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出生于1929年，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她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后应邀创办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视觉中国/图）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托斯卡》：“你应该有一样东西，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郑小瑛回忆，“他问我敢不敢上，我说当然得上了。”
“乐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只能够干喊，所以还不死心。”
“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她最珍贵的、最幸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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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饭桌上摆着一杯冷牛奶、一颗放了几天的煮鸡蛋，这是早餐的全部。早晨八点，郑小瑛把盒装可可兑进牛奶里，抱怨人们送来的礼物太多，有些并不适合老人，只能尽力吃掉。电视台曾来采访养生之道，她如实作答：喝凉水、吃剩菜、高盐高糖重口味。
2018年秋天开始，一个新任务提上了她的日程：开设指挥班，给中小学音乐老师上课。由于担心迟到，郑小瑛加紧吃饭，结果不小心呛到了。老伴赶紧为她拍背，送她出门，郑小瑛咳嗽着解释，年纪大，喉咙不灵敏了，恨恨地说：“老了很讨厌的！”
一家企业曾邀请她去西安，为客户和员工早晚各指挥一场，每场两个多小时。今年是第二次来邀约，郑小瑛请求：“分两天好不好啊？我又老了一岁了。”对方说到节约成本的苦衷，她又答应了。
身为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的郑小瑛已年近九旬，仍频繁应邀在国内外各地演出。
曾有自称全国级别的指挥比赛邀请她做顾问，她看评委名单都非业内一流，建议改名为“某某杯”比赛，以显得更客观。主办方的回复把她气坏了——“您老了，还是一边歇着吧。”
采访期间，邻居开车载着她去海对岸的厦门工学院——指挥课就开在这所民办学校里。学生从沈阳、威海、南昌等地远道而来，为照顾他们的行程，每个人只需两周出席一次，听半日课，这意味着，同样的内容，郑小瑛要重复讲四次——每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中午她会睡一会儿。
“哦吼吼吼！什么调，亲爱的？”当天课程进行到下午，钢琴伴奏女孩困得有些走神，郑小瑛拍手提醒。
刚开课时，她对大家讲，“这是我的最后一搏，也是关门一课。”郑小瑛上一次“最后一搏”是在五年前，她离开一手创办的厦门爱乐乐团，并以歌剧《岳飞》作为告别演出。事前她也用豪言嘱咐作曲黄安伦——“人生最后一搏”、否则“死不瞑目”，黄安伦都会捂她的嘴。
南方周末记者首次到访时，郑小瑛根据提纲准备了讲稿。事前，她担心采访内容太多，特地提醒：“请注意，我是个分秒必争的讲究效率的指挥啊！”
这些年来，郑小瑛不断出走：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退下来后，到了厦门；十多年后，又从厦门爱乐无奈离开。“在体制内我做不成的事，我只要一离开它我就慢慢做成，我现在有这个自由，就可以离开。”
现在，她没有固定合作的乐团，总在琢磨，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仍有许多未竟的宏愿：若是手上有个歌剧院或是任何音乐团体，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
——“但是现在我没有了，乐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只能够干喊，所以还不死心。”
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这成为中国培养合唱专业指挥的起步，郑小瑛是班里唯一的女生。图为1956年7月合唱指挥班结业，郑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马舍夫致谢。（受访者供图/图）
1
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尽管需要面试筛选，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报名才28人，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
