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宰飞

哭，是陈亮亮在咨询室里最频繁面对的表情。

作为最早支援武汉的心理医生之一，陈亮亮跟随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月28日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40多天的工作中，80%前来咨询的医生护士都哭了。最快的一次，门一关，话还没讲，来访者的泪水就挂满脸庞。

2月21日，在国家卫健委安排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带领49名心理医生组成第九批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汉，5人一组，分别对接武汉10家医院，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针对武汉当地和上海医务人员开展心理援助。

“以往大家会感觉医生很冷静，甚至冷血，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自我保护。医生一点都不冷血，医生非常爱病人，但爱的方式不是抱着病人哭，而要用理智和技术去挽救生命。在这次抗击肺炎疫情过程中，不少医务人员出现了心理问题。”本批队员之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晨说。

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次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达约10%，医护是重点对象。王振强调：“我们希望尽快帮助医务人员处理心理压力，否则，现在只有20分的压力，累积到后面，如果在某个因素下被激发的话，可能会达到80分甚至100分。”

3月10日，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关闭，标志着战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心理医生们都感到，另一场心理防疫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折磨

武汉市第三医院八楼，陈亮亮和三位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护组成的心理干预团队，一天之内就把一间产科换药室改造成了“沪鄂心连心”心理咨询室，并在里面设置了一个“情绪宣泄区”。

咨询室紧挨医护休息室。就在布置过程中，一位护士数次路过，从门外打量，好奇又犹豫。布置完毕，她径直走了进来，成了第一位来访者。

这名护士之前就在产房工作，每天迎接新生命，内心很幸福。疫情暴发后，她面对新冠肺炎病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病人病情加重甚至离世，仿佛从天堂掉进地狱……说着说着便哭了。

疫情初期，30岁以下年轻护士心理状态不容乐观。一位武汉当地的护理部领导曾哽咽对陈亮亮说，手下近300个护士已在一线坚持一个月，有相当一部分人倒下。倒下的原因，有的是被感染，有的是劳累，还有的无法承受心灵的折磨。

“不想干了。”“等这事儿结束我就辞职。”这样的话，他听过不止一次。但陈亮亮说，这些都是人们在高压之下的应激反应，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

一位主动报名跟随医疗队来武汉的上海护士，起初踌躇满志，一心想用技术去帮助患者，但不巧的是，她护理的对象接连转为危重。

“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够？还是我哪方面没做到位？”她忍不住质疑自己。一个细节更让她难以释怀：有一天病人氧饱和度曾短暂下降，过了会儿又好了，然而就在第二天，她目睹了病人病情突然加重、去世。

自那以后她开始睡不着觉，工作很累却依然不想下班：“感觉只要还在病房工作，就在持续发挥作用，心里多少好受些。”可身体终究扛不住，失眠一周后，她向陈亮亮来电求助时，已自觉濒临崩溃。

除了聆听倾诉，认可对方的努力之外，陈亮亮提醒她：“我们的确是来救人的，但不是拯救者。下决心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不是说一人连续干几天不休息。援鄂过程应视作一次万米长跑，不是百米短跑。如果我们想帮助更多人，就要想办法去适应这里的节奏，坚持到疫情最后。而最关键的就是休息好。”

听完这番话，她释然许多，终于久违地睡上五六个小时。

而王振、张晨入驻的金银潭医院，专门收治危重症患者，不断的抢救、插管、告别……各种触目惊心的场景，对医务人员的内心冲击更为猛烈。

一名外地支援湖北的呼吸科护士长，遇到一个和儿子同龄的16岁病人，答应他帮忙打听同住金银潭的父母的病情。得知孩子父母接连过世的消息，护士长不敢告诉孩子，只能强忍泪水，用善意的谎言鼓励对方。几天后，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心电图也变成一条直线。

“我还能再努把力，我还能再加把劲，可是……”这名护士长走进咨询室，蜷缩在简陋的沙发椅上泣不成声，泪水沾满口罩。

“对医护人员来说，每照顾一个病人，哪怕照顾一分钟的病人，对他们而言都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外地医疗队中，大多数人是主动报名来武汉，生怕自己做得少了，心理上甚至出现替代性创伤。”张晨说。

盔甲

哭并不是坏事，而是情绪的宣泄，是正常的表达。有位护士长说自己从来不会哭：“我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阵仗都见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只是觉得对不起手下的护士们。”有时她明明已经不舒服，却觉得不应该休息，怕自己不来，会动摇下面的人的工作积极性。

但人就像弹簧，如果一直紧绷，很可能某个时刻断掉。陈亮亮打了个比方：对待内心柔软、经验尚浅的年轻医护，要帮他们穿上心灵的盔甲，而对待习惯“硬撑”的高年资医护，则要帮他们卸下坚硬的外壳。

“他们经验丰富、抗压能力强，但在这次暴发的疫情中也有需要宣泄的压力。比如中层干部，有来自院部的压力，但最开始人手和物资紧缺，怎么在暴发的疫情中合理排班？防护品等级不够，到底让不让医护人员进病房？我们要接纳他们的诉苦，肯定他们的工作价值，也要提醒他们允许自己休息、学会示弱，甚至鼓励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哭一场。”陈亮亮说。

