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医生理念  医生开业  具体的哲学  人道主义精神  医患命运共同体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科医生和政治思想家。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特别是，他的弟弟埃诺(Enno)自以为前途暗淡而服毒自杀，他因妻子格尔特鲁(Gertrud Jaspers)是犹太人而遭到纳粹长期威逼迫害。这一系列边缘境况的生存体验促使他一再追问人的存在问题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促使他先从法学转向医学，又从医学途径心理学转向哲学。

　　 作为德国最早的精神病理学家和临床精神病科医生，雅斯贝尔斯多年的行医过程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使得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能够从哲学，特别是生存哲学高度重新审视医生与患者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关系。1913年，年仅30岁的雅斯贝尔斯发表《普通精神病理学》，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一举创立了科学的精神病理学。20世纪50年代，面对技术时代的社会转型期，雅斯贝尔斯从医学哲学高度将技术时代的医生开业问题与生存哲学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构思了“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这一创新的医学理念，率先提出了“医患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和谐医患关系类型。

　　

　　 一、日进无疆 奋勉不息

　　

　　 1909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Heimweh und Verbrechen，1909)为题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在这部学位论文中，他首次从理解心理学角度，描述分析了一位年轻妇女在强烈的思乡情绪下，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不惜杀人放火的恶性犯罪现象。①获得医生开业执照后，他在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弗朗茨·尼塞尔(Franz Nissl)手下当助手，这一干就是整整6年，直至1915年。

　　 1913年，雅斯贝尔斯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普通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1913)一书，一举成名、声名远扬。②在这部关于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中，他不仅通过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创立了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而且通过描述发生学的理解方法，建立了理解心理学。除了发表这部里程碑式的世纪之作，同一时期雅斯贝尔斯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精神病学作品：《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2)、《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单是这些最早的一批精神病学著作就使雅斯贝尔斯赢得了著名科学家的声誉。③

　　 时隔10年后，雅斯贝尔斯一反故常、另辟蹊径，开创性地发表了《斯特林堡与梵·高：比较病迹学分析尝试》(Strindberg und Van Gogh:Versuch Einer Vergleichenden pathographischen Analyse，1922)，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即“病迹学”(Pathographie)奠定了基础。与一般的精神病历研究不同，此书既是一部独一无二的病迹学分析报告，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专论。通过对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书信以及熟人的证言，从“病理学分析”(Pathographic Analysis)入手，雅斯贝尔斯对比分析了斯特林堡、梵·高、荷尔德林、斯维东堡等人的生平和作品，阐明了精神分裂症作品的不同类型，即客观表现型与主观体验型作品。④在离开海德堡精神病院整整20年后，1936年雅斯贝尔斯又发表了尼采研究的重要入门书：《尼采：研究他的哲学思维的导论》(Nietzsch.Einführung in das Verst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1936)。在这部病迹学报告中，雅斯贝尔斯不仅从生存哲学高度刻画了尼采作为哲学家的“无限反省”“攀援超越者”等特点，而且从精神病理学视角展现了作为“例外者”的尼采的体貌特征和内心世界。⑤

　　 日进无疆，奋勉不息。20世纪50年代，雅斯贝尔斯沉思技术时代的医患关系，追问现代医学的理念，先后发表了《精神分析批判》(1950)、《心理治疗的本质与批判》(1954)、《医生的理念》(1953)、《医生与患者》(1953)、《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精神病学论文，1986年，这些论文后以《技术时代的医生》(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1986)为题结集出版。1963年，值80华诞之际，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Psychopathologie，1963)出版发行，这部论文集收录了他早期作为精神病科医生所发表的《思乡与犯罪》等多篇关于精神病理学的专业论文。一方面，这些作品表明，通过《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转向哲学以后，雅斯贝尔斯作为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奠定生存澄明、形而上学、世界哲学等；另一方面，这些作品表明，在转向哲学以后，雅斯贝尔斯的学问旨趣并未退出精神病科，更没有告别医学领域，而是依然守望医学哲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深耕细作、砥砺前行。⑥

　　 作为20世纪著名精神病科医生和生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突破精神病学狭隘的专业视域，从人类学维度和生存哲学高度，重新领悟和把握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意义、内涵和要求。就是说，他已超越精神病科医生的特有视野，从哲学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拓展和发展了早期精神病理学思维的视域和过程。基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雅斯贝尔斯聚焦探讨现代医生遗失了的人格和人性问题，着重阐明了技术与医学、医生与患者、医生与人性等交互关系问题，并展开了对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批判。

