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湘平教授盛情邀请我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今天我能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也很兴奋，因为我原来是学哲学的，最近20多年离开了哲学，偶尔也参加一些哲学的会议，所以今天特别听了前面几位老师，晏辉老师、蓝江老师，还有马天俊老师，听了你们的讲演应该说非常受用，这和我20多年所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你们这里的声音应该是充满了忧思、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思考。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首先要特别感谢湘平教授，湘平是好兄弟，这么多年了，但是应该说真正参加你的活动还是第一次，所以特别感动。今天我就讲一个题目“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这是在湘平教授的督促之下写成的一个很粗浅的草稿，我的稿子也提交给研究院了，我就不念稿子，想简单讲三个方面，某种意义上讲也会回应前面三位教授的一些观点，也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方面是讲缘起。我想讲今天参加这个会有偶然性，似乎也有必然性。我们今天参加这样一个会是很特别的，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会议，也讨论非常的问题。虽然我没想到会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但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安排，刚才讲到算法，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未来什么在等着我们。也就是说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全国刚开始还是很慌乱，人们之间的行为包括言语方式都很慌乱，而且相互冲突。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当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疾病、病人与生命》，后来发给“爱思想”网的郭琼虎老师，后来就放到“爱思想”网上面。这篇小文章是写的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三十多年前我二姐病重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全力救治二姐，我和我弟弟有一个小小的对话，我弟弟多少有点抱怨，他说二姐总是这样病着，兄弟之间能力也有限，家里也差不多空了。当时我对弟弟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不能这样抱怨，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一个病人的问题，二姐她得了病，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不同态度，不管她，或者全力救治她。这取决于我们不同的知识论立场。当时我想到，我们六姊妹，唯独二姐得病了，我们五个人却好好的，都没有病，我感觉到其中有蹊跷，我突然领悟到她是代我们去得了病，所以我们没有病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幸运的，而是二姐毅然地承担了这样一个病，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二姐是代我们得病的。弟弟听了我的话连声说好，再无抱怨了。现在我领悟到，如果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肯定对病人态度不一样。所以我当时看到武汉很多病人不得救治，家庭里面有抱怨的，甚至一个老太太我看到已经治好了，从方舱医院出来回家，结果媳妇怎么也不让她进家门。当然还有国家政府层面，特别是初期还是很慌乱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我想起了当年我二姐的事，形成一个小文章，重点就是一个话题，我们怎么思考生命，刚才天俊老师也讲到个体是真正的实体。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病人，直接关系着我们怎么对待病人这个问题，当然我这篇小文章写完之后也放下了，只是提出了我们怎么思索生命，但具体应该怎么思索，却没有来得及深入。突然过了几天湘平教授来了一个微信，邀请我参加一个“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的网络会议，我觉得很好，非常乐意参加，虽然我对生命政治没什么研究，但是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发表一些比较肤浅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刚才三位老师更多的是从学术的层面、从思想史的层面、从社会管理的层面来对生命及其政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主要是想从现实出发，从我自己的生命的直接亲身的体验出发，来谈谈我对生命的看法，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缘起。

　　 第二个话题，我想讲思想方法或者思想框架，就是方法论问题。我们当下还在疫情期间，中国的情况稍微有好转，但是整个世界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危机的时刻。我们怎么来思考当下的疫情，以及我们从当下这样一个疫情能够想到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方法论的框架，才能选择一个思索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突然想到了文明的问题，可以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思考当下新冠疫情的多种可能性。刚才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也讲到了人类文明的状态问题。我在思考过程中也在网上看到有两个事件被不断被人们在网上贴出来。第一是17世纪，300年前英国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亚姆村黑死病流行时候也受到了感染，一些村民试图往北逃亡，但是当时有一个威廉牧师劝大家不要逃，因为往北方逃的话，英国的北方也会沦陷。亚姆村300多村民就坚守下来，一直到最后一年多疫情结束的时候，村民大多数都病逝了，只有20%左右的人幸存下来。看了这个事件非常感动，我就想到今天1月23号武汉封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和300年前亚姆村威廉牧师阻止村民们往北逃亡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今天的武汉是一个巨大的城市，被封在武汉城中的人与当年的亚姆村无法比，当时被封在城里有900多万。虽然数量上无法比，但精神上却早相当的。在人们众口不一的言论场域里面，关于亚姆村的事件不断在网上被流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人们纷纷传播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文明的一段话也是引起我的注意。米德说文明的起源不是物质、技术的进步，而是一段断了的人的骨头。这说明了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危机时候人们都四处逃亡，自顾自了，但是这样一段骨头使我们看到人类之间的相互的帮助，所以互助就成了文明起源的一个核心的标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看到人们在网络上传播这样两个文本，很自然地我就想到了文明的问题。我还是用一个比较老的思考框架，即文明和野蛮这样一个框架来思考当下的疫情以及人类的未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文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文明和野蛮是怎么区分的。我发现，我们在文明世界里面有很多野蛮的现象，比如刚才晏辉老师和蓝老师讲到的，其实今天我隐隐就感觉到，包括比如说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这样的技术，我就感觉到它们甚至比当下这样一些所谓的新冠病毒更加对我们人类的文明构成威胁。我们人类文明有两大威胁。第一，当年讲人是机器，就是人变成机器。另外一个讲到机器变成类人，我想这可能会比新冠这样一些病毒对人类的进攻更加可怕，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就想到人类文明再造的问题或者人类文明再文明化的问题。

