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疫殇忧思录 2 ：
这场灾疫究竟会给人类留下什么？
——身体政治观念的力量与历史意义
东南大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孙慕义
2 身体政治学为关键概念的灾疫伦理： 制度伦理与身体伦理的冲突与衡平
每一位公民作为人的唯一的身体，并不是单纯自然意义的器官或机器，而是躯体和心灵的作为“完人”的概念的本真的主体。这一主体是以个人为单元合法地实现自我本真的社会存在，无论其是否能够完成心理物理学的统一体的自我还原，其人格都将与他所在的社会发生关联并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或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如此，外部世界，及国家、民族、社会与世界，就完全地接纳了这纯粹体验的与养成习性的“自我极”，而使之失去了心理物理学的身体的自然性，成为了躯体、心灵、人格的统一体，由此获得“自我”的价值断定和社会意义的现世性。
身体是人的存在的物质和精神方式，也是唯一的人的身份的表达和合法的意志载体。我们的一切情感、善恶的表意和痛苦或快乐的成就，都由身体接受。在通常意义上，身体即是人的存在，身体就是“我”。
医学中人的道德行为和人的道德困境，即是身体的伦理和身体的关系的显现形式；身体表现和显示了人对现实世界介入的个体化。身体是诸事物指示的归属中心，身体自为地存在，具有一种自由性和散朴性。身体是我们最熟悉的物质存在，而又充满了新异和未知，因此身体几乎包容了自然的全部奥秘，身体赖于心而给我们提供了脸面、肢体、器官和感觉，它在空间中化生，又在实践中消费与衰老，在自然中陶造，又在自然中毁灭。
身体只有与身份建立关系，身体才有意义，身体才属于个人的定义，身体才为“政治”提供了机会。身体承载着生命，对生命是否存在、是否完整、是否健康负责，并提供各种信息给“我”；通过身体，自行或借助医生，判断是否患病、是否需要治疗、是否快乐和濒临死亡。那么，身体不仅是人的一个部分，或应是整全的人。身体在一般意义和传统上，就是人的有形的体，或者说，就是人，就是人的全部。活着的人的身体，也就是身体政治语境、社会学或人类学语义的人的生命的存在，人与身体不可割裂。
我们把生命政治转化为“身体政治”，是因为：
“生命代表着诸意义的总体……。生命是他人的作为基础的身体，与作为形式的身体对立，而作为基础的身体不再能被他人的自为暗含而非位置地把握，而恰恰是能被我明确地作为对象来把握：于是在宇宙这基础上它表现为有意义的形式，但是仍然是为他的，并且恰恰是作为基础的基础。”
身体与事物是一种对象关系，身体与生命不同，它能够明确地作为一种散朴性的自为的存在，“身体表现了我对于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身体可以直观地感受世界，是具象的“人”的现实存在；它没于这个物质的世界向言说者显现，显示出“我”是一个清晰的实体；人通过身体进入世界，与他者相对应底存在，存在的原则是“关系”；身体是患病的主体，是行动的核心；而生命往往属于全体，只有身体属于“我”。身体政治作为新生命政治，能够更鲜明地摆脱科氏生命政治的历史性误读，也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相区别。
可以说，地球生态圈中的任何生命体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都不能说是什么错误或者是生态意义上的事故。但这也不能就说明，每一物种具有道德能力，或者说都是善的存在。存在不一定善，善不一定必然存在。自然的对我们来说，只是具有接受的意义。
“道德能力的主体应当是观念，观念是解决一切难题的万能钥匙，道德能力与个体的或个人的伦理思想毫无瓜葛，和纯正的血统也没有关系。它（观念）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是道德能力的中心。”
造成瘟疫的病原体是物质实体的存在，但作为伦理认识就需要一种观念，面对微生物引发的灾难，每人都有各自的行为选项：“一方面隔离、消毒、医学防范、祈祷，或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可以出逃、发怒、惊慌失措、遵章守法、或坐以待毙。价值呈现于不同的选择：生命与财产、工作与安全、慈善行动与政府机构。”这就存在一个如何选择才是“道德的或善的”的问题，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以直面作答。
而身体政治学则必须指明如何进行“道德的或善的选择”。
