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人民体”（the people’s body）与设计一个“好的生活”
——在“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与引导语
孙慕义
尊敬的省社科联尚庆飞主席、尊敬的学会部程彩霞主任、夏东荣主任，各位领导、专家和来宾：
让我代表省卫生法学会、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家致以亲切地问候！
今天，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发生的并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新冠病毒依然还在继续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的非常时刻，召开一次非常特别的学术研讨会，讨论这次灾疫事件以及由此连带出或衍化出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与文化等问题，关注在这一从未遭遇的漫长过程，如何面对这一系列困难；让我们打开智慧的闸口，点击思想的活点，在有限的时间内，交流我们的情感、挂虑、忧思与积极的建议和对未来的新的创造性设计，以形成一种共认意识，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有效的防控机制，构筑一套整全的科学的具有普遍权利意志的组织机构和应对灾疫事件的学术共同体，并就这个理想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模式和方案的规划，提出各位宝贵的意见。
其实，病毒和其它微生物一样也应具有其生命权利，我们不可忽视在整个生态圈内，在气候气象地理地质所维系的生命文化圈中的价值和意义；这被称为“病毒权利”的概念，并非哲学上的考量，而是在世存在者诸种存在样式中，是我们必须操心的“在世现象”之一。
大自然其实一直有一个微妙的设计，就物种而言，如果我们随意去冒犯生物世界或微生物世界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或者侵犯它们的尊严和生命的权利，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维护自然的禀赋，而对于“来犯者”进行报复。
我们即将展开的讨论，实际上是生命政治的思考与研究。
以当下的后现代主义意识来理解，生命政治应该包括：生命权力技术与生命管理、生命权力政权、生命政策与医药卫生制度、公民个体身体权利维护、国家卫生经济伦理与政策、卫生法律规范、灾疫期政治等。“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该是以上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
检验一个国家是以国民身体需要、生命保全和健康为核心、为最高目标，还是以自身政权不受袭扰为核心；这就给与了“生命政治”以常态化的附义。人的动物性（生命）转化成社会性生命，并作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而不是把政治权力作为训服国民的工具，并使最高权力与暴力脱节，化生为管理每位公民的身体利益、卫生规制、人口质量、医药食品安全、公正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人的身心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和人格获得敬畏与尊重。新的生命政治观念，更应彰显公平正义，特别提出对于弱者的关怀，病人、残疾人、儿童、老人、无家可归与失业者、贫困人群、孕产妇、知识或教育的边缘人、因某种原因人身自由受限人群等等，皆属于应予保护和关照的社会群体。
生命权力技术是对于健全社会与国家“人民体”（the people’s body）生物特质的管理技能、手段、方法与规制，包括对于公民如何充分享有预防疾病、医疗、生育、养老、身体保健等基本权利，建立一个有效的运行、监督、不断完善的体系，并形成有机的、与公民身体或生活需求的教育制度与法律规范，从而使生命权力政权能够全力为国民的卫生医疗尽职尽责；生命权利政权作为管理机构，应对“社会身体”的人口稳定增长，以及婚育、出生率、死亡、健康状态、风险防范等给予保障。
对重大疫情的预警应是政府的重大责任，卫生部门已经能够代表政府的权威，非特殊情况无须国家最高领导出面具体处理或身临第一线解决问题，科学合理的指导意见和防治方案正是职能机构的工作；政府不仅承担协调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关系，还应有机地调动公共服务系统，并且统一有序地控制非常时期的人口流动，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强化信息透明度，任何人不得隐瞒疫情的真相，要维护公民对真实疫情的知情权，但也必须避免过分渲染与哗众取宠的舆论误导，新闻媒介没有必要长期全篇累牍地进行无节制地做秀似的报道，如此会因引发公众心理恐慌造成更大的损失。值得关注的是，法律应有伦理依据，强制执行或颁布某项政令不能情绪化，对于执行隔离者必须有科学和法律根据，强行隔离者必须限定在已确诊、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要注意如何选择人身自由与规避公共风险的取度；由于“过度反应”造成的干扰社会正常生活等负面作用比疫情本身损失更大；公民、特别是官员、管理人员必须克服对患者及其亲友、密切接触者的歧视心理，必须避免出现来自疫区的所有居民、医务人员及其家属被歧视冷落甚至拒绝为之服务的现象。爱、尊重、公正从来都是具体的，在灾疫期间更应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团结精神。
传染病发生流行时，人们对于政治交往、卫生、环境气象、人际关系、行为规范、餐饮方式、祭祀活动、集会仪式、礼仪、习俗、节日庆典、丧葬程式以及城市布局、家居品质、建筑风格等，推至到一个特别的卫生伦理与身体政治以及审美情境中重新予以审视和评价，以求对于人的身体的保护；这其中，也明显暴露出由于人的出身、角色、政治与经济地位差异而形成的不平等待遇、等级序列拆分和伦理歧视。疫期中稀缺资源的分配、获得急救的机会、医疗条件的严重失衡；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栅格，甚或由此引发嫉妒、仇恨与反抗；此时权力主体，就必须进行调节与道德衡平，以真诚的、精妙的、灵通的身体政治机术，缓解这种张力和情感应激。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平复烈焰还是火上注油，反应了社会的身体政治向度与对生命权力治理能力与公务人员政治智慧的检验。
特殊情境下，身体政治学可超然于“法则伦理学”，以生命伦理视角，也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做纯粹的法权关系；人与人之间需要“内在的真诚”、爱与同情。这就给境遇论伦理带来了机会；诸如，“爱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原则”。事实上，对某种教条的固持不仅仅使具体医疗行为缺乏灵活性，更可能成为对生命责任的消解从而使某种医学行为逃遁于伦理规约和道德评判之外。
