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第一个清晰地论述了“真”的形式，即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却以令人困惑的方式谈论着“真”的来源，他认为真知来源于人内心的沉思和对宇宙的追问。亚里斯多德的光辉导致了整个中世纪的黑暗。
培根颠倒了亚里斯多德确立的世界，他鄙夷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演绎），极力鼓吹归纳方法，同时把知识来源归于平庸的观察和经验，这便有了现代科学的开端。
归纳法毕竟只适应于科学之初，一旦体系的基础确立，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又回到了科学之中，演绎方法重新受到重视——这是成熟科学体系化的必然结果。但不管怎样，经验检验仍然备受青睐，并成为科学唯一重要的特征；实证的方案一度成为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相对论和量子论所确立的现代科学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开始并达到其鼎盛的，然而鼎盛之后便是迷惘，科学家们开始谈论科学的终结。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只是技术性地求解某个方程，虽然原则上仍然要求实验的检验，但实验条件却难以实际地满足；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光芒导致了理论物理学的黑暗，科学多少又回到了亚里斯多德式的沉思和追问，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用关乎世界终极意义的思辩语言，而是更为精致的数学符号；于是科学家们转向了科学普及，机智地描述他们方程解的各种世俗的意义，理论物理正在走向这样一种“文学化”。
在现代科学的穷途末路中，生物学似乎是一个例外，达尔文对现代生物学的实质影响远不及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现代生物学家极少有像达尔文那样思考问题的，甚至很少引用达尔文的成果（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成就完全与达尔文主义无关。正如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H.J.缪勒在1959年所言，“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尽管他们可能对他仍怀有一种人文的崇敬。这大概是生物学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不会太久，已有一批分子生物学家利用现代计算科学的优秀成果走向进化论的研究，或许像物理学起始于宇宙学并终止于宇宙学一样，生物学亦将终止于进化论。
但即便科学的终结会成为事实，也没有科学家打算从理性的高度承认这一点，他们宁愿认为会产生另一类科学，而把旧科学的终结归咎于我们体系中的某种不恰当的观念（哲学）基础。
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会了一套批评现代科学的方法，认为上述后果源自于科学造成的世界二元对立，如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证的和思辩的，科学的和人文的，整体论的和还原论的，甚至健康与疾病，物种与个体，因此他们主张一种消解了这些对立的后现代科学。
达尔文医学无疑满足了后现代科学所寻觅的某些特点，尽管达尔文医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均未意识到这一点。
达尔文医学并未改变医学将个体当作医学主体的传统，治疗和预防都是针对个体而言的，但个体的人处于进化着的种群中，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应被当作生态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果。对疾病作出如此整体性反思是传统医学从来没有过的，这便消除了个体和物种的对立。达尔文医学宣称，感染不仅仅是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的结果，也是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权力”竞争，因而发烧是对感染作出的适应性反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伦（Timothy Doran）就明确表示，如果使用阿斯匹林退烧可能会使疾病的时间持续更长，最近这一说法据说为水痘病例所证实（见《世界科学》，1996年4期25页）。对因细菌感染缺铁而进行食物补铁的异议是达尔文医学又一新见解：在细菌感染早期，铁与蛋白质结合得很牢固并经循环而被肝脏排除，达尔文医学认为这于宿主有利，因为细菌繁殖需要铁的供应；食物补铁会因此而延长病程。
上述从进化角度思考宿主与寄主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生态学的考虑（生态学的整体观被后现代生物学家推崇备至），而纯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却可能导致背反。假定某种被现代医学认定的有害病菌侵入人体，从而引起人体的免疫应答；因为这种应答是进化的结果，从而很可能为人体正常生理所需要。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杀灭或防止病菌的侵入是明智的，可以预防疾病；然而从达尔文医学的角度看却未必明智，因为它取销了应答，从而也妨碍了正常生理。当然，这种对有害作出应答而促进正常生理的机制只是我们的假定，并未得到证实——然而，因为我们从未如此地思考过，或许真正存在这样的机制，我们也无法发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洞察：目前共生于我们体内的某些微生物可能在人类早期是有害的，而现在却可能有利；水土不服应被看作这样一个显明的例子；急性症原虫与镰刀型贫血症的关系似乎是这类情形的极端例子。这样一个现代医学的背反将导致生态伦理学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消灭我们认定的敌对物种？或者说，这些敌对物种是否有权与我们共处？
同样，这样的思考也消解了现代医学关于疾病与健康的对立。现代医学总是认定疾病是由病原造成，消灭病原就预防了疾病，从而保障了健康；但如果从如上所述的达尔文医学角度思考问题，消灭病原反倒可能妨碍正常生理。
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悖谬，现代医学能够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这显然又是一个生态伦理学问题。达尔文医学就这样消解了传统科学造成的人文与科学的对立。
达尔文医学之人文关注的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它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批评和适当改造的建议上。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的伊顿（B.Eaton）认为，西方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所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性是远古时代采猎人生活方式妇女的100倍。现代妇女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绝经晚以及母乳喂养时间短，而采猎人初潮迟，生育第一胎时间却要早，同时生育多，常年哺乳，绝经较前；这些差异的后果是采猎妇女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妇女平均排卵达451次。研究表明，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伊顿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止方案，现代妇女应模拟远古妇女的生活方式并用医学手段加以改进：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这样，现代妇女既具有远古妇女的多孕、月经少的生物化学优势，又不必过多地承担生育的责任。
