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致贺《读书》创刊四十周年，杂志社编辑卫纯纠缠我差不多整整一年，非要我写篇文章说说自己与《读书》的交谊。
前不久给《读书》两篇文章都被拒掉，心情不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对卫纯说，“瞧见了吧，有人说刘小枫与《读书》熟得很，随便发文章，哪是这么回事啊！”卫纯不好意思地笑笑，似乎知道什么隐情但又不便说。
每个杂志社恐怕都难免有一堆隐情，何况富有文史个性的杂志，更不用说还有与“改革开放”随行的四十年经历。
与《读书》的一段隐情
1996年春节，我花三天时间一气呵成揣在心里多年的《记恋冬妮娅》。文章寄出不到一周，《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就发来传真：“我已正式退休，刚编完最后一期送厂。文章甚好，但只能移交继任主编，十分遗憾。”
仅过了一天，老沈又发来传真：“我今早亲自跑印厂撤下一篇文章，换上了您的文章，特告。”我喜出望外之余也不免纳闷：刊发这篇文章多少得担点儿风险，把风险移交给继任主编算是上策，老沈为何突然改变主意？想来想去总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情形很可能是：老沈收到文章时，正在办公室收拾离职事宜，没闲功夫审读，匆匆给我回了个“十分遗憾”的传真。
晚上夜深人静，离职事宜也已收拾停当，老沈才拿出拙文细读。凭老练的职业直觉，老沈预感到这篇文章会惹争议，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下达了替换文章的指令。所谓“我今早亲自跑印厂撤下一篇文章”云云，明显是自我表彰的夸张。对主编来说，替换文章不过是一句话。我长期出没在出版第一线，知道当主编是怎么回事。
按老沈的主编思维方式，越是可能惹争议的文章，他越不会放过。这样的好事怎能让继任主编沾光？
《记恋冬妮娅》刊出后并未给老沈带来任何麻烦，倒是给我招来不少訾议。毕竟，文章透露了自己人生经历中的一段隐情，未料引发了不少人心中各自不同的历史隐情。
两个月后我收到样刊，发现结尾处有一句话被删改了。
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伴随着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我的经历和了解当然是片面的，世上一定有过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可惜我没有经历过。
所谓“私人了解”以及“我的经历和了解当然是片面的”云云，不是我写的，而是出自主编手笔。我不禁击节赞叹：改得真好！
后来我见到老沈时当面夸他，他却说不是他改的。
五年后的2001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董秀玉先生请我吃饭，我的干妈许医农也在场，她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名编”，出版界的劳动模范。1985年初，老沈和老董分别出任三联书店正副总编辑不久，我就在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里撞见过两位。当时我还不到30岁，刚硕士毕业，去乐教授家里领受组建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任务。老沈和老董没有因为我背着个书包一脸稚气就摆架子，对我非常客气，脸上充溢着殷切期待的笑容，完全不像如今的总编对年轻人的派头。
我在饭桌上谈起五年前《记恋冬妮娅》的出笼始末，称赞那句“我的经历和了解当然是片面的”加得好，而老沈说不是他加的——老董笑眯眯地对我说：“那句话是我加的。”
我对老董的钦佩顿时猛增三分。据我与老董在1990年代的交往，她有这样的文字敏感，一点儿不让我感到意外。毕竟，要说历史中的隐情，她见多了。
我的干妈许医农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这时突然放下筷子板着脸插进来说：“你变了！已经不是当年写《记恋冬妮娅》的你！”说完蔑了我一眼，把脸转到一边。我赶紧转移话题，夸干妈前两天给我做的肉末辣酱可口得很，老董在一旁乐不可支地欣赏我的狼狈相。
老辈子训话即便有偏颇，也得听着。干妈的这句话让我记在心里十多年，一直难以释怀：我真的变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电视剧《风车》（又名“我和我的小姨”），心里才感到释然。我想起孔夫子的那句勉励我的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读到这句智慧之言的时候，恰好是《记恋冬妮娅》记叙的那个年代。
韬奋中心咖啡厅的论辩
2016年6月，北京的气候已经出人意料地闷热。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舒炜打电话给我，说要在韬奋中心咖啡厅搞个北京高校研究生小型论坛，聊聊五年前（2011）热播的电视剧《风车》。
舒炜是国产影视迷，品评鞭辟入里，明星如数家珍。我平时不看电视剧，仅在舒炜指引下才看，尽管失望的情形时有发生。他对我说，“这部戏一定得看，它反映了人身上自然的恶，这在国产作品中极为罕见。”
“人身上自然的恶”这个说法颇有政治哲学味道，影视界人士说不出来，舒炜懂得如何忽悠我。这次他没让我失望，《风车》勾起了我的“冬妮娅情结”，让我看得全情投入：何爽是不是有点儿像中国版的冬妮娅？