　　

　　 二、重塑现代医生理念：行医之哲者

　　

　　 20世纪科学技术经历了突飞猛进、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世纪科技飞跃步伐，医学科学如虎添翼，一日千里，日益摆脱以哲学或观念思维为基础的经验治疗法的框架，与快速发展的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相结合，大力引入自然科学的思维框架，普遍采用循证疗法取向的新医疗法。《技术时代的医生》(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1968)中，面对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医学科学的发展及其后果，雅斯贝尔斯抚今追昔，鉴往开来，通过重塑现代医学理念，构筑新的医患关系类型，试图恢复古老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按照他对医学史上医生的描述和分类，不同时代的医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风貌：“原始时代的祭司类型的医生，以开放的眼光合理地探讨人的全体和人的状况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生，被权威主义的、思辨的见解攫住心灵的中世纪的医生，这一切类型的医生在几个世纪里都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医生所取代。”⑦与原始时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医生风貌相对照，在技术时代，医生开业具有行政活动的特点：一是，因为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里，医生开业受到经济上的制约；二是，昔日纯朴而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丧失殆尽、荡然无存。其结果，患者已不再被视为一个初始概念含义上的患者，而是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来去匆匆的顾客。在技术时代，通常人们把诊治行为视为医生的专有行为。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医生面前，患者束手无策，可怜巴巴，任凭医生随意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与患者绝不是以同等身份对话。医生是疾病专家，患者只是任意处置的对象，二者并非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关系。信息和知识的差异如此悬殊，往往导致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平等的、不对称的博弈。

　　 直到近代，医生一直都把自身的医疗行为“建立在两个柱子上：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natur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 und dem technischen Knnen)；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的精神(Ethos der Humanitt)。因此，医生并没有忘记自我抉择的患者的尊严以及所有个别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⑧。医生以身传教，教书育人，通过自身的崇高人格传递医学人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可以增加知识和能力，但人性却是无法规划、无法自然习得的。人性(Humanitt)并不像各门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向前进展的特征，相反，每个时代，人性都以新的面貌重新展现在每一位医生身上。17世纪英国著名医生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这样表述了具有普适性的医生“人性”概念：“善待你的病人，就像你患同样的疾病时，你希望被人善待自己一样。”⑨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kratischen Eid)以来，医学界就严肃地意识到，医生的理念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医生仅仅把自己的职业建立在这样一种人性基础之上，即在自然科学之外，独立于信仰、性别和社会地位，帮助每一个遭受身体痛苦的人。”⑩

　　 然而，雅斯贝尔斯注意到，进入技术时代以来，由于最新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上述悉登汉姆的人性观点成了问题。具体而言，由于技术时代专业化的发展，医疗专家与特定思维方式相联系。如今特殊学科的集合取代了生物学的训练。学生课程排得太满，没有自由想象的空间，以致样样皆通，样样稀松。由于无暇掌握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导致下述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这种过分的学科分块和专业化训练倾向严重瘫痪了学生的自主判断力量，以及充分的视野和个人的自发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这种过分的学科分块和专业化，抹杀人的“个性”和气质，造成人的畸形发展，使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也被卷入大企业中”(11)。庞大的储蓄银行和医院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日益严重威胁昔日个体医生与个体患者之间面对面、促膝交谈的原始关系。

　　 现代医学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与此相适应，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医生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他的化学的、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知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诚然，得益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人们对疾病的形式、表现、过程以及可检验的疾病概念都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但是，几十年来，医患纠纷越演越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诊断，技术时代之所以导致医学危机，医患矛盾和冲突加剧，有以下两个深层原因：

