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①]   潘绥铭[②]

 

摘要：以2010年全国14－61岁的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为基础分析：自报的使用过新型毒品的比例、使用者的社会人口特征、传播性病的高风险性行为状况、安全套使用情况、自报的性传播疾病的比例，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新型毒品使用者在上述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显著的高风险之中，值得社会高度重视。

关键词：新型毒品、高危行为、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

 

 

新毒品[③]的使用已经有一些研究，但是都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没有总人口代表性的。[④]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18－61岁的总人口的随机抽样的调查结果[⑤]，试图分析中国人使用新毒品的总体情况以及与风险性行为、自报性病(STIs)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10年4月－9月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继2000年和2006年之后进行的第三次历史比较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为县级地理区域98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124个）与农村的行政村（36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总计获得7196个有效样本，应答率为72.1％。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的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笔者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尽我们所能地为被调查者着想，千方百计地避免“假数真算”。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进行了加权，权数为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⑥] 统计分析使用PASW Statistic 18软件。

本文所说的新毒品使用，是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是到目前为止的累计情况。

 

使用新毒品的发生率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920人，其中滥用冰毒、氯胺酮合成毒品人员36万。[⑦]

在我们的上述调查结果中，报告自己使用过新毒品的人，加权统计之后占18－61岁总人口的1.91％（136人，标准差.137）。但是其中最老的是50岁，因此使用者在18－50岁年龄组中就占到2.47％（136人，标准差.155）。

到2008年12月31日，中国18到50岁的总人口是5亿2389 万人。[⑧]如此计算下来，其中的新毒品使用者就应该达到131.0万人。考虑到5％的抽样误差，最低数字也应该是124.4万人。这一数字，是政府的数据的3.46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所说的登记在册的数字其实就是警察抓获的新毒品使用者的人数[⑨]，但是这样的人是很难抓获的。[⑩]

上述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女性吸毒人员占15.4%。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是16.9％（23人，标准差.000），比政府数据略多一些。这也是因为警察更难于抓获女性新毒品使用者。

中国政府的上述数据中：35岁以下人员占58.1%，但是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新毒品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29.6岁（标准差7.70; 中位数29），其中18－34岁的占75.1％。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政府的数据，也是因为警察的抓捕的能力有限。

 

什么样的人在使用新毒品？

 

由于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新毒品使用者最老的是50岁，因此本文将只分析18－50岁的人口的情况。

我们把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的8个社会分层变量与是否使用过新毒品进行卡方检验，首先得到交叉表（加权统计）：然后再进行Logisitic Regression分析（因变量是二分变量），以便发现哪些社会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由于女性中只有0.8％（N=23，不加权）使用过新毒品，因此我们只分析18－50岁男人的情况（N＝3012，不加权）。结果如下：

 

表1：使用新毒品与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的回归分析

 

通过表1的分析我们发现，在8个常用的社会分层变量中，只有婚姻状况与每月收入这两个社会因素是显著相关的。也就是说，使用新毒品的主要是非婚的、收入高的男人。

同时，由于上述8个变量基本上都是分类变量，所以也使用了决策树的分析方法（Target Category）；发现了相同的结果：非婚的、收入高于最低40％的男人的Gain Percent已经达到58％，再加上已婚者，Predicted Percent Correct就可以达到100％。（Risk＝.044；Std. Error＝.004）

 

新毒品使用与健康

 

表2：使用新毒品与健康行为的交叉分析

 

表2显示出：新毒品的使用不但与喝酒抽烟显著相关，而且给当事人带来了显著的心理不良状态。

 

新毒品使用者的风险性行为

 

这包括：（1）多伴侣性行为；（2）安全套使用情况；（3）STI的自报发生率。

 

表3：使用新毒品与各种多伴侣性行为的交叉分析

 

从表3中我们首先发现，新毒品使用者的风险性行为不但比不吸毒的男人非常显著地多，而且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性关系中都是如此。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情况。

上面的表格按照F检验的值，从高到低排列了新毒品使用者的风险行为。其中，新毒品使用者最显著地增加的那些风险性行为（交换性伴侣、多人性交、同性性交与卖性）也恰恰是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最大的那些行为。也就是说，新毒品的使用给艾滋病传播带来的新的风险的程度，比我们这里列出的各种数字还要大得多。

 

表4：使用新毒品与安全套的使用

 

表4说明：新毒品的使用者仅仅在长期性关系（婚内、同居占56.5%）中才更多地使用安全套，在非婚性关系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可是他们参与各种非婚性行为却比其他人显著地多，因此他们目前的安全套使用程度，一点也没有减低他们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表5：自报的STIs情况

 

结论

 

以上情况说明：新毒品的使用极大地增加了性病与艾滋病的传播可能性。

可是目前中国的预防工作还主要集中于注射吸毒者，这非常不够。

 

 

参考文献：

Degenhardt, L., Mathers, B., Guarinieri, M. (2010). Meth/amphetamine use and associated HIV: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1, 347–358. 

Fang, Y.., Wang, Y., Shi, J., Liu, Z.., & Liu, L. (2006). Invited review: Recent trends in drug abuse in China. Acta pharmacological sinica, 27(2), 140-144.

Huang, K, Zhang, L., & Liu, J. (2011). Drug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rofile of Chinese drug users in a metropolitan a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forthcoming.

Jia, Zhongwei, Wang, Wei, Dye, Christopher,  Bao, Yanping, Liu, Z.; & Lu, Lin. (2010).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w-type drug use and 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36(2), 130-133.

Li, J. (2009). The situation of today’s Chinese drug user [Electronic version].  Renmin gang, 31 May 2009. Retrieved on 3 January 2011 from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56443/156446/9385278.html

Wang, H., Li, G., Brown, K., Smith, K., Jin, X., Dong, R., & Wang, N. (201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for HIV infection among Beijing drug users in different setting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13,37-45.

Wong, F. Y., He, N., Huang, Z. J., Young, D., O'Conor, C., Ding, Y. Y., Fu, C., & Arayasirikul, S. (2010). Migration and illicit drug use among two types of male migrants in Shanghai, China.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42(1),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