舒炜的说法未必准确。任何时代都有自然的恶，自由民主的今天就没有了吗？《风车》值得看，并非因为它展现了自然的恶在“文革”时代的独特样式。毋宁说，《风车》让我看到，在那段史无前例的历史中，自然的良善在某些性情的人身上尽管相当脆弱，但也令人难忘地坚韧，让我感动。自然的恶让人可以理解，绝不会让人感动。
由于有过这番私下闲聊，舒炜忽悠我出席韬奋中心的《风车》论坛。因为害怕公共论坛，我婉言回绝。舒炜说，“您还是来吧，坐在咖啡厅的某个角落，听听今天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不也挺有意思？”
这个主意不错，我答应了。
我按舒炜指引的后门进咖啡厅时，他正与八九个年轻人一起聊得起劲。我避开他们，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位坐下。没过一会儿，我看见老朋友小万走了进来，自从上次听他聊过《暗算》，就再也没见过他，可能他也认为我变了。
小万喜欢公共论辩，从来不会落下这种场合。据他说，公共论辩促进理性文化的进步。人人都有理性，磨砺出来就行。我暗喜自己能在角落里看见小万，而他不会注意到我，免得他发言时有顾虑。
舒炜见小万进来，起身打招呼，然后一一介绍参加论坛的研究生：北大的谁谁谁，清华的谁谁谁，北师大的谁谁谁，政法大学的谁谁谁——我记不住这些年轻人的名字。
舒炜介绍小万说，他是资深传媒专栏作家，1990年代末的博士，专攻中国古代史，如今的研究生水平没法比，云云。说过一番开场白并预祝论坛成功之类的场面话后，舒炜就离开了——他忙得很……
权利抑或德性品质
人大来的古典生率先发言，出言不凡，有条有理，我听得心头喜悦。他说“我认为，这部剧作的戏剧性推动力在‘隐情’二字。所谓隐情的‘情’有两个含义，一指‘事情’，也就是所谓的事件，二指‘情感’。人世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是人的情感牵扯出来的，反过来说，许多情感又来自发生的事情或事件。
“有些事情很大，而且复杂，这类事情通常叫做历史事件，与此相关的情感会因此而格外深重和复杂，往往暗含不少隐情，《风车》记叙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
“就场面而言，这是一部小剧作。故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面有三户半人家。就故事本身而言，这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历史剧：从1966年写到大约1980年代中期，差不多整整20年。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这个故事让我对那段历史中的种种隐情多少有了一些认识。
“因此，我觉得《风车》类似于古希腊的雅典戏剧，即演给城邦公民看的出自城邦公民自己的故事。剧作家把三一律这套戏剧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时间地点人物的巧合不仅贯穿整部剧作，而且被用来编织其中的每一场戏中戏。三一律虽然是近代古典主义戏剧家提出来的，实际上已经见于古希腊悲剧，比如索福克勒斯写的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戏。
“当然，不能说《风车》是中国式的《俄狄浦斯王》，也不能说是中国式的《安提戈涅》。雅典悲剧的题材大多依据古老传说改编，雅典人都知道结局。《风车》讲述的不是传说，而是我们上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观众并不知道隐情最终会引出怎样的结局，戏剧的内在推动力更为饱满。
“我说这部剧作是中国式的雅典悲剧，仅仅因为它涉及人世中的‘罪过’问题：舒义海的罪孽是整个剧情的源头。尽管如此，《俄狄浦斯王》中的罪过属于所谓‘悲剧性过错’，这是品第极高的自然天性才会遇到的问题。相反，舒义海的罪孽出自极为低劣的自然天性，并非‘悲剧性过错’。当然，两种‘罪过’在性质上虽然绝然不同，却极有可能在历史的偶然中发生某种关联，以至于今天的我们要辨识历史中的‘罪过’问题极为困难。
“舒义海是个鳏夫，有一儿一女，他看上了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女理发员何爽，遭到拒绝后，他转而向‘革委会’揭发何爽与有妇之夫有染，‘革委会’出面干预，意外导致何爽自杀。把这个戏放在历史事件中来看，我想到的问题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中的隐情，这涉及我们的上辈人对自己的自我认识。”