　　 第一，由于医生职业组织(die Organisationen des Arztwesens)大行其道，技术时代的社会后果会深刻影响医生职业，甚至会威胁到医生自身的理念。“科学知识和能力越是强大，诊断和治疗的设备越是高效，患者就越是难以找到一位好的医生，或者压根就找不到一位医生！”(12)在医疗活动的组织范围内，产生出一种从财产中分离出来的医疗资金。借助于诊所、健康保险和实验室等，由某一企业牵头组织并包办医疗行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可以增强医疗行为，但因此也抵制了医生作为一个人独立发挥作用。“医生成为职能人。”一个人可以通过批准、任用、招聘等方式而成为医生。于是，医生与患者之间便产生一种他们必须遵守的权力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丧失了。由于保险费用甚微，保险公司正在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应该以富于个性的方式对待每一个病人。然而，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每个患者所能接受的治疗时间都会减少。“人们思考整个人口的普遍医疗保健，但由于这种拔苗助长的保险方式，传统人性观点却变得不人道了。”(13)

　　 第二，自然科学医学的可怕危险在于“见物不见人”。技术时代，对某一疾病的诊断是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实验室的帮助下实现的。在成套工具器械的世界中，患者仿佛置身于茫茫的机器人世界，形单影只、顾影自怜，充满沮丧、愤怒和绝望。一方面，在这个陌生的器具世界中，患者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听任被诊治、被处置。他面对形形色色的医生，但没有一个是他心目中渴望遇见的医生。另一方面，与没有医疗保健的旧时代不同，由于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各种社会手段的广泛采用，大大降低了医疗服务的门槛，所以人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获得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急救。然而，在技术时代，通过渐进式的医学知识专业化，临床医生日益感到，患者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的类型(Type)而已。在医生心目中，患者早已不是活生生的单个的人，而是在实验室中借助实验所确定的、可加以解释的一堆数值。

　　 雅斯贝尔斯发现了技术时代医患关系中的一个悖谬现象：“一方面，在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帮助下，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帮助，因为诊断更加准确、更加合适；另一方面，通过使用这些技术辅助手段，医生不再是一个富于个性化的帮手，而是沦为千面一孔的技术员。”(14)不过，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无论医疗条件和设施如何发展，医生的使命一如从前：“为了帮助受苦的、濒临死亡的人，在自身的职业上理性地行动。”(15)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在《誓言》中写道：“成为离神很近的哲学家的医生。”但是，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如今医生履行医学人道主义使命，能够像“神职人员”(Priester)一样虔诚地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雅斯贝尔斯强调，技术时代的医学亟待改革，为此，必须“重塑全部疾病概念和医生职业”。作为哲学家的医生并非意味着成为一个单纯学习的医生，而是意味着成为一个行动的医生。每个医生都应牢记，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即使在倏忽即逝的生命之流中，医生也应该成为“永恒规范”之下思考自身医术的哲学家。

　　 不过，大多数医生毕生都为生计所迫，整日为患者焦头烂额、晕头转向。对他来说，有意识地从事哲学思维活动，赋予自身的生命以哲学的意义绝非易事。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有教养的医生而言，从事哲学思维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技术时代的新的现实是：一方面，随着医疗需求的增大，水涨船高，医生数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传统的医学教学方式正在消失，医学教育需要更有效率地传达大量医学知识。因此，医学教育与其刻意打造作为医疗技术员的医生，还不如努力培养作为高瞻远瞩、统揽哈局的哲学家的医生。

　　 无论医生还是医科学生都需要哲学。因为医疗行动本身基于两个基础：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是伦理、人性和哲学。然而，在技术时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正经历微妙变化。

　　 第一，在知识分化与专业化意义上，人类医学课程教育日益失去学科专业。虽然在医学课程教育中不再出现“人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但这个问题依然是医疗行为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必要从哲学高度系统地反思自身的医疗行为并为此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第二，现代医学带有许多自身特有的弊端：“专科化”“分子化”“基因化”等。第三，医学问题与哲学问题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割。按其全部特征，人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对此，需要由医生与哲学家一道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和分析。本质上，哲学与医学不是相离相违、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对此，在《大学的理念》(1946)中，雅斯贝尔斯明确指出：“谁从事哲学思维，谁就想在科学方面获得经验；同样，谁不在专业知识方面训练有素，并且经常断绝与科学知识的接触，谁就立即在哲学思维中失足绊倒。”(16)真正的研究人员导致所有可知事物的定位，同时明确提出人们所能做到的各种奇妙的行动要求。因此，每一个真正的研究人员既是一个哲学家，同时也恰好是一个医生。无论自觉与否，从事哲学思维的研究人员时刻都受到自身具体行动的引导，受到他的方法论导线的引导。一旦通过反省和自我意识，拓宽和强化这种引导，哲学思维就开始清晰地显露出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事物是超越哲学之上，或在哲学之外。哲学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没有什么哲学问题是可以脱离人的。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哲学重新获得“具体性”(Konkrete)：“日常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体验”、我们的“世界”等。

