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寻找身体哲学的萌芽

王洪奇 刘虹

摘  要：本文对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身体哲学思想做了梳理，试图从零散的论述中寻找到身体哲学的萌芽。认为古希腊哲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身体哲学概念，但是已存在身体哲学的一些零散论述。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身体哲学，身体

身体哲学（Philosophy and Body, Body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Body）以身体（body）或者肉体（flesh）为研究对象，是关于身体的反思。身体哲学关注自己的身体也关注他人的身体，为身体的自由、平等、健康和幸福做理论辩护。

身体哲学有悠久的起源。从文化视角看，人类的身体处于摸棱两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身体是物（thing）还是主体（subject），我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是我？这里既有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又有更为古老的灵与肉的思考。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身体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

在荷马史诗（Homer Poems）所描述的场景中，就存在着人的身体在同疾病做斗争。“啊，女神啊，求你歌唱，毗琉斯的儿子阿克琉斯的怒气，使亚该亚人遭受无数的苦难。”（Sing, O goddess, the anger of Achilles son of Peleus, that brought countless ills upon the Achaeans.）身体遭受苦难是一种常态，人们企图求助女神或者其他的人或神，脱离苦难。荷马史诗展示了对于身体最初的哲学思考。受到波斯战争（Persian Wars）的影响，荷马认为人应该依附于权威，听命于权威，克制身体的欲望。仁慈（καλσκàγαθ?α）被当作一个道德理念，仁慈包括了对于自己和他人身体的尊重。在荷马时代，人还不知道人需要有爱上帝爱邻人的职责，也不知道罪性是这种职责的背离，仅知道服从权威。与之对应，死亡是终极权威，具有无上的力量。死亡的力量可以毁灭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无论人造就了多少快乐，死亡都将绝对的黑暗覆盖在人的生命之上，将生命抹掉。

荷马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黑西德（Hesiod, circa 700 to 800 BC），在他的《七个智者》（the Seven Wise Men）中，人与人，身体与身体应该平等交往（like with like），不能傲慢与骄气。天意（a divine providence）会惩罚傲慢和骄气，也会惩罚在肉体上过量追求快乐的人，因为这些做法被看作是对神灵的嫉妒（be regarded as the envy of the deity）。

被称为古希腊第一哲学家的是苏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他被认为是建构了理性思维的第一人。苏格拉底也是归纳法并给概念下定义这两种哲学方法的创始人，开创了尚知主义（intellectualism）的认识论。可惜，苏格拉底对于身体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他对于人的理性的重视。他所关注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更重要的是精神活动，而非身体的活动。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的自然属性。他把一切归纳为概念并通过下定义的方法来掌握万事万物，他把人的这种能力称为知识，掌握知识的过程称为认知，这种能力称为理性。他希望他的哲学服务于政治生活，将理智因素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可惜最后被迫饮鸩而亡，肉体的灭亡终结了他本人的哲学思维和理性精神。

在其后的著名哲学家是柏拉图（Plato, 427-347 BC），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他的著作中，总会有苏格拉底出场。除了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意外，柏拉图也受到荷马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as School）、米利都学派（Miletus School或称为爱奥米亚学派Ionian School）、爱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等哲学学派的影响。例如柏拉图关于人对于城邦的责任思想有荷马思想的影子，理想国思想则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 570-495 BC）的“和谐”理念、理念概念与阿那克萨葛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 510-428 BC）的理性或心灵作为判断对错的依据，一般概念与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 515-? BC）将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的理念。柏拉图更是将人的身体视而不见，将一切归结为精神，“柏拉图式的爱情”既是柏拉图对于身体忽略到何等程度的最好注解，只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健康的成年男女能够容忍这种只有心灵沟通而排斥肉欲的禁欲主义爱情。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眼里，无论爱还是正义都与身体无关，尽管柏拉图也多次使用“疾病”“、“患病”这样的概念，但都是比喻性质，比喻思想和灵魂而非肉体。肉体仅仅存在于他的类之中，存在于理想国的让健康的男子与健康的女子生育健康的后代的“优生学“之中，没有个体的人的身体的快乐、健康和幸福。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当中，人的身体转化为类的概念，用一般代替的具体，用birdness指称一切具体的 bird，尽管没有一个人曾见过一个叫做birdness的动物，但是它依然存在，存在于柏拉图的理念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切都是理想化的。理想就是完美，人的德性也是理想化的，划分为四种美德：智慧、耐心、勇敢、正义，其中正义统领一切美德。柏拉图忽略身体，或许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禁欲，二是无所谓，因为在柏拉图所处时代，同性或异性、间或是跨物种之间的交往都是不被禁止的事情。