古典生发言的时候，我看见小万的脸色在慢慢变化，似乎越听越不以为然。古典生的话音刚落，他就暗含讥讽地说：“你们刘教授教得不错嘛，古典班的学生就这幅样子，凡事都扯上雅典什么的，与毛主席讽刺的那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分子差不多。据我看，如今搞古典学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钻故纸堆，并不掺和现实政治，另一类喜欢借古典说今天的事儿，含沙射影。这哪里是做学问，是在搞政治嘛。《风车》与古希腊有什么关系啊，在我看，这部剧作有个根本缺点，这就是无视那个时代完全缺乏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未必吧，万老师。”一位北大生说，“美国有个著名的女古典学家叫纳斯鲍姆，研究雅典戏剧很有名。她的书经常掺和现实政治，还动用古典学功夫为同性恋辩护，在美国惹过官司。去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罗马史专家比尔德（Mary Beard）出版了一部《古罗马史》，英美主流报刊评价说，这部书代表了当今‘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写法’，‘向我们揭示，古罗马人与许多个世纪后与权力、公民权、帝国和身份这些问题斗争的人息息相关’，‘令人振奋。’我赶紧在网上下单，买来一看了才知道，原来作者是个‘自豪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古典学家的职责是重述历史，以便‘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她的古罗马史不会在乎古传罗马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和他们身上的德性，因为她仅关心各色常人的权利，在她眼里，‘伟人未必伟大’。万老师，您能说她不是在用古典学为如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发言的这位北大生是个女生，嗓音清脆悦耳，听起来有义正辞严的韵味儿。小万一声不吭，脸色有些难看。北大的学生见名人见多了，谁都不怕。我听见她继续说，“实证史学按自己的心性重构《风车》的题材不是古史传说，而是当代人的历史故事，这的确像古希腊的雅典戏剧。但我不同意人大同学的说法，因为《风车》更接近欧里庇得斯而非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它展现了‘文革’时期北京小巷中普通男女的具体焦虑，尤其是普通男女的伦理品质差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在那个时代固然得不到保障，但有德性的个人伦理品质得到保障了吗？我们不能说，权利和自由等于有德性的伦理品质。”
含混的1966
“说得好！”一位男生拍了两下巴掌，看似喝彩，其实是示意在座各位他要发言。
他先自我介绍，“我来自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刚上博士二年级。”他停了一会儿，看似不经意地徐徐环视在座，仿佛要各位掂量一下他的专业分量。然后他继续说，“女权主义者重写古罗马史，就是要为普通人的权利和自由寻找历史位置，没有什么不对。我同意万老师的看法，在‘革委会’年代，普通人没有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我不同意万老师说《风车》不关心这样的问题。
“人大的同学说，《风车》是一部中国式的当代历史剧，有道理。女理发员何爽与小提琴手康胜利的恋情是人之常情，如今根本不算回事儿，但在那个年代，却会因有人告密被‘革委会’捉拿。如果要说这部剧作的戏剧推动力在于某个隐情，那么，在我看来，这历史的隐情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在那个年代得不到保障，由此才引出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今天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故事。我注意到，这部剧作的故事时间集中在两个时段，首先是1966到1967年，情节的高潮是何爽因康胜利不敢在‘革委会’人员面前坦承真情而自杀。然后是1975到1976年，情节主线是何爽的外甥梁尘锲而不舍地追查谁是告密者，以告慰何爽的亡灵。我认为，这是一个隐喻：追查告密者就是追查这段特殊历史的隐情。”
“未必！”北大女生不客气地打断政法男生，声色有些凌厉。“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如今也围着‘个人权利’和‘自由’打转。但我要说，无论什么专业，要是仅仅关心‘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让这门学科专业变得很奇怪，也会让我们的脑子变得非常简单。何爽爱上康胜利，不是因为他这个男人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因为他热爱音乐。要是有个女生追求你，你问她喜欢什么，她说自己喜欢‘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个‘自豪的女权主义者’，我想你未必会爱上她，除非她正派、漂亮、性情爽朗、善解人意，或者有其他能让你喜欢上她的伦理品质。
“你会说：没错啊，何爽爱上康胜利是因为他热爱音乐，问题在于，她的这种爱的权利和自由在那个年代没有得到保障。我要说，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剧作家让我们看到，何爽还是少女时曾跟康胜利学过小提琴，那时可能就喜欢上了自己的小提琴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两人失去了联系。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形太普遍，因为国家还处于被外敌围困的状态，人民的生活没法完全由自己做主。