这与郑小瑛曾经教过的学生大相径庭，后者大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常挂在她嘴边的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从1956年参与指挥系建系开始，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数十年。
现在，她要给业余学生上课，从零教起。原本她要求背谱，但头一节课就发现，很多学生做不到，只好不再硬性要求。指挥班的同学们也已认识到“学生”和“学员”的区别，吴灵芬们是郑老师的学生，他们则是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颇为温和。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最严厉的指责是“怎么可以啊”。当学生怎么也学不会、反复提醒仍然出错时，她也会想不通，“怎么可以啊？”“为什么啊？”
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
意大利朋友萨碧娜来旁听了一堂课，委婉地建议：对不同的学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大概想表达汉语里的“因材施教”。郑小瑛说，“哎，我都急死了啊！”
尽管已享有世界声誉，但郑小瑛仍然看重“老师”的身份，“我后来给自己定位，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但她一直不愿私下开班教授打拍子课，怕误导人家以为手上功夫就等于指挥。“指挥的主要功力在脑子里，在他的听觉、他对作品的理解里，而不只是这个。”郑小瑛摆弄双手示意，“这个（手）只是‘终端’，只是最后的一点。”
直到近些年，她接触了不少业余合唱团，大家出于爱好走到一起，不计报酬，“这个倒是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她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
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普世都会的东西，中国人不会。”
考虑再三，郑小瑛决定“亡羊补牢”，至少教他们懂得规范，孩子们会受益。学员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女老师，郑小瑛认为她起步太晚，但考虑到“她还想学，手上也有合唱团，在那个位置上，多少会有影响的”，还是让她加入。
这样的愿景，也是郑小瑛过往的某种写照。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这成为中国培养专业合唱指挥的起步。他教导大家，合唱是群众性的艺术，要求每个学生马上都去组织合唱团，很快，二十多个合唱团在北京成立，郑小瑛负责妇女、儿童和农民三个团。三十五年后，学生们邀请恩师来北京观摩中国合唱节，“几十个合唱团在一起汇报，一看手上指挥的方法，都是‘杜派’”。
杜马舍夫对最早送选的一批学生并不满意，便自顾自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人。校方人事科慌忙推荐了作曲系“三好学生”郑小瑛——她成了指挥班里唯一的女生。
郑小瑛起点高、悟性好，杜马舍夫不久便让她代教基础的视唱练耳课。她早就有“赶鸭子上架”的本领——从前在文工团，因为学过钢琴，被拱着教乐理时，郑小瑛问，什么叫乐理啊？她上街淘书，发现了一本乐理普及教材，赶紧看完，第二天她就敢去上课了。因为能识谱，从开大会拉歌到成百上千人的游行，都是郑小瑛负责为大家打拍子——这是她最早无意识地“指挥”。
在音乐界，杜马舍夫不是名家，只是莫斯科国立师范艺术学院的普通教师，“你去问苏联人，没有人知道他”。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杜马舍夫回国后并未得到优待。郑小瑛在三十多年后看望杜马舍夫，他一直住在同一间老房子里，家里堆满中国带回的纪念品。老师的妻子告诉她：“他现在老了，唯一的幸福，就是生活在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之中。”
郑小瑛继承了“杜派”指挥法的核心部分，发展出“郑式指挥法基础”。许多年前，报纸上登着“郑小瑛开‘指挥大师班’”，同一版面的角落上还有一篇短文，批判当时流行的自称大师现象。郑小瑛看到后，决定换掉“大师”二字。
妹妹郑小维为她愤愤不平。直到有一次，郑小维去听指挥家吕嘉的音乐会，节目单上赫然写着“师从郑小瑛大师”。“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没有人叫过她大师，吕嘉叫她大师啊。”她把节目单用挂号信寄给了姐姐。