　　 医学与哲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把一切再一次联系起来的基本旋律是：“医生职业是他的具体的哲学。”(Das Arztsein war seine konkrete Philosophie.)哲学，特别是“生存哲学是利用所有专门知识，然而又是超越性的思维”(17)。作为生存澄明，生存哲学呼唤自由，作为形而上学，生存哲学通过召唤超越者而创造它无条件行动的空间。那么，专门知识(Sachkunden)本身又有何用场？从2500年的哲学史的元素中，尤其是从精神涣散、愚昧无知中，这种知识也能起到积累史料、传承文化的保护作用。换言之，各种专门知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最终赋予我们源源不绝的科学研究的灵感和活力，而这种灵感和活力无非就是具体的哲学，即在边缘境况中实现某种特殊的哲学。但是，这一切知识都因此而关闭纵横交错、圈圈相套的“知识圈”(Kreis)，进而在医学中达到顶峰：医生职业与哲学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医生职业是具体的哲学。”

　　 从这一创新的医学理念看，迄今国际广泛认可的医学培训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为这种培训完全不考虑实际医疗行为的本质因素，例如，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移情、同感、信任和医疗基本态度等。对于患者来说，这些本质要素都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并不能纯粹直观地获得这些要素。根据医学规则系统、治疗路径和指导方针，分析的自然科学思维依然是医疗决策的基础。但是，无论在科学理论上还是在医疗实践上，只有基于哲学概念的综合思考才能充分满足作为一种主导科学(Leitwissenschaft)的医学要求，以及作为技术时代医生的治疗行为要求。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哲学思维和逻辑分析才有助于从哲学高度分析和领会基本哲学问题和医学态度。

　　 在技术时代，疾病诊断和治疗不仅推进到自然医学和人文医学层面，也开始进一步延伸到科学以外的综合医学层面。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医学方法的哲学分析研究结果尚未出炉。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医学哲学命题依然有效：“成为一个医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对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洞察，使我们只能设定如下命题。实际上，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并不是今日研究的对象，而是保存医生的理念的本质条件。”(18)因此，“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Die Praxis des Arztes ist konkrete Philosophie.)所谓“哲学太深奥，我看不懂”，“哲学太抽象，与医疗实践无关”，凡此种种论调都有意无意地否定和抛弃哲学思维，抹杀和掩盖自然科学取向的医学的固有范围、界限和种种弊端。毋庸讳言，自然科学的技术进步有助于医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只有当他把这种实践化为自己的哲学思维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名副其实的医生。

　　

　　 三、重建医患命运共同体

　　

　　 技术时代的医生也是人，虽然他拥有现代科学的武器，但他也面临着这个时代的所有考验和失败。在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中，“生存”(Existenz)与“边缘境况”(Grenzsituation)这两个概念具有核心意义。二者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生的临床实践，也直接关系到患者本身以及临床上活跃的医生和护理人员。

　　 在技术时代，科学的专业化与教学转型相适应，在医生与患者之间造成了新的摩擦冲突。“专业化、授课的移植、大型企业的时代趋势，自然科学对精神现象束手无策、茫然无措，所有这些因素都参与规定了今日医生职业。其结果，导致医生和患者怨声载道，各种投诉不绝于耳。奇怪的是，与现代医学的非凡力量相比，经常出现一种挫折和失败的情绪……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为个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禁不住认为，作为技能的科学不断增长，而优秀的医生越来越稀少。”(19)

　　 在技术时代，看上去一切似乎都运转得很正常。在无数的患者中，每一天都发生伟大的治疗成就。但是，令人惊愕的是，在医生和患者那里，这种成就却酿成了满腹牢骚、议论纷纷。“因为在科学的可能性边界上，如果医生不悬崖勒马、一意孤行，他就会感到茫然困惑，无奈陷入许多现代人以及一般公众状况的那种无信仰、无目的的状态。”(20)具体而言，在技术时代，像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医生也在强烈地感受到历史记忆和共同意识的崩溃：第一，历史传统(geschichtlichen Erinnerung)趋于崩溃，人际关系日益松弛。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都变成毫不相干的东西，甚至友谊中的相互终生信任也变成无意义的行径，而个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也不留下一点回忆。第二，教育缺乏主导的基本知识(Grundwissens)，只限于教些实用的知识，以及一些为了宣传而编制出来的理论教条。第三，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Zukunft)的彷徨苦闷，从未来的角度看，看不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21)

