人。在欧洲学习艺术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到博物馆的库房看不展出的画作。”

    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贬值，持美元的生活很容易。徐先生家里本就有钱，鲁迅有次写信问他在德国生活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们做学生的一个月二百大洋就可以了。如果老师您来了，就不能和我们一样，您要租一整套房子，一个月消费要五百大洋才可以过得去。”鲁迅就打消了去德国的念头。鲁迅想去德国学习的心应该是早就有。因为，徐先生看见过鲁迅和章太炎两个人在翻译德文小说，汗流浃背实在困窘。

    徐先生精通英文、德文、梵文，也学过法文、拉丁文、日文等。他除了爱好美术，甚至还学过舞台剧的台词。那是一位老年女演员教他的。冯至也想学，可是没有得到这位老师的认可。我曾经请徐先生念几句，他真的声音洪亮地念了几句台词，确实有功夫，底气十足。

    徐先生很沉静  常常钻到书里就不出来了

    徐先生每天六点起床，做一套自己编的类似瑜伽的操，然后就背梵文。吃了早饭，装好烟斗抽一两斗烟。可是他不喜欢烟味，一年四季只要抽烟必开窗。他知道烟对身体不好，和我说：“喝茶可以解除烟对身体的害处。”

    他最后一次生病住在协和医院，我和他亲戚姜丽蓉去看他，他刚抽完胸积液，医生给我们看他的肺片，说：“你们看看，他的肺都黑了。”

    每天上午十点，他会出去走一圈，他最喜欢看那时的幼儿园一根绳子上拉着十几个小孩，他会面带微笑站在那里看半天。工作到中午，看看报纸《中国日报》。吃过饭，小睡一下，又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也就是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时候。他也要喝点咖啡或啤酒，再抽烟。之后，就看一些闲书、报纸，如《万象》《中华读书报》等。

    经常是工作一年左右，写完一本书，他就给自己放一个月假。这个月里他或写毛笔字或画画，有时自己拿着棋谱下棋、刻图章等。总之，他玩得高雅安静，而且都不用多大的破费。

    徐先生和我说过，他在印度学梵文学得苦哇，梵文是要背的，所以他几十年来每天早起都要背。我曾请他念给我听，像一种歌，很好听。他还说：“我为了锻炼体魄，在印度的炎炎烈日下疾走，所以，才有好身体。”他确实比国内的学者挺拔。他还和我说：“我在德国时，教授对我说：‘学习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为了学习。’”显然，教授看他一心钻到学问里，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才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心很沉静的人，常常钻到书里就不出来了。

    他很喜欢我女儿，我就和保姆说：“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带女儿去看看徐先生。”这样可以使他换换思路，休息休息。徐先生有次和我说：“没有看见你女儿，我都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他从印度带回来一套三十卷的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全集。他告诉我，他也想让中国有这么一套书。他回国二十几年，就是一个人在啃这块硬骨头。我想找一个时间去一下印度的捧地舍利，在那里找一找徐先生的足迹。

    有一年，我看见他在写隶书，就问他：“这难学吗？”他说：“不难，就练十年吧。”我当时才三十出头，听他说这话真吓了一跳。小时候，老师老是说字无百日功。练上百天，就有效果了。可是，徐先生一张嘴就十年，还说不难。

    后来，我看过他写的馆阁体的小楷、行书、隶书等，都很有功力。他有一个侄子很喜欢石鼓文，写了一篇送他。他挂起来看，和我说：“写得太甜了。”大约是过于工整，甚至有点儿呆板。

    他画画时，我有时在一边看，他说他年轻时曾拜师学过画，老师问他：“想学哪种？”他说：“想学工笔。”老师说：“你眼睛会画瞎的。”他就学了写意。

    他教我：“首先要知道纸的反正，光的一面是正面，用手摸，实在摸不出，就在脸上蹭。”他画了一些画，挂在一个请人做的大板子上，我也不会看。他要送我，我没有要。徐先生有些不高兴，也没有说什么，知道我这人肤浅，不懂事。现在，我想起来有些后悔，应该要一幅裱出来，才能看出好坏。后来，印度那边把他的画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很雅致的笔记本。他送我一本时我才想起来，他在印度时可能画的时间很多，加上他的女朋友是画家，他们在一起切磋的时间可能很长。结果，我一幅他的画也没有。

