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
——2018南京中美医学人文高峰论坛纪要(中)
是日,晚七时半,榴园新华厅,一派肃穆,华灯伊安,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生命伦理学界的朋友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教授追思会开始。孙慕义教授主持了追思晚会。
首先,100多位出席者起立默哀,哀闭后,由孙慕义教授对恩教授做了学术思想的追忆和进行了题为《行在世纪的脊背上——追记以“真全生活”为终极目的的伟大智者——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发言, 他深情地忆及2007年深秋九龙湖畔的思想汇聚与共同主持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的往事,忆及在迻译Tris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的艰苦、漫长的时日里我们近五年隔空的亲密交流;忆及2015年春天第二次国际会议筹备过程中,他已身负重病却一直关注并曾经决定与夫人苏珊同来南京的那种真挚的、兄弟般的友情,他把真爱、真全社会和整全道德的理想追求,他说,Tris直至临终都在关注如何消解世俗生命伦理学与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冲突;一直致力于追求一个无差异的自体实在(reality as it is in itself)即本体世界(the world of the noumennon)的建立;并在理论上强化身体哲学以生命伦理学作为最重要的基础;他苦苦寻求在一种天堂般的世俗生活中,如何用一种“基督教医学人文主义”(christian medical humanism)弥合人类道德选择的差异。我的这位朋友,从青年时代开始,几乎倾尽一生的精力,心向往之,用“道德共认意识”、“允许原则”、”道德异乡人”、“伦理序列”、“替困决疑”等,去缓释或消解人类的纷争,用“整全道德”和“真全生活(entire lives)”来重新确立上帝的权威性。他祈盼在一尊至高无上的上帝之下,通过多元生命文化道路,通达或最终实现我们的身体自由广场,找到一幅美好的、最能体现公义的生命政治或卫生经济政策蓝图,以造就最和谐的、平衡的、大同的整全道德原则、真全生活模式与新型人类关系,这也是所有宗教、宗教徒和非宗教徒的理想,也就是我们生命伦理学道德核心价值的图示,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福祉,即应该通过我们艰苦奋斗赎回的,曾经被我们失去的、地上的伊甸乐园。为此,他殚精竭虑,力图从理论上对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和理性神学中找到缓释善与正当以及道德动机与道德理由之间的张力。
孙教授接着说,Tris 十分关注中国的医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建设,曾多次指出“中国的生命伦理需要重新思考其使命和重要性。中国将能够影响全球的道德和生命伦理的反思。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必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对所面临的文化挑战和所需履行义务,中国有主要的道德责任来引导文化和道德”。他一直希望,为了实现生命伦理学正确的道德角色,中国将要在其自身的文化条件下重新发现并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来重新设想生命伦理宣言的意义。中国已经存在的生命伦理学往往是对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生命伦理学不加批判的接受,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塑,毫无疑问,中国将会承担其重新审查现有最为重要指导性的道德观点。中国可以自己提出对未来更有利的观点,并能很好的重塑所引进的概念。对关键性问题的讨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中国在这一步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相信,中国的学者能承担起这项任务。
孙教授似若陷入一种沉思,他追记道:“中国学界的这位伟大的朋友,一直帮助我们唤醒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伦理意识;他启发了我们后现代的生命道德哲学智慧;他毫无保留地为了我们的事业培育和教诲我们年轻的一代学者,把高蹈的原本晦涩的逻辑结构文本语言转录为汉语社区世俗的文字符号;他不远万里一次次地来到我们中间,从长城内外,到扬子江畔;从大漠边陲,到日月潭左岸与维多利亚海湾,到处留有他坚毅的足迹;他满怀深情,胸臆激荡,为光明和正义,为了真纯的友爱,他积极参与和搭建儒耶对话的平台,为使形而上异乡人成为道德朋友而鼓歌;他始终如一地为阐扬整全伦理理想与释解真全生活信念而不停歇地精进和奔走。Tris不止一次对我们表明,已经寻到了从俗世生命伦理学建构“整全道德生活”失败的原因,他终于没有放弃对于灵性的敬拜;也就是说,在以基督教神学解读的生命伦理问题的长途远行中,他以最后的“上帝”信念保留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思维逻辑根基,并且排除了所有世俗的干预,返回了最初出发时的耶路撒冷城墙,虔敬地聆听以斯拉的声音。他认为,生命伦理学等同于一种世俗神学。
Tris给我们中国医学哲学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如果将其理论和思想置于汉语文化语境中,可以使我们体味生命伦理学的神学核心本质和基督教转移基因的结构,帮助我们真实地进入西方生命伦理文化腹地。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人文学者的情感和思绪。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文化中的神圣观念非常含糊和无力,表现在这种文化历史中几乎从来无法感受到一种能与之进行真正对话的“他者”。因此,Tris坚持,在临床治疗学中,宗教因素能够完成医疗技艺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通过宗教的感悟和体验,疾病才能获得完整的“治愈”。孙教授表示,“希望在追思我们这位伟大的智者同时,能够修正我们这些年来对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误读,改造我们的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活,澄清我们许多糊涂的学科观念,争取成为理智的、清明的学者。这应该是逝者所希冀的。”