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亚里士多德也是柏拉图理想主义的批判者。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关注具体的事物，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具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他把幸福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也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幸福与柏拉图不同，不是善的超越，而是人的本性（Happiness is not to be defined as Plato does by a transcendent idea, but by the nature of man.）。身体是具体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将存在划分为三个层次：具体事物的存在、属性的存在以及永恒的存在，具体事物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前提，属性的存在（或概念意义上的存在）不可能是第一性的存在。个体的人的身体的存在属于具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都不是永恒的，因此人的身体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是人人都应该追求健康，健康是一种美德，健康也是其他美德的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去实践勇敢和忠诚的行为，也不可能获得身心的快乐和幸福。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多处提到健康与疾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健康与疾病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个体的人的健康与疾病，因此亚里士多德是关注人的身体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把善划分为三类：外在的善、灵魂的善、身体的善。健康、强壮、健美和敏捷都属于身体的善。亚里士多德时常将道德与健康的体魄加以比较，健康因人而异，因此亚里士多德把健康当作身体结构的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平衡状态，正如把道德当作灵魂的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平衡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即影响身体也影响道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多处论述身体的孱弱、虚弱。他认为不应该指责那些生来就身体孱弱或者有发育障碍的人，因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不端行为所导致的结果。相反应该谴责那些不加节制或放纵而导致身体虚弱的人。在身体的恶之中，应当受到谴责的是那些由于自己的不良行为造成的恶。

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两种成份共存于具体的人。因此人具有较为高等级的纯粹理性美德（pure rational diano?tic virtues）也具有日常生活（common human practical life）的行为美德，前者由理性控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理性美德的等级优于身体欲望，身体有身体的意愿和渴求，它属于人的情感部份，也是人的自然属性。两者应协调一致。

《蛇与杖》网站发表文章，提出过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能够体会到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思想萌芽。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大约50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植物观察研究得出的结论：自然界存在秩序（order），如同生物物种内部存在秩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order），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蝌蚪不会发育成乌龟，这种秩序指导生物物种走向他们的目的——他们成熟后的最终形式。因此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具有目的论特征，目的嵌入自然万物之中。正是从目的论视角出发，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目的论的道德理论（而不仅仅是美德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类（目的）的完美实现（happiness as the proper fulfillment of human beings）。所有的人都同意将幸福作为他们一切行为所寻求的终极目的，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确定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the good is that at which all things aim）。人在追求理性也在追求善，人类所追求的最根本的善是幸福、快乐、身体健康和顺利发展，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至善（Eudaimonia），这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这个核心概念中，有身体健康。

亚里士多德有关身体哲学的论述得益于他的父亲，也得益于家族中其他成员。根据历史资料，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他的姐夫也是一位医生，他的家族与西方医学的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 460—370 BC）家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亚里士多德的身体哲学。

古希腊的其他哲学体系对于人的身体哲学也有所涉及。犬儒主义（cynics），追求普遍的善，衣食简陋，随遇而安，倡导“美德是自足的”，“无欲是神圣的”。犬儒主义者放弃身体的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从犬儒哲学的创始者，苏格拉底的门徒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446-366 BC )的有关论述看，犬儒主义者摈弃物质财富，鄙视荣誉和世俗权威，因为它们与美德无关。他说“人的德性可以教育，高贵属于有德性的人”（virtue can be taught； nobility belongs to none other than the virtuous.）；智者是自足的，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声名狼藉是好事情（wise man is self-sufficing, for all the goods of others are his; ill repute is a good thing）。犬儒主义者倾向于过简单生活，认为美德自身就可以带来幸福，不需要其他（virtue to be sufficient in itself to ensure happiness, since it needed nothing else except the strength of a Socrates）。

犬儒哲学盛行于公元前3世纪，并在公元1世纪再一次盛行。犬儒主义者对于人的身体的重视不足，而对于理性的追求更多。这一特征不仅能够从这一学说的创始人那里体会到，也能够从其后继者的论述中总结出。

与犬儒主义相反的是伊比鸠鲁主义（Epicureanism），以创始人伊比鸠鲁（Epicurus, 341-270 BC）的名字命名。据说伊比鸠鲁及其信徒追求享乐，因此又称为享乐主义（hedonism）。伊比鸠鲁主义者认为“快乐即最高善”（pleasure as the highest good），并认为精神的快乐高于身体的享乐，最高的快乐是无忧无虑和免受精神折磨的痛苦，特别是不受死亡威胁和绝望。因此在享乐主义者的眼中，为精神载体的身体，没有疼痛困扰、免受疾病和死亡威胁，是精神安宁和快乐的前提。身体健康是快乐的基础，快乐来自于理性，快乐是至善。