“何爽再次遇到康胜利时，他已经结婚，但夫妻关系明显处于冷战状态。康胜利答应何爽，他会离婚，然后娶她。没想到，康胜利的老婆找单位出面限制了他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今我们会以为，这是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事情，其实未必。即便没有单位，也有可以行使类似权力的父母。随后，康胜利的老婆得了不治之症，他告诉何爽，恐怕无需等待太久，没想到他老婆又神奇地活过来了。我觉得，在剧作家笔下，这个细节有些喜剧味道。
“但与随后的情节连起来看，情形就不同了。舒义海向‘革委会’告密康胜利和何爽幽会后，‘革委会’人员设伏捉拿两人的那天晚上，康胜利本来是要去告诉何爽，他妻子从不治之症中活过来了，他与何爽的关系不得不到此为止，否则单位不再让他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康胜利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看得比什么都重，起码比何爽看重的爱情更重。
“康胜利在‘革委会’人员面前否认自己曾经答应娶何爽，导致何爽当即用头撞击院里的老槐树而死。我们若把这事怪罪到单位头上，看问题恐怕就过于简单了。差不多20年后，梁尘当着康胜利的面说他很‘懦弱’，爱何爽爱得没勇气。的确，这位小提琴手天性懦弱。一个人热爱音乐之类美好的东西，不等于他自己有美好的性情。正如好些教授热爱学术，不等于他的性情也有学养。
“何爽的性情如她的名字一样爽直，我说的是‘爽直’，即不仅清爽而且为人正直，即两种伦理德性的混合。但她有理智德性上的欠缺，她误以为一个人热爱音乐等于这个人有好的伦理品质。所以啊我觉得，何爽用头撞击老槐树而死是为了自己：我怎么会爱上这种人啊！
“因此我认为，剧作家不是关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关心个人的伦理品质。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我感兴趣的是，剧作家在回看这段历史时，他关注什么。他毕竟是过来人，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某个事件的发生有极为复杂的原因，很难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第二，人的性情品质在特殊时势中的经历。何爽老爹去世前告诫何爽，她的‘性子’得改改，否则早晚吃大亏。我们能够说，何爽的性情在今天不会吃亏？
“但这部剧作最初的戏剧推动力不仅是舒义海的告密”，政法大学的那位男生不服气地打断北大女生说，“还有半斤假羊肉票事件，以及小梁尘喜欢戏剧，而他父亲是专业军人，对儿子施行‘专制’式管教。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记号：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个人爱好受到严格管控……”
“没错，但我们若仅仅关注这些时代记号，未必能够更好地认识那个年代的底色”，北大女生也不客气地打断政法男生的话。她接着说，“舒义海是整部剧作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与他的个人伦理品质形成鲜明对比。他最缺乏‘义’，整部剧作中唯有这个人物是十足的小人。这样的人在‘革委会’年代的表现，很难说是特殊年代造就出的特殊的恶。毋宁说，在不同的时代，自然的劣性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自由民主的今天，舒义海这种小人就没有了吗？我们至多可以说，在特殊的政治状态中，自然的劣性更容易找到表达机会。
“剧作家没有去展现1966年至1967年的那些标志性时代记号，比如‘打砸抢’‘抄家’‘游街批斗’，或有人因被迫害而跳楼，等等等等。何爽直爽地自杀，涵括了让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刻骨铭心的无奇不有的荒谬和恶劣。毕竟，何爽死在‘文革’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剧作家没有去再现那些标志性的时代记号，不等于无视那个年代的荒谬和恶劣的政治现象，毋宁说，他更关心那个让人费解的年代给人们的性情伦理造成的影响。
“这部剧作有38集，第一个时段在第11集就结束了。随后27集的故事从八年之后开始，也就是1975至1976年这个时段。剧作家让我们看到，梁尘已经长大成人，为了实现自己在小姨坟前的承诺，他锲而不舍地追查谁是告密者。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剧作的真正主题是追究‘文革’之罪。我觉得未必如此。对大多数上一辈人来说，‘文革’这一历史心结恐怕再怎么也无法化解，但剧作家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梁尘自己遭遇的爱情经历更为错综复杂，而这与追查谁是告密者既有关又无关。”
难忘的1978
“有道理，”北师大的同学说。“但我觉得北大同学的说法有些过度解释。我们出生在1990年之后，没谁经历过那个年代，不会有什么‘文革情结’。有一次，学校大礼堂放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红卫兵在广场跳‘忠字舞’的热闹场面，仅仅十来秒钟，看电影的同学非常兴奋，好像为自己错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而深感遗憾。