    有人说徐先生是孤独的，我觉得不对。他每天安排得满满的，哪里有时间孤独。他的孤独是学术上的孤独，他和我说过：“我的《老子臆解》出版好几年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几句，提出点儿不同意见。”他期待着有人和他讨论学问。

    鲁迅先生帮他发表杂文  还替他挨了不少骂

    徐先生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鲁迅去做演讲。他做了笔记，想要鲁迅帮他看一下，有没有记错。从此，他认识了鲁迅。

    他研究佛教是受到鲁迅先生的指引。他问过鲁迅关于佛教方面的事，鲁迅细心地给他讲，还指导他读一些经书。后来，他在书摊上看到鲁迅为母亲生日出资刻印《百喻经》，鲁迅说：“你很有佛相，应该去学佛。”

    徐先生在上海经常去鲁迅家。有一次，鲁迅一家正在吃饭，鲁迅和许广平叫他也坐下一起吃。周海婴在闹，不好好吃饭，怎么哄也不听。这时来了一个日本年轻人，鲁迅也请他坐下一起吃饭。一会儿，鲁迅捅捅徐先生，让他看海婴，徐先生一看，海婴一声不吭，乖乖地自己吃饭。鲁迅小声告诉徐先生：“这个日本人是给海婴看病的大夫。”

    在上海时，徐先生就开始写一些评论杂文，鲁迅帮他找地方发表，他那时用了许多笔名。因为有些口气像鲁迅，鲁迅因此为他挨了不少骂呢。他去德国后，还是接着写，都是鲁迅先生帮他发表，帮他收稿费，有时也替他挨骂。

    徐先生在德国选修艺术史时，学习了现代版画，并把自己的作品，包括第一幅他刻的鲁迅像的版画寄回来给鲁迅，这些都保存在鲁迅博物馆里，激发了鲁迅让国人知道现代版画的想法。鲁迅觉得中国没有现代版画，想把现代版画介绍到中国，就请徐先生把德国好的现代版画采购一些，在上海办了首次现代版画展。中国那时还不知道现代版画这回事，徐先生应该是中国现代版画第一人呢。许多中国的第一代现代版画家都看过那次展览。他和我说过，铜版画是怎么制作的，那是用腐蚀的办法。他还告诉我油画的颜料是怎么调制的。我向他学了一些关于艺术的知识。

    徐先生说过：“许广平为了让鲁迅少喝酒，就把黄酒瓶子的塞子拿掉，让酒蒸发。”徐先生觉得这事做得很蠢。

    徐先生要去德国留学时，鲁迅给他带了一些中国画，让他去送人，大概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思吧。可是，那时德国没有人认中国画，白送也没有人要，徐先生只好原样带回，还给鲁迅。鲁迅有些不高兴，认为他没有听自己的话。徐先生也可以硬给一些不识货的德国人，甚至也可以不带回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徐先生老老实实地带去又带回，还不是对老师的尊重和诚实吗？

    鲁迅病重时，徐先生想看他最后一面，许广平不许。徐先生买了一把花，从后门上到二楼，看了鲁迅最后一眼。许广平为此不太高兴。

    徐先生在海德堡大学快要拿到博士学位时，父亲病重，就急忙赶回来看望父亲。他回来，父亲已经去世。正赶上抗战，长沙大火，把他家在长沙的房子、铺子都烧掉了。当时，抗战已经打响，家里的生意也大受影响，家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大哥管家，不同意他再去德国。徐先生经济上也有了一些困难，鲁迅就向郑振铎推荐让徐先生翻译尼采。

    徐先生和郑振铎说：“我译出来一部分，你给我一部分稿费。”郑振铎和鲁迅说：“他要是译了一部分，下面的不译了，我怎么办？”鲁迅说：“他还有条件呀？”这事就不置可否地过去了。结果，徐先生很快译完了。那时，楚图南早译出来了，郑振铎都没有用，只用了徐先生这个稿。有人说徐先生翻译佶屈聱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中文底子太差。郑振铎不用楚图南的，而用徐先生的，当然是徐先生译得好，鲁迅也评论徐先生译的接近尼采。

    徐先生和冯至——“我们的友谊胜过兄弟”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徐先生要回国，他听说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有一部大藏经，就同意去宗教所了。我问过他：“大藏经都写的是什么？”他说：“大藏经就像一部百科全书，里面什么都有。”

