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晚间，南科大贺建奎办公室贴上“封条”。 新京报记者 陈维城 摄 原标题 四问“基因编辑婴儿”
“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一石激起千层浪。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两天来，科学界、法学界不少人对上述基因编辑婴儿行为提出质疑。有专家认为，基因编辑对人类获益有限，而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一些法学界人士也指出，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涉嫌违法。
1问
“基因编辑”技术难度如何？
中科院院士：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技术操作上并不难，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没有任何创新性。他认为，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邵峰介绍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过去5年内由美国发端，进而发展起来，“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编辑基因，实际上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可以说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可以操作。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并不具有任何创新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可以证明，进行基因编辑的操作是安全的。”邵峰提到，基因编辑技术出现至今不过短短5年时间，而对其安全性的评估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观察试验才能得出。从科学和医学角度来说，基因编辑对病人的风险根本没法估计，很可能有很大风险。
邵峰认为，基因编辑即便对少数个体的疾病治疗有帮助，但人类繁衍和进化有自身的规律，基因编辑对整个人类获益有限，而且被编辑了的基因是会传给后代的，对人类这个物种繁衍带来的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2问
“基因编辑”可否人体试验？
基因编辑技术权威：目前不应该应用于人
就贺建奎的“基因编辑”项目，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共同发明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和华人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现在就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是不应该的，”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张锋在发表主题发言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新技术，应该进一步通过大量的试验和较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在现阶段不应该应用于人。
此前，中国知识界质疑贺建奎相关项目的有利性，认为通过对精液充分洗涤，进行垂直上的阻断完全有希望让后代避免垂直感染HIV，相关技术也比较成熟。为此专门去做基因编辑，并将这种试验性的技术直接运用于人体，在没有确切获益的情况下，要冒很大风险，这是对患者本身利益和后代利益的一种损伤。
对此，张锋并未直接表示赞同，他认为疾病的解决可能会存在更多方案，对于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来帮助婴儿抵抗HIV理论上有效性更高，也相对更安全。
但张锋同时强调，我们在探索其他解决方案的同时，应该通过试验进行更多的研究，反复证明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然后再进行实施。
对于如何能够证明这对双胞胎婴儿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的问题，张锋称，可以通过从婴儿体内抽血，并将其与HIV病毒结合，观察是否会被HIV感染来判断。
有关中国地区相关政策法规空白的问题，张锋表示，政府应该出台完善的整体架构，并由指定部门负责完善。
3问
“基因编辑”是否违反法律？
法学专家：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解志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这一说法本身与科学不符，是对人类的大不敬。
解志勇表示，众所周知，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行为都彰显了人类对于文明和进步的追求，都是以关怀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使命。但是，“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并非如此，这种研究并不是公众所理解的基因科学研究，不仅不是严肃的科研行为，而且极有可能对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对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全球科学界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就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解志勇强调，“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试验是一种疯狂的冒险行为。目前，对于所谓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关事实还未经权威机构调查清楚，参与主体也是扑朔迷离，因此不能以假定为基础去讨论法律责任。但是，这起事件也给我国的立法机构、行政主管部门提了一个醒，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严格禁止在生育中编辑人类基因的行为。
4问
贺建奎是否会在峰会亮相？
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尚不清楚贺建奎的行踪
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她介绍说，26日下午峰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贺建奎基因编辑试验的问题，直到昨晚，“国内外专家意见出奇得一致”，商讨出了一份相关的声明，翟晓梅表示将会在会上公布。
贺建奎在邮件中设置的自动回复是在香港，但对于贺建奎本人的行踪，她并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间一直没有人，打电话过去一直没人接，我其实想当面和他核实一些问题”。
其实就在上个月，峰会在美国加州召开了一次预备会，翟晓梅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研究参加者的名单，“当时开会确定与会者名单的时候还没有他，因为当时每一个要发言的人我们都仔细审过”。
然而短短一个月内，在最终的这份名单里，翟晓梅看到了贺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谁把他请过来的”。另有委员会成员猜测在开会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这件事他对媒体讲，而实际上没有经过同行的期刊发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他绕过了同行，直接对媒体，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做法，因为媒体不太懂你的专业，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信息，对科学、学术界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翟晓梅说。
■ 背景
“基因编辑”60年 中国速度超全球
新京报记者盘点有关生命科学领域最近五年的报道发现，“基因编辑”四个字是高频词汇。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至少在60年前就已出现在科学界。
1952年，美国微生物学家卢里亚发现了细菌限制和修饰现象。在瑞士科学家阿尔伯、美国微生物遗传学家史密斯等人努力下，相关研究不断进步；1972年，伯格首次在体外实现了两个不同来源DNA的人工重组，伯格因这项成就分享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
1987年，多家实验室制备成功疾病模型。这种技术一般被称为基因打靶(gene targeting)。随后经过完善与改进，上述技术在生命科学多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名科学家也因此分享2007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编辑技术始于外国，但实际上，基因编辑的中国速度远超全球，争议如影随形。
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来巨大争议，还入选了《自然》杂志2015年十大影响人物。
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伦理学家石井哲表示，黄军就的研究虽规避了道德伦理问题，但依然引起科学界对于其可能带来的伦理后果的担忧。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