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人类学学科文本注疏
席焕久
生物医学人类学是一门研究健康、疾病与生物、文化关系的新兴学科,是医学与人类学交叉的学科,它的诞生适应人们新的医学健康观念转变,对医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人类健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一. 当前,人类学面临着新的挑战
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全球发生了巨大变化,移民、城市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平衡、社会不安宁、气候不正常、空气不干净、食品不安全、饮水不放心等问题。
(1)气候变暖。生物圈承受人类破坏容量达临界点,空气、水、海洋、土壤、森林,气候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2)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一些动植物正面临绝种、濒危、脆弱、接近威胁或依赖保护。
(3)自然灾害频发。洪水,泥石流,热浪,干旱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
(4)人类更加关注健康。拥挤的城市人口为感染性疾病提供了大量宿主,环境的变化影响疾病的发展,社区与家庭对卫生等提出新的需求,但是医疗保健不公平,民族/社会等级影响健康服务,科技发展影响生活方式和人的体质。
这些变化使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的学科-人类学从全球、国家、地区发展到社区、家庭;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深入到生产、生活各个角落和层面。人类学正在成为 21 世纪全球性的学科,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与人类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医学人类学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人提出生物医学人类学构成人类学第五领域(即社会与文化、生物、考古和语言人类学及医学人类学),成为当今非常活跃的领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文化、生物和环境的广泛兴趣。
二.体质人类学的新发展
1.新的体质人类学。20世纪中期,新的体质人类学出现。整合了化石记录和人骨,个体与群体遗传学,人类与灵长类的关系,人类的适应和人类的行为这些题目方面的信息,使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发展成为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
2.新的研究方法。体质人类学的传统方法包括体质测量、观察、田野调查、血清学,这些方法虽仍具强大生命力,但只用这些方法远远不够,需要借助科技发展提供的新方法,包括几何学、计算机技术、三维重建、纳米技术、影像技术等。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也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21世纪生物人类学正经历着迅速发展和明显地变化 。
3.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迅速发展。这是一门新兴的研究人类健康 、疾病、保健系统和生物文化适应的体质人类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潜在地整合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和其它健康专业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挑战了早期人类学的四个领域,它不再被认为只是一个应用领域,也是一个理论分析“批判”的调查领域,跨越人类学的各分支,又融合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其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跨越。多学科、多部门研究项目在研究人的健康、疾病和卫生保健生物文化适应时,常包括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临床医务人员和保健人员、国家公共卫生人员,同时包括生态学、营养科学、流行病学等方面的专家 。
4.生物医学人类学的出现。随着经济全球化,人类的健康与疾病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人们的高度关注,使医学人类学得以快速发展,成为美国人类学会最大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明显扩大,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也更加集中,从而促进了学科的分化,出现了偏重生物学方面的生物医学人类学和以研究医学文化为主的文化医学人类学。前者主要从生物和文化两方面研究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侧重于生物方面,多从自然科学视角描写;后者重点在于从文化角度研究与健康、疾病的关系,多从社会科学角度叙述。
