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人文荟萃，富庶一方

■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江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贤亮，分别讲述了“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笔下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及“明代江南官绅家庭的生活”，为我们全景式展现了明代江南的生活图景。

江南文人的日常：雅集、宴饮、清赏

■陈江

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维持内心的自尊

明代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我们可以作一个统计。比如，以《明儒学案》所记载的儒家学者为例，有2/3以上出生或主要活动在江南。还有著名的书法家和绘画家，也有2/3以上出生或活动在江南地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尽管众多文化人集中在江南，但在元明清时期，江南的文化人受到的打压是空前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指辽人、金人和北方的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南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到了明朝，江南文人的境遇也不好。朱元璋和朱棣曾经多次把江南地区的大族和富户，包括诸多文化人，大量地北迁，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和摧残。

不过，明代中后期，江南的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地位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业者地位最低下，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一定提升。

于是，江南文人的生存状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政治上的压力，二是社会地位受到工商业者的挑战。原先文化人处于社会的顶层，如今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在这种状况下，江南文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也就是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内心的自尊、自信和自傲。在他们看来，唯一能够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东西，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他们试图以一种悠闲、隐逸的生活态度消解心中的块垒，暂时地或者仅仅在精神上摆脱尘世的喧嚣，躲避官场的凶险，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素养转化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不断趋向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被他们视为 “粗俗”的富商巨贾相区别。

可以说，这是江南文人在失落和彷徨的状态下，对文化生活的一种再创造。

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

所谓的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他们是文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绘画中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情趣和追求。

明代文人画家留下来的绘画作品，我将它们分为三大类。

一、实景为主的生活描绘。

在目前留存的作品中，这一类的作品颇为常见，文人们把自己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场景描绘出来，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所追求的、所希望的生活就是这样。

例如，当时江南地区的文人阶层，他们最理想的居所是什么样的呢？

明代中后期，“城居”现象颇为盛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都流行到城中居住。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但一些文人却又向往清幽隐逸的乡居氛围，为此，不少人在郊外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处购置别墅，或修建草堂、小筑，用以弥补城居的缺憾。

文徵明的《浒溪草堂图》就反映了这种情状。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位朋友，祖上世代居于浒溪，这位好友城居以后非常怀念自己原来的祖屋，于是就在浒溪建了“草堂”。画面上层峦叠翠，小桥流水，高木浓荫之间，掩映草堂数间，主宾二人于案前对坐，似在高谈阔论。乡居生活的静谧和自由，正是文人心中的向往。

当时文人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雅集。什么是雅集？就是以诗酒、书画等高雅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文人聚会，大家在聚会中一起进行诗词书画或者其他文化创作活动。这类活动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笔下，也有较多表现。

沈周也是吴门画派的代表画家，他的名作《魏园雅集图》就是描绘雅集的名作。画中众人在茅亭中席地而坐，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为之作画，将当时的情景真切地描写了下来。其中，特别突出了文人所崇尚的那种“野趣”。

宴饮也是明代文人画家作品中经常表现的内容。

陆治的名作《元夜燕集图》，画的是一个元宵节的夜晚，陆治应文徵明之邀至文家宴饮，参与者还有一些文友。当晚，众人饮酒赋诗，欢度佳节，尽兴而散。事后，陆治的朋友陆师道因为那天没有参加聚会，于是就让陆治把当天的情形画了下来。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到，文人的宴饮活动并非一味地大鱼大肉，他们还是更加注重文化、精神上的享受。

除此之外，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消遣活动还有所谓的“清赏”。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藏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故被文人视为“清赏”之举，与同道好友一同品鉴古董成为江南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求的《品古图》就是以白描画法描绘了文士鉴赏文物的情景。

除了鉴赏古董之外，还可以欣赏植物。在各类观赏性植物中，梅、竹、兰、菊不仅是文人“四君子画”的题材，也是他们日常清赏的重要对象。沈周的《盆菊幽赏图》描绘了江南文人赏菊的情景。画中一草亭构建于岩崖之上，下临江渚沙洲，周围树木繁盛，亭边排列众多盆菊，亭中有三位文士，正在饮酒赏菊。赏菊、赏竹、赏兰、赏梅，这正是文人特有的情趣。

内心充满

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二、虚实相间的情趣表现。

在这类画作中，可能表现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现实生活，未必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实景，但却是作者非常向往的、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这些绘画作品的主题主要包括渔隐和幽居。

