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幸运儿。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我正式搞科研开始，就离不开同事、学生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我们是踩在别人肩上过来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下些什么，让后人踩在我们的肩上继续向前……”

记者手记

韩济生，神经生理学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每次看到他舍电梯而一路小跑着上楼的清瘦身影，我总在问自己，他已经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体内何以会有这样充沛的热情和活力。一次，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的讲台上，面对700余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留下这样的“赠言”，其实，那也是他自己医学人生的真实写照：“做事先做人，做人要双赢。新生儿进入人世只会哭，饿了哭，痛了哭，只顾自己，这是非条件反射。渐渐长大，有了条件反射，又有了思维活动，开始考虑别人，考虑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有了奉献精神。我们提倡的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也不是单方面的奉献，而是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到周围群体的利益，办任何事达到‘双赢’，才能持续发展。”

“勤奋是鲜花，机遇是蜜蜂。蜜蜂不一定光顾每一朵鲜花，但它肯定不会去寻找带刺的荆棘。当勤奋成为你的习惯时，从你内心流出的蜜汁会使得蜜蜂不由得不来亲近你！”

“事业是树冠，健康是树根。最近我从青海和西藏访问归来。当汽车行进在浩瀚的沙漠中，人们只看见一种植物——红柳。它的茎株只有一米高，树顶露出美丽的红色。为什么红柳能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因为它的根深达到几丈，所以能从地面深处获得水分，营养自己。你们在3～5年繁重的学习生涯中，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充分吸取各方面养分，才能像红柳那样茁壮成长！”

一番肺腑之言赢得年轻学子的热烈掌声。

韩院士非常忙，“抓”住他采访十分不易。眼下，他与哈佛大学合作，已申请到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一项重点科研基金，以探讨“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是否能为可卡因吸毒者解除毒瘾；今年6月，他又与吴阶平基金会、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禁毒委合作，意在发起声势浩大的绿色戒毒、防复吸工程……

半个世纪的科研路，他在针刺麻醉、疼痛医学、戒毒治疗等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许多人想当然以为他该如释重负、安享晚年了，他却摇摇头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只能是针刺原理研究中的沧海一粟，更何况从20世纪末期开始，针刺疗法已愈来愈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拨巨款在全国设立了10个研究中心，来头不小啊，作为针灸发源国的一名科研工作者，怎能不忧心忡忡，又何谈‘如释重负’！”

“济生”饱含了父辈深深的期望

“若不敢或不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大胆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萧山县城厢镇一个开业医生家里。济生，饱含了父辈对他深深的期望。在众多职业选择中最能直接体现“济生”内涵的莫过于医学。1947年，怀揣一颗报国救世的仁爱之心，韩济生考入上海医学院。

从1952年离沪到1962年到北京医学院工作，10年中，因建国初期医学教育建设的急迫性，他先后经历了5次调动。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在对组织分配无条件的服从中一再搁浅，那时，他还没意识到，在他前方，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正在静候着他的到来。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的针刺穴位止痛被当时西方学者看做是一种东方巫术。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下大力气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原理。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此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同年9月，北医党委书记找到正在生理学教研室做讲师的韩济生谈话，希望他能勇挑重担，完成总理嘱托。

针灸，对从事了12年西医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来说，全然是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在随后历时30多年的研究中，他将自己彻底沉潜于“针刺麻醉”的奥秘探寻之中。他带领同事和学生反复探讨，从肯定针刺穴位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规律入手，分别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证明针刺穴位可以促进脑和脊髓释放出5－羟色胺、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从而产生镇痛作用。

研究中，他们发现应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可在脑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从而产生特定的治疗效果。深入研究下去，他们又发现，低频和高频电针信号，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中不同的传递通路而实现的。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的疗效”的说法，是有其科学基础的。

研究还发现，针刺持续时间过长，其镇痛效果就逐渐减弱，而形成“耐受”。对于这一现象，韩济生也没有放过，继续深入下去，他和同事发现长时间电针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阿片样物质大量释放，将触发另一类神经肽即“抗阿片物质”的释放来对抗阿片肽的效应，引发负反馈作用。动物实验证实，用药理学和转基因方法改变中枢阿片肽与抗阿片肽的相对平衡，就可以定向地改变个体对针刺的反应性，从而为提高针灸疗法的临床效果打下基础……

随着一个个科研结果的揭示，韩济生带领同事基本阐明了针刺镇痛的内在机制。这项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韩济生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科学顾问，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为科学评审委员会顾问，被瑞典隆德皇家科学院聘为国际院士。