　　 但是，问题在于，科学经验，特别是自然科学经验并不能帮助人们解答人生的疑难问题，更无助于人们摆脱认同困境和精神危机。因为，凡是在科学里寻找人生的意义、他的行动指南、寻找存在本身的人，都不能不大失所望。于是，他只好回过头来，再请教哲学。在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中，“生存”是一个基本概念：“人们必须自己决定。我不只是在那里，不只是处在某一意识之点上，不只是经常处在源于精神的精神运动上，而且，我会经常处在我自身所是的位置上，或者经常处在从中会失去自身的位置上。”(22)据此，他区分了科学真理与生存真理。这种区分的基准是，科学并不能领悟生存本身，科学也不能提供人生指南，从而不存在绝对的、普遍有效的真理。他把生存哲学定义为“自由哲学”，即“人借以能够成为人自身的思想”。在他那里，与生存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是“边缘境况”。在各式各样的医院里，一再呈现这种极端境况：患者猝死、严重的并发症、重大医疗过失，临床实践中的罪责等。这表明，对今天的医生来说，“边缘境况”这个术语至关重要，但在临床实践中，这个概念几乎没有被考虑。

　　 人是有限的此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面对边缘境况：例如，同胞的死亡、对自身死亡的想法，无可逃避的斗争、痛苦和责任等。“这些境况是我们无法逃避或改变的境况。除了惊异和怀疑，对这些境况的意识是哲学的最深邃的根源。”(23)通常人们闭起眼睛漠视它们的存在，通过障眼法，竭力逃避它们的存在。人们忘记自己必然死亡，忘记自己的罪恶，忘记自己受偶然性的摆布。然而，我们只有正视和体验这些边缘境况，以计划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对它们做出反应，才能“撞回自身”，激发生存，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自身。

　　 与大众科学的文学作品或现代时髦的生活指南形成鲜明对比，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些边缘经验是绝对必要的，正因为这种无可逃避的边缘境况，人生才成为有意义的人生。面对边缘境况，我们要么掩盖(Verschleierung)，要么绝望(Verzweiflung)和“再生”(Widerberstellung)。所谓“再生”意味着，“通过我们存在意识的改变，我们成为我们自身”(24)。在自然科学的世界定位中，借助于一种必然的超越，我们可以认识一切此在的对象，但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全体世界却是凭借自然科学“绝对无法理解的世界”(schlechthin Unbegreifliche)。在此，自然科学的知识暴露出一种绝对不可逾越的困境，每个人都感到“仿佛被夺去了生存的基础”。

　　 就像在许多诊所和医疗事务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日常医疗实践中，某种“话语性压制”(Eine diskursive Verdrngung)直接影响医生的本真规定，从而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边缘境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医生首先要考虑到这些边缘境况和自身的生存，然后把自身的医生身份与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区别开来。借助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医生为患者赋予一种实践行动指南，并提供其“自我选择”的机会。因此，对于今日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批判性地探究医学中自然科学现状的背景情况，在积极的医患关系意义上，批判地询问从外部施加于自身的医疗行为以及预先规定的原因，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开业或临床实践的重大意义，并且负责任地面对患者的边缘境况。