对于生物医学人类学,目前还没有人为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生物医学人类学(biomedical anthropology)是最近几年才从医学人类学中分化出来的学科,是人类学中新兴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综合性学科,把生物人类学家对进化、人的差异、遗传的传统兴趣转移到与医学相关现象的研究,它从广义的人类学方面提供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方法与理论,使生物医学和塑造健康的行为及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面更加清晰。过去,对医学人类学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从文化角度,有的从应用角度,还有的从生物角度,生物医学人类学使对医学人类学的理解更加明确。该学科把体质人类学与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起,从广义人类学角度,从生物文化视角研究疾病与健康问题。生物医学人类学家在理解与健康相关问题时,进化类型、适应和进化方面具有兴趣,这包括生物学和我们生活的环境间关系的调查,理解环境转换有助于我们不仅理解疾病的发展,而且也理解几千年的进化适应机制。对影响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动态的生物文化因素的理解作出重要贡献,生物医学人类学家将处于最理想的位置。
生物医学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理论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学科。人类学理论已经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通过比较,公认的,包括生物与文化成分。它把最深刻地理解一些问题与最大可能对疾病与健康问题进行干预整合成一个生物文化模式,这个特点区别于人类生物学、流行病学或医学生态学。它的研究是构建性的。重点在于生物学的结果,即以疾病为中心,探讨疾病对个体与人口的生物学过程的影响,这个特点明显地不同于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是把健康、疾病、患病过程结合起来。因为很多过程主要是在文化背景下,生物学原因可能起很小作用。
二. 生物医学人类学的新特点
1. 对人的医学差异的研究更加深入。过去,常规研究身高、体重和ABO血型以及肤色、眼色、眼鼻耳口形态所表现的多样性。现在注重免疫与疾病易感性 ,如苯丙酮尿症发病率就有人群差异。注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的个体和群体差异,如华法林临床治疗量中国人为 3.3mg/d,白人6.1mg/d。
加强了体成分( body composition)的研究。不同人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体成分不同。美国成年黑人(男)平均骨密度比白人高 8~12%,黑人妇女体钙浓度和骨中矿物质浓度比白人高 5~8%。与白人相比,黑人的平均脂肪值较小,平均瘦体重较大,白种人脂肪最多,非洲人最少,躯干/内脏脂肪水平亚洲人最高。白种人水中肌重 1.5g/cm 3 ,黑种人 11.3g/cm 3 。美国黑人有氧代谢能力低于高加索人,黑人有更多 IIA 型纤维,而I 型纤维少,非洲中、西部黑人股外侧肌有较多的快缩肌纤维,较强的糖酵解活性。
2. 生活方式的变迁成为新重点。生活方式是文化传统的民众化、生活化、社会化、形式化、具体化的表现形式,是物质生产、社会建构、文化创造等文明成果最终落到日常生活而被人们享用样式,是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的集中反映。
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生活方式变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消费方式的日用品从自给自足到市场化;交通、通讯方式、衣着打扮、休闲方式等经历了不同的变化。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变化导致生活方式变化,人口密度加大,平均寿命延长,疾病随之变化,在进化中出现了新的疾病,死因谱变化。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由简单、平淡、温饱型向小康、营养型、丰富多彩型发展,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卫生保健投入不断加大。
3. 补充与替代医学得到重视。补充与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指西医以外的体系(如中医,印度医学等),疗法(如按摩,针灸,草药等)等。在发达国家有 20-65%患者接受这种疗法。1987-2005 年中国为 130 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 54 000 多名中医类人才。WHO 在中国建立 3 个针灸培训中心,已有 36 000 人得到培训。JAMA,New England,Lancet,Cancer J Clinic Oncology等杂志 也发表替代医学方面科研的文章。
目前,美国补充、替代医学的研究已经超过生物医学的研究,最明显的是美国的药学研究。1992 年美国国会决定成立替代医学办公室,1998 年改为国立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1999 年成立 27 个国家中心和 一个国家研究所,1993 年投入 200 万 US$,2005 年的投入达到 US$1.21 亿。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20 多所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美国 117 所医学院中有 75 所(64%)开设了替代医学选修或必修课。
虽然民族医学对宇宙、人体的认识粗糙、简单,但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民族医学历史长,整体观,重视心理、社会、自然因素和个性化,医患关系融洽,药物更接近自然。
WHO 重视民族医学的作用。1978 年初级保健国际会议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开启了西医与传统医学之间的对话,支持在初级卫生保健中使用传统医学资源,但要经过医学科学实验验证,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传统治疗方法和药物。在第 40 届、41 届、42 届、44 届世界保健会议上分别整体规划了药用植物的采集、培养和保护,认识到传统药物是基本医药资源,鼓励不同国家的传统医药产品,刺激传统医学医生与现代西医医生的合作,鼓励使用被科学证实安全和有效的传统药物,降低各国的医疗费用。