孙慕义教授最后说:“恩氏的关于人与生命的哲学以及生命伦理学,从自由意志世界主义(或自由论世界主义)过渡到自由世界主义,并以自由世界主义稀释原有的所谓“公共理性”。超越“自由意志”的传统,实际上,就是从对道德异乡人的简单允许,让渡到去神圣化的自我决定,以及一切生命的自主的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并彻底埋葬道德“帝国主义”,建立个性解放的伦理机制,最终回归或再造一幅真全的理想天国。他精致地审视了当代世俗化医学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人对于身体康健和幸福快乐的期盼,从大公主义传统引导我们的政策方向,最后具体观照身体的现实利益和基督徒式的灵性救赎,这种精妙俊美的构思,确是令人惊叹。现在,籍着他的离去,我们应思考,在基督精神和基督教人文思想长期浸润和融染的西方社会,把宗教伦理和世俗伦理观念达成和谐或培育道德共认意识是何等有意义的事业;斯人的研究,关系着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质量和整体幸福感,更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境况、风貌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样,对于我们这样的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笃的中华民族,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和危机,虽然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理性的宗教情感和独一神祗崇拜对象,但我们从没有停止模糊地、朦胧地接受着“天道”或者“类如上帝”(As-If God)的暗示与心理召唤,尽管我们的神权观念明显功利化与较为脆弱和淡漠,但是,恩教授的这一追求和提供给我们的成果,以及他的这种探索,对我们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提醒和启示,就是说,在追思这位逝者的时刻,我们、特别是汉语医学哲学学者,临在我们信仰极度贫困和精神极度饥渴的民族,眼下,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
“即如是,tris的时代,并没有落幕,他依然在呼唤着人类和大自然中本应该有的信、望和原真的爱,那爱是说不尽的,是永恒的;而我们如今到哪里去找寻这没有任何利益驱动、没有任何功利的爱呢?曾记得,恩格尔哈特郑重地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中就有,它有待于我们用“医学人文主义”去不断地发掘。
思想贫瘠和精神微漠的人们,最需要有思想巨人的认领,在这个意义上,能有一位行在世纪脊背上的、伟大智者的不断教诲,是何等幸运;我们如果能够跟从他,使灵魂不再孤寂和廖寞,皈依一个深深的“意义”的承托,使生命有一个不渝的“信道”,那是何等神圣而幸福的事啊!”
作为恩格尔哈特在中国长期的合作者,赵明杰教授接着叙述了与恩格尔哈特交往的点滴,他回顾了恩教授对《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关心与学术支持以及对中国医学伦理学事业的建议和推助以及许多往事。
随后,边林教授宣读了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学生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教授题为“两极之人,惟德动天——怀念恩师恩格尔哈特先生”的书面发言,发言素描和勾勒了恩教授作为一位思想者和智者的学术生活轨迹。发言中提及:“恩格尔哈特先生是一个具有两极倾向的人:一方面极其严肃,另一方面十分诙谐。其对学生、朋友的和蔼亲切与对另一些人的严厉、不留情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恩格尔哈特的另一极端表现在,对于日常的事物,他认为有益的,则尽享之,每每做到极致;他认为无益的,则坚拒之,丝毫都不沾染。他喜欢读书,尤其酷爱阅读经典,常常抽出一本拉丁文著作来,哇哩哇啦地大声朗读一段,周围根本没有人听得懂,谁知道他读得对不对呢?他会告诉你拉丁文中的这个词是多么重要、因为德文中的那个概念是从这里来的、西班牙文中有个相近的词、而英文中则没有这个概念,等等。”
文中谈到:“恩格尔哈特对于古老的宗教极其敬重,对于现实的政治极尽调侃。他的祈祷从不敷衍,他的斋戒特别认真。平时谈话,若有人随便说一个my God,他都会向人家解释一番,为什么这句话不能随便说,让人觉得有点迂腐。他曾告诉我说,第一次参访曲阜,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所留下的片片狼藉,他偷偷地掉下了眼泪。”瑞平教授认为:恩格尔哈特最两极化的倾向,可能表现在他既挚爱于哲学的思辨,又深浸于宗教的安详。他的哲学、生命伦理学都充满了以康德、黑格尔哲学为背景的复杂论证,试图为这个不可救药的、多元的、俗世的世界提供一条和平的出路,让人们尽可能得到自由的、心安理得的享受。但他的哲学论证的底部,可能是一条康德主义的设准:人们不得不限制理性的作用,以为信仰留下地盘。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可能恰好具有这种二元的互补:既有入世的身心激荡,又有出世的岁月静好;明白地活在当下的世俗世界,却又深深地向往着另一个神秘世界。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人类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培根的名言:“略知哲学,人的心灵倾向于无神论;深入哲学,人的心灵导向于宗教。”这可能是因为,宗教所展示的前景以及它所传布的秘密乃是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生活世界。
回忆恩格尔哈特的这些两极倾向,瑞平教授最后总结:想起了孔子的格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儒家的最高德行,已被人们滥用,可能难以企及。恩格尔哈特大概觉得,“在当今的世界上,连狂者、狷者也不是随处可见、可知、可与,因而他自己扮演了集狂者、狷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活出了精彩的一生。这是德的两极,两极相通,冥冥中自有天的定数:天虽不言,惟德动天!”