　　 从“生存”与“边缘境况”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雅斯贝尔斯努力重构技术时代医生与患者的新的关系类型。众所周知，医患关系是医疗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古往今来的医生职业》中，瑞士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Henry E.Sigerist)曾经指出：“医患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5)具体而言，每一个医疗行动始终涉及两种当事人：医生与患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据此，他区别了三种医患关系类型：第一，主动与被动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完全主动，患者完全被动，医生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怀疑，患者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引导与合作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与患者都具有主动性。医生的意见受到尊重，但患者可以质疑和寻求解释；第三，共同参与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与患者的主动性等同，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与实施医生的意见，常常涉及患者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调整，患者的密切配合和自行完成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相对照，在《技术时代的医生》中，根据技术时代新的社会现实，雅斯贝尔斯从医学哲学高度重塑医患关系类型，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医患关系类型：“命运共同体”(Schicksalsgemeinschaft)，“医生与患者都是人，而作为人本身，他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同伴(Schicksalsgefhrten)。医生既非仅仅是技术员，亦非仅仅是权威大师。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作为生存对生存(Existenz fur Existenz)，医生也是短暂的人的存在。除此之外，在医患关系中，不再存在最终的解决办法。”(26)，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理念是，凭借现代医术和医疗设施，相信医生可以治愈患者各种疑难杂症，使其恢复得完好如初。然而，事实上，虽然这些医疗和药方有时适用于某些患者，但并不总是适用于其他患者。如果医生不能从生存体验(Existentielle Erfahrung)角度，设身处地，重新体验(nacherleben)从小失去父母、缺少父母亲情的孤儿的悲惨境况，就无法理解患者生命发展中出现的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更无法减轻患者源于童年创伤的身心痛苦。同样，如果医生不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不能从移情角度深入理解历经婚姻不幸、事业失败等人生坎坷的失意者的精神痛苦，就无法理解患者生命中的大波折，更无法提高治疗效果。

　　 那么，在技术时代，如何重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呢？雅斯贝尔斯认为，医生与患者、医术与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为了重塑“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医患关系类型，医生与患者之间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是，相互尊重人格(Persnlichkeit)平等，恢复双方信任，重拾昔日友情。“对于现代医生而言，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他所形成的至高境界是，他与患者之间发生的心心相印的友情，而这种友情恰恰意味着在不可计算的界限事例中，理性与理性、人与人、人与患者成为命运伴侣。在这之后，我们才可追问，是否医生的人格并非以魔术师或救世主的方式，而是以没有暗示或其他某种骗术的合理方式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在试图给予帮助的意志中，某一瞬间，完全为患者而在的医生的当下绝非仅仅是无限愉快的当下。在其他人之中，或者在患者中，作为无条件的善良存在、精神力量或信念作用，理性人的此在(Dasein)一言不发，默默唤起一种不可计算的力量：信赖、生命意志和真实。人能够为人而存在，这意味着可理解性是永远都不会枯竭的。”(27)

　　 雅斯贝尔斯把自身的精神病理学思想表达为“理解的心理学”(Verstehende Psychologie)也是出于这个缘故。一个真正的医生不能仅限于查看患者的病历纪录，而要深入理解患者的家庭、职业、社会关系史等全部活动状况。他提出了医生对患者的四种综合理解方式：第一，“静态的理解”(statische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观察和问诊而达到的疾病状态的理解。第二，“发生学的理解”(genetisch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疾病的结构生成来理解疾病根源。这种理解旨在揭示疾病的发生基础、发展趋势。第三，“生存的理解”(existentiell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生存与生存之间的交往而达到的内在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理解。“生存的理解”的主要途径是，生存与生存之间的共同体验、开放对话和相互澄明等。第四，“形而上学的理解”(metaphysisch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暗码解读(Chiffre-lesen)而达到的“生存—超越者”层面上的最高的理解。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形而上学，生存必有“超越者”(Transzendenz)，生存与超越者是固结在一起的。人是有限的此在，所以渴望全体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抱有“成为全体的意愿”(Ganzwerden-Wollen)。因此，一个真正的医生不仅要共同分担患者所经历的生存体验，还要超越生存的理解，走向建立在超越者基础上的他人理解，即通过澄明患者的“边缘境况”，找到超然于这个世界之上的“生存之根”，达到最高的形而上学理解。在此意义上，超越者的暗码解读是形而上学的永恒课题，也是医生与患者共同澄明自我意识，变革存在意识，拓宽存在意识空间的必由之路。(28)虽然每个人都追求十全十美的“全体性”(Ganzheit)，但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这种完满性。因此，唯有当医生与患者彼此分享“成为全体的欲望”时，才能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显示出治疗与治愈的功效。

　　

　　 四、努力恢复人道主义精神

　　

　　 医学中有许多不同的医学思想，所谓医学理念是与医学思想有关的理念。在《医生的理念》(1953)、《医生与患者》(1953)、《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论著中，雅斯贝尔斯一路追问现代医学的症结，试图找回消失在技术时代重重迷雾中的“医生的理念”。