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隐逸文化”，在古人心目中，渔夫、樵夫自由自在，最适合理想中的隐居生活。渔隐、樵隐的绘画自宋元以来逐渐多见，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盛行“市隐”之思，渔隐之类的画作更趋流行。

沈周的《江村渔乐图》可谓此中名作。他在画上有一首题诗，说的是渔民的生活太逍遥了，不像我们现在要种地、要交租，受到很多的束缚。沈周代表了一部分文人的想法，反映出他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他画中的景致宛如世外桃源，让人感觉无拘无束。

幽居，也就是独居。与渔隐相似，即避开喧嚣的尘世，不受俗事的羁绊，独自一人享受清幽高雅的生活情趣，悠然闲适，自由自在。但显然，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大多数文人都在城市里有家庭生活，有一家老小，但他又希望能摆脱社会，摆脱家庭，因此江南文人只能通过绘画虚拟出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寓于幻境之中。

幽居的首选自然是深山老林，但仿照自然景观构筑的园林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文徵明的《高人名园图》表现的就是在“城市山林”中幽居的情景。

陆治的《幽居乐事图册》也是一件名作。画家选取乡村幽居生活中赏心怡神的十件乐事绘图成册，每页都有小篆书写的图名，分别为《梦蝶》《笼鹤》《观梅》《采药》《晚雅》《停琴》《渔夫》《放鸭》《听雨》《踏雪》。所绘的十件乐事可能不是陆治本人所亲身经历的，但想必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品茗也是江南文人画作中的常见题材。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在追求日常生活艺术化、高雅化的过程中，品茗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人不仅将饮茶作为物质享受，更作为独具特色的精神休闲和文化消遣。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对饮茶的场所、环境、气氛都极为讲究，包括同饮的“茶侣”也有所选择，绝不苟且。文徵明的《品茶图》就表现了这种品茗意境，画中的喝茶环境部分是虚构的，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仇英的《松溪论画图》更有意思，山间湖泊边的一块野地上，主客两人，打开了一张古画，一面观赏，一面饮茶，旁边有童子为他们煮着茶。这就是江南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也是他们心目中喝茶的最高境界。

以梅兰竹菊

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三、借景抒情的内心世界。

明代江南文人画家还有一类作品，其物象、景观只是一种道具或象征物，作者或托物言志，或寄情于景，或借景抒情，通过对外在的客观物象的描绘，以表现其内在的主观情感与志趣。此类作品的表现方式往往比较隐晦和曲折，所以大多通过诗文、书法、印章等予以提示，使观赏者尤其是同道之人得以窥见作者的心迹。

明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名叫徐渭，他在各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但是他一生遭遇非常坎坷，曾一度发狂，又下狱多年，故绘画作品多借景抒情，宣泄心中愤懑。他的一幅泼墨写意画《墨葡萄图》，以水墨大写意的画法画出葡萄的枝叶和果实，非常奔放，水墨淋漓，并以纵横奇崛的笔势题诗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整个画面，配以诗文、书法，其怀才不遇之悲愤、晚景孤寂之凄凉，跃然纸上。

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水仙等，自宋元以来往往被文人拟人化，用作文人“墨戏”的主题，以表现坚贞、高洁的节操和志趣。此类题材的作品在明代江南文人中更有长足发展，极为流行。很多擅长水墨写意的文人画家常借此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除借景寄寓个人情怀之外，也有心系国计民生者，借景抒发自己经国济民的理想与抱负。沈周的弟子孙艾所作的《蚕桑图》和《木棉图》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蚕桑图》上有沈周题诗：“啮蚕惊雨过，残叶怪云空。足食方足用，当知饲养功。”《木棉图》也有沈周题诗：“当含黄蕊嫩，棉韫碧铃深。小草存衣被，长民谁此心。”诗后还有题跋：“世节（孙艾字世节）生纸写生，前人亦少为之……且非泛泛草木所比，盖寓意用世。世节读书负用，于是乎亦可见矣。”沈周给予孙艾的高度评价，显示出沈周内心其实也具有经世致用的理想。

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江南文人学士正是凭借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明代官绅的生活：威风、奢侈、快活

■ 冯贤亮

在古代，要成为社会精英分子，唯一重要的途径就是科举。通过科举，可以达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目标，具体来说一般是两个字，一个是“富”，一个是“贵”。富就是有钱，贵就是有地位。

