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希泰先生是四川三台县人，生于1928年1月。如今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思想敏锐，谈锋甚健。现为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季刊主编。卿先生专于道教史，对道教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二卷），主编《中国道教史》。

　　出川大经济学院大楼向南，行约二三百米，经过一道小门，就到了卿先生所住的教职工宿舍“农林村”。在路人的指点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位于16层楼的卿宅，两套面积差不多、联在一起的房子，一边是会客室和餐厅，一边是书房和卧室。房子装修古色古香，稳重质朴，一如主人的风貌。

　　问安、落座后，卿先生送给我一部他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著《简明中国道教史》，我也奉上了自己的近著《西藏前沿问题研究》，并乘机向卿先生讨一本他主编的《无神论史话》。卿先生笑称，那书出版很久了，还有没有，得找一找。不多时，书找到了，该书装帧简朴，册页泛黄。

　　中国无神论学会首任理事长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大家、被毛主席誉为“凤毛麟角”的任继愈先生。提到任先生，卿先生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将一段任继愈先生与四川大学创建宗教研究所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是1979年2月，任继愈先生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研究十二年规划”会议，会议把卿先生在此之前报送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研究计划，正式列入这个规划之中。会议期间，任继愈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待了卿先生，并关心地问：“川大给您平反、落实政策了吗？”卿说：“现在还没有。”他又问卿：“愿不愿意到北京来工作？”卿说：“只要有可能，我当然很愿意。”他说：“我以后给你想办法，你可以先到北京来看看！”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卿先生作为道教研究学者的代表，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大约过了3个月，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在江苏宜兴召开筹备工作会议，道教部分推举卿先生负责。紧接着，上海罗竹风先生主编的《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筹备工作会议也在那里召开，道教部分也推选卿先生负责。同年9月，中国学者王明先生和陈国符先生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议。在会上，主办方建议下一次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议的召开地点应当在中国。王明先生回国后，立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有人就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一个道教研究室。于是，顺理成章，卿先生就成了筹建道教研究室的不二人选。任继愈先生随即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部门发出了请卿先生进京的调令。没想到，卿先生拿着调令向当时四川大学的党委书记赵铎汇报时，赵铎立即一口否定，对卿先生说，“现在省里也想要你。一是省委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杨超书记，一是省社会科学院，我都没有告诉你，一概回绝了他们。”卿先生说：“我已经从马克主义哲学研究转向了道教研究，你把我留在川大也没有用了”。赵铎书记说，“川大可以为你成立一个宗教研究所，我们自己研究嘛！”卿先生见党委书记不同意，于是又找了当时的校长康乃尔，结果康乃尔也不同意放人。

　　这件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拖了几个月，任继愈先生也感到这事有点难办，遂派了当时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曹琦专程来川大做工作。他直接找了校党委和学校领导，但还是没有说服川大放人。到1980年上半年，任继愈先生说，川大实在不放人就算了，我们可以和川大共同成立一个宗教研究所，由卿先生来筹办。赵铎书记一听到任先生这个主意，连声说好，并让卿先生立即与曹琦同志商讨怎么共建宗教研究所的问题，包括研究所的性质、任务、研究方向、人员编制、研究经费和成果归属等问题。一切都谈好了，两边共同出编制，川大提供办公用房和住房。任继愈先生还说，川大是教学单位，科研经费较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经费相对充足一些，川大宗教所成立后的科研经费，他们可以出2/3。这样，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于是，卿先生就和曹琦同志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共同创办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协议书”，而且这个“协议书”很快便得到了双方领导部门的同意。

　　起草文件还算顺利，但落实起来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例如，在双方各自开始调人时，就碰到了些具体问题，很难办理。参加编写《宗教辞典》的队伍中有3个人，世界宗教研究所准备列入他们的编制，并且开始着手办理调动手续。其中有一位老师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他本人愿意调来，但提出他有个女儿在南充，要求一起调来。四川大学人事处说，他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编制，不是川大的编制，女儿随调不方便由川大办理，调来了以后还有一个工作安排的问题也不方便由川大办理；还有公费医疗问题，由于他们的编制不在川大，占用川大的公疗费用，川大卫生科也很难办理，如此等等。赵铎亲自出面协调，也解决不了。因为编制问题分属两家，这些具体问题实在难办。在这种情况下，任继愈先生便提出，那就由四川大学自己单独成立一个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成都单独建立一个工作站，彼此在组织上各自独立，互不相属，但在研究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1980年9月，四川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很巧，卿先生的处女作《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也在同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字很大，是用四号字体排印的。任继愈先生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高兴地说：“你当初把它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去出，这完全是对的，如果交给北京的出版社，不会有这么快，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字体。”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成立后，得到了任继愈先生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指导。例如，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川大宗教研究所的科研可以设立不同的研究方向，但不要分开成立各自完全独立的研究室，这样便于统一安排。因此，川大宗教研究所一开始就明确分了4个研究方向：道教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宗教理论研究和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研究。不久又增加了一个佛教研究。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建所后，在任继愈先生的关怀指导下，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从建所伊始，先后承担了《中国道教史》和《中国道教思想史》等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的编写任务，不少科研成果均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在学术界受到好评。川大宗教研究所1999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被评为全国第一个宗教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被评为宗教学专业独立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被评为国家“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

　　川大宗教研究所成立30多年，目前已有30多名专家学者，并与海内外的许多同行学者和相关学术单位建立了长期交流协作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差可告慰于任继愈先生的。

　　当年任继愈先生筹建无神论学会时，有人不赞成，认为没有必要。卿先生说，“我们赞成，因为这涉及到宗教政策，我们的宗教政策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