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2011年11月我去南加州大学参加会议，那天外出参观，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朋友谈及何炳棣先生，得知他的近况。自师母邵景洛去世后，何先生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悉心照料。何先生与已退休的儿子同住，但他个性极强，非但不会开口要人照顾，连学生、晚辈主动送去的食品用品也不一定接受。本想去看看何先生，得知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这样的生活状况，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2012年6月传来何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我还不知道他离世的详情，但相信他一定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刻告别人生的。
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参考消息》的，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这位先生的大话谎话说过不少，所以我只当笑话听，也还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
在我写硕士论文期间，从《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看到一篇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介绍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主要观点，感到很有说服力。但遍查上海的图书馆也未找到。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为我致函中科院图书馆的熟人，请他在北京寻访，也一无所获。1985年7月我一到哈佛大学，就迫不及待地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读这本书。
尽管当时还来不及领会书中的内容和观点，但对长期封闭造成国内学术界的闭塞却已不胜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重新“发现”了清初户口统计数中用的是“丁”，而不是“口”，因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应该是“丁”数的好几倍。但不久就有人指出，早在三四十年前萧一山、孙毓棠等就已经有过正确的结论。接着，争论转入“丁”与“口”的比例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取得结果。可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步入歧途，因为清初以至明代大多数时期的“丁”与“口”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比例关系；而何炳棣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经作了很严密的论证。所以这场看似十分热烈的讨论，其实不过是重复二三十年前的认识过程的无效劳动。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问那些中国史研究生时，他们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涵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去美国前，我就打算去芝加哥大学向何先生当面求教，请先师预写了一封介绍信。先师与何先生并不相识，但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文革”期间，有三位著名的美籍华人的子女要求来中国留学，其中一位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James Lee）。由于这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得到他的特别批准，李中清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在此期间，先师奉命单独为李中清讲授中国历史。李中清很重视师生情谊，回美国后与先师仍有书信来往（当时都得交党委审阅），后成为何炳棣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国内召开纪念何炳松的学术会议时，曾请先师撰文并报告，而何炳松是何炳棣的族兄。
那时我初出国门，不习惯打电话联系，只能先将先师的信寄给何先生，表示拜谒求教的愿望。哈佛燕京的津贴虽还充裕，但对于只借了200美元出国、又要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我来说，要专程从波士顿去芝加哥一次也不能随心所欲。次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我才借此机会在会后去见何先生。得知我有此计划，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介绍我住在他的学生、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艾恺（GuyAlito）家中。不过他警告我：“这老头脾气很大，你得小心被他骂。”
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按照电话中的预约，我尽早到达，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如果来晚了，车会停得很远，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其他方面，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他告诉我，当年来美国留学，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叙拉古之惑注：指杨联陞），写的也是《晋书·食货志》，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他表示，如果我有此打算，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虽有些意外，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我说已经41岁了，历史地理还刚入门，外语基础也不够，“如果我年轻10岁，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在写《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时，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也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查阅了相关论著。
第二天下午，何先生又约我去办公室，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他也问了我先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情况，以及《图集》一些体例。提到秦汉史研究时，我说杨联陞先生曾要我看许倬云的书，何先生说：“他的书不值得看，他的学问和眼光都不行。”（叙拉古之惑注：何炳棣关于许倬云还有更狠的话，说当年自己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如果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许倬云博士论文都通不过。）又说：“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原始史料的书一本不能缺，后人写的书要选择。”结束后，何先生留我晚餐，由他开车去中国城餐馆。途中我想起包里还有一本带来送给他的书，边说边从包里取书。何先生误以为要送他礼物，立时不悦：“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我最不欢喜人家送礼。”不等我解释，他勃然大怒，将车驶至路边停下，说：“既然这样，今天的饭不吃了，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我赶快将书取出，放到何先生面前，他才转怒为喜，“很好，这本书我要的”。在他经常光顾的中餐馆，何先生点了一道溜鱼片，劝我多吃。“这里的鱼很新鲜，没有刺，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