4. 生态学与人类学紧密结合。当前,有很多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如医学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疾病生态学等,充分体现了人类学与生态学的紧密结合。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不仅影响人的体质,也影响人的健康与疾病。
(1)我国居民的身高有从南向北不断升高倾向,这种体质特点也附合生态学法则。生物与文化影响疾病在个体与群体中的表达(如肥胖),人体不能进化到处理现代生活的很多问题(如对过腻的食物、低出生率、噪音等),一些疾病是机体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很多基因在过去环境中没有适应,只是简单的有害,使我们必须应对处理诸如 Alzheimer、癌等。有些已经适应了。如高原环境下的体质。藏族长期生活在高原环境中,体质发生了适应性变化:高原居民坐高相对高,腿短,明显的胸深(男)和胸宽(女)。胸骨长,宽,锁骨长和宽数值很大。肋骨长,面积很大,曲度数值很小。有最大的氧摄能力,运动时运送 CO 2 的能力上升,更大的肺活量,肺容量残气量,更佳睡眠质量,更好高海拔体力劳动表现,较低的 Hb 浓度。高原比平原居民血浆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非常低,高密度脂蛋白略低,青春发育期瘦素水平随年龄变化男性下降,女性上升。从相关基因上看,HIF 调控基因(EGLN1,EPAS1),2 个 HIF 靶基因(PRKAA1,NOSZA)是西藏和安第斯山居民候选基因。只有 HIF 通路基因 EGLN1 是二地公共的。藏族高原适应达到了形态,机能,体成分完美的统一。
(2)人的文化和行为影响疾病的扩散,也影响微生物生态。人类由于抗生素滥用,养殖业添加剂中大量应用抗生素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致敏度降低 11%,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达 95%,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达 90%,链球菌对大环内酯耐药达 10-70%,大肠埃希菌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耐药超过 70%,因而导致病人住院时间延长,死亡率升高,经济负担加大,人类正面临感染性疾病的威胁。
5. 更加注意医学文化的研究。医学是一种文化,医学只有放在文化中才算真正医学,而文化中不能缺乏医学文化,缺少是不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个主要的人类适应,文化塑造了政治、经济及思维方式和人的多态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健康观,医疗观,治疗观和保健观。
(1)医学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医学服务已经从医院转移到医院和社区,由单一的病理服务到生理、病理、心理服务,由单纯治疗到治疗、康复、保健,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们的健康观也发生变化。这些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变化。
(2)新伦理道德与人文精神的挑战。 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基因治疗、克隆技术、医患关系给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而医学上往往把人当做自然人或生物体,认为死亡就是分子的瓦解,疾病就是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异常,忽视心理、社会、情感、思想的作用。医疗资源浪费高达 20%-30%,大处方滥开药、滥检查、大处理,使医源性疾病增多,药物性肝损害达 3%-4.5%/年,短时间多次做 CT,X 射线损害成倍增加。这种过度医疗消费是全球性的。
(3) 营养过剩导致生活方式疾病不断出现。据统计每年死于慢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脂肪肝、动脉硬化、糖尿病等)820 万(发达国家)和 1170 万(发展中国家),发病率大幅上升。2002 年中国居民摄入(人/天)热量 2951 大卡,蛋白质 8115克,脂肪 9013 克,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食品工业,由于精制米保质期长,损失了 80%-90%的矿物质,在种植业蔬菜依赖应用复合肥料使营养的损失达 60%。
6.学科交叉明显。学科交叉是科技发展的总趋势,是创新的动力与源泉,是新学科的生长点。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涉及人的文化、体质等,本身就有交叉的天性。众所周知,要理解人的体质生长与成熟就需要体育科学、人类学、人类生物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知识,任何一个健康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合作,学科交叉与合作已成为当前的一种趋势。
生物医学人类学本身就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其研究课题充满了学科的跨越。多学科、多部门研究项目在研究人的健康、疾病和卫生保健生物文化适应时,常包括不同领域的专家。我们在西藏藏族生物人类学的回顾的研究中收集到的 399 文章就涉及几十个专业学科(人类学、体育科学、遗传学、环境科学、生态学、法医学、考古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等),发表在 203 种杂志(87 种英文杂志,116 种中文杂志)上。