“同情用药”（compassionate use）原则、康德“人作为目的本身”的论述、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或孤立主义的（isolationism）等，意味着尊重自主的特殊性、尊重不同的条件、病情和背景，特别是为了生命的最高利益，而制定紧急医疗决策，这是现实主义的；它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相对应；当今人类社会，几乎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各种变故、人为和自然灾害与接连不断的疫情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预防治疗优先权与公平获得治疗和预防，是疫期的重要政策难题，在个人与社会的效益或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优先考虑四类人员：重病患者；弱势和残疾人群；如果感染，有高度并发症可能性的人群或可能死亡的人群；生产和支持社会生活运行的骨干以及参加救治行动的医务力量（主要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同时，不应因性别、种族、年龄、地域、政治相关性、社会或经济地位等人群造成各种形式的歧视。
疫苗优先权范围为：疫苗与药品生产人员；医疗、防控、卫生服务人员；高危传染人员；感染后易亡者；老人、孕产妇、儿童、未成年人等。同时，为了他人与国家的利益，有必要严格执行隔离、检疫、边境控制和社会距离措施；国家有责任采取措施，将瘟疫对个人和社区的疾病负担最小化；并且考虑遵从西拉库萨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此外，不要将限制措施不公平地施加于特定人群；对易受歧视者，如少数民族、经济拮据者、老年、囚犯、残疾、移民和流浪者，尤其需给以照顾。其实，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超越伦理的界限，但又不能够不考虑特殊主义的允许和宽容，过度拘泥于教条的法文（legalistic）、无法无天（antinomian）都应服从于“具体的情境”（the situational）主义。这也正是为了多元化社会中，以境遇论进行具体案例的决疑。
对于有症状个体隔离及其接触人员的检疫应该：把强制性措施放在最后；向隔离区域提供感染控制措施；确保隔离区的安全、人性化设置；考虑建立有效机制，处理潜在的经济、参与劳作或生产的后果；保护家庭成员的利益；重视法律援助和道德监督。
疫期的责任主要由政府予以政策体现，医务人员显然在前沿接受考验，践行道德、职业与紧急合同三重义务的同时，还应服从于“战时”的法律；政府必须确保救治人员的安全，并给与药品和各种条件的优先权利；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被传染的风险，同时给予心理支持和对于其家庭的必要照顾。
在兹，我门宁可相信这样的预言，即使这场灾疫褪去，作为新冠病毒，却会永远存留于我们之间，如同其它自然的赠品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生灭与共。病毒与人类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寄生关系”，恰如罗斯的《瘟疫与人》中所述，聪明的病毒并非要最终消灭人类，而是要与人类最后达成一种共生与平衡，人类必须通过这些灾疫的经历，学会与病毒的“相处之道”。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位公民都有一个“好的生活”模式：第一，要关注活动和各种关系在人类好的生活中的作用，“这些活动和关系在本质上尤其经受不住命运逆转的打击”。不要用“外在的善”，成为你的“生命包袱”，耽搁了“好的生活”的人生。第二，在你为了好的人生去设计生活计划时，最大的风险是，有些目标与活动互相冲突，如果你有找不到缓解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后，你可能就会以失败告终，或者，你收获的是最小的“善”，而不是卓越的。第三，我们作为人，最难以回避的就是人性中存在的欲望与身体的感官的本性，如果失去理性的约制，它们就会癫狂，没于德行上 的堕落，你的理性计划就会被非理性的牵挂所替代，最后使你的“脆弱”征服了你的“善”；人应该避开肉体，惟求自守。
概而观之，人类就是一个整全的悖论性矛盾的自然存在，就是一个身体政治共同体，就如同大气一样，没有界域；因此，“共同体意识”必须予以强化，这就要从“世界主义”的身体政治观念获取力量，他应该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我们比任何时刻更需要爱与友情，需要一种团结精神，我们要坚持为清洁的环境而节俭我们的生活，敬畏生命，而不是限域于无边的梦境，人类应以新生命政治这一人道主义事业作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我们以往需要反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使每个人都运用自身优良的身体政治风格、伦理品质和灵性资源，投身到艰苦但为人类永恒的福祉和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奋斗的工作中去，这一行动，将把我们带向未来，帮助我们尽快实现美丽的普全社会的理想，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
日前有报，辉瑞、Biotech、Moderna等数家公司使用RNA或mRNA技术，以遗传物质激发免疫反应的可信任有效性新型疫苗即将投入使用，这是全人类的喜讯；希望我们也能够享有全民免费使用可信任有效疫苗的权利！我不同意“医学要有温度”的口号，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具有的是关爱和热度，而温度有升有降，冷热不均，常常失去公平正义，那不是我们需要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为医学提供人道主义能源或热量的，切记：是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
当然，电闪雷鸣的时刻虽然终会过去，那被放逐的理想和语言却难以应时回归，人类在自然面前将陷入长久的沉默与反省，并在心灵深处余留一道深深的伤疤；不仅仅是自责与懊悔，而是避免依然在风暴平息之后，重复前一次错构的设计、模式与结局。
今天的会议选址于脑科医院胸科医院院区，颇有意蕴；脑为神之首，胸心为经之核，守护好神与经，方使道不失，功不废，能不灭，式不衰；国体与人体相谋；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正是为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机体永远保持健康和活力，这是中国人民共同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终然，概如《象》曰：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爱是过程，善是结局。
我们的终极目的只能是：普惠众生。
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省内和学会的各个领域的精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汇聚成金，为这个美丽的新时代，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建言献策。
最后，要感谢省社科联倡议、支持和指导这次会议；同时要感谢南京胸科医院院区的领导，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优裕的条件和环境。
祝会议成功！
谢谢大家！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