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的理性》再版前言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导向，与西方科学哲学相比，是另一个参考系，它在哲学理论上有重大的失误，但也有优于西方的宝贵理论成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都是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

——孙慕天

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乃至整个哲学界而言，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Сове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研究，还是今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研究都属于“冷学问”。这是因为，首先，科学技术哲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由于它的交叉边缘性质，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哲学素养，而且还要有比较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对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有广泛的涉猎。其次，由于苏联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研究者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由于苏联前期科学技术哲学的主题是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尤其物理学和生物学哲学问题，所以要在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等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第三，研究者能够熟练地使用俄语。而为了和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还要能够阅读其它西方语言的文献。总之，从事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是要付出超常努力的，但并不因此就会得到更高的物质和其它方面的回报。说白了，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投入”和“产出”并不成正比。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科学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岂能以冷热分高下。在改革开放之初，踏入不惑之年的孙慕天先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龚育之先生的耳提面命和大力支持下，在远离学术中心的祖国边陲黑龙江开始了“边缘上的求索”。

先生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这一领域开创了若干个第一：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创立了全国第一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研究所”（1987年），主持召开了首届（1984年）和第二届（1987年）“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第一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1989—1990）》，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期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态》。他的系列论文《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向》（1985年）、《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1987年）、《开拓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论科学认识论在苏联的发展》（1989年）等成为这一领域的基础性文献。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同心戮力，把上世纪八十年代打造成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先生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大推进者。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期刊停刊，丛书不再出版，学术研讨会中断，研究队伍解散，这一研究领域在90年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关键时刻，先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2006年，先生积三十年功力撰著的代表作《跋涉的理性》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自普列汉诺夫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传播到苏联解体一个多世纪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外史和内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思想观点的演变、重大事件的争议、理论学派的分化做了系统的反思。该书的出版不仅一举打破了由于苏联解体造成的国内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长时间沉寂的局面，而且使学界看到了与英美并行的另一类科学哲学，开创了国内比较科学哲学研究之先河。先生和他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开创了21世纪初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白银时代”。

先生还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领路人。从初涉这一研究领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四十年间先生始终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大纛和灯塔。退休以后，先生依旧笔耕不辍，最终积劳成疾，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和角膜修复手术，右眼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尽管如此，已近耄耋之年的先生还是出任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套丛书的主编，并且亲自操刀撰写了专著和译著各一部。在他的遗作，也是《跋涉的理性》姊妹篇《迷思后的清醒》一书的“结语”中，他还对推进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从纵向上，要重新反思和总结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科学地预见发展趋势。特别是要从社会主义道路和本质的高度，立足意识形态与整体社会语境的关联去揭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特点。从横向上，最重要的是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进行综合研究，着力揭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特点并给出合理的历史评价。他还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重新聚集队伍和培养人才，要有针对性地招收符合条件的学生定向培养，特别是加强语言和实证科学基本功的训练，逐渐形成一个少而精的年轻队伍。先生的学术遗嘱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指明了新时代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战略性走向，对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

《跋涉的理性》一书是先生六十年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一个民族的智者为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视角解读书名“跋涉的理性”： 从研究的对象和客体角度，当年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官方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压制下所做的探索是艰苦卓绝的，他们抱定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定自己认定的信念，坚守学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做出独立解读，在科学和哲学上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条探索真理的道路注定是崎岖坎坷、荆棘密布的；从研究者和认识主体角度，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注定是一条远离庙堂、孤独寂寞，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上苦苦求索的理性跋涉之路。先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四十年间，也时常感到远离热点的孤寂。然而，正像当年红极一时的伪学者米丁一样，喧嚣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堆文化垃圾；而被苏联官方罢黜《哲学问题》主编后打入“冷宫”的凯德洛夫，他的哲学遗产却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先生是边缘人，一生躬耕于学术边疆；《跋涉的理性》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只能置于真正学人的案牍。然而，历久弥坚留下的永远是伟大者的思想与智者真理的教诲，这才是人类文明与精神世界的基石。

《跋涉的理性》对横跨108年的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景式的回顾，是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专著。除去“导论”和“结论”外，全书共分为四章，也就是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分成了四个时期：开辟时期（1883-1924年），探索时期（1924-1953年），调整时期（1953-1985年）和转型时期（1985年-1991年）。第一章主要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学术思想为主线，分别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和列宁对自然辩证法的伟大贡献。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是苏维埃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先驱。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遗产的直接继承者，列宁提出了正确处理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哲学遗嘱。列宁不仅开拓了自然辩证法的新领域，而且建立了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命题，拓展和深化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第二章的时间跨度是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逝世进而延伸到苏共二十大，这一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建立时期，也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形成和探索时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一时期前期有过两次大批判运动，分别是围绕着反对机械论和反对德波林派展开的，这两次大批判实质上都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行政手段裁决包括自然科学问题在内的学术是非。这一时期后期则以反世界主义为名从而对整个苏联知识界进行思想整肃，主要包括在物理学领域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批判，在化学领域对共振论的批判，在生物学领域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结果必然是伪科学泛滥，孽生出李森科和勒柏辛斯卡娅这样的怪胎。第三章的时间跨度是从赫鲁晓夫改革延伸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做法进行了纠正甚至否定，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改革和调整时期，主要调整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着重指出，不仅要正确对待西方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而且应该把学者在科学上的成就和他们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严格区分开来。这一时期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打破了之前自然本体论的垄断地位，完成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研究的重大转向。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生的又一次转向，即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改革”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的哲学和社会问题以及关于人的综合研究成了苏联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着重指出，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六年之中，在整个苏联理论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一种时髦。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关于辩证法本性问题、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科学理性问题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苏联学者独立地提出了互补性原理、科学的理想和规范、后非经典科学等原创性概念。如果无视这笔丰厚的思想资源，就是重大的文化损失。

距离《跋涉的理性》第一版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市面上早已是洛阳纸贵、难觅踪迹。先生在世时就有意再版，但因主编“文库”和“译丛”两套丛书分身乏术。直到今年清明节先生突发心梗、溘然长逝，再版一事终成绝唱。好在先生身后有一干矢志不渝追随其学问人生的弟子，大家在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孙慕天遗作出版基金会”，加之科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最终促成此事，以此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生前最喜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先生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苦苦求索的一生，是质朴仁爱侠肝义胆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厉行启蒙的一生，是知行合一勇往直前的一生。面对先生的骨灰，我们不禁洒下了热泪，但更要立志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

万长松

2019年劳动节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