即如是，当下的现实已经催我们清醒。我们没有一个防范新冠病毒类似病原体的能力与体制，惊慌失措的人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止扩散或蔓延的黄金时机，各种政治机术与心绪、惧错情感、猥琐的官话谎言，扰乱了早期防控动议；人为干预行动生态环境，把本可以扼杀在潘多拉盒中的瘟魔，释放出来；结局是，一时间，所有人都被卷入互动-反馈作用（inter-retro-actions）的游戏过程中，我们的思绪刹那完全陷于混沌之中，甚至偏离我们的政治意志。最初的与事实相反的“人非传人”的口令与行动像一把把回旋镖（boomerang）快速返回来打击了这场掩情伪言的发动者，这是反刍于我们的事件哲学与行动生态学的深刻教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风险”这个幽灵似的概念已从纯粹技术和经济学范畴扩展为社会理论的范畴 ；当代社会的利益分化 、权力冲突以及由于突发事件的伦理纷争也开始被这个幽灵威慑 ,“风险社会”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狂飙时期的说教,透过后现代文化传媒的漂浮性和无数做秀者的符号话语，一再发难于我们 ；由是，我们不仅应从社会机体的角度 , 而且应从与生命政治或身体政治相密切关联的制度伦理、社会结构、乃至历史哲学的视界 , 严肃而认真地审读现代性社会的危机潜能 ；反省和检讨我们的行为、生存方式、文化偏好和愚蠢的习惯性政客顽疾。
当基因操控（genetic manipulation）业已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与产业的今天，新生物学的革命，发生了令人兴奋的变化；尤其人工智能引领的与过去时代的断裂，带来了文化人类学、神经伦理学、身体政治学的“界槛”暴力，这一观念似乎突然割断了我们与传统“神圣生命”理念的联系；随之，人的身体品质必须接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生命（zoē）与生活（bios）之间、活着（zēn）与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eu zēn）之间的对立”，对我们的生命或身体政治的生态，将发生剧烈的影响或干预。同时，也为国家政治情势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不仅仅是不良饮食方式的生活表象，就编辑婴儿事件，或者与病毒基因改造的所谓“人工生物武器”的可怖设计，不管事实与否，都为我们平静的心理、情感、社会生活秩序，造成威慑和联想。
在中国 ,在大灾疫阴霾笼罩的今天，身体政治从没有像今天变得这样有意义，有如此关乎每个人生命安全的现实内容 、有这么惊心动魄的感染力、冲击力和说服力, 身体政治学正引发我们 对灾疫防控与应对制度的思考。倘若我们能够明确并可以学会操控生命政治的权力管理技术，如同巴迪欧所阐述的，“让尚未被计数的东西可以计数为一”，或者同意巴氏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之可变又持续重复的破解：
“政治并不是旨在设计社会蓝图的程序，而是试图摒弃和消除主流状态的运动；政治就是被情势及其国家式再现认为在政治上并不存在的主体的解放性的起义。”
事件说明 , 大灾疫防控的指挥者，特别是全局的权力负责人，应视“身体或生命政治”为“政治”的核心，而非没有内容的空心化权力政治；阿玛蒂亚?森的把公民权利平等中的健康，作为“政治证成”的内容之一，其目标就是国家的能力理论，围绕对于公民身体权利的尊重。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证成线路，从罗尔斯的伦理学证成方法入手，运用“反思性均衡”（reflective equelibrium）,求得社会正义为主体的健康权利平等的合法性。
身体政治或“卫生伦理”也和政治一样制约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形式与价值取向 ,并提供调节具体社会制度环境的道德秩序的理性基础,它在突发灾害和风险面前将以决定性的功能压倒一切 , 成为平衡各种利益 的天平 ；它不仅能刺激我们的生命警觉 , 而且可以激活我们的制度警觉和身体政治警觉。身体政治与生命伦理的风险已远远不只是一种技术或科学上的风险, 而更是一种当今社会政治或制度的风险, 其中还包涵预警人类生态与政治危机造成的灾难。我们必须避开软弱无能的修正主义，大疫之后，最应反思的是应如何生产出“不实存之物”，以介入到未被再现和未被计数的场所中的机制，即那些“事件位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重新设计共和国的健康社会蓝图的程序，完成与往昔不完备、不切实际、不随人愿的“主体解放性起义”。
