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疫殇忧思录 5：
这场灾疫究竟会给人类留下什么？
——身体政治观念的力量与历史意义
东南大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孙慕义
5 承担起身体世界大写的“位格人”：天使主义与灾疫中的白衣使者（上）
“一切热病已，种种毒药解。
……度脱一切罪，百前生所得。”（《商枳略奥义书》第六十八）
新冠病毒是否常存于地球，一方尊于自然，二来愿遂人意。但总会暂行平安。认可与自然争斗，比如疫苗、特效“毒药”、人类自我调动智慧研发其它方法，可使我们度脱眼下的一切不幸之事，求得复生。
我说的暂行，即是指“疫事”或灾疫，依然会再来；因为人类的行为、思想所依据的概念错误、人类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我们不可能根本违抗自然的节律和微生物世界的常态秩序或其生长造化的法则。生命从来不是完美的，身体更是常常存在不足；正如黑格尔所指明：“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不能独自地存在，不能对我进行抵抗，”但是，无论如何，人类还是应该永远不放弃“灵魂向善原则”，正因如此，柏拉图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灵魂与身体的自然是按着一定的完美之数来设计创造的。
这是中国的一段悲壮的、带血的、无歌尔泣的历史。
使此次全球性大灾疫能够最终逆转，其主体不是任何什么力挽狂澜的至高权力或超凡的管理者，而是各国的“人民体”以及人类个体自身集结的力量，其核心首先是身置第一线的、广大的人民健康与身体的守护者，那无数义勇的的志士仁医，被誉为天使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的爱的奉献，他们的名字与事迹必须刻录在我们的心中；他们没有惧怕病毒在难以预测时限的世纪暗夜对自己身体的威慑；他们以神性的医务工作不朽业绩，使这个世界重现光明和宁静。
他们用羸弱的身躯和强大的意志表达了：
“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有救。”
（Wo aber die Gefahr ist,w?chst
Das Rettende auch.）
他们是天使主义的伟大实践者。
截至3月15日为止，不幸殉职的46名医护人员；至3月6日全国有3000余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肺炎；驰援武汉抗毒前沿的医务人员共计3.2万余名；正是他们，包括绝大多数是我们不知姓名的、默默隐身的、秉气勇毅的人，用生命、羸弱的身体、不屈的精神，与灾疫英勇搏斗，面对生死，冒着谄媚的噪音与少数不作为官员拙劣的表演，他们没有任何犹豫，英武向善！他们用大爱至高的行动，把那些“权力至上”、唯权误国、成王败寇思想的人剥露在正义的光天之下；他们用身体的牺牲奏响了中华民族第二次身体真理启蒙的号角。
这些不能用数字标识的白衣使者，献出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行动是神圣的、透悟血色的思想与一次庄严的、观念启蒙的宣誓，它源自于反启蒙者终极政治概念的错误，那种一意孤行的价值观念的邪恶，使之在指挥行动中蔑视真理、掩盖真相、迫害发哨者和吹哨人，个别混迹于医学职业圈的长于在功利场与宦海中角逐者，或欺上瞒下，或唯权力是从，无视人民利益和生命权利；他们的“生命政治原则”是由谬误和不可动摇的权力理性作为基础，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限制身体自由，如马克思所指，其以暴力制御人民体的思想解放。
而这些真、善与美的白衣人，则不愧为播撒火种的、光明的天使！