“过来人如何记叙自己的经历，讲述怎样的故事，对我们这代人乃至再下一代肯定有影响。我的专业是教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文艺作品中的‘文革叙述’。两年前热映的《归来》，很多过来人看得两眼泪汪汪，我们年轻人有的也掉泪。但如果这就是过来人希望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忆，那么，编导通过历史记叙要熏陶我们养成什么样的伦理品质呢？
“与《风车》相比，《归来》这部作品的伦理品质太过单薄。那个年代在今天看来明显荒谬，但《风车》让我们看到，在那样的年代也有好些动人故事，有些人的伦理品质好得来让人甚至会觉得今不如昔。《风车》有好些小故事或辅助情节，每个故事都复杂，这尤其让我印象深刻。《风车》的剧作家是否刻意要告诉我们：过去的历史很复杂，隐情很多。
“比如说，在1967年的动乱时期，小院收留了被遣散的净土庵尼姑慧兰，随后有了板车夫马福顺与慧兰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品质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人感动，而剧作家又恰恰让这个故事与隐瞒告密者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干净与不干净交织在一起。
“慧兰曾偶然得知告密真相，但长期揣在心底，谁都没说。到了1975年，即‘文革’走向尾声之际，慧兰终于把真相告诉老马，希望他揭露，老马却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剧作家让我们看到，老马心地非常善良，但他的天性缺乏正义德性。他并非没有血性，但他缺乏辨识能力，该有血性的时候却表现懦弱。
“从慧兰的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剧作家对佛教信理的质疑。可是，1978年以后，新生活开始了，梁尘为第二次婚姻登记提供证明时，给出了一个游戏性的佛理说辞，似乎佛理用作生活的外观，还是很有必要。
“人民警察单志衡的故事与板车夫马福顺和尼姑慧兰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但恰好形成对比。与佛教徒坚持生活在干净境地不同，人民的警察不得不与各种不干不净的事情和人性打交道。所以，剧作家赋予这个人民警察与他的身份相符的名字：单单志在平衡各种自然人性的伦理差异。剧作家让我们看到，在执法与隐情的纠葛之间，单志衡稳重而又正直，而他身上最让人感动的伦理品格是隐忍。
“剧作家把梁尘与单志衡的冲突安排在1975年至1976年之交，我觉得意味深长。单志衡是梁尘父亲的老战友和老部下，而他秉公执法要抓捕的老上级的儿子，其实是个义人。由于梁尘把八年前的何爽自杀怪罪于专政机关，却没想到自己英勇地与之作对的人民警察单志衡同样是个义人。换言之，对双方来讲，这场冲突源于一场误会。我为了写博士论文曾读过一本书，名叫《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作者就是写《记恋冬妮娅》的那个，其中对‘文革’的社会理论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文革’对国家的最大伤害是导致共同体成员莫名其妙地相互伤害。单志衡到老战友家抓捕梁尘，逼得老战友对老战友下逐客令。
“单志衡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死于救护囚犯的生命，他牺牲之后，梁尘开始写剧本《警魂》缅怀单志衡，但剧作家这时又让我们面对《警魂》与新趣味电视片《豪门恩仇记》的对比。历史时间显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直到今天，《豪门恩仇记》这类影视作品才会有票房，谁要是写‘文革’时期的《警魂》恐怕会遭人叱骂。
“‘十年动乱’即将结束之际，舒义海再次犯罪，而这次犯罪与‘文革’没任何关系，却成为剧作中1976年以后的故事的主要情节推动力。一方面，梁尘非要查出何爽事件的告密者，另一方面，他又对舒义海的儿子、自己的发小舒兆远隐瞒其父的罪行，以便保护他的灵魂不受伤害。
“同样是隐瞒，梁尘的隐瞒与马福顺的隐瞒在形式上同样，却有伦理性质上的差异。单志衡的女儿单红与舒义海的儿子舒兆远的夫妻关系，从形式上看类似于马福顺与慧兰的关系，即危难处境中因相助而生情，但两者同样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梁尘错过与单红的爱情，与何爽错过与康胜利的爱情，从形式上看也类似，但就伦理品质而言，同样不是一回事儿。因此我感觉到，这部剧作让我对看似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事情有了一点儿辨识能力，而我们恰恰缺乏这种辨识力。比如，我们没有能力辨识《归来》的伦理品质是高还是低。
“1976年以后的故事主线是梁尘与两个女人即单红和舒兆欣的爱情关系，而这两个女人的父亲恰好都与何爽事件有瓜葛：舞蹈演员单红的父亲是梁尘曾误以为的历史罪人单志衡，而爱上梁尘的舒兆欣的父亲，则是梁尘最恶心的小人。换言之，与梁尘产生爱情纠葛的两个女人，她们的父亲都是梁尘看不起、也无法接受的人。梁尘面临的选择极为艰难，似乎完全是因为1967年发生的事件。可以，没有八年前的事件，梁尘面临的选择就不艰难了吗？
