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疫殇忧思录 4 :
这场灾疫究竟会给人类留下什么?
——身体政治观念的力量与历史意义
东南大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孙慕义
4 普遍观念与普全的社会理想
传染疾病伴随人类至今天,存在特有的生态节律和文化结构,对于人类的道德心理来说,产生各种冲突实属正常。与疾病存在一样,这是人类的的一种生存状态,传染与流行,主要是社会交往过程中必然的一种关系的形式;过于亲密的交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语言、行为选择、情感沟通,都会给人带来利益和进化的动力,同时,也会发生由于交往所感染的病菌、病毒等病原体的传播,文化的传染附带了病原体的传染,人体的接触和亲密的相互交际,特别是亲情、饮食、起居以及性行为,会造成传染疾病的完全的、局部的、团体和家族内或两性之间的共同罹病,共同承受痛苦与生死考验。人为的交流打乱了病原传播的生态链与规律,而医学防治技术和科学,改变了这种疾病的本体结构,包括发病的自然表达和疾病语言叙事、传染病疾病谱都不断地变化。
自16世纪以来,每个世纪平均3次流感或其他传染病大流行,每10-50年就出现一次,发病率和死亡率不一,使得对下一次的预测变得更加困难。人类健康的负担加重、社会经济波动、所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对生产、商业和旅游造成影响。公共卫生措施带来的严峻的伦理学问题:如何公平分配有限的疫苗、治疗药物、最有效的治疗?由谁来分配以及何人或组织享有这种权力;医务人员的职责与监督、隔离、检疫和社会距离这些举措如何能尊重伦理规范?有关流感的计划和反应措施,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哪些责任?如何建立临时的权威和常设的国际组织、增强公众的信任和降低损失?
流行病学本身就应该置身于文化之中,也可以认为,流行病与它所造成的危机,就是一种身体政治文化样态。但流行病学者往往不能如同人类学家使用“自反性”(reflexivity),付出一定的精力来检省自己的学说、推论、偏爱和惯例,也不能自觉地从身体政治、生命伦理视觉或生命政策出发,追查疾病流行过程以及人们抗争行动中的伦理失误。“文化流行病学”的定义过于狭隘,除聚焦于健康相关联的行为作用外,对于信仰和正义内有足够的关注。诸如,对于平衡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的冲突、信息的充分透明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对资源投入有限的通报,从未取得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尊重每一位受到传染威胁的人,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个人喜欢而且是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的方式,规避瘟疫的侵害。
这一切,可以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悲剧中,获得实践理性审视和判断一个身体政治体系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要通过疫情中秩序的稳定性与应急处置实践危机的效力来求证;这出悲剧充满了慎思、推理、逻辑演绎、处理复杂关系的艺术以及调节价值冲突的智慧,有顺有逆,情求尽性,势求依理,不言有道,言而有信。《安提戈涅》提示我们如何体悟人类的生活过程,如何评价人类生活于特殊情境中的历史。教诲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慢慢地去学习“小心谨慎智慧”与运用解决复杂事务的知识;于是,我们就应该记住提瑞西阿斯的一句话:“慎思比财富还贵重”。
预防治疗优先权与公平获得治疗和预防,是疫期的重要政策难题,在个人与社会的效益或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优先考虑四类人员:重病患者;弱势和残疾人群;如果感染,有高度并发症可能性的人群或可能死亡的人群;生产和支持社会生活运行的骨干以及参加救治行动的医务力量(主要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同时,不应因性别、种族、年龄、地域、政治相关性、社会或经济地位等人群造成各种形式的歧视。