天使，是上帝的使者，是一个承担特殊使命的精神体，作为神与人、天上与地上的中介，身负贯彻天命的责任，颂扬上天的荣光。英文原词（Angel）来自希腊文Aggelos。意为“信使、特使”、灵体；它超越人世间生命的圣洁灵物存在，亦称为“精灵”。天使在道德上应该异常完美，并且力大无比，天使肩负很多灵性的工作，完成光照人间的使命。它们传达上帝的箴言，通报喜讯和佳音，并且善于织筑美丽的梦境，给人以希望；西方的诗歌中，常常被吟咏为耶和华之子；天使分三品九级，上品为圣翼、圣视、圣座，中品为神权、神德、神力；下品则是天使长，统权天使、天使长、天使，分别有各自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它们生活在凡间，曾以人形显现，活泼、善良，呵护过基督的一生。西方文化中把天使设计和勾绘为带翅膀的可爱的孩童或少女，中文译家称其为“安琪儿”，至此，成为美善的象征。基督教典籍中，天使也有堕落者，撒旦是堕落天使的首领，与天使长米迦勒带领的正义天使在天上征战，这在启示录中有形象化的叙述，这就设定了人类要维护即得的良善，如果不加精进和努力，人和天使那种灵性也会被污染，以此宣表人必须时刻与心中的魔鬼争斗，必须克服和防止污秽的侵蚀，从而保持内在的洁净。
关于天使的教义学被称为天使学或天使论，专事研究天使的神学地位和神圣功能。天使使人类从实存概念中去掉感官慾望以及世俗的束缚，而使这个形象成为精神和智慧增长的理性成果。天使并非作为一种陪衬，它是对于人神之间空缺位置的一种有力的补充；就眼前这些无私奉献的一个个伟大的灵魂，我们就不能同意麦奎利否认天使是人的一种对于神圣物的追求的观点。麦奎利解析“天使主义”时，带有明显的偏见，这是一部分神学家们坚持的意见。他认为：
“‘天使主义’一词被杜撰出来，用来表示人当中虚假的精神性，表示一种狂妄的企图，要像一个纯粹精神和理智的存在物一样生活，要过度地依赖人的精神和心智的能力。这是人类实存的不平衡和歪曲，因此是一种罪。”
当然，圣经学很多经文显表了“天使主义”的危险，如果把天使对上帝的反叛以及后来连续的堕落的叙事集合起来，将会与世俗文化关于天使美好形象发生冲突，并且神学家会借天使的堕落的故事，表明精神的罪过比任何肉体的罪孽要严重和深刻，它们的傲慢，给人的存在确立了一条警戒线，就好似坚守在伊甸园外边的基路伯，不能越过规定的界限。
而我们取其积极与美善寓意，就必须纠正这种对于“天使主义”的针砭，为天使主义予以身体政治语境的正名，以阳光伦理的取义重新设定其正义与美好的形象；特别对于世俗社会与中国的公众来说，天使主义可以作为受限制的“上帝”的使者，它们对人类形成一种大爱和对生命或身体佑护的力量，解决困难，对人的生存给予助益，“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为人类的福祉、生命健康、世界的和平、应对灾难和人类伦理秩序的整全重建以及追求美好的真全社会而工作，为宇宙发展过程中人的存在而辛勤奔波。天使是为人的，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的实存者而工作，人从此不再孤独，始终有天使的陪护。天使应该是更高级的被造物，天使主义应该打开我们更加高远的视野，使我们能够看见恢复身体健康的生机和盼望，在他们的协作下，医学能够显现更多的奇迹，同时，“我们的思想也被引向了创造的浩大与丰富。”
医生的职业目标，应该是柏拉图所定义：他应该是“健康的保持和恢复”的实践家，而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用“救助”（help）替代了这里的“健康”；汉娜?阿伦特在评论柏拉图的态度时，一致认为，救助与守住健康存在冲突，医生的责任除了有义务拯救生命外，他们还有“其他义务”，允许无法治疗的人，如果他要求死亡，以舒适和尊严死去，而不是用永无保证的医术消极地延长无意义的生命。这亦应被认作作为天使的医者的责任。选择有尊严地死亡-安乐死，亦应是病人的权利；亦应是生命之道，亦应为善。
爱德主义与神贫精神，是天使主义的理性与信仰核心；是医疗行善与医学正义的基础。
医德源于爱德、爱德源于信德，只有从人的内在的信仰、信念、信心支撑的道德自觉才是最為可靠的，同时，信与爱是分不开的，是一桩精神物事的两个部分。疫情中爱的德行，有诸多种，但眼前的信息与人的作为，大多只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行动，只是爱的变现，缺乏信的支持。身体政治的结论是，我们的爱的成全之德就是信之德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觉悟，这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善理想。