大数据(Bigdata)时代的到来更需要多学科合作。大数据以数据量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速度快,实效高为特点。人的体质差异,基因多态性,医学观念与实践,疾病流行,疾病的个性化医疗都是大数据,需要众多同行的采集,需要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需要多个学科的交叉与合作才能完成。
四.人类学教育的新动向
全球的快速运输与通讯以及移民,引起很多健康问题,医学界面临跨文化的全球医学问题,这些医学问题不同于国内,是跨文化的健康问题。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促进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移民、战争与冲突、旅游等都是这些问题中的重要实例。在人口大量流动的地方更需要提供医学服务,而这种医学服务就成为跨文化的服务。因此,跨文化的医学服务在世界上日益重要,跨文化的医学教育势在必行。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无论走出去,还是请进来,跨医学的服务比任何时候都重要。面对这种新形势,医学院校必须调整教育计划,重新定位人才培养规划,以适应全球化的卫生服务需求。
国外特别是美国很重视跨文化的医学服务,很重视医学人类学的教育。2016年,笔者曾对世界排行前百名著名高校的人类学教育情况做了一下分析。102所世界著名高校中,有美国76所,英国7所,加拿大、中国各6所,日本、瑞士各2所,墨西哥、新加坡、奥地利各1所。在这些高校中,92%的高校设人类学专业、系部,无人类学系部的8%院校是理工和科技类单科学校。凡有人类学系的院校都在文化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与健康中讲授医学人类学或相关内容。一些课程把医学人类学作为扩展的内容出现在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中,或在人类学中。设立医学人类学硕士学位34所,博士学位28所(27.5%)。开医学人类学课53所(52.0%),有医学人类学教学内容 16所(15.7%)。以上统计只是保守的估计与抽样。
医学人类学的第一个博士培养计划是在博克利加州大学的分校(Berkeley)和密兹根州立大学进行的。很多人类学部都设立了硕士、博士的医学人类学的课程,有些还设立了医学人类学博士后课程。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开设医学人类学学位(PhD, MA)课程的学校:Binghamton Uni., Uni. of New York(以上开设 Biomedical Anthropology), California Uni. , Harvard Uni., Stanford Uni., Columbia Uni. In New York City, 等 提供PhD计划。哈佛大学还有MA,MD/PhD. Post-doctoral fellowship等。
美国一些学校在临床前期讲授医学人类学的内容,有的学校在第三、四学年临床见习阶段开设此课。卡斯韦斯特恩(Casewestern)大学的医学人类学教育包括形成疾病的社会文化、生物、心理和历史特征、疾病与健康服务的类型,医疗保健服务、疾病和保健的职业性医学结构,强调城市卫生、跨文化的老年学和国际公共卫生。夏威夷大学设有特别的医学人类学课程,如食物、健康与社会、生物医学与文化等。英国开硕士学位的学校116所。牛津大学向学生讲授人类生态和流行病学、疾病的生物学分类、慢性疼痛,健康的政治与经济、传染病的人种特点,医患关系、人的生长发育与可塑性、肥胖及全球食品,非传染性疾病的人类生态特征、工业社会的心血管疾病的生态学等。加拿大很多大学提供MA研究计划,多伦多大学提供大学生专业计划,麦吉尔(MCGILL)大学,British Columbia 提供研究生学位计划 MA, McMaster大学有健康的人类学课程;Uni. of Manitoba, Memorial Uni. and Trent Uni. 提供研究生课程和高级研究计划。加拿大开硕士学位课程的24所,德国7所学校开硕士学位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德堡大学和汉堡大学均开设医学人类学课,后来开设博士学位课程。丹麦的AARHUS Uni.,日本的东京大学,东京都大学,挪威 Uni. Of Bergen等,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也开设了医学人类学课程。
过去,一般的人类学占据了基础医学最主要的位置,起初医学教育是限于医院范围,医院作为临床和观察患者的中心。由于以前根据人种志、人口学、统计学(有时有流行病学资料)等知识培训医生。以后医生不再把民族志作为知识的工具。但民族志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仍作为组织卫生保健,偏僻地区医疗和预防公卫中的知识的工具。
美国医学院校第三年和第四年临床轮转中也包括人类学课程,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 认为医学人类学家对医生训练会产生更大影响,每天查房时,人类学家在病例基础上调查病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心理社会问题),改善沟通和有利于治疗。
美国医学人类学协会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在医学人类学中的毕业计划”的指南,它用于学士学位后训练的各种选择。许多人类学毕业计划集中在医学人类学中,详尽程度不一,这些课程作为计划的核心。在一些医学院,护理,公共健康和流行病学院还提供了双重学位计划。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先后恢复或增设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由于我国民族众多,民族学备受关注,一些院校的人类学往往与民族学在一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较大的研究机构,还有地方院校和一些综合性院校及民族医院校等20多个研究机构,除了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开设医学人类学外,某些医学院校(含中医)也开设此课,如锦州医科大学在全国就率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