疫苗优先权范围为:疫苗与药品生产人员;医疗、防控、卫生服务人员;高危传染人员;感染后易亡者;老人、孕产妇、儿童、未成年人等。同时,为了他人与国家的利益,有必要严格执行隔离、检疫、边境控制和社会距离措施;国家有责任采取措施,将瘟疫对个人和社区的疾病负担最小化;并且考虑遵从西拉库萨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此外,不要将限制措施不公平地施加于特定人群;对易受歧视者,如少数民族、经济拮据者、老年、囚犯、残疾、移民和流浪者,尤其需给以照顾。其实,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超越伦理的界限,但又不能够不考虑特殊主义的允许和宽容,过度拘泥于教条的法文(legalistic)、无法无天(antinomian)都应服从于“具体的情境”(the situational)主义。这也正是为了多元化社会中,以境遇论进行具体案例的决疑。
8世纪后半叶丕平(Pipin)和卡尔大帝时期,人们开始对麻风病人进行强制性隔离,基本结束逃离城市的方式,政府颁布建立病人居住区,医生和神职人员委员会像驱赶瘟神一样,对那些人穿上怪异的病人服、戴上白色长带的帽子、面颊贴上符号,这种暴力隔离形式,对于传染性有所控制,但其严酷的措施,令人胆颤。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拒绝鼠疫爆发国家的所有船只入港,对于乘务员和乘客进行边检和控制,目的是将不良的文化、社会、经济、情感和健康后果减轻到最小,而伦理上的考量应该尽可能尊重病人和疑似病人的觉悟,他们有与正常人群自由旅行的权利,他们要求和健康人一样分享生活的快乐,并且对于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的麻风类疾病的患病者来说,是可以有权回归或形式上回归日常有序的生活模式。这里面必须考虑在不引起社会混乱和伤及他人的前提下,通过知情同意,适当给与其有限的自由。主要是谋求避免歧视与维护病人权利。
对于有症状个体隔离及其接触人员的检疫应该:把强制性措施应该放在最后;向隔离区域提供感染控制措施;确保隔离区的安全、人性化设置;考虑建立有效机制,处理潜在的经济、参与劳作或生产的后果;保护家庭成员的利益;重视法律援助和道德监督。
疫期的责任主要由政府予以政策体现,医务人员显然在前沿接受考验,践行道德、职业与紧急合同三重义务的同时,还应服从于“战时”的法律;政府必须确保救治人员的安全,并给与药品和各种条件的优先权利;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被传染的风险,同时给予心理支持和对于其家庭的必要照顾。
“医学之意义和责任的激进转变越来越被整合入国家的诸种功能和机构之中:‘正如经济学家和商人负责诸种物质价值的经济。……医生为了一种合理化了的人类经济做出贡献,并且他认识到人类的健康水平是经济收益的前提条件,这是绝对必要的。……生物性的实体和物质性的预算的诸种波动,通常是并行的。’”
灾疫是一种文化,与灾疫作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要照管好“民族的生物性身体”与安抚国民平安地度过艰难的漫长的疫期,依靠医学和医务人员的奉献和才智,并给与医务人员与科学家以极大的尊重与信任。一切文化部门、新闻媒体、机构和出版单位,在灾疫面前,应放弃一切商业属性和经济利益追求,以人道责任为己任,加入维护人民生命的共同体。灾疫文化透悟着人类本真的友善与信念,用阳光语言和文字,用影像产品和艺术作品来感染、教育公众和唤醒人们的良心。由真情的旋律和音符,撼动我们,编织上天给予我们的深刻的爱、信仰和对于宇宙间所有生命的希望。
除进一步完善灾疫伦理学学科理论,更好、更有效率地持续建设与发展灾疫医学,逐步慎密地创构灾疫政治学、灾疫哲学、灾疫法学、灾疫心理学、灾疫经济学、灾疫人类学与灾疫管理学等分支学科。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它可以称为“灾难医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联盟吸收所有关心灾疫医学的学者、教师、管理者、医务人员、干部、慈善家及社会各界人士,联盟以致力于灾疫医学的学科建设为宗旨,从教育、教学、对外交流、科学研究、管理、参与决策和立法等各个角度关注这个发展中的事业。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灾难和风险的球体,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破坏程度不一、各种类别与性质的自然或人为灾难,以瘟疫为主体的灾难,尤其强化着变化了的历史时代的意识,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具有灾疫伦理教育特征的许多议题,已成为我们行动的关键词:
