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并非僵死的历史，而是人类的思想史。这种观点最早可能出现在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里，即认为把握任何概念都需将其置于历史脉络之中。此后，昆廷·斯金纳着重提出一种基于语境（context）而非文本（text）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涉及道德或伦理的概念尤其体现出这样的特征，在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看来，就连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疾病名称亦是如此。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并非单纯指向某种肉身疾病，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承载着具体社会语境所赋予的道德或政治内涵：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

　　隐喻的偏见

　　在桑塔格5岁时父亲因结核病去逝，而她自己也身患癌症，与病魔斗争了30余年。这种痛苦不仅是肉体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它会重塑一个人看待生命与社会的认知与体悟。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4月版）中开篇就表达了写作初衷：“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只是，这项工作能成功吗？答案是：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偏见，几乎不可能。

　　消除或抵制隐喻或许难以实现，但揭示隐喻至少是可行的。书中提出，随着时代发展，疾病背后的社会架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结核病是贫困阶层的病，象征着恶劣的卫生条件等；癌症是中产阶级的病，象征着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与工业经济产生的有害气体。结核病是一种热情病或爱情病，在激情中受挫并消耗自身；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寓意着对情感的不断压抑。除此之外，艾滋病等也凸显了社会偏见或道德评价。肺结核与癌症的隐喻性有时交叉重叠，比如均指向人的死亡；有时又走向殊途，表现在结核病被认为是罗曼蒂克的，而癌症则是灰暗的。因此，对于肺结核带来的死亡而言，浪漫主义者一方面认为它能消解粗俗的肉身、使人彻悟，从而赋予疾病以道德感与美感；另一方面则以死亡所带来的悲伤为立足点，进而刻画出人们在剩余生命中的姿态与态度。“悲伤使人变得‘有趣’。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这就是说，是无力……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与其说疾病的隐喻是艺术性的，不如说它尝试着通过疾病进而彰显病人自身的品格。

　　政治的投射

　　把疾病与个人品格，而非肉身的不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中存在已久。桑塔格根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指出：古代人将疾病视为上天的惩罚，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而在此之后，基督教时期的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则与道德的联系更加紧密。至19世纪，疾病被视为“人格之显现”。“在整个19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这尤其体现在政治哲学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批判之中。桑塔格认为，马基雅维利用“结核病”表达一种及时发现就可以治愈的疾病，只要具有预见性，就可以避免混乱，而他的《君主论》正是这样一部具有预见性、避免恶疾的良方。霍布斯、沙夫茨伯里亦是如此，只不过“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但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

　　除此之外，桑塔格还详尽阐述了人类历史与文学作品中疾病的隐喻是如何被滥用的。在笔者看来，虽然她的立场是为了把这些隐喻摆在世人面前，清醒地告诉人们隐喻其实是对病人的不公正。但事实上，她似乎是在揭示现代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局限。换言之，她不仅是在为病人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对现代西方世界进行一种文化的诊断。她说，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的作品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假如疾病的隐喻是现存的、描述性的事实，她似乎在告诉我们当代工业社会已经身患重病。那么，阴郁的、焦虑的、鲁莽的、无节制的、高速的商业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生活究竟应该立足于何处，又走向何方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