过去我国虽然做了不少人类学的工作,但大多都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真正的医学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只查到席焕久(1983,1992),陈华(1998),张有春(2012)编的医学人类学著作,美国的出版物却很多,尤其是杂志,但国内并不多,无杂志。
五.医学与文化的新视角
WHO指出:一旦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起码的需求,有条件决定生活资料的使用方式,文化因素对健康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
与健康有关的文化包括生态文化和医学文化,它们与医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
1.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化。生态文化的核心在于天人合一的系统观、道法自然的天然观、巧夺天工的经济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
生态文化旨在改变工业文化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新确立自然的价值;要改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发展生态产业,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与健康的运作模式把影响人们的环境大体分为:物理环境或非生物环境、生物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这三个部分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 其中一部分的改变会导致另一部分的改变, 任何一个环境的改变都可能导致一定的不平衡, 从而引起紧张与疾病。比如, 气候的变化可能使食物供应急剧减少, 引起营养不良;大型水坝建设会导致血吸虫病的流行;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群体会施加影响, 使脆弱人群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等。
从疾病生态角度看,疾病本身最终由一系列与生态系统失衡的相关因素引起;健康与疾病在一系列物理的、生物的与文化的系统中发展, 这些系统相互影响;环境既是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物理场所,亦是文化建构的环境, 比如街道与建筑、农场与花园等。而且,人们还创造并生活在社会与心理环境中, 他们对物理环境及自身角色的认识受到社会价值及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只有生态环境的健康才有人的真正健康。
2.医学文化。医学理念和实践与社会状态、社会影响和权利关系相关,诊所、医院和医务人员都与家庭、社会密切相连。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的医学认知和实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疾病起因的解释各异,据此做出的治疗手段也是不同的。
中医对疾病的起因归于“阴阳失调”,讲究平衡,其诊治的准则和目的就是让身体恢复一定程度的平衡。西方的生物医疗系统则认为疾病是病原体引起的宿主的一种环境适应不良的暂时性表现,将病因诊断为细菌侵入、病毒感染、肿瘤恶变或扩散等,除掉这些致病因素身体就会恢复正常,因此其相应的处理方式则为抗细菌、抗病毒、抗肿瘤或切除等。还有一些文化把疾病当成是普通生活中遭遇的诸多不幸之一,有的把疾病归因于巫术或情绪的作用。
不同的文化对于疾病的认定和诊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文化中所认定的疾病可能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并不被看成是疾病,甚至被认为是健康的表现。“肥胖”在一些文化被视为美和健康的表现,或者是生育能力强的象征。在非洲的文化中,肥胖则意味着财富、威望与幸福,而苗条则是不幸的。按照西方的健康标准,肥胖被视为丑陋的,甚至是一种疾病----肥胖病。
再者,一种文化所笃信的医疗传统在另外一个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之为荒诞无稽。中国古老的拔火罐、针灸和刮痧被不少西方国家视为对身体的折磨。
由于病因知识、疾病信仰、治病实践、象征符号、治疗药物、技术和医治者角色等不同形成了多元的医疗文化体系。
(2)医疗职业需要跨文化知识。从文化角度看,健康职业需要文化与跨文化的知识,因为健康服务只有满足文化需求时才更有效,医学人类学只有从文化角度才能提供有效的保健、就医、健康计划和基本的健康教育。
由于全球化经济产生的货物流,通讯贸易交通产生的信息流,移民产生的人流推动和促进全球文化交流。随着人口迁移和交流的日趋频繁,从事医疗职业的工作人员所面对和服务的对象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只有充分正确了解不同民族、国家及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了解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才能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
早期一些援外项目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考虑人的文化差异和环境差异,照搬美国的模式而导致失败。依据美国的食谱替代非洲人和印度的原有食品,由于当地人不习惯食用奶制品,引起严重腹泻与过敏,遭到抵制,最后这些奶制品或用于喂动物、做肥料,甚至用于铺飞机跑道等。