　　 根据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思想，人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自由的个人，如果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我们就会看到人的尊严。但是，在技术时代，由于电影、视频、广告和种种宣传鼓动，人的日常生活正在日益拉平，个别的人已消失于人的类型之中。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现代人已经丧失了自己。”(29)尤其是，在医学、医疗、药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由于庞大的医疗企业和自然科学的迷信，造成两极分化：自然科学知识突飞猛进，而人道主义精神逐渐衰落。其结果，医生只见病不见人，只见疾病症状不见患者人格，只见一般人不见个别人。针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医生行为，雅斯贝尔斯强调，一个真正的医生应当经常与作为个别的、人格存在的患者进行“生存的交往”(existentielles Kommunikation)，不仅要帮助患者消除肉体痛苦，还要帮助患者富有意义地认识疾病，让他从精神上得到抚慰和温暖，重树生活的信心，鼓足勇气，勇敢面对和战胜病魔。在技术时代，这是恢复本真的医生理念的必由之路，也是医疗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因此，雅斯贝尔斯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倡导一种建立在“人道主义精神(Humanitrer Geist)基础上的医生理念。他赞同当代德国医生、心身医学家阿瑟·特奥多尔·约雷斯(Arthur Theodor Jores)的观点：“只有当医生帮助患者实现生命的意义时，他才真正兑现了作为医生的使命。”(30)然而，现代医学走弯路，甚至事与愿违、背道而驰：一方面，现代医学根本无视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尊严，把他们变成机器的一个功能，对其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意替换；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一味纠缠于自然科学知识，把仁者医术变成清一色的疾病管理术。在技术时代，患者一旦入院，他就旋即变成坐落在巨大的传送带上的一个“物体”：预约——接收——待时——极其短暂的面谈——诊疗——开药——收款。在整个诊疗中，医生只问患者的症状，而所谓症状只有在医疗技术指标范围内才被视为有意义的症状。在各式各样的医院里，我们大部时间都与医疗机械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一天到晚，几乎见不到医生的踪影，而医院和医生也都唯科学仪器马首是瞻，所有诊断与治疗全都仰赖尖端医疗器械设备。

　　 如今在这一连串诊疗工序中，我们不再是生命困境中挣扎的“患病之人”，而仅仅是客观化的“疾病自身”。在这种扭曲的、物化的医疗系统中，不仅医生对患者生存的生命冷若冰霜、麻木不仁，而且患者对医生也充满疑惑和怀疑。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真正启蒙的时代，人们有幸摆脱无知和蒙昧，开始理性地思考现实世界。在这技术大众化时代，知识的力量已经民主化，少数精英的垄断专业已被打破，专家失去了它的垄断权力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民主化的到来，我们恰恰面临着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混乱局面：昔日那种“富于人情味”的医生理念消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冷冰冰的、无比陌生的”医生理念。

　　 虽然雅斯贝尔斯出身精神病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撰写了大量优秀的现象学作品，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科学并非“万能法宝”，自然科学医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现代医疗与卫生水平日臻完善，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增加，但是，患病的比例和患病的人数不仅没有降低，反倒与日俱增。人患疾病不足为怪。一旦注射青霉素，肺炎就消失，但是患者却陷入神经症障碍。因为关于患肺炎的意义，尚没有得出答案。我们正在忧心忡忡地目睹科学知识启蒙的特有悖论：一方面，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本身日益暴露出自身特有的范围和界限，并不能从本质上对人的当下生活和未来生活进行任何确切的诊断、预后估计。

　　 事实上，自然科学医学知识因其局限性，不仅不能提供关于“存在”(Sein)的知识，甚至对各种自然灾害引起的大量伤亡事故也束手无策，望洋兴叹，只能让人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家园尽毁。例如，面对地震、海啸、寒潮、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难带给人类的巨大危害和威胁，自然科学医学知识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如今各种天灾人祸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演，让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从中我们不仅见证了数值、测量、统计、科学分析等检测手段的严重局限性，也见证了现代文明社会各种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不合理现象。但是，更可怕的是，对大地震、口蹄疫、猪流感、萨斯、战争以及媒体、政治家、技术人员、专家和企业家的各种欺诈行为，人们不再感到特别惊讶或愤怒，反倒见怪不怪，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于是，“患者失踪了！”因为所有的人全都病倒了，所以各个都变得麻木不仁，谁也不觉疼痛。