作为逝者的最后一位中国的高访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舜清博士,作了《从世俗人文主义到“正统”神学: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精神实质及其思想述评》的发言。张博士分析道:恩格尔哈特是借助剖析“世俗生命伦理学”的无能和无益,来彰显出他所认可的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即以“正教”神学为基础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特有价值。这正如哈弗罗斯所观察到的那样,恩格尔哈特宣称世俗生命伦理学的实际意图大概是想通过世俗社会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以及世俗社会流行的主流观念的无能来彰显出基督教的特有价值。“世俗生命伦理学”的无内容、程序性的本质,决定了它在解决诸如堕胎、干细胞研究、安乐死等问题上,在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方面毫无能力。它“不足以指导人的生活,也不足以为人类幸福观辩护”。这种“贫瘠的和缺乏内容的”生命伦理学,虽然在一般的世俗条件下可以得到辩护,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甚至不能表明它是有益的”。所以它决非是真正有价值的、好的生命伦理学。对恩格尔哈特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对实际的道德生活有益的生命伦理学,只能是建立在自我文化理解基础之上、拥有特定道德情感的生命伦理学。而这样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有益的生命伦理学,可以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生命伦理学,从“世俗生命伦理学”到“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思想一以贯之,并不曾发生所谓“转向”或“断裂”。世俗生命伦理学是恩格尔哈特针对道德多元与文化战争的现实提出的旨在维持不同道德共同体存在和可能合作的生命伦理学,它体现着恩格尔哈特深刻的谋划,恩格尔哈特实质是借助世俗生命伦理学为其提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创造条件。
南京医科大学的郭玉宇博士在攻读博士期间以恩格尔哈特的俗世生命伦理思想作为博士研究课题,她作了《生命伦理学最亲切的“道德异乡人”》的发言。她认为,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思想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美国文化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在西方生命伦理学多方法、多视角的研究浪潮中,他睿智地观察着当下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构建和平的多元化俗世社会对现代生命伦理生活的道德秩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体现了西方生命伦理学思维的前瞻意识,也促使我们去反思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境遇和发展方向。如何既坚持本土化又融入全球化?如何既直面多元化又保持规范化?如何既增强思辨理性又不丢失精神信仰?最后,她指出,生命伦理学俗世化是一种历史催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战争,而恩格尔哈特是这个思想运动中不畏艰难的勇士,给予我们深刻的精神启迪。恩格尔哈特对生命道德实践进行的深刻批判和独特性建设,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探索之美;他将自己的道德体悟融入到伦理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在理论研究中表达自己的信仰更显得研究的震撼;他倡导回归绝对的道德信仰,呼吁世人尊重“道德异乡人”,更是鼓励人们反对道德权威压制,坚守自己的生命道德生活,彰显了道德信仰者的守护精神。
最后,作为恩教授思想主要研究者之一的东南大学王永忠博士作了《后上帝时代的生命意义》的长篇发言。恩格尔哈特在《上帝之后》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告:“我们正处于后上帝时代。即主流俗世文化对上帝的存在既不闻也不看。其结果就是,回避了一种上帝视角,道德、生命伦理、国家和生命的意义全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仿佛一切来自乌有之乡,归于无有之地,更无不朽及终极目的(Engelhardt, 2017: 11)。”这本书就是检视在此种主流俗世文化之内的全部意义的完全内在化的根源和涵义。“所发生的事情是,对俗世理性的信仰,根源于在希腊诞生的西方哲学传统,在第二个千年早期于西方基督教中再生,已经被证明不合理了。伊曼努尔·康德的启蒙抱负也遭受贬损:理性并未取代上帝(Engelhardt, 2017:11)。”恩氏论证的起点是从启蒙主义所构建的俗世理性的失败开始的。王博士强调,恩格尔哈特分析了我们所处的后现代的断裂特性以及由道德多元化(moral plurality)带来的种种做法,同时,他对以终极的方向迷失和最终意义的丧失为特点的主流俗世文化做出了解释,他意识到后现代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挑战是由于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形而上学方向的崩溃而产生的。他将这种崩溃描述为将神学与哲学联系起来的西方式—基督教设想(The Western-Christian project)的失败——他认识到正是这个设想导致了启蒙运动的诉求,认为存在一个普世的、可以得到理性辩护的俗世道德(Delkeskamp-Hayes, 2006: 24)。
