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人，如何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词与物”中，获得新的意义

——《现代医学 》（2020 年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特辑）前言

孙慕义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和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及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

    以上米歇尔?福柯的这段话，或许能给予我们的读者一些启示。

首先，我想重复这样的议论：凡能最后成为历史论题的事物都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比如，我这里指称的：医学、生命、身体与人；它们如何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真理的“词”之内在结构以及医学“物”的事件的秩序中，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我们的这一使命，可说是重新追求真理的艰难选择，当然，亦是人的痛苦的生命历程。

历史是一种存在；人类一直在顺应自然并处于向社会规范的关系与生命或生活秩序的进化过程中，逻辑地投掷在被我们这个学科所探究的“道”的“式与能”或者事件的形态、现象与冲突的土地上。我们生活本身存在的基础，归根结底是服从于生命和身体自然本质需要与生物性语词的秩序，必须在基本恪守生命法则的前提下，通过生活事件，表述人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如此，历史性方能够排除干扰地如同进入生命领域那样进入语词之中。诚然，我们是通过“词”来评价和进入生活的，同样，也必须通过语言的“被思想”观察事物，了解世界；即如是，为我们曾经设定的各个独立的或有链接的学科，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与认识人的问题、身体形态和生命现象，这亦是我们把所关注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科本质归结于“词与物”的因由。

一般情形下，我们可以把词与物看作事物的基本概念，由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建事物的全部；词与物是相互对应的，是互补的，是紧密关联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所指涉的对象可能不同；文以载道，道是词，文为物；厚德载物，德为词，“物”为物；虚与实，虚为词，实为物；心身一体，心为词，身为物；词说明价值与意义，而“物”指示事物的有用性和具体存在。词谕示事件或主题的语法、秩序和逻辑结构，物是被词说明和阐释的事实或过程；词是规则、法条、道与理，物是具体发生的现实形态。

凡是由生命问题和生命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除纯粹自然科学属性的生物学与医学外，均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庞大的学科群；这一立体的人文科学综合体是一门组巨大的、难以区划界域、反映人类本性以及社会秩序的“大词”，是以生命作为“物”质基础和以人类文化作为营养的逐步建构起来的知识树。从生命科学的发展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标准和传统意义上的模型已经难以回应自然科学家、医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基因或生殖工程研究者、人工智能学者等的科学创造。那么，我们应如何实现为人类社会创造效益而又不失道德规范，或者不至于伤害人类天性中就存在的尊严和不违背为维护人的完整性所建立的普适的法则；也就是，我们是否能使我们的学科、我们制造的“词”和语法，能够始终保持“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康德语）这一道德本能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生“物”性。

母庸质疑，自然肉身的人，可以顺其自然需求，出入于“能”，但其行为，包括生物性行为，必须服从于生存之“词”的有机结构秩序，这里的“词”即是“一切综合判断之最高原理”（康德《纯粹理性判断》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3页），就是我们所要获得的“道”或真理；由此，我们就需要仰赖于我们所建立的这些学科，最后获得面对生命主体生存与疾病、衰老、医疗、死亡的现实的“物”的状态的普泛逻辑和非普泛逻辑，发见普遍的与个别的对策和规则，以此，指导我们的真实生活。

星空谓之“物”，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乃谓之“词”。

按奎因的说法，“知识并不像是一种体系结构，而像是一种力场，”（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6页）就是说，我们的知识获得，是无穷尽的“能”，不管囿于什么学科，无论你使用何种语言的“词”来解释真理，仅仅是前语言的表达，要接近于原始物的散朴本态，就必须使它们紧密连接而不可分离；这是否隐藏一种暗示，奎因是把所有的关于知识的学说，视作一个整体，对我们来说，就是尽可能把有关生命科学或医学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观察作为一个整全的有机结构，它们内部的语法构成遵循统一的规律和定理，或者可以比拟于：心的哲学与身的知识，按文中的语境，就是：“词与物”。

显然，语言学的‘词’与生命‘物’存在着一种主要的差异，这是米歇尔?福柯的重要论见，他的意思是指，生命物及我们医学社会与医生临床工作中遭遇的事实，只有通过身体功能和生存条件之间的价值以及关系的理性叙事或者可称为“意义的认知”，才可能具有名副其实的历史，这就说明了有机个体的内在生物性结构及它所生活的那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决定了存在于话语或“词”中的“善”的功能和持续发展的潜能；这一潜能正是我们所关注的“爱你的邻人”、“帮扶弱者”、“公平正义”这一类的观念，这就是伊曼纽尔?康德所一再阐释的“大自然的某种设计，”即“非社会的社会性”的那种东西；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很值得我们重温。