    冯至先生是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时的同学，两个人有六十年的交情。可是，碰到一起经常为学问的问题争论不休，冯至太太和女儿们都奇怪他们怎么有那么多可吵的。一直到冯至去世前，他们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某学者的名字最后两个字母是er还是re，他们定好找到作者的签名为准，可见两个学问家做学问之认真。

    70年代末徐先生从印度回国，去冯至家，冯至开玩笑地大声叫道：“贵宾来啦！贵宾来啦！”一次，他和冯至一起出门，天很热，冯至买了一根冰棍吃，徐先生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在街上大声叫道：“冯所长吃冰棍喽！冯所长吃冰棍喽！”他对我说时还两手拍着，真像一个老顽童。

    徐先生去世前，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为冯至先生写墓碑。写了改，改了写，对老朋友的一份深情都写在了里面。说到冯至先生，他几次都是热泪盈眶，说：“冯至人好哇，我们的友谊胜过兄弟。”

    他多次对我说：“上海被日本占领前，冯至把从德国带回来的书，装了一个大木箱，寄存在我湖南的家里。后来，国民党为了阻止日本人，一把大火把长沙烧了，也把我家在长沙的房子、铺子、我妈的棺材都烧掉了。冯至的这些书也烧掉了。我告诉他，他就再没有问过。”冯至夫妇几次去德国，都记得给徐先生带他每天离不了的烟丝。

    徐先生还说过：“我在抗战后回到湖南，冯至在上海。有人批评我说我哪里写得不对，冯至就帮我说话，在上海替我打了一个多月的笔墨官司。”

    有几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冯至先生打发两个外孙子来接徐先生去他家过大年夜。每次，两个后生蹦蹦跳跳地进来，七手八脚地给徐先生穿上大衣，一边一个架着老先生呼啸而去。这个场景我还可以想起来。

    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和徐先生在抗战时的昆明就认识。那时，她还是小学生。徐先生当时因胳膊摔伤住在他家，两个人经常分食花生。他也教冯姚平写字，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厚。冯姚平经常来看望徐先生，帮助他做些他做不了的事情。她妹妹姚明也来。

    心中有大爱  捐助不留名

    徐先生去世后，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些捐助的票据。有一件我经手过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我们给癌症病人办音乐会，需要一些经费，徐先生知道后，主动拿出1000元，并且和我说：“不要说我的名字。”

    我在音乐会的开始，讲了这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捐助的。回来我告诉他，他说：“连这也不必要说。”

    他多次和我说过：“我有一点儿钱，等我去世了，我要把这些钱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结果，因为他没有遗嘱，他剩下的钱，宗教所分给了他的侄子和亲戚姜丽蓉每家两万。姜丽蓉是很懂徐先生的人，把所里给她的钱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其实，徐先生从很早就却酬了，也就是不要稿费。

    刚和他做邻居时。一次，他来敲门，问我：“你们吃螃蟹吗？”我说：“吃呀。”他就叫我把他家锅里的螃蟹都拿走。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杀生，屋里的苍蝇蚊子，都是轰出去的。他说：“多小的动物都有它生存的权利。”他是有大爱的人。

    徐先生的炸花生米，和谁家的做法都不一样。他和我说时，真的让我有点儿吃惊。他说：“你把油烧到八成热，再把花生米倒入，油要比花生米多，淹没花生米，就把火关掉。不用担心过火，放心去做别的事。等到油冷了，把花生米捞出，就正好熟。”我回家就试，果然省事，不煳。老神仙是怎么想出来的？

    有一次，他和我说：“在国外没有日历，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春节，我就自己算。还有的中国人也在算。结果，有了日历后，还是我算得对，他们算的差一天。”

    徐先生没有给自己写过回忆录。但是，他出了一本线装蓝皮的《蓬屋诗存》，那里面有他一生所作的700多首诗，记录了他的一生。他自费印了100本，当年的工本费是50元一本。

    徐先生去世后，我和冯姚平、姚锡佩、姜丽蓉经常为他扫墓，后来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也参加进来——她父亲朱偰和徐先生一起在德国留学过。她一直后悔，没有早点儿找徐先生，不然就可以见上一面了。她在整理父亲的文稿时，看见她父亲和徐先生唱和的诗。

    每年，我们五人去八宝山给徐先生扫墓，在他墓前和他说说话。然后，我们找一家餐馆——通常在我家附近，就像当年徐先生和冯至、贺麟一样聚餐。大家在餐桌上，说得最多的还是徐先生的学问，徐先生的为人。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人。

    供图/詹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