王博士认为,恩氏的所谓“道德陌生人”只有回到他们自己的群体才具有“共同性”,社会因此被分裂为多元主义的群体。罗蒂要求我们“做个坦率的种族中心主义者(ethno-centrism)”(Rorty, 1991: 168)。共同性是某个群体信念的唯一基础,因此通过将客观性还原为共同性来定义实用主义。据此,“离开一个社会在探索的这个或那个领域所使用的对人所熟知的证明方式的描述,真理或合理性是无从谈起的(Rorty, 1990: 22)。”“背景”(或者文化传统)起着表明正确性是相对的作用:“在我们(实用主义者)看来,一切对象都是先已有背景的对象。它们的出现都附带着背景。……一旦人们放弃了在背景和有背景的事物之间的传统对立,便没有办法把事物划分成独立于背景的状态和依靠背景的状态了。……拯救个人信念的自我生存的、独立的实体替代品是不存在的。……然而这是些很糟糕的替代品,因为只有当信念处在一个(信念)网络之中时,它才是那个信念(Rorty, 1990: 97-98)。”罗蒂的相对主义否认任何真理存在“客观性”,真理(毋宁说信念)都是具有社会-历史条件的(socio-historically-conditioned)。
王永忠博士说,没有上帝的文化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我们会看见的那样,这些意义包括,道德和生命伦理被转化为微观生命形式(micro life-style)的选择、缺乏权威的道德观点、以及国家的道德合法性的缺乏,使得国家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而存在。在这种新文化之内的道德、生命伦理和政治权威普遍需要重新思考。没有了一个上帝视角,没有了一个道德导向、意义和道德实施的终极点,曾经那些似乎确定无疑的东西变得变化无常。世俗化对道德、生命伦理和国家的诉求现在只能停留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上,或多或少代表由具体叙述所支持的一致性的独立立场,无须任何存在之锚,在有限和内在的平面上随波逐流。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许多有关道德、生命伦理和政治权威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今变得不确定了。道德和生命伦理的真正意义需要批判地重新审视(Engelhardt, 2017: 27)。俗世道德和生命伦理极大影响着生命伦理学领域重大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自主的意义、平等、公平机会、以及 人权、患者权利、研究主体的权利、社会公平和人的尊严。俗世文化的道德和生命伦理与基督教传统道德和生命伦理迥乎不同,并且在力量上相较于后者缩水不少,后者持守上帝的诫命并由上帝强制实施,或者就此而言,相对于其他道德,诸如康德,被假定为固定在理性之上,但这种理性无法取代上帝。
王老师谈到个人的体认,他说:正因为对启蒙以来的俗世生命伦理学缺乏内容和传统并导致种种实践方面的问题感到不安,恩格尔哈特转向宗教的生命伦理学,这是他的第一个转向。恩氏的第二个转向是从天主教转向东正教。为了在惨烈的文化战争中为基督教阵营寻找共同作战的立场,来对抗俗世文化阵营,恩氏坚持,只有回到传统基督教,尤其是以东正教为代表的早起教父时代的基督教,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才能够形成共同立场(Engelhardt, 2017:295-415)。基督教的宣告是这样的,在万物的源头,不存在一条定律、一个力或一种能量,而是一个位格(Person)——天父,祂生了独生子并发出圣灵,祂呼召万有趋向祂并在爱中指引一切。所有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必须围绕这种趋向这个位格、这位神的呼召来理解,并让位于它。必须在这种光亮之中重新思考诸多教义和基督教生命伦理学(Engelhardt, 1995: 42)。这正是基督教最初五百年所坚持的信仰传统。
王博士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长篇发言:“恩格尔哈特留下许多未尽的事业。在他最后的著作《上帝之后》中,我们看到恩氏有着一种孔子哀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礼崩乐坏的悲切之情,带着对深远而持久的基督教文明的眷恋,也有着深深的焦虑与不安。”
追思会始终悲悯满溢,充盈了对于恩格尔哈特教授无限的缅怀之情。通过六位发言者从不同视角对于这位已逝智者博大精深的思想的追记与释析,大家感受到这份理性遗产的厚重。生活在继续,思想者的时代还处于一种“尚未”,昨日犹可现,思想恒久远。斯人已去,青山犹在。恩格尔哈特教授,是一位以“真全生活”为终极目的的伟大智者他把真爱、真全社会和整全道德的理想追求,永远留给了我们,以及这个信仰危机、精神羸弱、文化战火纷飞的时代!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