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享有共同钦定的语言和词汇，而使得包括医学与生命科学家都能够接受或认肯的语符，这类词语应该凝集传播过程中的情势和意义，使诸方位的人都能汇集在一起，而相互有一个通达交流的语言工具，不陌生、不厌倦、不疏离、不误解。用词与对应的“东西”，即那“物”，如同疾病和征象、症候、生化检验的数据一样，建立一个共同约定的概念，作为交谈、商讨和辩论的语言基础。

这里的词与物不完全是米歇尔·福柯造就的那个知识考古学规制，但我们依然十分关注词与生命的关系、生命对于词的依赖，以及词对于作为肉体的“物”，对于生命秩序的反应；而在兹，很多词的现象是生命的道德规律和生命体的隐形规律的程式化与本质显现，或者还包括生命类属与个体之间、人与社会、人之“词”与自然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

我们的生命的真实存在是与词的制造成果互为对应、互为对称、互为印证的。生命、身体感知觉、善恶取向等必须与词语的结构配列统一、或趋于统一，才会把精神世界和医学生活支撑起来，就如同建筑物、例如科隆大教堂的框架结构，就仿乎生命体（教堂）被以钙元素（金属和木料元素）铸造的骨骼（钢筋木桩）一样。词语构成了生（命）活（动），实现了人的现象。词语使生命有意义，词语使人呈示意识和理性。

人类其实是在践行一个大自然隐蔽的计划，是在自我的现实生存事实中，通过无数事件的编织，奠定一种对内或为此目的而同样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词”的规范和构成法则，这一语法的形成就是我们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原生基础。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就是要开展一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树的学科解剖学运动，为使我们的这些学科或分支学科在当下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作用，我们首先要搞清医学的“物”的变化，从而如何规划学科的建构和确立，这些学科所陈情和表述的是由于各自功能而接纳的东西和与此相关连的那些问题，这些学科的确立和变化，以及学科界域的形成，必须由它所负载的使命来决定，即能够在哪些问题或哪个方向上产生，而哪些问题和方向不属于这个“语词”的范畴；于此，我们则将生命科学或医学之特征和对此进行评价的策略以及指导生命情境变化治理的方针联系起来，探讨内在的语法规则，以“词”的形式保留为一个学科，以实现其历史性的文化使命。

那么，我们眼下的责任就是，对我们已经存在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或其子学科以及一系列核心问题的“词”进行重新梳理、清整、重建与关注，这种研究旨在于逐一对判定的学科语义、范畴、使命与方法予以审定和修正，集中对“词与物”尚未分离的领域进行考察，为使这种关照工作，回归原初的主体内容和逻辑模态，就要忠诚地从哲学的指导和医学的科学本体开始，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的分配与研究方向的确立依据。医药卫生事业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一直没有改变；医学作为生长和发育过程中的事件也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的进化，显示它不可改变的人性、人道性和道法自然的生命性，并在以下为代表的“语词”中，表达其功能、价值与意义，即：生命、人、身体、疾病、死亡、痛苦和同情、医学与所有与其相关学科、健康、护生或卫生、卫生经济秩序、医生或生命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科学与道德行为、伦理原则和爱以及慈善、责任与权利、法律规制与权力、医患关系、医学社会和市场、福利政策与生命政治，等等。

实际上，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学科群中的学科，即针对某一特定系列的话语的“词”能够在我们所划定的框架中讲出某件事情并说明它们的含义时，是赖于以往认知者、读者或工作人员的已有的知识训练和它们的生活经验记忆，加之它们生来就具有的那种文化自觉，由此和我们教授的理论产生共鸣或者形成一种“共认意识”；也就是说，

“词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恰恰在自己的形式当中，在构成了自己本身的那些声响中，在自己因为行使的语法功能不同而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中，最后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顺从的那些改变中，它都服从着一定数目的严格规律，这些规律以相似的方式支配着同一语言的其余所有成分；结果，从今以后，词只有在首先已经是语言用来确定和保障自身的一致性的语法结构体之一部分时，才会依附在表现之上。 ”（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词与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福柯在此其实是提示我们，为了使我们所关注的学科，能够讲出或表明这个特定“词”所叙事的内容和问题以及那些知识，就必须让其把这部分理论和实践的要义汇集和集中在一个类属中，同时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对于那个大的母体来说，就是一个分支学科或子学科，比如医学哲学、生命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医学人类学，或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美学等；这些各自的整体则是基础的、关键性的。