卫生活动不是一项典型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 , 它是一项具有福利性 、社会性 、政治性的公益事业 ,它是由政党与国家始终干预的伦理性科学事业与技术性服务行业 。公民享有基本保健和享有生命安全一样, 是国家的政权秩序和国家政治理念的基础 ； 稳定不是虚幻的，不是虚伪的、不是对于内生性冲突的掩饰和封埋；身体政治及其健康保健伦理、灾疫伦理具有极其深刻的制度伦理和政治文化意义。一个国家公民身体真实情态以及与其相连接的医疗保健制度其实是修茸和维护公民民主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秩序机制的重要部分 ,它的特殊经济生产形式旨在保护政党的权力和社会的安定 ,并具有无法掩饰和替代“ 太平盛世”的象征意义。公民健康安详是一种形象 、一种自信、一种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 ,体育竞技奖牌的数量并不与国民健康素质 、卫生保健水平成正相关 ,卫生关切在任何 时候都比温饱关切重要 ，“健康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自从20世纪 60年代肯尼思·阿 罗、塞尔玛·马什金等一批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革新者关注医疗机构 、组织和卫生政策与制度的研究以来 ,卫生经济学在西方已成为一种生命政治学与制度伦理学 ,许多学界人士公开批评不重视卫生经济政策的行为 、卫生投入过少，并提醒必须警惕把虚幻的政治伦理置于身体政治与生命伦理之上可能导致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卫生经济伦理学又应该成为生命政治学最重要的理论分支。
任何成熟的政策制订人,都不可无视卫生事业的重要价值 。托马斯·莫尔,这位伟大的欧洲狂飙时期人文主义战士,在他1516 年写成《乌托邦》一书中 ,以非常显著的篇幅告诫乌托邦人要“ 把卫生健康当作大事来抓”；他还强调:应“注意维持公共环境卫生,以防止空气污染,防止疾病流传。”被誉为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颗明珠的德国人约翰·凡·安德里亚于 1619 年出版了他的著名的《 基督城》 ,他一再劝慰 :
“我们一定会重视医学，其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医学把长寿献给我们 ,或者用它与死亡相抗衡,而是由于我们非凡的上帝一直希望 ,通过他的创造物和他们所产生的效用,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而我们的政治思维和制度伦理却与生命伦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从政策与制度上,一直未对卫生事业的发展给以应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热的同时 ,许多人对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十分冷漠。制度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突还表现在一些官员的作风上,为了所谓大好形势和主流气象 ,掩盖卫生改革中的负面问题,已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定势和习性 ,也是官僚主义制度伦理流毒；因此 ,缺乏诚信 、报喜不报忧 、歪曲事实真相 、瞒报漏报 、剥夺公众知情权 、消丧做喜、噬血为饼、追求虚伪繁荣的行为再三贻误疫情 ,当下，已经酿成全民族的灾难，并已成为2020年全球重大灾疫事件。
2019年最后一天凌晨1点半，李文亮这位疫情的“吹哨人”，被接到武汉卫健委问罪，嘱其承认造谣的错误，并要求写一份“不可外传”的自我批评材料。随后，正式发布“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的通报。就是这份通报，异常罕见的因为”求稳定、顾大局”蔑视身体政治权利、屈尊于生命权力暴力的”真情进谏“，被扼杀在摇篮里。由此，依然是一派”祥和的太平盛世“假象，继续麻醉着市人；曾经从12月8日起，就应该开始警觉的绝大多数武汉市民；就在元旦当日，为了这样的迎接新的十年、千万之众玩赏和憧憬于市长的远大城市发展美梦之中时，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又宣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这两则代表政府的“公文告示”彻底遮蔽了“真理”的呼声，人们只是蛰伏于疑惑和暗自心殇，到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距离12月8日那个就该采取应对措施和有效防控行动的黄金时刻，已经足足过去了宝贵的22天！这段时日，每分每秒，病毒都在蔓延和传播，而1月3日，李文良再次被传讯，签署了属违法行为的《训诫书》。这个可标注历史的、悲情的事件，既荒诞又荒谬，其中谎言和欺骗在政制结构内有一个完全连贯性的纽带，被某种统一体和分裂的生命权力主体所控管，这个运行中的身体政治形态，拒斥和压制了真相的独白，充分显示了灰色政制的概念与赘余的权力实体功能。1月6-10日、1月12-17日，分别召开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期间，当事主体严令，不准出现任何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直到18日恢复有限疫情通报时，事态已经呈燎原之势；到钟南山院士1月20日与央视新闻连线中肯定“人传人”开启转折点为止，中国经历了多么曲折和惊心动魄的一段“漫长的、煎熬”的黑色诡异的历史啊！