最近，郑小维看到有人称郑小瑛是“指挥之母”，她觉得倒也很好。“算了算了，不叫她大师，叫个‘指挥之母’，我觉得也够格的。她确确实实像母亲一样的。”她盘点着郑小瑛的学生，“她是个女指挥，生了这么多的蛋。就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曾被这样问道。她解释，将指挥作为一生之志，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结果，而是一次次被挑选、被安排。
“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个人想法，说实话。因为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追求、不幻想，派你来做什么，你就很高兴；派不到你，你也不抱怨。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1960年初，郑小瑛被正式选派到莫斯科进修。除在校上课之外，她还通过杜马舍夫引荐，跟随资深指挥家伊·波·巴因学习，在剧院的角落里观摩歌剧。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托斯卡》：“你应该有一样东西，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郑小瑛回忆，“他问我敢不敢上，我说当然得上了。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是这样上的。”
当时整个莫斯科，《托斯卡》总谱只有两份，郑小瑛借来巴因那份，把配器抄在自己的钢琴谱上。每次巴因指挥，郑小瑛就蹲在乐池的角落里看，全凭模仿和记忆来学习。
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代，当报幕宣布是中国女研究生担任指挥时，观众鼓掌尤其热烈。通常只在最后谢幕才给指挥的追光，每一幕开始时都照向她；她每次出场，都有一次鼓掌。
至此，郑小瑛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不加‘女’。”她每次都强调。
遇到纤瘦柔弱的女学生，郑小瑛总对她们强调，“这时候不是温柔的小姑娘，是大司令员”。她把乐队比作队伍，一个学生说起合唱遇上“假指挥”的经历，郑小瑛惊呼，“这是不可以的，队伍要送死啊！”
郑小瑛从小个头高大，不到六岁就是全幼儿园最高。在女校排话剧，一直演男角，做英俊小生。她留“妹妹头”短发，起了床，甩一甩就出门。郑小维形容她，“非常男性化，完全不像一个女性”。 “作为一个指挥，内心必须要坚强、自信，当着那么多人怀疑的眼光，特别女孩子，你要没有点自信，看着那些眼睛都害怕。”郑小瑛受益于这些特质，“那么多男人都看着你呢，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等你出笑话的，你就要有一种自信，通过音乐，组织、驾驭这一切。”
一家时尚杂志策划了“民国大小姐”专题，把郑小瑛和影星卢燕等人一起列入其中。到了现场，郑小瑛发现要化浓妆、换服装，抗拒极了，最后面对一件高领毛衣，她才勉强答应。
回到家，她的妆容把老伴吓了一跳。郑小瑛多年不化浓妆，演出也不例外，“反正观众看的是背”；衣服都是朋友看不下去给她买的，而演出穿的黑色指挥服，几十年都是那几套。
她极少逛商店，偶尔和老伴出去，形容自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看什么都稀奇，橱窗里都漂亮。但她觉得，“那也不属于我，再好看，我也不可能买什么东西”。
1997年，郑小瑛第一次查出直肠癌，老伴“啊？”了一句，不知所措。“我没事，他的心理不如我坚强，你别看是男人。”女儿郑苏接到电话号啕大哭，从美国赶回来。
郑小瑛照常去北大、清华做了两场讲座，站上桌子指挥大家唱国歌，给指挥系学生上了课，还参加了音乐家座谈会。之后，她才遵医嘱住进医院。
接受化疗后，她的头发掉光，出院一个月后，戴着假发指挥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和歌剧《卡门》的演出。
她经常教导学生，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在舞台上，谱子乱页、演员唱错，各式各样的意外常有，即便所有人都慌张，指挥不能慌。“出错了，你得马上判断问题在哪里，是带上它，还是压住它，让它归于一致？这是职业性的。”
2005年岁末，在龙岩一场新年交响音乐会上，郑小瑛走向指挥台时，一脚滑倒，从一米多高的舞台摔了下去。现场惊呼起来，工作人员冲上去扶她，有乐团队员甚至吓哭了。几分钟后，再次走上台的郑小瑛还顶着乱蓬蓬的一头银发，却笑盈盈对台下说：“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
郑小瑛如常完成了四十分钟的交响演出。后来，她说，“哇，完了以后疼了我两个月。”
2014到2015年，她的右下肺和右上肺又先后查出癌症和病灶。郑小瑛讨厌别人总来问“抗癌精神”，她说每次治疗结束、痛完，如常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
身边的人都惊诧于郑小瑛过人的精力，很多人都接到过她凌晨发来的消息——工作多的时候，她半夜2点睡，早上4点起。她曾对朋友说，“让我做饭、做家务，站十分钟我就累得不行，而在指挥台上，根本不觉得累。”