“梁尘这个角色的名字很奇怪，谁会给自己的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尘土虽然质朴，但也总是与脏东西搅在一起。后来，单红的父亲单志衡成了梁尘心中最亲近的人，他若与单红结合，八成是一桩美满婚姻。人世中的偶然不仅不会顺遂人意，反倒偏偏给人出难题。由于偶然的际遇，梁尘接受了舒兆欣的爱情，却始终无法接受舒义海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亲人，他的天性让他没法放弃自己的伦理底线。梁尘设计的婚礼巧妙地取消了拜堂礼仪，否则他不得不向自己打心眼里恶心的小人拜堂。梁尘从没叫舒义海‘爸爸’，而是叫‘兆欣她爸’。
“梁尘与舒兆欣成婚那场戏写得精彩，算是后半部分的高潮，与前半部分的戏剧高潮即何爽自杀那场戏形成对衬：两个男人即康胜利与梁尘的性情德性形成鲜明对比。梁尘成功化解单红的执着，说服的理由非常质朴，而且触及到单红自己感同身受的经历：在生活的艰难中陪伴艰难的人。单红曾在心里发誓，她永远不会与舒兆远一起生活，最终还是接受了她并不爱的这个男人。
“最后，剧作家不仅让梁尘也让我们观众面临关键抉择：挽救难产的舒兆欣还是接受舒义海。因为，这时梁尘已经知道，舒义海就是何爽事件的告密者。舒义海要跳楼，以换取梁尘接纳自己的女儿。为了舒兆欣和他们的孩子，梁尘终于叫了舒义海一声‘爸爸’。这真的不容易，毕竟，舒义海害死过他的小姨，而为了查出这个告密者，他自己又经历过多少创伤！
“剧作家设计这个情节来让整个故事结尾，颇具匠心。梁尘说舒兆欣是“水”，什么都包容，当然也包容脏东西，这与他自己的名字有相同的语义。舒兆欣心地善良，与马福顺的善良不相上下，但也有类似的德性欠缺。一种德性需要与其他德性结合才站立得稳。舒兆欣找马福顺求情，希望与她的父亲和解，就是不理解善良与正义的关系，否则她不应该这么做。
“总之，这部剧作让我看到的更多是人性的伦理品质差异引出的纠葛，以及由此导致的艰难的伦理抉择。因此我要说，人性的伦理品质差异恐怕才是亘古不变的历史隐情。”
历史中经得住磨砺的个人德性
“我看这部剧作，想到的事情与各位不同，” 清华来的女生说。“我学理科，专业是high energy physics［高能物理］，业余爱好研究新中国军事科技史。我看过‘两弹一星’的文献纪录片，我们的前辈为国家摆脱外敌欺凌而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但有些事情也让我感到困惑。
“比如说钱三强（1913 - 1992）吧，作为核弹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2年夏天，他突然从自己的领导岗位上消失。纪录片没提到具体原因，但看得出来，他遇到了政治麻烦。因为，他的妻子何泽慧（1914 - 2011）有‘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这时正在兰州主持提炼浓缩铀的工程，领导告诉她要正确对待。我在想，何泽慧在完成这项艰巨的科研任务时，需要凭靠怎样的坚韧！
“原弹试爆前三天，虽然钱三强是二机部副部长，他才偶然得知即将试爆的消息。试爆成功后的第三天，钱三强便按组织安排前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社教运动’。看得出来，钱三强没有参与原弹制作的最后阶段。国家的顶尖科学家被派去搞‘四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中必有隐情。
“我查看了一些相关史料，关于钱三强离开二机部领导岗位的原因，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1962年初春，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为‘反右扩大化’伤及知识分子道歉后，钱三强在单位说了一些出格的话，犯了政治错误。有的史料则说，在二机部领导层中，钱三强是唯一的知识分子，而且个性爽直，不善于与工农干部相处。有人甚至猜测，钱三强年龄不大，却官至副部级，‘年少得志’遭人嫉恨云云。
“人际纠葛甚至摩擦，哪里都有，革命队伍中也不例外。但这就是历史的隐情？很难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谁能打仗谁就会被提拔到指挥位置，官至高位的年轻人不胜枚举。当然，1960年代，新中国政体逐渐实现官僚化，干部定级分等，论资排辈变得重要起来。可是，钱学森（1911 - 2009）回国后，为了工作方便要给他一个军衔，周总理请示毛主席给多高，并说钱学森在美国军工单位时是上校军衔，毛主席说，我们给少将。军中人士要评上这个级别，在长征时期至少已经当上连长。钱三强若有军衔，恐怕也是少将。要说钱三强仅凭科技知识担任高职让一些有革命资历的干部不服，这种推测未必站得住脚。毕竟，二机部属于准军事单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没有什么二话可说。
“后来我又看到一种说法，不禁大吃一惊。据说，19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敌情观念越来越强。钱三强曾因工作需要多次出访苏联，与苏联军工科技界人士有深交。二机部是制作原弹的绝密单位，会采取超高标准的保密和保卫措施。当时，原弹制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作为理论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工作已经完成。所谓干部关系不睦，不过是让钱三强远离核武研制单位的借口。难怪聂荣臻元帅到二机部了解情况后，说了一句带自我叹息的话：‘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还能相信谁。’