身体政治的“解缝”（desuturing），终于选择钟院士这位最合适的、德智配位的真理程序运行人，他的话语与告诫，作为一个转折，开始使问题向好的理路转化，彻底失灵的“疫期防控体系”，开始在一片不堪的破碎瓦砾上重建；人民重拾起信心和勇气，在科学的观念指导下，人们不得不完成一次对于虚言体制的断裂，借助身体政治意识，把握抗疫行动的变局。正确思想的专有人不只是保持自在状态的名头（bloser name），而是能够及时反应并获得回归真理、叙事“变格”的理由，做出清明的决断。
为了解决身体政治观念中的问题，避免第三次再踏入同一条汹涌的错过最佳防控时机的灾疫河流，有必要再次议及医疗与预防这一直使我们忧心忡忡的关系 ,它纠缠我们并使我们困惑已近半个世纪 。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有许多值得世代夸赞的优良美德 ,但又沾染了许多不诚实的毛病；我们执行了那么多指示 ,惟独“ 以预防为主”、特别是对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缺乏足够的重视以及对具体布局、投入、人才配备等方面的严重失误。我们从行动上，从未被看作“重中之重”来执行,但又始终在口头和书面上这样说着和写着；立法 、管理与计划部门在行为上的“重治轻防”已成为全社会的身体政治、制度伦理和政策心理误区 ,产生诸如经费投入不足 、人员与资源使用不当 、机构设置不合理、全员预防意识淡漠 、利益分配不公正等已形成的卫生体系与医学教育模式中,一直是 以临床医疗为主 、预防为辅的两条线路 , 这一认知已固化 。此次灾疫事件彻底暴露了我们二元防控机制与体系的弊端，作为事业性质的防控机构没有权力发布疫情信息，而政府及所属行政管理部门常常出于惯性的“偏执病态的生命政治”思维，更多考虑环境稳定，而不敢擅自为主，及时发布信息，实际上这就严重地浪费了本已在世界占有优势的直报系统的资源，同时伤害了灾疫防控部门的工作热情；尽管我们的防控体系指挥调动能力十分强大，在制度暴力之下，就显得极其羸弱，甚或不堪一击。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一直把这一权力和责任，交付给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在一个已经成为常态化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道德体系、社会观点、心理倾向”的普遍观念的背景下，难免不出现这一赤裸生命式的悖谬，使人的身体，成为至高权力屈服的替代者，身体安危也就与赤裸生命紧密绑定，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工具，或者多年来形成的顽固的主体身体漠视“个体身体”、“个体身体不过是向权力屈服的载体”，并因此而理所当然地牺牲或无条件奉献个人身体这一“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使之成为如霍布斯思考“把人的自然身体同他的政治身体区别开来”那样，而把公民的疾病与健康、生命安危与“城邦”的利益捆敷在一起，自然身体也不应该成为“城邦的身体，即所谓政治部分的身体”。否则，又将倒退为“让你活（let live）并使你死（take life）”的一切服膺于“主权者手里的至高权力”的古典时代。
因此 , 预防为主的生命政治或身体政治方针，在此可以由公共卫生伦理政策作为引领。如果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育主体的话，那么，生命政治或身体政治就应该是“政治中的政治”。而遗憾的是，广大的卫生官员和医务人员几乎没有预防为先、治疗为后的整体卫生的决策习惯和行动意识 , 甚至要不是2003年非典袭来，很多人已经开始着手裁撤“疾控中心”这个部门，这个部门恰好是一个看不到其作用时，恰好是它的工作出色，而一旦要发挥其显性作用时，恰说明大灾大疫临头，其祸已不可收拾。目前，疾控部门面临着机构属性、发展前景、疾控队伍空心化、人才外流、人员待遇偏低等窘况；，有媒体称，有些省份除省属疾控单位保留外，其它各级疾控部门均将被整合。由此，一些疾控、预防保健部门也置本职于不顾 ,为一 时利益 , 实行一系列串位服务或经营 ,开设治疗中心, 低层次定位上进行无序混合 ,有些地段与乡镇卫生院把防保任务视为包袱 , 欲弃不能 。这一公共卫生伦理始终被制度伦理挤压, 而在伦理学研究中 ， 公共卫生伦理学几乎没有任何学科地位 。