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娱乐机构的墙上，镌刻着“危险即将来临”的信号。大理石和绘画、金子与绸缎覆盖着它们，却无力遮掩住其上的字样。就如同未来穿透了现在那样，那字样穿透了带着焦虑紧张的辉煌。今天的预言家们知晓如何去诠释它。正如从感性走向理性的人类进化正在逆向而行那样，现在没有哪一种刺激物能比感官的愉悦和神经的麻痹更值得享受。还有谁想要了解严肃和安静的艺术？这种艺术必须用灵魂来寻觅才能完全心领神会，而灵魂是这个欣赏者所必须首先拥有的。今天我们所要求的快感是能以某种方式刺激那些神经的快感，比如妓女的投怀送抱，这种方式因而将正常健康的两性关系向相反方向做了漫画式的夸大。人们要求获得视觉上的纷繁迷乱，娱乐机构马不停蹄地在这方面互相竞争，互相超越，而平庸的人们则志得意满地坐着，如一个角斗赛的观赏者或者一个妻妾成群的人，等着看看哪一个供其谑笑的奴仆能提供最有趣同时也是最惬意的服务。所有稍稍深刻的内容都必须加以排除，这样，思维自身就无需为了到达核心而冲破外壳或者另辟蹊径。这就是为何一切可以被提供的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这也是为何是感觉而非沉思主宰了全局。

　　 而且悲剧并非起始于羊人剧，而是甚至在它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一种可怕的严肃性不仅将会取代这种若隐若现的沉醉，事实上它早就在那里了。它是这种沉醉的原因，就如同它将会是其结果。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不会去酗酒，而恰恰是贫困交迫和不幸的人在寻求麻醉。正如对一个为自己的厄运所迫而进入酒瓶中的忘忧福地的衣着褴褛的酒鬼，人们必须放弃用道德化的愤慨去谴责他，同样如果现代的耶利米仅仅会诅咒与指责现代娱乐的表面性、感官狂热和空虚的辉煌，而并未发觉是什么样的贫困与痛苦迫使人们的思维进入这种麻醉状态，因恐怖蔓延在较低的层次中而致使它避入最高层的情感生活的话，那么他的立场也会陷于表面性之中。

　　 也许曾有一段时期人们可以对现实关系进行压缩，嬉戏于生活是严肃的但艺术是愉悦的这一无害的对立之中。但正如渐进的发展都夸大了这种对立，驱使在胚胎状态下均一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走向解体，生活同样也变得可怕、可怖和悲惨。如果再创造和游戏变得如同色情剧目，变得放荡无度，麻痹了感官的话，这也仅仅是这种事件状态不可避免之逆转的延展而己。

　　 瓦格纳创造了拜罗伊斯剧院实在是件极妙的事。在那里人们可以腾出时间来欣赏他的艺术，或者至少能同现实生活的动荡与恐慌隔离开来。瓦格纳意识到在现代生活中没有理解和欣赏严肃深刻的艺术的位置。这就是为何他把席勒的名句调了个头，用以概括自己的理想：生活应当是愉悦的而艺术应当是严肃的。生活的严肃性越是沉静越是自足，就越有可能保持力量，越有机会将游戏推向深入。

　　 然而，当今游戏已经激烈到白热化的地步，所有的神经力量都被绷紧到了极点——我们不止在消耗我们所拥有的能量，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我们未来的资源生活，为了满足目下的需求而耗费应保存至未来的东西，因此导致了千倍的能量损耗。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个人之间、种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竞争使日常工作呈现出炽热竞逐的局而，使那些不工作的人也不能幸免地被卷进永无休止的节奏和自我消耗之中，卷入恐惧之中，他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们依赖其劳动方得以生存的那些劳动者们不会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换取他们的欢心。