在此，我要说的是，应该理解，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批判地汲收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即冲破主客体二元关系的羁绊和栅栏，不再以认识论作为哲学思维主体，而以人的生命存在、生命价值和人的意义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并以个人真实的生命现象和运动情势作为医学人文的对象，从而追问生命存在的本质和动态变化。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育，是长期的文化孕育和历史积淀，医学人文学科的“词”的判定和玉成，要靠无数学者艰苦地探究和思考，他们背负历史的责任和怀有坚定的信念，甚至付出牺牲，如此获得的成就，是沉重的，是厚实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历史一直在说：该来的终有一日会来；而由于出卖理性编织的谎言，因人类思维的增长，迟早会发生最尖锐的思想分化，出现两种有本质区别的、势不两立的态度。在某种丑闻、恶行和空前谬论被发端者控制之前，从逻辑上，一部分智者，也会幡然悔悟，告别野蛮的精神暴力队列，递归到正常的思想者共同体中来，根据庄严的普遍规则的科学思考，对荒诞的伪科学叙事，反身做坚决地、冷静地、毫不留情地批驳。

“人文”标签作为核心“词”，一旦被滥用，就会贻害无穷。其实，医学有其难以认识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位霸权人可以改变的；保持差异，尊重个性，和而不同，不可能由一种“医学”解决普遍问题，文化区域需要的是“整分”而不是“整合”，“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反对以唯一的理性或科学强制解决其他文化与思想体系的问题”；人类是多元的，自一性的，是由一个个“生存个体”在为自我生存的过程中，同时又在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行动”；这也是世俗存在主义和个体主义哲学家索伦?基尔凯郭尔“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或“真的真理”。人类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基因组合，都存在发展阶段差异与遗传生理结构差异，要“构拟历史”，必须尊重各民族与其文化的内涵。

现代医学是无比强大的，是科学与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科学家反复实践、经历漫长的历史和无数前辈智者艰苦探索的结晶，并在现实生活中已被证实十分有效的、可以信赖的健康守护神。正直的、真诚的科学家，具有天然的对“医学人文病毒”的免疫力，他们具有的对于邪恶的精神传染病辨别能力和内在的纯粹的文化自觉，是因为他们以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历史的责任感作为生命作品撰写者的理性根基。文本作品和生命作品尽管有差异，但我们医学人文的语词必须与人的生命本身亲近，我们要通过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使生命的“词与物”之间获得最短距离加以命名，我们就是要使广大的医学工作者和基层管理人员学到医学人文的真知，而不至于被邪恶所扰，坚持在实践中，学会关爱生命，用行动，救治我们的病人和创造健康平和的生活，同时，让我们的社会福祉与人免于精神病害。

我还是要说，不要畏惧“相对主义观念”,这是麦金太尔的主张。“这个世界不是由美德、正义和人类繁荣的共同认识统一而构成的”（恩格尔哈特），因此，有了这样的前提，在一个多元的“后”技术时代，任何可能性似乎都存在。任何人与事的正确处置，都要在遵循爱和善的前提下，具体案例具体分析，爱是为了人，不是为了原则。普遍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类智慧成果的包容和融贯。

长时间来，我深切感受到，医学人文学者必须格外、认真关注以下这四大法则（定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海森伯不确定理论、西梅尔个体法则或基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哲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论，它们将会帮助我们走出理论困境，不会由于意志迷失而被人左右或跑偏；使我们在迷思中复现清醒与冷静，始终能够保持我们的学术热情、学术个性与学术尊严。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开了很多会议，生产了可说是堆积如山的纸质印刷品，也完成了无数大小项目，取得了一些优秀成果；但真的客观认真地回首和瞥视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与研究境况，还是令我们无限忧虑。有些，我们实在难以有很乐观的评价和给予恰适的、积极的赞誉。