医学目的全球大讨论运动的发起人美国哈斯廷中心哲学家 、伦理学家丹尼尔·卡拉汉(Danniel Callahan)在介绍医学目的(Goals of Medicine)的背景时说 , 大量的钱花在高医学技术 、企图消灭任何一种疾病和死亡上是一种错误 , 医疗正蕴藏着一场危机 。人类必须重新考虑是否把大量有限的卫生经费投入这种很难有价值的研究而忽略初级卫生保健与公共卫生事业的政策 。以预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 , 是一次反对“ 现代”的后现代生命伦理运动。预防保健服务本身包含着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感 , 充溢 着传统的生命伦理精神, 它应由国家组织 、控制与管理 ,不能进入市场 。由于预防工作的隐效性 , 产生许多阻碍与误解 ,过度经济主义极力予以排斥 , 如果决策人不肯花费更多的资金去换取缓慢的 、内在的 、隐蔽的效益 , 这就提醒决策人必须高度警惕可能出现某种危机。没有人怀疑 , 使全球经济风貌和文化品格发生改变的市场经济的力量 , 或许市场能最佳地理解为允许个人进行选择的一种途径即促进由公开的 、私人的自由竞争而使物质最有效地分配的一种途径, 并通过公开和私人竞争改正供求行为而设计的激励和遏制因素的一种方式 。市场导向重视了一部分有能力和有经济实力的病人为了有更多更有文化或审美情调的多元的选择 , 医疗市场开拓了一个十分开阔和撩人心扉的空间 。市场满足了政府缓解经济压力的部分愿望 , 迫使病人和顾主承担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 。市场给予医学以更大的可能性 , 但同时却孕育着更大的风险。它创造了扩大个人选择的机会 ,发挥价格控制和更充分的经济效能 ,以及刺激技术进展与有经济实效的革新, 尽力满足少数富人的畸形医疗文化需求 , 但它却损害了政府最重要的神圣职责 、公众形象和信任 ,尤其压制了预防系统的生长与健康发育 ,无法保证所有人最低水平、体面的基本医疗保健 、监察质量和卫生职业道德标准 ,明显地剥夺了大众的健康利益和削弱了应对突发灾疫的社会控制能力 。异己的经济价值一旦引入医学 , 必然危及医学慈善和利他的固有道德宗旨 ,商业性使总体病人选择减少 ,公共性受到限制 , 医疗保健在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缺口被扩大；依赖于政府的公共卫生部分被削弱 ,而商业上被鼓励的高利润 、高收费 、高科技的“富人医疗保健”却日益增长；较低技术强度的预防疾病和初级卫生保健计划横遭冷漠；商业上虽然有吸引力 ,但远离医学伦理传统 ，不符合身体政治普权的法则。
2003年我们创构与率先提出的灾疫伦理学（ethics of calamity and pestilence），应该是生命政治学或身体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灾疫伦理学重点的研究内容有：灾难与重大疫情的道德哲学与文化；灾疫伦理关系；灾疫相关的责任和立法；灾疫控制与预防的道德问题；灾疫伦理责任；捐赠救助的伦理；灾疫的国际协作组织与合作；灾疫伤亡赔偿伦理；灾疫自救伦理等。灾疫应变能力与对于灾疫政治的理解，是对于国家生命权力执行人与各级公务人员水平的重要测度。
对重大疫情的预警应是政府的重大责任，卫生部门已经能够代表政府的权威，非特殊情况无须国家最高领导出面具体处理或身临第一线解决问题，科学合理的指导意见和防治方案正是职能机构的工作；政府不仅承担协调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关系，还应有机地调动公共服务系统，并且统一有序地控制非常时期的人口流动，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强化信息透明度，维护公民对真实疫情的知情权，但必须避免过分渲染与哗众取宠的舆论误导，新闻媒介没有必要长期全篇累牍地进行无节制地做秀似的报道，如此会因引发公众心理恐慌造成更大的损失。值得关注的是，法律应有伦理依据，强制执行或颁布某项政令不能情绪化，对于执行隔离者必须有科学和法律根据，强行隔离者必须限定在已确诊、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对于来自于疫区但无任何可疑医学指征的健康人没有理由限制其自由，由于“过度反应”造成的干扰社会正常生活等负面作用比疫情本身损失更大；公民、特别是官员、管理人员必须克服对患者及其亲友、密切接触者的歧视心理，必须避免出现来自疫区的所有居民、医务人员及其家属被歧视冷落甚至拒绝为之服务的现象。爱、尊重、公正从来都是具体的，在灾疫期间更应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与注释
（未完待续）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