晚饭时，助理程远和她商量那家时尚杂志继续跟拍“大小姐”的计划。得知这一期大受欢迎，郑小瑛诧异且不解，程远告诉她，“这是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郑小瑛吃着饭，把筷子举过头顶干练地挥了两下，“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1960年，郑小瑛赴苏联留学，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在导师安诺索夫的帮助下，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执棒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出前，安诺索夫为她送来了提神的热咖啡。（受访者供图/图）
3
如果没有音乐，对我个人有什么？！
这几年，采访邀约越来越多，郑小瑛不大理解，但她也不太拒绝，“他们这么来找，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义务似的，那就是它需要我呗，应该去。”
对郑小瑛来说，被需要比自己想要重要得多。“社会需要的，我会的，就能成功；社会不需要，我愣去做，做不成啊。”
1978年，中央歌剧院复排歌剧《茶花女》。文艺生活刚刚恢复，戏票总是一抢而空，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文化宫连演40场，每场都有人要求买站票。
热闹归热闹。在石景山演出时，观众嗑瓜子聊天，场面相当嘈杂。《茶花女》的序曲哀婉柔情，郑小瑛举起指挥棒，几乎难以开始，乐队放大音量使劲拉，和噪音形成了拉锯战。幕间休息，观众跑来乐池边，“怨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呢！”
“你能抱怨观众吗？不能。”她说，“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
对郑小瑛那代艺术家来说，推动中国音乐发展的紧迫感，从“文革”之后变得异常强烈。“我们最好的年华在那个年代荒废了，所以才会有一种拼命要跟生命赛跑的感觉。”
郑小瑛自行想办法。她给《茶花女》准备了20分钟的讲解，用磁带录好选段，在剧院门口张贴告示：请愿意听讲座的观众提前20分钟入场。怕告示没人注意，她干脆在剧院门口吆喝。“郑小瑛模式”的讲解就此开始。起初一小批人被她张罗进来，后来很多人特地冲着讲座来，热闹的时候，观众齐刷刷挤到讲台上。
在河北演出时也是一片喧哗，她站在入口处的板凳上大喊：“老乡们！听我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歌剧！”声音甚至盖过了场外卖烤白薯的小贩。
有时候甚至得从“指挥是干什么的”开始讲起。已故指挥家李德伦曾在一次演出过后，被观众要求靠边站站，别挡着乐队合影。
郑小瑛决定，不仅要做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更要做大众的音乐老师。她经常对学生讲，指挥应当成为社会的音乐教师。“他们愿意听你讲，你吝啬什么呀？对你来说又不是要死要活的事，我就讲讲，大家开心有多好啊。”
演出导赏在国外不罕见，郑小瑛在莫斯科就见过，在美国还有专人负责讲解。但是在国内，她仍觉得同行者寥寥。至于自己的学生，“他们忙着自己的名”。“特别是年轻人，他肯定要先追求一个高峰，才能让人家看见。”她表示理解，“所以你也不要去挑剔他，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他现在努力塑造自己，也是对的。”
郑小瑛此生奉行“为大众服务”的艺术理念，来自她成长年代的某种训诫，在杜马舍夫班上就有所启蒙。见合唱团的多声部效果欠佳，杜马舍夫建议直接改为齐声唱，“群众歌曲，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难？”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蒋力听完一次歌剧讲座后，大胆拦住郑小瑛，央求她去自己学校讲课。郑小瑛坐公交车去讲了两次。蒋力日后成了音乐评论人、中央歌剧院的策划制作人。法学生赵世民，在听了一次《卡门》讲解后，迷上了交响乐和歌剧，现今转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她最珍贵的、最幸福的东西。”郑小瑛感慨自己已到收获的年纪，无论走在马路上，还是在世界各地讲学，总有人上前来和她打招呼，就像相识已久的老友。
在郑小瑛的世界里，音乐的意义并非直接作用于自己。“我是通过音乐跟大家认识，不过是把音乐介绍给了大家。”郑小瑛质疑音乐家“没有音乐不能活”的说法，认为那是夸大艺术的作用，只听八台样板戏的年代，大家都活过来了，“如果没有音乐，对我个人有什么？！”