应该反思的是，迄今，没有一个体系化的学科结构，也没有以哲学作为学理根基的真正的哲学化研究，我们还没有学会把握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语法，还缺乏真正用哲学视角去深刻分析生命问题、身体现象、疾病和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的研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回避高蹈理论的探求；因此，我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需要学理建构、逻辑体系和理论系统研究”的建议。我们须要超越学科最初起步阶段的那种移植、迂回和循环；形式上亦应尽量减少“问题式争论”；不必过度、长期纠缠常与社会学混淆的议题。我们需要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的高蹈建设和结构完善中，获得突破式的进展。诚然，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医学世界不会存在于人对于它自身的观察和表达之外；被R.J.约翰斯顿强化的理念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哲学。它反对伪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对客观证据的歪曲；又如尤因（Ewing,1934）指出：理念论包含一种信仰，即人对宇宙的认识是由各种精神价值决定的，理念论包含更为广阔的哲学范围。为了发展学科，为了评价和解释证据，为了不得不使用一些标准，建立原则，就要回归于理念论的核心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一致性理论，包括真理的定义、对现实性质的说明和确立医学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的说教，真的不是为了只知“按原则”办事而是“一切为了人”去行动！没有思想，我们几乎不能领悟现实。真理是“使真实成为真实的东西”，海德格尔说，真金的真实并不能由它的现实性来保证。事情真理离不开命题真理，我们必须搞清“物与知的符合”（物如），以显表正义的“词”回答医学生活中的“正确性的真理”。

今天，我们在揭示历史缺憾的同时，当然应该坚持，医学人文是阳光的学问。

人，作为能够存在个性化标准的灵性生物体，在生命存在和终结悬临之前，以一个个连接起来的“尚未”作为条件，发出一个个证明性心意或箩筐式心意，最后，在走向最极端的“尚未”之前，勾画出或标注成此在不再复归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往昔生命绽放的芳华。

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载体是人。纵观历史上所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路：人的生命与所有其他存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自我设计、自我规定、自我完善的创造者，而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能够设定并遵守道德准则，这是人特有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这一本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的‘功能’（εργονορ），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测定幸福之所在”，人的生命的目的是寻求幸福，而为此就要发现人独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具有分享道德价值的能力”，这是人独一无二的功能。今天，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无需羞羞答答地面对后现代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后现代的宠儿；它成为人学的核心基础，它帮助我们行动，同时破解生命的奥秘，它是一切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哲学以及身体文化的理论中轴，它是实践哲学最先锋的实践者和优秀范例与榜样；它包容了和淹没了很多新兴学科的活点，它在哲学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共同支撑下，完成了从弱小分支学科伸延或延异为大同学科的过程。它实现了“一种只有在被思考之后才能存在的行为”（Valery）。

“时而我思，时而我在”，这一哲学化的意识状态和思维状态结合在一起，成为医学人文学的一种思想形态，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孤独的，但这种我们自愿选择的孤独有利与发展哲学的高贵品质的条件，并成为哲学的一种终极归宿的选择，不管你是否认肯与接受，你必然要受制于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存）和活力（生殖）的思考；因为，哲学也是为人的。我们依旧看到和听惯了对于柏拉图讲述的“色雷斯农村姑娘看到泰勒斯仰头观察天体运动不慎掉到井里”时所爆发出的笑声。而我们今天依然会遭到这样的嘲笑，所有的普通公民并非理解我们的研究与他们如何“活着”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表象的无能使我们常常显得格外愚钝，但康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它的思辨和思维能力如同“朱诺所崇敬的特瑞阿斯的能力”，“尽管他是盲人”，它却能够给我们一切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智慧。

医学中以身体作为普遍的主体形式，身体是我们必须相信的真实的存在物。它能够为我们展示更具体和可靠的图景，或者冰冷、温暖、鲜活、美丽、抽搐、僵化、奄奄一息或充满生机，他和她，都具有不可漠视的尊严。身体哲学与文化是对于人的本原的回归，是人的对于自我反省的前提；只有确认身体的真理性才能实现人的道德理想，才能完成人的整全的道德人生与实现人的真全的社会过程，也才能使我们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不至于在“非此即彼”或“非善即恶”选择中游移或徘徊。

诗人歌德说：

“每一种天赋的才能都是宝贵的，应该使之逐步展现。有人专注于美丽的事物，另有人偏重于有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会自我激励，因为那是大众生产出来的，没有人离得了它；美丽的事物必须得到鼓励，因为那是极少数人才能生产出来的，同,,时又是多数人所需要的。”（歌德  转引自辜鸿铭《清流传》）