海德格尔说：唯当真理在，才“有”存在——而非才有存在者。而唯当此在在，真理才在。医生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才去救人，而是职业义务使其自然地这样去做，这是医生这一职业赋予的“唯当的”真理；医生所以可称之为天使，就是这样的救人的“爱”的唯当的存在，是“il y a ”（“就在那儿”、“在”）不是“es gbt”（“在那儿”、“它给予”）,列维纳斯使海德格尔的这一匿名性意识返回一种道德性的原质；可以充分说明“医生”或“医务人员”职业的不必验证的“天使性”；以此引申无须讨论的“唯当”；医护人员在治病救人面前，永远“就在那儿行动”，他永远不会退出自身。医生是作为职业“医生”存在者，但他不等于“是”存在，是属于唯当救死扶伤的那种负有使命的人的存在者，他们不是万能的“存在”，因此，按着海德格尔揭穿巴门尼德对“存在就是存在”的秘密，人的义务应该是细心想想，“存在是否是以及如何是”这个根本。通俗地说，就是医生如何医病，如何完成和实现医生之所以为医者的使命；即医生就是“作为原因起作用与作为结果接受作用的那种存在者。”医生作为本质的“是”，在责任上来说，是担当或胜任的“有”（il y a）;但是，那种兑现真理的“天命”未必结果都是“如此真”，尽管“使命存于天命中”，结局却可能不是原“有”的真全，如果终局不是救活，是“回旋镖式的”行动生态的死亡，即说明或验证了“意识遭遇了不透明的、谜一般的世界”，这就应了列维纳斯的对“il y a ”的“没有存在者的存在”，或者如何理解人去“悖论性的存在状态”。那么，回到天使主义参融于医务伦理或身体政治的意义中，医生的职业理想、行动意识往往与其“给予”的那种救治身体的结局，不相完全适配，而即使是天使般的爱，也要成为作为结果接受作用的那种存在者。
医生的主德是全心全意地為病人的利益而去克服自我与其他困难，要到达这个自我修炼德行的顶点，必须用信德这一终极德性来统领医德，医德也是显现信德和爱德的的最好形式；对医生来说治病救人乃是上帝给天使的最好彰示荣神益人的机会。
天使主义就是借助于神学伦理在生命伦理学中的意义。天使主义的伦理是一种心仪的伦理，这就是爱的心仪，即这个律法都包含在“爱神和爱邻人”，我们索性把“神”的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医学之爱，是一种神圣的追求；天使的行為，他那些默默的治疗病人的业绩就是爱的心意的一种示范。爱神和爱邻人都是目的，爱人是具体化的爱，爱神是对这种行為的指导，有时可以作為一种对爱人的人的监控和勉励。天使主义使医务伦理学有了更準确的定位；天使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提供爱人的自觉训练方式和坚定的意志，其次才是去分析、评价、辨别生命科学研究的事件。保罗说，一切命令都包括在唯一的爱的命令之内；因此对天使主义来说，首要的就是要去研究医学中或生命科学活动中的“爱德”。因為承认有“暗中察看的父”[ 《马太福音》第6章第4节。]，天使号召人不自欺、不伤害、面对真理，这个伦理信条贯穿於一切生命活动和现象中。生命的道德训诫成為人的行為规范的重要内容，是由于爱德的修养是天义招叫和真理指引的过程。爱德精神是我们人类一种达到我们意识所能容纳的最大强度的极其强烈的动力和惟一的道义基础，天使主义就是替代生命伦理学对此加以论证，不仅在肉身生命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生命的问题上，解决生命道德和医学关系伦理的难题或困惑。
“我们意识的总强度是一个常量，所以当它的一个因素的绝对量增加时，其餘因素的绝对量必然相应地减少。……在我们的生命中，理智与感觉常常可以趋向弱化，以致同一个精神刺激可以同时强化这两者。”
医疗行善是天使主义伦理意识的主体，这个意识的强度佔据了医务伦理的核心，一切行為都必须遵循和受制于这个核心，并认识到具体行為不过是悔改和不断皈依的过程。精神决定意识，意识生发思想，思想培育理论，理论製造原则，原则分解為规则或规范，从而指导行动选择。而宗教是伦理精神的重要的源泉。神贫精神是最该医疗行為体现的一种精神，它比爱德精神更具体。尊重病人与公正的对待所有服务的对象就是对这种神贫精神的最好彰显。病人是医学知识贫乏和痛苦的直接承受者，他就是我们的“邻人”。在医生眼中，病人永远是一个弱者和贫人，他的健康被无情地掠夺，它所拥有的肉身和精神的财富减少甚至荡然无存，它需要我们的支援、爱、同情、帮助与最恰当的医疗。神贫精神是医生的执业道德灵魂，它也是生命伦理规范的基础。