1978年出生的邵燕跟随郑小瑛做过歌剧，现在是厦门工学院音乐系主任。她意识到，“我们这代人都是，把今天的日子过好、把这个月的工资领好、把房子买好就好了，我跟郑老师工作以后，发现郑老师都不是考虑自己，（相反）甚至是牺牲自己。”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职业的音乐家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郑小瑛早有答案：“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郑小瑛年轻时以冼星海为偶像，时至今日，即使指挥过国内外众多大师的作品，最钦佩的始终是冼星海。1950年代，她还从民族音乐研究所里，把冼星海的亲笔日记偷出来看，做笔记。 冼星海一生颠沛流离，英年早逝。他留学巴黎，后选择回国投身抗战歌咏活动，在延安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创作了《黄河大合唱》。1938年12月15日，冼星海与妻子在延安“大吵特吵”，以致干扰了创作。他相当自责，在日记里反省：“把伟大纯洁的爱像火热一般贡献给那广大群众吧！他们不会忘记我，他们才是最亲切的人，我或许受过这些错误，更可加强厉害去认识人生。”
“了不起的精神力量！那样的人才配做一个中国音乐家，他是生活在人民中的。”郑小瑛说。
从1978年歌剧《茶花女》开始，郑小瑛都会在演出前进行“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为观众普及歌剧知识，大受欢迎。（受访者供图/图）
4
我们这代人，有很复杂的心情
郑小瑛生长在民国上海的洋派家庭，入读教会学校，参加唱诗班。父亲留美归国，直到解放前，两个女儿都称呼父母“Daddy、Mommy”。
母亲在郑小瑛六岁时带她学钢琴，希望培养女儿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等她提出正式学音乐，父母却表示反对，在他们的观念里，那就是夜总会里的“洋琴鬼”。
上海沦陷后，郑氏举家西迁，父亲买回许多救亡歌曲的歌谱。家里聘请的家庭教师，恰好是从前线抗敌剧团回来的年轻人。在钢琴和群众歌曲的熏陶中，郑小瑛自小就喜欢轰轰轰的进行曲多于大上海的靡靡之音。
在父母要求下，郑小瑛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读预科班。在一次微积分考试里，郑小瑛只考了50分，“50分是最羞耻的，我一辈子没有得过50分。”她素来成绩优异，由于数学老师用英文授课，实在跟不上。第二年，她转入了音乐系。
她在学校组织民歌社，在游行队伍里扛旗，成为活跃分子。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写信回来说：这里阳光明媚，人人平等。
郑小瑛开始了出逃之路。第一次出走，她藏在学校宿舍衣柜里，被母亲找到，抓回上海。第二次，她偷偷告诉妹妹，母亲偷看妹妹的日记后发现，逼郑小维找到她，双方在法国公园碰面。根据郑小维的记忆，母亲一直哭，担心她没有钱花，把身上的首饰都给了她，而姐姐大概没有哭。
郑小维总觉得，母亲从小偏爱姐姐，因为姐姐比她更优秀。郑小瑛向母亲约定，当晚会回家共度圣诞夜，母亲才放心离去，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实际上，她很快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离开了上海。
母亲买了一大堆郑小瑛爱吃的菜和点心，早就知道计划的郑小维不忍心，在旁劝说，“够了，够了”。一家三口等到夜里9点，郑小瑛还没有回来。母亲坐着黄包车，挨个找到郑小瑛同学家里，询问她的行踪。“回来大哭，哭了好多天，以为她失踪了。”郑小维回忆。
直到半个月后，安全到达解放区的郑小瑛寄回一封信：“亲爱的姑妈，我们已经平安到家，一切都好，请勿挂念。”用的是假称呼和假名。
从此以后，郑小瑛和家人再没有一起生活过。父母和妹妹一直在上海，郑小瑛后来定居北京，很少回家，“这趟路费不是人人都掏得起的。”
肃反运动中，父亲被要求写检讨，实在不会写。母亲让他把材料寄给郑小瑛，请她帮忙修改。郑小瑛很无奈——当时得和“反革命”划清界限。后来，她听母亲说，他们每晚都要去信箱里摸一摸，检查有没有回信。
1960年代，父亲生病，郑小瑛回家照顾，父亲要收她饭钱。父亲的观念是：我有工资，你也有工资，你回来，不是我请你来的，是你自己来的，所以你应该付费。“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不调和，但是我能接受，付就付。”
母亲生前从未看过郑小瑛一场音乐会。她病危时，郑小瑛正在样板团指挥一场重要彩排，无法离开，到了下半场，发现丈夫和孩子在侧幕等她，她知道是噩耗来了。演完后，她在后台放声大哭。
郑小瑛记性极好，能清楚记得很多具体日期。但是谈起父亲离世的时间，她打开书桌抽屉，掏出一个小本子翻找记录。她念道：父亲1979年去世。“我这里记录妈妈是1975年走的，”她戴上胸前的老花镜反复确认，“可是我记得爸爸是先走的，我记错了？”
最近，郑小瑛受邀参加央视一档家庭节目，为此整理了老照片。她参加革命工作后，被要求和父母划清界限，那时以没有家庭观念为荣。她特地回忆了和家人过往的相处，“从来没总结过他们的好处，”郑小瑛望向窗外，“我们这代人，有很复杂的心情。”