(3)文化对健康的影响。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常持续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不仅仅限于个人,还包括整个人群。文化影响个人对健康、疾病的接受,服务,个人的健康观念,个人的行为,病因等。
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个人卫生习惯,社会交往对人类的健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据专家研究,60%的疾病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目前,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疾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中风等)都往往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食糖过多、摄盐过量、起居不规等)有关。如西方人的分餐进食方式比围坐一桌共享菜肴卫生得多, 共餐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密切感情、交流思想, 但很容易传播某些疾病, 弊大于利。而在几内亚发生的库鲁病就与当地人喜欢吃死人脑子这种风俗有关。
良好的道德对人类健康和生存起着保护作用。中国传统的性道德是预防和控制爱滋病流行的巨大卫生资源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教育有助于感知疾病, 改变不良的传统习惯, 参与社会卫生和提高卫生服务的利用, 使人们对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具有更好的辨别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医学人类学迅猛发展,医学人类学工作者只有深入研究,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密切结合实际,创新思路,实行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事业,推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约翰·博德利,著. 周云水,史济纯,何小荣,译. 2010. 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10. 生态学学科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 Hannerz UIf. 2010. Anthropology’s World Life in a Twenty-First-Century
Discipline. Pluto Press.
[4] James Birx H. 2010. 21st Century Anthropology A Reference Handbook Vol
1 Sage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5] 席焕久. 1992. 医学人类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6] Craig Stanford,John S Allen and Susan C Anton. 2013.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kind,Boston Columbus
Indianapolis,New York,et al.
[7] 李长莉. 2008.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8] Merrill Singer and Hans Baer. 2012. Introducing Medical Anthropology:A
Discipline in Ac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Lanham New
[9] 席焕久. 2013. 藏族的高原适应-西藏藏族生物人类学研究回顾. 人类学学报,32(3):247-255.
[10] 谢彩霞. 2007. 科学合作促进学科交叉发展的研究. 科技与管理,(5):97-100.
[11]Francis E Johnson and Setha M Low. Biomedical Anthropology: An Emerging Synthesis in Anthropology. Yearbook of Physiology. 27:215-227 1984
[12]Balgir R S. Biomed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Service of Mankind in the New Millennium:Are We Ready? Anthropologist 2002
[13]席焕久 刘武 陈昭 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2015
[14]Craig Stanford, John S Allen and Susan C Anto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kind. 3rd edition. Boston. Columbus. Indianapolis. New York. San Francisco. Upper Saddle River. Amsterdam. Cape Town Dubai. London. Madrid. Milan. Munich. Paris. Montreal. Toronto .Delhi. Mexico City. Sao Paulo. Sydney. Hong Kong. Seoul. Singapore. Taipei. Tokyo. PEARSON 2013
[15]席焕久 生物医学人类学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18
作者单位:锦州医科大学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