2月21日夜，在武汉工作近一个月的上海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陈尔真，打算初步换10%到15%的人轮休。但即便是队长的他也承认，哪怕不上班，身在疫区，也很难真正放松下来。

他记得刚来武汉时，“就像个包工头”，每天挨个盯队员怎么穿衣服、怎么进病房、怎么脱衣服。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8人团队，负责设计院感流程、监督医务人员安全防护。每晚六七点依然是他最紧张的时刻，因为他会收到一条关于手下148名队员身体状况的汇报微信。

随着疫情进入相持阶段，陈尔真从最初担心队员安全，又开始焦虑怎么进一步提高救治率。20日深夜，一名病人情况不好，他和医生们商量救治，已近凌晨1点，直到病人情况好转，他才放心睡觉。

陈尔真早就习惯了忙碌。在上海，他每天也只睡5小时，但很少吃安眠药。来了武汉，他每天都要吃，停一天就受不了，睡4小时醒来，开始想今天还有什么事，又睡不着了。

王振团队抵达武汉后，专门对上海医疗队1652名队员进行了线上整体筛查，发现出现负面情绪的比例达到30%，比如失眠、焦虑倾向。

就连张晨也出现强迫的行为，每天不停洗刷双手，导致手部皮肤蜕皮。“为了零感染，哪怕蜕皮也要继续洗下去。”

他说，这些负面情绪，大多数人都可以自我排解，回到上海之后会恢复正常，但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会持续很久。如果现在没有解决情绪问题，或许当下没变成一个病人，心里会永远留下一个伤疤，未来某个时刻如果被激活，情绪就会失控。

出口

驻扎金银潭医院的上海心理医生们，现在平均每天要完成十几人次的一对一咨询，有人一次就够，有人多次才行，还要对他们定期随访。

张晨发现，有些人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或者明明知道但不愿表现出来，怕别人觉得自己脆弱，还有人想说却不敢说，担心自己的痛苦经历影响到其他人。

“现在有心理医生，我们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向我们倾诉。”他说。

此外，巴林特小组是另一种排解方式。这种由国外传入的医护团体心理辅导形式，简单说来，就是同事坐在一起，聊聊困惑，互相出出主意。

2月19日晚，中山医院在武汉驻地举行了第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这是大家来汉后第一次有机会围坐一起，但因为并非来自同一科室，互相之间略显拘谨。

一名护士说，因为不适应工作环境，出现心慌、恶心症状，不得不提前从隔离病区出来，导致其他人任务变重，内心很愧疚，向大家道歉。有人立刻安慰她：没关系，大家是个团体！应该相互包容，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实在不舒服了就应该休息。

还有位高年资护士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外科出身，对内科的很多设备操作不够敏感，很担心出差错。护士长帮她解惑：术业有专攻，和年资无关，没什么难为情的，不妨多请教其他内科护士，互相学习。

“相比一个人冥思苦想，大家敞开心扉，把内心纠结讲一讲，结也就开了。”护士长说。

前不久，金银潭医院也举行了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王振邀请一位武汉医生参加，对方回应不算积极：既然领导让我来参加，我就来吧，但其实我没事。

活动中，这位医生开始不怎么说话，氛围起来了，他也开始发言。说起之前朋友、家人生病，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一张病床，那时医院都住满了，就连他自己病了都找不到床，整个人哭得停不下来，压抑已久的内疚、自责和无助，瞬间爆发。

“他太难过、太需要抒泄了。”王振强调，和外地救援队相比，武汉当地医护人员更需要这样的机会。

在武汉三院，来咨询过陈亮亮的医护人员，之后大多没再来。陈亮亮会经常在微信上关心一句：最近怎么样？对方往往都会回：在上班，现在挺好的。

“医护人员本就是一个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抗压能力都比较强的群体。我们的存在，就是在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帮一把，就像是充电宝。”他说。

其实，专门给人“充电”的心理医生们，也有流泪的时刻。

陈亮亮听一位呼吸科医生说，有的重症患者意识清晰，还能说“救救我”，但整个肺功能已丧失，医生能做的并不多了。“这是一个事实，不是想法和感受，却给所有人实实在在的无力感。”他说。

因此，前方心理医生会每月至少一次联系后方同事，接受心理督导。所谓督导，就是由有经验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专业水平与心理素质提升，更好地完成心理援助的一种工作模式。

在武汉期间，陈亮亮的同事还经历了亲人离世，最后也在大家帮助下度过了低潮。

随着方舱医院关闭，部分医务人员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前期忙于救人，没有时间痛苦，最近心理创伤逐渐暴露。而一些定点医院接收从方舱医院转来的危重症患者，病人数量反而增加，医护人员的神经依旧紧绷——两方面需求，让心理医生们最近更忙了。

“我们打算尽快出一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方面的书，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除了医护人员，武汉还有太多人需要帮助。”张晨说。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