“如果这就是钱三强离开二机部领导岗位的历史隐情，你们学文科的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学军工的则不难理解。问题是，离开军工部门可以回到科研单位，为何要让中国顶尖级物理学家去乡下搞‘社教运动’？1965年，何泽慧也离开军工单位，去河南安阳参加‘社教’。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是中国的核弹功臣，‘文革’开始后竟然也双双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审查，尤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功勋人物，向来熟悉前线将士的伟大领袖不会不认识。
“第一次导弹与核弹结合试验时，国家秩序正为了‘大治’而开始走向‘大乱’。聂荣臻元帅飞往酒泉前线之前，曾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对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你是常胜将军，打过不少胜仗，这次要准备打败仗；搞实验就会有失败，要准备失败’。当时毛主席已经开始自己的史无前例的实验，这番话未必不可理解为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我学习新中国军事科技史的体会是，要搞清历史中的隐情难乎其难。眼下这个场合说这些，大家会觉得不搭调。毕竟，《风车》讲的是普通众生的故事，而非那些特殊人物的际遇。但我想说，即便杂众也有个人德性品质的差异，有善恶、对错、高低、优劣之分。与其一门心思挖掘历史中的隐情，不如关注历史中经受住磨砺的优异个体品质，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值得看重的。毕竟，1966年到1976年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的应该是前辈们的优异德性，哪怕是普通众生中的优异。”
这一页翻得过去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页早就翻过去了，净土庵四周的院子不都拆了吗？”小万用冷冷的声调说。“如今高楼林立，小轿车成堆，咱北京人还可以擅用路边的公交车站摆放私家车。日常生活中有了多得多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已经成为主旋律。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但历史的这一页在我心里没法翻过去。我们不应该忘记吃豆干也得凭票购买，不应该忘记聊天也担心有人会告密，不应该忘记说句俏皮话也可能成政治罪……”
“翻不过去就撕掉嘛，”咖啡厅的一个角落里突然有人站起来，用慢悠悠的声音说。我转头一看，是个面目清爽的老太太，六十开外，神色健硕，眉宇间还透显出一丝英气。当大家都楞在那里时，她说，“在座各位都是90后，只有万先生可能是60后，而我是1940年代中期出生的，1966年的时候，我跟诸位的年纪差不多……”
一张床上不能睡两类人？
老太太往前挪了两步，走出角落的阴影，然后说，“我常来这里读书，没想到今天会碰上这么有意思的讨论。诸位的发言让我有感慨也有启发，忍不住想说两句。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家热烈鼓掌，老太太严肃的表情露出了笑容，笑得像《风车》中的何爽。她爽快地说，“首先我觉得，万先生的话提醒我们，这部剧作包含的历史时间不是两段，而是三段。除了1966年和1976年的印记，还有1978年以后的印记，迄今已经快到四十年。只不过后两个历史时间的印记粘在一起不容易区分，但应该区分。
“到第27集的时候，剧作家让我们看到，板车夫老马的儿子马晓强从广州回来，除了带回一堆喇叭裤和太阳镜，打算在北京倒卖，还带回了盒式录音机。从此小院里天天飘荡着邓丽君的歌声，‘何日君再来’让人们有了甜蜜的憧憬。到临近结尾的第36集时，剧作家又让我们看到，马晓强带回一个打扮入时的港商，梁尘觉得那酸溜溜的声音有些耳熟，定神一看，原来是康胜利的儿子康凌云假扮的港商。梁尘与康凌云不仅曾是狱友，还曾是敌人。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挺有意思，连在一起就是尘土凌云。1980年代，人人经商或模仿商人，‘文革’中的敌人都转化成了商界朋友，这是新时代的标志。
“很明显，1978年以后的剧情占全剧大约三分之一篇幅。剧作家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时段，人们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剧中人仍然活得很艰难，尤其是梁尘和单红。因为，他们有对纯美的东西的追求，这体现为他们有共通的热爱艺术的热情。可以说，谁要追求纯美的东西，谁在实际生活中就会活得艰难。