1990年4月，韩济生出访台湾，成为我国正式批准以大陆杰出人士身份访台的第一人。台湾《自由时报》《联合报》等多家报纸共刊出17条新闻关注这位大陆学者的到来。很多媒体对此发表评论说，“他的理论可以启发西医研究针灸的兴趣，并利用这种传统的医学深入探讨神经学未知的领域”。

1993年，卫生部批准在韩济生任主任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同年他入选中科院院士。

“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针灸学和针刺镇痛原理，是一项探索性极强的事业，若不敢或不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大胆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韩济生说。

矢志戒毒事业

“神经医学科学家的责任使我不能旁观不顾！”

据公安部2005年初统计：2004年，全国累计登记在案的吸毒人数为114.04万，比前年上升了8.28％。而实际上，由于存在没有登记的潜在吸毒人数，估计真实的吸毒人数是登记在册的1.6～2.2倍。

吸毒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戒毒是一个亟待攻关的医学课题。

西方科学家研究戒毒数十年所得的主要成果，可以归结为“美沙酮维持疗法”，但其缺陷也正在于它的“维持”。美沙酮是一种成瘾药物，如果一天不饮此药，毒瘾即会发作。而且，实施此方案须有一个完善的美沙酮分发系统，类似于邮局，有适当的服务半径。在中国建立和保持这样一个布满全国的网络系统是很难实现的。

通常吸毒者在没有毒品吸食的情况下，身体会出现针刺样疼痛，这给一直致力于针刺麻醉研究的韩济生提供了一个尝试戒毒治疗的重要科研思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亦鸣高级工程师合作，把几十年研究的结晶，制成一台重量仅127克、类似于“随身听”的便携式仪器——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简称“韩氏仪”）。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上进行刺激，就能发挥与针灸类似的作用。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用于开颅手术，可使麻醉药品的用量减少45％，并使手术中各项生理指标更为平稳。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先后在海南、湛江、上海和天津设立了4个戒毒基地，进行“韩氏治疗法”的试验，到2003年，已有20余人经脱毒治疗出所后一年以上未复吸。经多次尿液检查及用国际公认的注射纳洛酮的方法进行催瘾试验，结果为阴性。较之绝大多数情况下半年内几乎百分之百的复吸率而言，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成绩。

为奖励那些脱毒后真正达到一年以上不复吸的患者，自尊地回归社会，韩济生与夫人朱秀媛教授捐出个人10万元积蓄，设立了“韩氏戒毒不复吸奖”（这是中国首个由个人设立的戒毒奖）。2002年1月，韩济生向三个基地的11人颁发了此奖，2003年1月又颁发了第二次奖。

总结“韩氏戒毒治疗仪”的特点，韩济生概括了“四步骤理念”，即绿色戒毒，扶正固本；平稳脱毒，生理康复；温馨脱毒，难忘经历；长期戒毒，永不复吸。

2004年10月出版的美国戒毒权威教科书《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第4版一书中，第49章《针刺治疗》，由韩济生院士执笔。该书第3版（1995年）针刺治疗一章，原为6位美国学者所写，现已全部改写，纳入了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10余年来戒毒研究的主要内容。该章20页中包含的7个图，其中6个是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原创的科研成果。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普读物专项基金资助，韩济生院士的戒毒科普新著《毒难戒毒能戒》不久前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韩启德副委员长、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罗锋、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分别为此书撰写了序言。

尽管大家对毒品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但是，国家对戒毒方面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远不及对心血管和肿瘤疾病等研究的支持。缺少经费的支持，他便从其他经费中“挤”出钱来用于戒毒研究，问他明知其难却依然前行的勇气何来，他说：“神经医学科学家的责任使我不能旁观不顾。我希望大家都能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关心误入歧途的吸毒者，而不应歧视、唾弃他们！”

教人学真，学做真人

“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

“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韩济生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我爱教学，得天下英才给予教育，是人生一乐。”韩济生说。

1993年，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神经科学专著《神经科学纲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汇聚了国内外69位华裔学者完成150余万字的巨著，被中国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张香桐教授称之为“奇迹”。该专著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生物医学科技书目中惟一的特等奖，并获1996年卫生部科技书刊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与韩济生共过事的人对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深有感触。而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的某些做法近乎苛刻、较真，甚至达到令人生畏的程度。