　　 下面我重点想讲第三个方面，在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考察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在这样一个思考过程中，我看到老子有几句话，“以身观身，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知道赵汀阳先生在他的名著《天下体系》这本书里面主张用中国古典天下的观念来讨论当今人类世界，认为我们今天的人类世界是主权分立的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世界化的世界，他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当下的世界世界化的问题，显然他借鉴了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他的著作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我在这里讨论生命哲学的问题，是借鉴老子“以身观身”的智慧，涉及到的问题是身体如何身体化的问题。

　　 文明的再文明化这个问题，我是从当下新冠疫情中想到的，其实应该说存在于我们当代人类生活中已经很久了。前面马天俊教授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他追问人类文明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说是完善个体化这个重要论题，我听了这个话之后也特别有感觉，个体到底如何完善化，这实际上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的话，我主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思考。我前面讲到老子的观点，就是以身观身，即把身体当作身体，身体身化，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做一个现代性的阐发，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生命契约”。我们前面演讲的老师们、教授们可能更多的是人怎么生活得好、生活得长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根据我最近若干年的经验，可能长寿这个话题在我们当下会受到一个挑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提出“生命契约”的观念。我最近这些年有很多的生命感觉，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注意到我的岳父岳母他们这一代都是知识分子，年纪很大了，都80多岁了，退休很多年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早就写好了遗嘱，一旦他们的身体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一定要叮嘱我们不能够过度治疗。我们知道今天的过度治疗我觉得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大的话题，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生的选择权，但是我提出，我们应该有死的选择权。从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下我就想到，我们应不应该有一种生命的契约这样一种构想，当然可能这个话题会引到比如说八十年代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都知道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她当时也是非常支持安乐死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关于安乐死的话题好像提的非常少了，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思考生命的完美的话，重新回到我们古典的智慧，我们古典的智慧里面教导我们享尽了天命，我们可能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总是觉得活不够，想把生命无限延续。最近我们知道余华的小说《活着》非常有影响，似乎表明中国人一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生命意识。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我很多年来一直觉得这个话是不好的，我就想从生命契约的角度讲，与其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地活下去，我就觉得离开这个世界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塑造一种“生命契约”的观念，可能会对我们生命的完美化、完善化更加有意义了。我们不是在这个社会上通过对身体过度医疗使得我们的身体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肯定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活得好、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或者如德国哲学家舍勒在伦理学中说到的，把身体和躯体做了一个区分，当我们的身体已经转换成一个躯体时候，当我们生命已经没有价值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个生命让他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是不好的。我甚至想到了，比如关于人类的优化问题，我们今天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的严重，我们在一个理性化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比如说大前年我们的杨老师去世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就和我说他已经在他的手机里藏好了遗嘱，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一旦没有价值，或者我们没有掌控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那么请求我们的亲人或者社会或者政府不要对我们进行过度治疗。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一些植物人在医院里面受到长期的过度治疗，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已不再拥有一个身体，其实只剩下一个躯体。我想，如果说我们在一个非常理性的状况之下立一个生命的契约，当我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活着已经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该体面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好死不如赖活。我记得当年198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方中雄给同学的留言就是“好死不如赖活”，我看到后就在下面写着，“赖活不如好死”。当年年少，多少有些调侃之意，但我今天还是仍然坚持我这样一个观念，今天人类社会当走向老龄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理性地来面对的生活，从一种生命契约的观念来讲，让人类永远保持年轻。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50多岁了，一旦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成为社会拖累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请求亲人和政府让我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讨论生命政治的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是在今天所谓的生命的算法都对我们进行了生命的操控的时候，我们真正地回到所谓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主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欣赏马天俊教授的一个观念，作为真正的生命、典范的生命、范式的生命，而不是隐喻的生命，才是生命。因为我们从身体转化辚躯体之是，我们就只是隐喻的生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个人才是真正的我们生命的主权者。所以我们作为生命的主权者，我们一方面要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有意义的光彩，同时当生命黯淡的时候也体现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生命契约内在的本质所在。我这里只是从生命契约角度来讲它对人类文明再文明化的意义。当然当代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不是生命契约就可以完成的，但是生命契约观可以作为作为敬畏生命的一种形式，和敬畏自然一起，构成人类文明再文明化的一个起点。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东高1-3001

2020-4-29发言

2020-5-6修改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