“剧作后半部分的戏，主角不是梁尘一人，我们不可忘记单红。剧作家让他们相互面临艰难的伦理抉择：梁尘面临选择单红还是舒兆欣，单红面临选择梁尘还是舒兆远。梁尘和单红的爱情未能圆满，与‘文革’既相干又不相干。类似的抉择固然是人世的本相，毕竟还有偶然的历史际遇。
“相比之下，单红比梁尘活得更为艰难，这不仅是因为生活中的偶然际遇让她怀上并生下过两个男人的孩子。毋宁说，梁尘与单红所面临的抉择有伦理性质上的差异。舒兆欣不仅天性善良，而且多少有正派的天性，梁尘要接受她，除了不得不放弃艺术气质，就是不得不接受害死他小姨的告密者为自己的亲人。单红不得不接受的舒兆远谈不上天性正派，他伪造梁尘给单红的信件，就不是一个正派男人做得出来的事情。
“就性情的伦理品质而言，单红与舒兆远完全是两类人，但她不得不选择与他睡在一张床上。单红最终没有与舒兆远离婚，与其说她在舒兆远身上看到了所谓真正的爱情，不如说她看到了过日子的踏实。
“什么叫过日子的踏实？单红放弃与苏兆远分离之后对大嘴女人说的那番话表明，她已经无望地丢弃了杜拉克草，似乎那是障眼的东西，使她看不到生活中的真实土壤：这就是有个男人实实在在地在爱着她以及她与梁尘的孩子。
“可是，梁尘也实实在在地爱着单红和孩子，为什么单红最终决定放弃梁尘？她回避了真实的矛盾？我觉得，单红放弃梁尘的真实原因是，她在舒兆欣身上看到了尘土般的良善，她不应该用自己的杜拉克草去伤害这种善良。而且，单红领悟到这一点，恰好来自梁尘的启发。因为，梁尘率先放弃了杜拉克草。
“梁尘与舒兆欣同样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两类人。与伦理品质不同类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永恒的自然状态，多数人对此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福气。”
杜拉克草与认识自己
说着说着，老太太已经缓缓走到同学们中间坐下来。她用殷切的目光看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继续说，“这部剧作的主题很多，基本主题是梁尘的自我认识。1967年，梁尘在何爽的坟前立下誓言：没查出告密者，这辈子决不罢休。最后的结局呢？剧作家让他陷入要命的困境：他找到了告密者，而这个人正是他未来的岳父。他果决地要离开这个人的女儿，偏偏这时舒兆欣遭遇难产。
“舒义海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仅害了何爽，还害了芳芳，这事发生在1975年，严格来讲与‘文革’没关系。梁尘追踪告密者的过程，与另外三个事件交织在一起：第一，他因私自惩罚舒义海被判劳教；第二，他与单红的关系从近到远，与单志衡的关系从远到近；尤其是第三，他与舒兆欣的关系从远到近，但这种‘近’并不是对单志衡才有的那种亲近。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过程中，梁尘获得了对自我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做人。舒兆欣心地善良，梁尘也是，但梁尘因天生的艺术气质没法喜欢舒兆欣。艺术气质才是剧中的关键隐情：何爽的艺术气质让她认识不到，一个人有艺术细胞不等于他有好的伦理品质。同样，梁尘的艺术气质让他没法爱上庸常人性的善良。其实，艺术首先是一种技艺能力，包括细腻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技能，但这与性情的伦理品质的高与低是两回事，人们往往很难分辨作为技艺能力的艺术感和作为性情品质的艺术感的差异。
“梁尘给自己与舒兆欣生的女儿取名‘梁欣’，谁都容易听成‘良心’。唯有‘良心’会惩恶扬善，这部作品最后没有惩恶，但通篇都在扬善，这就够了。剧作家让我们看到，在那个为了‘大治’而‘大乱’的年代，即便世间恶相呈现太多，心地善良的人仍然是多数。
“梁尘娶舒兆欣是出于感激之情，正如单红最终接受舒兆远是出于感激之情。尽管如此，梁尘放弃单红选择舒兆欣，我们会觉得他多少有点儿懦弱。毕竟，何爽为杜拉克草而死，梁尘放弃杜拉克草，等于否定了何爽的生命原则。但剧作家让梁尘最后以画外音的方式说：杜拉克草不是杜撰，她一定生长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这意味着，梁尘最终没有否定何爽的生命原则，而是将这个原则深深埋进了自己的心底。心中有杜拉克草，才会对个体性情的高贵与低劣、优异与平庸的区分有感觉，而今天我们对这种感觉的感觉甚至不及那个……”
一只温厚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舒炜，他提示我得赶在散场之前离开。
离开韬奋中心时，经过一段幽暗的走廊通道，我看见《读书》编辑部还亮着灯光，八成是某位编辑在加班“砍”稿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读书》的历史早就翻页了。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位不仅眉目清爽而且头脑也清爽的老太太好面熟，却又始终想不起是谁。出租车快到四通桥时我才猛然想起：她与《记恋冬妮娅》中那个跳塘自杀的女孩子长得太像了……
2018年12月
本文为刘小枫教授为《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而作的专文，全文收录在即将出版的《百年共和之义》（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