费孝通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绅士》，绅士首先是学者，能通过层层选拔的科举考试的人，当然很有学问。既是学者，也是官员，在传统时代叫文人，也叫士大夫，统称为文人士大夫。

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下层绅士一般来说就是生员（秀才），秀才这样的功名，在传统社会里数量太庞大了。上层绅士则是指举人、贡士、进士以及官吏，笼统地可称为官绅。

在明代，考上举人以后会怎么样？那就是两个字——“威风”。顾公燮是明末清初苏州的一个普通秀才，著有《消夏闲记》。其中有段文字很早由历史学家吴晗译成了白话文，写的是，“明朝末年的绅士，非常之威风。凡是中了举人，报信的人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烂了，叫作‘改换门庭’。工匠就跟在后面，立时修整一番，从此永为主顾。接着，同姓的地主来和他通谱，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来了，有人来拜他作老师，自认门生。只要一张嘴，银子上千两地送，以后有事，这些人便有依靠了。出门呢，坐着大轿，前面有人拿着扇，掌着盖，诸如此类。”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和顾公燮说的情形一致。范进原来什么都不是，他的岳父叫胡屠户，很看不起他。没想到，范进竟然考上了举人。中举后，有个姓张的乡绅登门拜访，先是套近乎，说我们两个是世兄弟。然后，亲手送上50两银子作为贺仪，他接着说道：“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这个礼太重了，范进正要推辞，张乡绅急了，说我们两个就如至亲骨肉一般，你再推辞就是见外了。

接下来的日子，送东西的人就更多了。有送田产的，有送商铺的，还有一些破落的人家，前来投身为仆。就这样没多久，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也不愁，他“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虽然这是小说，但整个过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贫寒子弟一旦中举，获得了高功名，就能过上这样一种生活，简直像做梦一样。

对于很多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进入官场，也许就意味着人生追求改变了。不是说你人变了，而是整个社会在变，你要跟着改变，要迎合这个社会。

到明代中后期，16世纪时，经济空前繁荣，整个社会变化很大，也很复杂，跟明朝初年很不一样。

广东一位秀才陈邦彦在所著《陈岩野先生集》中写道：“嘉靖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夫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意思是说，嘉靖朝以前，文人士大夫总体上还是比较重视节操的，出门做官，如果有人问那里“油水足不足”，是会受到唾弃的。而如今，大家会公然因为你去了“油水足”的地方做官而表示庆贺；要是去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做官，那么大家会觉得你这一辈子完了，没什么机会了。

浙江杭州人张瀚在嘉靖十四年成进士，长期在各地为官，著有《松窗梦语》。他在其中写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浙之俗，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

他说，什么样的家庭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其实是有规范的，这叫礼制。而江南太奢侈了，奢侈到了违背礼制的很多要求。

湖北公安人袁宏道也是一位进士，他在文坛非常出名。考中进士以后，他到苏州来做知县，立即被富庶的“天堂”苏州所震撼，他给他的好朋友写了一封信，列出了理想生活的种种“快活”。

一种快活是家里要放一些珍贵的古董，养着一帮戏子，整天唱戏娱乐，宾客满席，还有美女做伴。一种快活，是家里藏书万卷，每一种书都是珍异版本。在家宅边上造一座别馆，搞学术沙龙，邀请一些文人雅士，其中有一位见识很高的顶尖人物来主持活动。还有一种快活，是花千金买一艘小舟，小舟上有姬妾数人，吹拉弹唱，这样悠闲的生活，不知老之将至。

这体现出了当时官绅阶层对物质生活和感官享受的极致追求。

常熟人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的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等职。据记载，他为了迎娶青楼名妓柳如是，把收藏的一套宋版《汉书》和《后汉书》卖掉，原来他从浙江买来时，花了1200两白银，最后以1000两白银出手。他用这1000两白银在常熟虞山盖了一座华丽的绛云楼，金屋藏娇。据称，收藏在绛云楼里的书画古董有一万多件。

另外如上海著名的豫园，占地30余亩，保留了完整的明代绅士家居生活格局。豫园里有个书房叫玉华堂，玉华堂的主人非常爱好戏曲。经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才终于建成了豫园。在20多年间，一共投入了多少银两建造这座私人园林？这个数字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与各种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与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出晚明帝国的辉煌和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