　　 当今世界，技术正在主导医学革命，医学已进入技术医学时代。现代医学亟待改革创新。医学改革的目标在于，使广大医生和研究者充分意识到自然科学医学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在自然科学医学失灵的地方，从事哲学思维活动，走人文科学取向的医学之路，不断加强医患沟通和生存交往，携手重塑医患和谐关系类型，努力克服自然科学医学一方独大，人道主义精神日益衰落的危险局面，竭力恢复医学人道主义传统，在科学与人性之间重新找回平衡点。现代医学必须从客体医学转变为主体医学，摒弃只管患者肉体，不管患者心灵的冷冰冰的医术，尽力帮助患者理解充满病痛的人生的意义。一句话，现代医学必须复活希波克拉底意义上的本真的医术精神：“成为离神很近的哲学家的医生”。

　　 这场改革将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哥白尼式的医学变革。这不仅关乎继承、发扬和光大一种古老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更关乎构筑一种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平等的新型和谐医患关系乃至人际社会关系。虽然没人知道革新之火将在哪里燃起，但是，面对这场行将到来的医学转变，雅斯贝尔斯充满信心和期待，并对技术时代的医生寄予深切厚望：“医生迫使研究人员看到自身的界限，使其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无可指摘的。面对技术的后果和鬼火(Irrelichter)带来的危险，医生能够替所有人找到一条路，一条走出目光短浅的思维监牢的出路。或许，医生恰恰肩负着发出这一信号的神圣使命。”(31)

　　 ①Karl Jaspers,Heimweh und Verbrechen,1909,belleville,Verlag Michael Farin,1996,SS.27-172.

　　 ②Paolo Fusar-Poli,"One Century of Allgeneine Psychopathologie(1913 to 2013)," by Karl Jaspers,Schizophrenia Bulletin,Volume 39,Issue 2,I March 2013,pp.268-269.

　　 ③Hans Saner,Karl Jaspers,Reinbek bei Hamburg,1970,S.30.

　　 ④Karl Jaspers,Strindberg und Van Gogh:Versuch Einer Vergleichenden pathographischen Analyse,1922,Berlin:Merve Verlag,1998,SS.218-219.

　　 ⑤Karl Jaspers,Nietzsche:Einführung in das  seines Philosophierens,1936,Berlin,Verlag W.de Gruyter,1981,SS.101-108.

　　 ⑥Heinrich Schipperges,"Medizin als konkrete Philosophie," In Karl Jaspers,Philosoph,Arzt,politisher Denker,Munchen/Zürich,R.Piper,1986,SS.88-111.

　　 ⑦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7.

　　 ⑧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7.

　　 ⑨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8.

　　 ⑩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39.

　　 (11)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8.

　　 (12)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42.

　　 (13)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43.

　　 (14)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45.

　　 (15)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15.

　　 (16)Karl Jaspers,Die Idee der ,Berlin,Springer,1946,S.30.

　　 (17)Karl Jaspers,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1932,bearb.5.Aufl.,Berlin,NewYork,de Gruyter,1999,S.149.

　　 (18)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56.

　　 (19)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12.

　　 (20)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40.

　　 (21)Karl Jaspers,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Reden und ,1951,München,R.Piper,1958,S.326.

　　 (22)Karl Jaspers,Von der Wahrheit,1947,München,Piper,1991,S.77.

　　 (23)Karl Jaspers,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1953,München,R.Piper,1996,S.18.

　　 (24)Karl Jaspers,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1953,München,R.Piper,1996,S.18.

　　 (25)Henry E.Sigerist,"The Physician's Profession Through the Ages," in Marti-Ibanzez(ed),Henry Sigerist 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MD Publications,1960,pp.3-15.

　　 (26)Karl Jaspers,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1913( neubearb.Aufl.1946),9.Aufl.,Berlin/Heidelberg/NewYork,Springer,1973,S.668.

　　 (27)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18.

　　 (28)Karl Jaspers,Philosophie Ⅲ,Metaphysik,1932,München,R.Piper,1994,S.68.

　　 (29)Karl Jaspers,Rechenschaft und Aussblick.Reden und ,1951,München,R.Piper,1958,S.313.

　　 (30)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23.

　　 (31)Karl Jaspers,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München,Piper,1986,S.56.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