　　 如果白天是这样的景象，那么夜晚又将如何呢？当白天的活动、精神的紧张和精力的集中己经耗尽了一切之后，还有什么情感力量能够剩留下来呢？关于现代都市人在剧院里还有什么样的接受力这一问题可以在罗纳切尔和阿波罗剧场里找到答案。因为生活吞噬了他全部的力量，因此所提供的一切能够令他放松下来的服务都是一些毋须任何努力就可以接受的东西。被日间的繁忙与焦虑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神经已不再能对任何刺激物产生反应，除了那些直接的生物性的刺激以外，也即那些当所有较精细的感官都变得迟饨了之后，仍能令器官有所反应的刺激：诸如光亮与闪耀的色彩、轻音乐，最后——也是主要的——是性的感觉。

　　 正如有观点认为有关女性历史的特别之处在于历史不是女人的，而是男人的一样，可以说，当我们更为详细地观照再创造、游戏和娱乐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工作和严肃事物的历史。在早些的年代里，一个平和的工作日结束之后，不论谁到剧院里去都可在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重新打起精神。而我们现在身处经济与社会的折磨与撕扯之中，它们甚至将自身的惶惑不安、力量与热情的耗竭转移给个体的合，因此再没能留给我们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再创造；毕竟事物必须以令人舒适为上。

　　 肤浅与平庸占据如此优势之可怖与悲惨之处还在于，它不止掌控了那些随时都会向其低头屈服的气质不良者，还同时掌控了那些较为善良和高尚的人们。后者被现实的严峻影响得越深刻，被日常生活的力量摆布得越厉害，就越容易滑入“只想给自己找乐子”的较低层面——而这正是我们整个娱乐行业的悲剧之所在：“只是给自己找乐子”。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下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成分，现在我们是根据保存能量的原则来自娱。既然成千上万的上层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大众的悲剧，既然社会悲剧的优先性更增加了我们外在或内在的伤痛，那么较富裕的上等阶层生活也已同样经受了阻扼。这种阻扼一方面只给享受留下了较低级的情感能量；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要尽情享受，那么他将倾向于寻求最狂放的迷醉和最令人眩晕的效果，以此来排除他内心深处的不祥预感和警示。

　　 当然，在个体的意识范围里寻找他们如此行为的基础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都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在欢娱的江河中沉浮，对此道德说教者仅能给予猛烈的抨击，而导致人们如此愚蠢地痴迷享乐的悲剧性原因惟有交由社会学家来揭示。个体的轻浮放荡只是深刻严峻的社会背景的外部体现；在个人看来是与自身相分离且格格不入的对立物，当被置于社会视野中时，则与个体一道被当作一个历史整体之不可或缺的两面而牵扯到一起。在此历史整体中，个体在自身内部同时承载了他所属阶级之本质和命运。无产阶级置身于欢娱殿堂之外目睹这一切，也许一想到“幸福的栖居者”就会恨得牙根发痒；但是如果他们能看得更深刻一些的话，就会发现这殿堂里的纷乱人群越是闪亮，越是嘈杂，越是迷狂，疲倦与耗竭，就会越悲惨，失去自身存在的困扰也会更折磨人。“幸福的栖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罗纳切尔主义与其说是有产阶级生活幸福的标志，不如说是其悲惨性的标志，尽管也许个体仅在他们模糊的潜意识中对此有所感受。一个快乐的人不会去冒求这种欢娱，就像他不会去一瓶酒精或一支注射吗啡的针筒那里寻找慰藉一样。也许有一天，不单单那些饥饿的无产者会发出要求更加公正和合理地进行社会阶级分化和资产配置的呼吁，那些腰缠万贯的上等人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对他们来说，疯狂的竞争和社会良知的逐渐苏醒越来越使他们觉得曾经很有意思的财富积累已经变得趣味索然，这促使有产阶级沉沦到感官迷醉和将优雅高尚粗俗化的境地——那些真的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享受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在最放荡的欢娱殿堂的大门上应该刻上这么几个字：忧郁的栖居者。

　　 *本文选自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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