那么现代西方医学会认同达尔文医学吗？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以肯定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J.M.斯克尔特奈特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对3363名健康妇女和197名卵巢癌患者的排卵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检测了每位妇女的P53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P53基因的变异是导致卵巢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女性平均初潮年龄12.5岁，绝经年龄50岁计算，正常不育妇女一生排卵总数应为487次。在被调查的妇女中，多数人一生的排卵总数为235次至375次，而少数排卵次数高的人则达376次至533次。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卵巢癌患者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比排卵次数少的患者高7倍，而比截至调查时止尚未患卵巢癌的健康妇女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高出9倍。这个小组认为，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比从未生育者患卵巢癌的危险性低。这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不是对达尔文医学的一个强有力支持吗？上述研究发表在1997年7月2日出版的美国著名的《国立癌症研究院院刊》上（见J.Natl.Cancer Inst.1997；89：932-938，906-907）。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例子是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在现代社会为何如此之高。按照达尔文医学的说法，在前工业社会，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节俭”的代谢机制的个体在生存上就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充分地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然而当工业社会来临时，人类的食物已大为丰富和便宜，这样具有“节俭”代谢的个体无法应对丰盛的食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就会大量增加。由此达尔文医学对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提出了忠告：不要吃得太饱，八九成饱足矣。流行病学的调查已证实了上述说法，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糖尿病的发生与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尽量地吃呈强烈的正相关，又如亚州犹太人移民到富裕的以色列后糖尿病的发生大为增加。使达尔文医学家感到高兴的是上述观点已写进了目前在西方临床医学界很流行的一本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中——《医学中的基因：分子生物学和人类遗传缺陷》（I.Rasko和C.S.Downes著，Genes in Medicine:molecular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 disorders,Chapman & Hall 出版公司，280页，1995）。看来，达尔文医学已正在成为现代西方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生物学家之所以不再以达尔文的方式思考问题，是因为达尔文方式带有明显的思辩痕迹，与现代科学的实证范式格格不入。其实，从科学的整体出发，我们可以把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发展看作是进化论思辩性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胚胎学、古生物学以及遗传物质的突变，等等，因为这些并不违背进化论。达尔文医学的思辩性是明显的，因而其实证性并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解释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本文所提供的假定以及预防妇科癌症的方案。这些并不是达尔文医学理论的必然演绎，但它们仍然对达尔文医学具有支持力；相反，这些结论的证伪并不影响达尔文医学其它结论的有效性。这样，达尔文医学消解了现代科学的强实证方案（思辩与实证的二元对立），而把思辩和实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并最终使它们的界线变得模糊。
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导致了第一次医学革命，奠定了现代医学的框架性基础，分子生物学和计算科学的结合导致了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医学革命，这是革命更为彻底的深入，是现代医学的顶峰。那么，达尔文医学是否会导致第三次医学革命呢？或许，“变迁”比“革命”一词更容易让后现代讲求平和与宽容的哲学话语所认同。
1995年《自然》周刊为R.M.尼斯博士和G.C.威廉斯博合写的这本著作发了一篇书评（见Nature，375：641—642），称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达尔文医学的著作，而G.C.威廉斯博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进化论专家之一”，纽约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1996年初我将这一信息告诉李永平先生时，李先生慧眼识珠，当即决定要出中文版。随后我迅速与威廉斯博士取得联系，他告诉我本书版权由约翰?布洛克曼先生全权代理。李永平先生马上又与布洛克曼先生达成了协议，不惜以重金购得本书的全球中文版版权。无疑，没有李永平先生的胆识和热情，本书中文版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此我还要感谢威廉斯博士。1996 初夏他寄来了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并告诉我中文翻译要以此赠送本为准，因为先前的英文版存在一些缺陷。
本书主译易凡先生是湖南医科大学退休教授，易教授早年受教于湘雅医学院，精通医学与进化生物学，中英文造谐颇深。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断切磋，甚至激烈争论。所做这些都是为了使本书中译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