斯托克斯主义（Stoicism）产生于犬儒主义，认为美德是唯一的善，美德带来幸福（happiness）。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 of Citium,334-262 BC），后继者有克里安提斯（Cleanthes of Assos,330-230 BC）和克利斯帕斯（Chrysippus of Soli,279-206 BC）等人。该学派的最大特征是强调事物的一致性、整体性（cosmopolitan）。

在哲学史上有两个芝诺容易混淆，一个是前苏格拉底时期著名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495-430 BC），亚里士多德称他为辩证法的发明者，我们所知道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芝诺对于认识论的贡献大多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主要是芝诺悖论。另一个芝诺是斯托克斯学派的创始人芝诺，他来自塞浦路斯，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Hellenistic philosopher）。斯托克斯学派产生于犬儒哲学，因此与犬儒哲学具有相似的观点。芝诺曾说，生命的目的是“始终如一的生活”（to live consistently），显然这种生活只存在于犬儒哲学所倡导的理性范围以内。

芝诺的学生克里安提斯作为斯多克斯学派的第二位掌门人，他发展了芝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灵魂也是物质的，因此人的活动应与自然保持一致（to live consistently with nature），宇宙具有普遍性，与理性相对应，人的生活在理性的支配下，自觉地快乐地遵从自然、屈服于自然，这是真正的自由，即遵从普遍的秩序。将灵魂物质化，他的论证是：（1）从亲代遗传给子代的不仅仅是身体素质，也包括精神气质；（2）身体不适的时候灵魂也会痛苦，精神焦虑的时候身体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因此灵与肉具有一致性。从他的论证方式可以看出，斯多克斯学派在关注理性和灵魂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关注身体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但是将灵魂看作物质，即使是身体死亡以后，灵魂也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也是那个时期唯物主义的一个缺陷。没有将物质与精神的区别认识清楚，更没有看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之外的世界。

克利斯帕斯是斯多克斯学派的第三位掌门人，他是克里安提斯的学生。他在逻辑学、知识论、伦理学和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建树，创立了命题逻辑，探讨宇宙的运行方式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持有宿命论观点，同时也强调行为自由，指出灵魂可以随着外部物体的作用而改变，感觉是灵魂的改变，而不是芝诺所说的灵魂的印象（如同蜡印）。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感觉器官）和心灵是理性思维存在的基础。万事万物的存在或消失都有原因，有些原因是明显的，有些原因是隐藏在后面而不容易被发现的。原因后面还有原因，终极的原因是上帝，一切都是命运（上帝）安排好的。人的身体生病那一定是注定要生病的，如果这个人的康复与医生有关，那一定也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命运，由我们与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决定。这里存在着矛盾——人是否应该为他的身体健康负责，他的回答是在简单事物和复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间要有区别，个体事物和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斯多克斯学派所理解的整体性是自然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ity of nature），归结为普遍理性（the universal reason），遵从自然规律即理性，这种理性具有统一性或普遍性，被称为普遍理性或一般理性（universal rationality）。从这一哲学理论能够推论，人的身体有其自然属性和规律，身体行为遵从自然规律，即普遍理性的制约。

古希腊早期有关身体哲学的零散论述，对于后期希腊化时期的身体哲学、对于中世纪以及近现代哲学都有深刻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哲学思想对欧洲中世纪时期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教师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宇宙是有目的性的，宇宙结构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它自己特定的目的。自然律（natural law）是大律（the Law）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宇宙计划（the Plan for the universe）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类具有生物属性也具有理性和道德等社会属性。人类潜能的完全发展，人类目的的实现，要求我们不仅服从人类物质本能（自然）的律法，也要遵循理性的律法。人类在本质上属于生物物种，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成长并趋向于成熟，我们应该保护好我们身体的完好（well-being）状态，避免不必要的冒险以及各种会损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事情。此外，如同其他任何有感觉的动物一样，可以依靠我们的感受能力感知外部世界。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各种感受能力，包括触觉、听觉、视觉等，我们应该发展并利用他们来感知外部事物，并尽力使我们的感受器官免受伤害。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能力自由地认识（knowing）和选择（choosing）。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我们自己以及任何其他人的理解力和自由选择力。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寻找真理的事情，包括教育和公开表达的自由都是好的。任何阻碍追求真理的行为都是有坏的。依靠谎言欺骗人以及禁止进入知识之源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阻止我们完善我们固有的本性驱使和与生俱来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探究的本能。

又例如，当代哲学家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从身体哲学和人的目的性视角分析了为什么人们具有权利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险，因为它基于正义的要求。正义要求存在公平的生存机会以获取生命之善（life's good），人们是否具有这种平等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是体现社会公平，过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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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rbara MacKinnon. Ethics: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