伦理指导是所有早期神学作品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神学研究成就使基督教成為一种伦理宗教，其伦理规条也同时与人的生命观念以及对上帝的尊崇联系在一起。天使主义框定神人重归于好之后，进入新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是人自我的一种再造与新生，在公义中与圣道同行，顺天爱人爱生命，就是天使主义伦理的生命，也是生命伦理的精髓。“灵魂学，或曰心灵的物质史，是道德哲学的基础。”身体政治与灾疫伦理学的原初应该具有宗教性，因此，应该接受天使主义，从而缓解义务与权利的张力。圣经末世论的基础是一种线性的歷史观，它用一种预设来区别於罗马、希腊哲学或印度教、佛教等宗教思想；它认為，人类歷史始终朝向更為高尚的目的进行，弥赛亚的来临预言了上帝的国必将降临，有形无形的创造、原罪的韜晦、以色列的被选、万邦同沐救恩、世界终极完成、受造生命转化為新天地中的生命。新约伦理主要围绕责任，其伦理命令与要求并不迎合实用主义的欲望，它规范人服务於社会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只為等待拯救的回报，而是作為一个义人生命的自然。学习圣人，分享他的生命、命运、爱德精神，人应该过圣善的生活，用积极的的态度等待理想国恒久的召叫；“这个观点在展望中把末世看作一种永久的召叫，召叫人们警醒、严谨、在世上负有责任感，召叫人们去和世上的邪恶势力作卓绝的斗争和具有生活的希望及欢愉的自信心……没有人能够推卸对歷史进程的将来及对万邦得救的责任感。”天使主义用神律伦理啟动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使生命伦理的自律性更加牢固，其约束效力也更加可靠。获得了这个基础，人们对於生命意义的理解就更真诚，并在俗世境况下接受生命存在和生命残缺以及生命改造或医治的过程。康德发起的自律伦理运动，不仅要独立于对福乐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且也要独立於上帝给人的命令，伦理的美善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有效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為人的生命和伦理本身的尊严，而不是為外在权威的意志。跨界的后现代伦理使功利主义、人性论、存在主义具有了摆脱绝对控制的条件，它们对正义的追求重新回到理性的基石上，其信仰只是一种情感的实现和保证的欲念，或者作為伦理标的的象徵。天使主义认為，理性不是人通向现实的唯一途径，人必须有直觉的能力感受崇高的指导和教诲：
“有些灵感不是从理性来的，而是来自人的心灵，获取这些灵感的手段与方法不是逻辑推理，而是静观内省。如果信仰被这样理解成直觉性的内省和对圣神的敞开心扉，那麼我们就可以讲人们需要信仰的帮助来获取伦理命令。”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理解的生命伦理学所难以包容的；有限的生命伦理学所追索的原理与原则都排除信仰与心灵的影响因素，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剖解人的真实的生命品性，其获得的语言与法则始终是片面的，而不足以解释和解决人与社会的基本问题，即使有某一种答案也不会令人信服和接受。生命伦理学忽视的问题，只有用天使主义的研究来补充，在此，可以借助这一理论，用一种创造性的、解放性的脉冲推动，使生命伦理学真正地趋向成熟。斯德克说，“理性自身不能分辨出人的本源和目的，也就更不能分辨出他的责任与义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伦理命令的展开与解释自然也就需要信仰的帮助了。”基督教神学对於信仰或信心与理性关係的讨论分為多马派、奥古斯丁派和特土良派，他们就理性先於信仰还是信仰先於理性，或是互无关联，进行了长期的争执。结论是首先把人创造的神圣体作為创造者，并在世界上建立一种结构模式作為基础，推导人在一个充满记号的世界中，成為世界本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人堕落之后，就必须在道的大爱和恩典中，向祂心灵所作的啟示之间，得到协调；如果没有这种协调、没有道的救恩、没有现实世界的记号与人的灵性的链结，人就没有能力过一种合伦理的和属灵的生活，因有信，才会有爱、有望，信仰如果失去理性，就失去意义，甚至不可能存有。人本质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情感和许多行為却常常被非理性所遮蔽；但宗教成為神学研究的物件时，宗教就成為一个理性的命题。生命伦理学通过此真理之道回归它的母体，天使主义则使人找回人类的家园。生命神学冲决人类行為“纯粹理性”的误区，解决非理性道德区域的理论难题，居于道德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透视人道德选择的人性原理，為生物学的人的行為和当代生命科学中的所有难题确定答案。