对自己的每位研究生毕业论文他都严格把关，大到实验思路、图表设计，小到标点符号，绝不马虎。学生们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在不断修改和完善论文的毕业答辩过程中，是韩先生最为“刁难”他们的时候，也是他们科研能力再提高的过程。他反复告诫学生：实验一时做不出理想结果，可以慢慢找原因，但绝不能为赶文章，搞假结果。违背科学精神，做人、做事都不可能成功。他常以国外曾有人为个人名利，把小白鼠身上的毛染黑，称之为基因突变，因此身败名裂的例子教育大家。基于此，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在几十年的科研学术中从未发生过后面的实验否定前面结果的尴尬之事。

某单位审批学位点请他填写专家鉴定意见后，送上2000元人民币表示谢意，他按审稿标准只收下50元，其余如数退还。某学生拿着自己起草的出国推荐信请他审阅，她把自己学习成绩的名次写为：“top5％”。韩济生认真询问她的成绩后指出：“你的成绩不够‘top5％’，就不要写这句。科学就是要实事求是，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

韩济生的“抠门”也是有名的，比如他总是将复印纸一面用过反面再用；把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的信封收集起来作为资料袋再次利用。他还上书北医大校长，建议校内交流的信件，信封用铅笔写，这样用橡皮擦后可以再次使用。而在儿女的记忆中，近十年来，孩子们从国外回来探亲，父亲只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请他们吃过一次饭……

但对于有益于年轻人成长的事情，他却“大方”得很。比如，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学生们的时间，他曾自费花500美元在美国购买了处理资料和作图用的软件；考虑到研究生生活待遇低，他总是将自己出国讲学所得的讲课费兑换成人民币，作为津贴，按每人的表现和贡献发给大家。

1994年，韩济生获“光华奖学金”l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决定，5000元买纪念品送给了支持他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5000元捐给希望工程，为边远山区延庆县权宁镇孔营小学建一个希望图书室。

1995年，韩济生荣获“何梁何利”奖10万港币。为推动北医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北医大基础医学院捐资5万元，设立“求索奉献”基金，鼓励青年技术员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求索，在本职岗位上奉献青春。

1997年5月，他郑重填写了捐献骨髓和死后捐献角膜的志愿书。

……

亲人、学生眼中的韩济生

别看他现在这副书呆子样子，年轻时，他的兴趣广泛着呢：唱歌游泳、打排球、玩双杠、跳苏联鸭子步舞、当文娱委员……他还特别喜欢动手修东西，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甚至会裁剪衣服……他是一个惜时如金、与时间赛跑的人，几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工作上。1994年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再到加拿大做报告，10天讲了14场，最后发着高烧返回北京。                                                        ——夫人

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与他交往不深时，会给人一种傻呆呆的感觉，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上，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对国际政治、历史、旅游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书法、缝纫、电子技术等方面有极大的爱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只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使他放弃了全部业余爱好。                   ——儿子

我一生只挨过父亲一次打。小的时候我带着一幅猪八戒面具故意吓哭邻家的小孩，被父亲训斥。没过多久，因好玩我又旧戏重演，这次被父亲重重地打了手心，并受到严厉警告：打你第一下是因为你欺负弱小者；第二下是因为你明知故犯。记住：要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绝不可欺负人。                      ——女儿

当我有幸成为韩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以后，才真正熟悉和了解了韩老师。有一件事令我深深感动并终身难忘。那是在答辩之后大家到韩老师家去玩，其间同韩师母聊天，韩师母告诉我们，老师晚上工作常常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在地毯上躺一会儿，又怕睡着时间太长，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睡觉时，倒背双手，当双手发麻，感到不舒服时，人自然就醒过来，继续工作。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震动了。的确，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轻轻松松取得成功的。老师的敬业精神、工作热情，时时激励我们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和工作。     ——学生

每年元旦，韩老师总忘不了给我们每一个海外学子寄来一张贺卡，捎来一份问候和祝福。从韩老师指导下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我们得到的不只是科研上的成果，还有亲情、关怀和建立起来的手足般的友谊。无论走到哪一个角落，如同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每一位学子的心，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               ——学生

韩济生小传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内外知名的神经生理学家。他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以及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对扩大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曾连续12年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

曾获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同时还获得首届紫荆花奖、何梁何利奖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均聘请他为学术顾问。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担任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主席，国际麻醉性药物研究学会先后两届执委会委员，曾获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和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学金及国际SEIRIN针灸奖。

为促进中国疼痛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他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和北京市神经科学会并担任国内外多本杂志的主编、编委。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