灾疫,尚没有预防的最佳良策和预警的方案,尚没有最有效的避免明天可能发生的灾疫的知识和方法,我们还无法防止不规范研究和滥用的智慧;知识,尚没有成熟的灾疫学学科体系和科学的防灾减灾理论,尚没有和根本没有掌握应对灾疫发生的完整的文化、经济、教育、管理手段,也没有可信任的免除引发风险的力量;医院,尚没有有效应急处理灾疫突发的机制和熟练的管理人员和工作者;当然,“仅仅通过科学决定我们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懂得爱,“道德强迫我们像我们的爱一样行动;义务与爱面貌酷似。”人道主义理想尚没有抵制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对救灾款额和资源分配权力争夺的巨大兴趣的伪道德。
生命权力的根本指向,应该是保护与扶植生命;而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的活动;我们应该有效地使我们的社会“标准化”,而不仅仅为富有生产力、训练有素的“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的利益,使权力能够主要保护他们的“自然身体”,而不是因为国家的统治目的而只在于关注他们的“政治身体”;人的“赤裸生命”不是一个政治或生产财富的工具,不应视为以维护政治化权力政权机器,不可忽视“人民体”任何一个成员,他们的权益、身体的健康、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合理的需求和身体的自然欲望,都须予以基本的保障和满足;这是国家主义的难题,但又是绝对不可绕过的生命政治真理。
我们必须明确,“在真正的生活中没有集体的人这样的存在物,只有个体的人。”人的生存个体,以其外现的自然身体,是唯一生命政治或身体政治中的重要实体。人的个体化的身体自由,是由“任意性原则”所决定,国家应当尽可能尊重公民个体“行动流溢(emanation of action)”的选择,身体的尽管没有绝对非理性的选择权利,但只要不违背“人民体”和国家的标准公共秩序的规范,只要其身体行为没有超越法律限制,就应予以允许。
康德说:“人具有一种是自己社会化的倾向”,这就是表达了人的身体具有政治性,在一个政治化的气象和环境中,人才能够去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与价值,才能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生命才有意义。而这就要求,作为政治的身体,必须获得一种普遍的观念,它的观点、立场、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应该在法律、政治制度与道德体系中,得到承认;这一被称为“普遍观念”的观念,是“普全社会”构成的基础。一个理想的真全的理想国家,必然应该是公民普遍享有“整全”权益的“普权”(生存权、教育权、健康权、政治权等充分享有),而其中生命、生存、健康权利应该是“普权”中的核心,因之,以“身体政治”权作为最基本的权利,来支撑一个“普全社会或国体”,是这个真全理想第一要务。
在兹,我门宁可相信这样的预言,即使这场灾疫褪去,作为新冠病毒,却会永远存留于我们之间,如同其它自然的赠品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生灭与共。病毒与人类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寄生关系”,恰如罗斯的《瘟疫与人》中所述,聪明的病毒并非要最终消灭人类,而是要与人类最后达成一种共生与平衡,人类必须通过这些灾疫的经历,学会与病毒的“相处之道”。芝加哥大学伦理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一直致力于对于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运气和伦理的研究,她不认为“运气”在生活事件中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那些碰巧发生的不幸中的幸运,本是不该出现的灾难所铸成,我们不应该去抛开人的积极努力的因素,而去制造什么悲剧,好让自己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不可否认,很多灾祸是人在“行善或作恶”的过程中制造的,而不是什么“外在的偶然性”;其背后,显然有某种人为的失误或社会性因子,点燃了某一次灾难。就好似描述一桩惨烈的战争故事,使某位作家成为第二个托尔斯泰,这位后托尔斯泰本来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甚至根本不懂得什么写作技巧,也不具有什么才气。