天使主义并非选择有神主义，但它尊重道德神学原理，接受天道的功能与积极价值；它把人和生物界的所有生命问题和生命现象的道德困惑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集医学与生命科学知识、信仰学理论、伦理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為一体，帮助迷失了方向的生命伦理学返回哲学怀抱中，在关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理论思辩和原理创制方面。
“人类不断地追求一种等级制度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的、超歷史的、普遍主义的人本主义。”
而等级制度又是生命伦理学最痛恨的一个社会境况，因為它与公正的理想公然对立。我们所追求的精英伦理与等级制度根本不同，它是对一种精选的少数人权威性的信仰；是一个被赋予特权的群体暂时独佔的领域，它从某种地位而不是它的文化立场，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以及信仰所形成的后现代文化影响，取得它绝对的权威性。学术研究从来是少数人的作為，而它的努力结果却是完好无损地还给大眾和人民，因此，“精英主义的所有最有效形式也是十足的平民主义”。每一个人都是等级主义者，每个人又都必须為消除等级差异而斗争；我们暂时容忍等级主义正是逐渐消解它的作用和对个体生命公平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伦理学就隐含了对优先秩序排列的技术判定。“民主不是没有等级排列的：相反，它包括给于作為整体的人民利益以特权，凌驾於反社会的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上。每个人都赞成关於价值的某种等级制度，这大概是关於自我的一种基本信奉。”霍布斯说明了上帝之道并不是指上帝的话，而是指有关上帝以及其治民之道的话，也就是宗教的教义，真理之道与天使主义集合在一起，变成一回事，内在的旨意是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并平等地享受自由；《使徒行传》中记载，有一位元天使对使徒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有关生命的话，这生命之道，就是永生的真理，而爱德精神则是永生之道的主题。
天使主义能够增进我们对于身体政治与灾疫伦理的历史哲学认识。天使主义表达了一种真精神，一种真境界；它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寄神諭而跡化生命，生命的法则就是信仰的法则，“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参考文献与注释
见亚当·弗格森著：道德哲学原理 ，孙飞宇、田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页。
参阅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62-63页。原文出自Rudorf Schnackenburg,The moral Teaching of the New Testament(Lodon:Burns and Oates,1967),192。
（摩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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