1980年以来，郑小瑛曾赴日、美、意、德、法等地举行交响音乐会、指挥歌剧或讲学。她演出时从不化妆。（受访者供图/图）
5
乐团是谁的？
时代的其他变化也经常让郑小瑛感到困惑。1980年代以后，市场放开，“靡靡之音”回来了。演一场《茶花女》补助只有五元钱，香港歌星的出场费已经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剧院里的“腕儿”出去走穴挣钱，缺席排练，主要乐器不来，其他成员都得等下次陪练。“大家心里不高兴，干多干少都一样，我来不来都还是那点工资，你也不能开除我。”
在世界各地演出时，郑小瑛总会和当地演奏员聊天，研究国外的合同。她前后给文化部、剧院写过五个报告，主张改革，相识的新华社记者帮忙发过“大参考”，回音寥寥。
1997年，郑小瑛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不是我累了要休息，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啥事也干不成的制度，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自己干一点什么事情。”
创办“爱乐女”室内乐团曾让她获得短暂自由。成员都是志愿者，用业余时间在教室、厂矿等场合演出。有一次在乡下露天野台子，碰上下雨，农民围着不走，只好继续演出。每到休止符处，演奏员赶紧用手绢擦擦琴。
由于当时民营团体政策尚未出台，即便已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演出过，“爱乐女”仍然面临政策上的困境，成员们愤而离去。
受邀来到厦门时，郑小瑛已经69岁了，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厦门有领导打算组建交响乐团，于是有了“民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
迈入下半辈子，郑小瑛开始创业了。这是她第一次做乐团管理者，人事、财务、管理都得学。她天天向上要政策，却不知该去哪个部门注册；来了很长时间，疑惑怎么没人给她发工资，慢慢才弄清楚，乐团隶属一家民营企业，要去企业报账。
厦门爱乐诞生不久就遇上金融危机，民营企业老板抽走注册资金，乐团第一个月首演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她向邀请她来的时任厦门政协主席蔡望怀求助，暂时凑到了钱。 此后，为乐团“化缘”就成了郑小瑛的常态。有一次资金没到位，发不出工资，郑小瑛亲自去堵区长，请他签批。区长抛下一句话：郑老师，这是因为有你，如果你不在，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
这件事让郑小瑛耿耿于怀，总对身边人说起，“我是为厦门人民在做事情，你给我这个钱，不是为我，我不是乞丐。难道我为厦门做这些文化的贡献，在一个区长的眼里面看是这么不值钱吗？”电视台来采访，郑小瑛要说这件事，邵燕劝她能不能不讲，“不行，不说难受。”
排练场地几度搬迁，用过临时租的歌舞厅、电业局旧礼堂。邵燕第一次去爱乐，发现场地竟是一个很窄的楼梯，“不敢相信”。
厦门爱乐一度实现了郑小瑛按艺术规律办团的理想：选贤与能、竞争上岗、来去自由；为了普及大众，每周都举办“周末交响”音乐会。十五年，乐团共演出一千多场。 “那就是神，真的。”青年教师孔令伟最初见到郑小瑛，不敢说话，声音打颤。郑小瑛却乐于提携年轻人，演出了他创作的管弦乐作品，为他引荐知名音乐人。孔令伟此生第一次听到，自己被介绍为“作曲家”。“你知道什么叫天上掉馅饼吗？就是这种感觉。”
但在厦门爱乐，郑小瑛却渐渐失去了位置。2013年，乐团发生易主风波。郑小瑛的支持者认为，根源在于“功高盖主”。几个月后，厦门爱乐官方微博有所指地写道：“回顾这场风波，我们是否有所感思：乐团是谁的？——乐团是社会文化公共资源，并不属于某一个人……”
一大批成员随郑小瑛辞职。另一部分则站在对立面，网络上仍流传着他们写给郑小瑛的邮件，有不客气的咒骂、抱怨，也有人请求郑小瑛考虑他们的生活压力，放弃与理事会对抗，不要影响他们养家糊口。
理事会宣布郑小瑛不再担任艺术总监的当晚，许多成员跟着她回家，安慰到很晚才散。她的老伴告诉他们，郑小瑛大哭了一场，从来没这么哭过。
黄安伦在地铁里听说这个消息，立刻打来电话，提出到厦门声援。孔令伟写了一篇文章，要发表出去。郑小瑛都回绝了，她认为对全国音乐事业来说，这只是一件换届的小事。
只是这件“小事”让她痛苦了很久，“五雷轰顶，简直不能接受”。
乐团成员的生活，郑小瑛事无巨细地关心，她帮他们要房子、落户口、带薪进修。“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大家长。”邵燕说，“这等于从她出生一直养到15年的孩子，是不是？”
学生俞峰请了一位律师来帮忙。讨论时，律师的丈夫插话：“郑老师，这个乐团不是你的孩子，是出钱人的孩子。”
这句话刺痛了郑小瑛，但她承认这是一句实话。“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我只有一份艺术家的热情，当权力与金钱不愿意支持你了，你就非常脆弱，也就是这么回事。”