今天，我们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大词，已经作为生命政治的仪仗队，正在接受时代的检阅，它在后现代的卫生经济和健康理想的情势下，正迎接新的真实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化挑战，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人类新启蒙运动。我们依然面对一个不能完知的世界和不能完知的人，人的肉身和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也许我们永远存在有关人的生理、心理和伦理的知识的真空，也许我们永远只能有限地把握关于人的真理，但我们还是要永远去追求和不放弃向生命的高端和内部攀拔与开掘，包括我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在内，都会验证我们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份真实、这份执著、这份对科学的恋情以及对人类不可动摇的爱，本身就是永恒的价值。

此时，我想再次强调，不要认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仅仅是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群，它应该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活动、社会实践的基础，切不要把我们一直限制和囿藏于一个十分狭窄的学科空间。

 医学人文学是医学世界和卫生事业的大脑，是生命问题的导航，是国家机体和民族康平的理性基础；是生命政治体制刚性的内部结构的核心与灵魂；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骨架；它不在于平面的、浅陋的行动计划或者貌似轰轰烈烈的行动仪式，更不是临床学家的玩物、医学教科书的后缀文件或者修饰门楣的花俏的装饰物件；而是医学发展的导航仪；它必须通过几代人长期艰苦、静穆地、扎扎实实、忠诚地恪守、富有内力和效果的奋争以及学术共同体负责任地苦行，才会卓有建树和成为时代或者历史的意义与真理的象征。

可以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有生命的空间，就存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也就是驱动和唤醒医学人文意识的外在动因。因之，除了反思，我们愿意从零开始。本期刊则由此念而生。我们原本受基层医疗单位委托，由一部分医疗机构和高校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和第一线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现实体验，结合自己的学习，撰写了许多鲜活的反映所处的医学人文境况的文章与心得；最后由我们进行初步编审后，为呈示这一特刊的学术与阅读品质，我们同时邀约与蒐集了几篇名家和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最新的优秀作品，与原有文章汇通，并分成若干栏目，珠玑精艺，合成这部出版物，也作为我们今后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尝试创制一个新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共同体模式。所收作品，虽然水准风格各异，分属多元，但作者们的意愿一致，具有内在的学科共通感或对医学人文的共认意识；由形而上下、立体的、多层级的、高蹈与普及相结合，从不同侧面共同回答我们所遭遇的“词与物”或学科理论以及对在场事件的追问。

最后，我要感谢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的主编李静教授与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刘庆楚编审，为我们这次学术行动，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兹，令我们感动的是，东南大学《现代医学》杂志的主编卫平民教授，因为他认真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才使我们能一直坚持下来，把这个繁琐但有很有意义的事做完；还要感谢清华大学肖巍教授、锦州医科大学席焕久教授等国内几位知名学人，为我们撰写稿件，这一期特刊的出版，有他们的贡献。为纪念2018年不幸去世的杰出生命伦理学家、我们的朋友、美国莱斯大学的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教授，我们选择他生前曾经赐予我们的一篇文章，放在本刊卷首，以示我们对他卓越学术成就的追思。

  我们还要感谢一线医疗机构中参与写作的医学人文爱好者，他们热情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习作；他们置身于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是真正的“在场者”，他们的话语、切身的体验和真诚的议论，是鲜活的和可靠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长时间在书斋里静思的人，避免学术悬浮化。

因为生活是丰富的，我们的人文学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性；尽管我们希望把复杂转化为简洁，而生活依然在简洁与复杂中不停变换；复杂是一种存在，清洁与节俭是一种信念；实际上，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生活的样式，生活都难以超越人的“散朴性”，即生活“就是那样的所是”；我看，真善美尽管遥不可及，但始终是我们生活的积极力量，假恶丑也同时永远与人相伴随，就像那枚金币，总是有正反两面，这正是我们伦理生命存在的价值，也会应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把这个事业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在我们几代人不懈的地努力之下，中国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一定会逐渐成长，也一定会出现一个超越和真正繁茂的新局面。

文末，我突兀想到近代学人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观堂一生不离“人间”，但更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他欣赏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观情”之风，他常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词”相互释证，揭示人生与生命状态；即“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多以此道；他曾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佛家向以“常住”为涅槃八种法味之首，即：通彻三世而常存，圆遍十方而常在；我们不必过分追悔过去之“物”，也不必过分忧挂未来之“词”，“过去的已被现在遗弃，而未来还有很多因缘可以创造”（星云大师：《金刚经讲话》，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若悉“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乃此书要旨：为物而生，为词而终。

恰如慧能所悟觉：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坛经》尚荣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

 孙慕义  2020年11月19日完稿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