是否此人应该感谢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人类历史中,发生过无数不幸的幸运的事件,而我们不能从结局是否受益中来评价事件对人类历史与人民的意义,而那就会引导人去设法制造痛苦与不幸,并为发生的灾难而高歌;或是,为投机取巧者、为“恶”的社会获得辩护,而对那些因战争与灾难失去生命的人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与侮辱。不幸就是不幸,灾难就是灾难,不幸的幸运的悖论,如同索尔?史密兰斯基书中的“阿比盖尔和亚伯拉罕”那样的不幸中的幸运者的悖论案例,不应成为眼下这场灾疫空洞而歌的素材。正如作家阎连科言说:面对灾难,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结合这场瘟疫,探究它将给我们留下什么教训和经验之前,先就事件(或道德运气)影响人的卓越(品格卓越)方面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进行初步的讨论。第一,要关注活动和各种关系在人类好的生活中的作用,“这些活动和关系在本质上尤其经受不住命运逆转的打击”。一个理性而有思想的人类生活计划或设计,应该包括或容纳什么样的外在的、但又是构成浪漫诗意生活的因素,比如友谊、爱情、事业、家庭、政治活动以及对财产和财富的依赖,但这些因素本身是十分脆弱的,对于大多数人和一个人的大多数生命历程来说,事不如意或是脆弱的;按玛莎?纳斯鲍姆教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全身心地依赖这些因素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或是以此来如同买彩票一样的,去“恭候”自己的命运,这些事情的价值,还是源于“外在的善”,它们一时间可能成为你的生活目的,但它可能就会挤占了你的个人内在价值与外在资源,或成为你的“生命包袱”,耽搁了“好的生活”的人生,当然,由你来决定,究竟如何设计你的“理性的生活计划”。第二,在你为了好的人生去设计生活计划时,人总会表现出贪婪的本性,想把所有美好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均纳入自己的计划框架中,不想舍弃任何一个,但这就会是你的生活计划变动庞大无边、散乱、稀释,可能毫无章法地生活,最大的风险是,有些目标与活动互相冲突,如果你有找不到缓解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后,你可能就会以失败告终,或者,你收获的是最小的“善”,而不是卓越的。第三,我们作为人,最难以回避的就是人性中存在的欲望与身体的感官的本性,人常常把这些内在和原始的东西掩藏在理性的外衣内,平素在人际交往中有意进行遮蔽,激情活动本身也可能具有某种价值,但是,如果失去理性的约制,它们就会癫狂,没于德行上的堕落,你的理性计划就会被非理性的牵挂所替代,最后使你的“脆弱”征服了你的“善”;或者最后不得不如《斐多篇》中所喻:使自己身体的本质和由此而来的激情相分离,避开肉体,惟求自守。
概而观之,人类就是一个整全的悖论性矛盾的自然存在,就是一个普全的身体政治共同体,就如同大气一样,没有界域;因此,“共同体意识”必须予以强化,这就要从“世界主义”的身体政治观念获取力量,他应该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我们比任何时刻都更需要爱与友情,需要一种团结精神,我们要坚持为清洁的环境而节俭我们的生活,敬畏生命,而不是限域于无边的梦境,人类应以新生命政治这一人道主义事业作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我们以往需要反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使每个人都运用自身优良的身体政治风格、伦理品质和灵性资源,投身到艰苦但为人类永恒的福祉和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奋斗的工作中去,这一行动,将把我们带向未来,帮助我们尽快实现美丽的普全社会的理想,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
“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
但风吹过,天又发晴。”
电闪雷鸣的时刻虽然过去,那被放逐的理想和语言尚未来得及回归,人类在自然面前陷入长久的沉默;不仅仅是自责与懊悔,而是避免依然重复风暴平息之后,重复前一次错构的设计、模式与结局。
终然,概如《象》曰: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参考文献与注释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