郑小瑛（后排左四）与学生在一起。她教过的学生大多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后排左二）、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后排左五）等。（受访者供图/图）
6
我怎么还这样啊？
每年9月过生日是郑小瑛既期待又想躲的时候。去年88岁“米寿”，助理程远筹划了生日惊喜，郑小瑛一进门，满屋子人，当年的爱乐成员一共七十多人，来了五十多个，其中包括很多当时没有支持她的人。
大家带着乐器，郑小瑛当场指挥了《乡村骑士》间奏曲，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掉眼泪。程远是当年随她辞职的人之一，她制作纪念视频，精心挑选了主题词：追随。
这两年，和解陆陆续续地发生。前一次生日，一个小号手拽着郑小瑛，说不出话，呜呜就哭。她不让他哭，对方哭得更凶了。
孔令伟看不过去，“郑老师全都原谅他们了，郑老师认为这是她的孩子，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啊。”
“这种小孩，你跟他记什么仇？”郑小瑛说，自己已经释怀了。 实际上，在风波之前的几个月，郑小瑛就已主动辞职。她在离任之前，马不停蹄完成了《岳飞》歌剧音乐会和马勒《尘世之歌》中文版的唱片录制。“我离开了乐团，就没有地方做了，所以得赶紧。”
紧迫感从来没有消失。现在，她最重要的呼吁是“洋曲中唱”，用中文演唱西方经典歌剧。目前，国内此类演出大多采用原文版语言，中央歌剧院推出过中文版《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重排时都改回了原版。
“全世界都在用自己的母语，为了让观众能够听懂，也为了市场。唯独我泱泱中国，摆着个谱要原汁原味，才显得高级，事实上假得要命。”她认为演员、导演都不一定明白每句话的意思，“这种在艺术上不完美的东西，又用很高的调子来宣传，愚弄大众。我反对这种伪艺术的事情。”
她和老友刘诗嵘给中央歌剧院的现任领导写了多封信，没有任何回音。刘诗嵘曾是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现在身体欠佳；音乐文学翻译家周枫也卧病在床，“就剩我还在扑腾了。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徒弟们纷纷表示支持，但没什么行动。郑小瑛伸出食指在眼前用力点了一下，“这一点，我记住他们了，哼”。
“说这么多，你烦吗？”郑小瑛很在意听者的感受，不等回答，她自己叹一口气，“哎，很烦的。因为这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我的梦，但是有什么办法？反正我只能够抱怨，抱怨有什么结果？”
采访结束后，郑小瑛发来一则动画短片。片中，一个老太太不停地编织，不舍得拿起脚边的剪刀，最后线不够用了，她就把自己的头发织进去，一起掉下了悬崖。配文注解是：“重新思考，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还有比奋斗、物质更重要的东西；有时我们要知道拿起剪刀。”
她是否曾考虑过拿起剪刀？
她回答：“还没有过，因此才惊愕！”
最近，她去武汉演出时，看望了文工团工作队的老朋友。郑小瑛是工作队里年纪最大的，上次回去，还有二十多人，她去疗养院探望，个个骨瘦如柴，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次回去，只剩下一个人了，就是当年队里最小的孩子。
她的眼前总浮现他们小时候的样子：男孩们生龙活虎，女孩在台上唱花鼓戏；最小的这个很调皮，老想挤出酒窝给人看。
她发现朋友正在一个个远去，有些人还活着，但身体、记忆退化，逐渐也不能交流了。“一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活得太长了。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还这样啊？”
至于自己，当年做手术打麻药昏迷时，她觉得已经死过一回，“有惦记你的人，那些人会难过，本人没啥的。如果有点事业心的话，赶快把那件事完成，就这点心愿。”
郑小瑛把自己的书房叫“仓库”，按时间顺序摆放着所有乐团资料、乐谱、笔记、节目单、报刊文摘。徒孙、青年指挥家杨乐乐来帮忙整理乐谱，郑小瑛嘱咐她，“我要是没了，这些可能都扔了……这都是我的心血。你有没有兴趣？”杨乐乐意识到郑小瑛在给它们找归属。
有时，郑小瑛也会突然感叹，“好朋友都没有了，好孤独啊！”
杨乐乐无从安慰，只好说：“因为你比别人有更多的责任，你不会孤独，每个人的宿命不一样吧。”
郑小瑛看过一位科学家的故事，临死前，他还在电脑上打字，留下最后一点成果。“死亡掐断了他可以为人类做一点贡献的那种权利，他真是不应该死，还有那么多东西，还可以给世界。”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