期间他带我参观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接待的是马泰来。何先生特别让我看了方志部，他说：“这些年芝大收的方志很多，虽然有些只能靠复印，但在北美大概是最全的，比国内一般机构都收得多。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出来时正遇到钱存训先生，马泰来作了引见。但何先生仅打了个招呼，转过身来就对我说：“此人就靠资历，却很霸道。”
临行前一天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府上去。知道我住在艾恺家，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他的寓所是一幢两层小楼，地下室很大，是他的书房。大厅里挂着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画，我们在画前留影。何师母得知我来自上海，说：“上海好，他一直说想去上海。”我得知何先生当年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就建议他将上海包括在内，到时请他到复旦大学作个报告，他欣然同意，并说：“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你老师。”我又提出想翻译他的书，在国内出版。他说：“我的书可不好翻，你先试试吧。”我问费正清的序是否照译，还提到春节时在孔飞力家见过费先生。何先生说：“他可是一直对我求全责备的。”“不过他也不得不肯定我的成果，只是在序中写得有点勉强。”他同意我保留这篇序言。我向何先生保证，译稿一定会送他审阅，联系好出版社后一定会征得他同意。何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他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中国会馆史论》送给我，他说：“你可以看看我对张光直的批评。外界对张的评价很高，可能只是对他的考古学。涉及到环境变迁，他的结论是错的，他其他方面的知识有限。而我的论文曾征求过国际顶级生物学家、地学家的意见，他们都给我很高评价。你比较一下，高下立见。”（叙拉古之惑注：听说何炳棣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就拿起电话向人请教，其中就包括张光直。一位被请教者对此颇有微词：哪有今天指点你一下，明天就当做自己的研究成果署上自己名字的？）
告辞时何先生坚持要送我回去，说那一带晚上不安全。我下车后，何先生还停着车，说要看我进门后才放心离开。前几年与艾恺教授在微博上聊天，他提及往事，戏称“何先生从未光临过寒舍，葛教授好大的面子”。
我预计6月回国，在最后几个月中抓紧时间，翻译了前面两章，抄在国内带来的500格大稿纸上，寄给何先生请他审阅。他回信说近来很忙，留着慢慢看。
当年8月，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回校后，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一方面外事纪律严，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告报市外办批准，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另一方面接待隆重，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招待参观游览。好在何先生名气大，一向被当作“爱国美籍华人”，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连具体题目都没有，外办并未像通常要求那样报学术报告的内容。
10月间，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次日我陪他们去无锡游览，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全天活动都很顺利。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持市外办介绍信，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只能推迟一班。在候车室等待时，何先生很不耐烦，我十分惶恐，师母却说：“不要睬他，他就是这种脾气。”
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说：“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已经座无虚席，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历史系、经济系、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气氛相当热烈。何先生报告后，多位师生提问，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会议结束时，何先生兴致不减，说：“毕竟是复旦大学！”
何先生告诉我他不久将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准备来中国发展。希望我回天津，但我不喜欢在天津和北京。当时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开放程度有限，我并不理解何先生的“发展”是什么意思，以为只是来访问交流，作个学术报告。事后想来，何先生大概是按港台地区的模式，希望在他退休后大陆的高校或研究所能聘他任职，以便利他的研究。或许他此前已经在北京试探过，不得要领后才在上海这样说，以他的身份和脾气自然不会直接提出。但即使他正式提出，当时的中国大陆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无论北方南方都不会给他满意的答复。他还提到退休后准备迁居加州，芝加哥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又热。我知道美国不少华人教授都喜欢在退休后住在加州，一般会拿退休金在那里买一所房子养老。
回美国后何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已退休并迁居加州，信上有他新的地址和电话。但不久他来信说已应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即尔湾）分校之聘，地址和电话也变了，他说新居宽敞漂亮，花园很大。事后得知此事是李中清促成，正好鄂宛需要中国史教授。而他的儿子们嫌他自己买的房子不理想，共同为他买了新居。
在上海期间，我将新译好的几章交给何先生，何先生将原来留在他那里的译稿还给我，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我又请教几个翻译中的问题，何先生一一作答。当时遇到最大的麻烦，是如何将书中引用的史料译回中文，何先生要求都要按原文，但那时国内的图书馆开放程度很低，特别是一些善本，往往只能通过熟人才能查到。个别材料由于原书所注卷数或出处有误，或者依据了稀见版本，一直无法查到原文。有些当代著作是在海外出版的，国内未有收藏。对何先生依据的稿本，更只能望洋兴叹。何先生让我将查不到出处的条目寄给他，由他找马泰来帮着查找核对。他还同意对实在找不到原版的，可以用其他相近版本代替。以后他寄回了几条在芝大图书馆核对过的材料，但胡适之父胡传《台湾纪录两种》（台北1950年版）直到书将出版还未找到，何先生只能自己据英文回译，并加了一条注：“作者声明，因迁居，此条原文一时不能查到，只好意译。”到2000年此书再版时，何先生还是找到了原文，将自己的译文替换下来。这时我发现，何先生的译文不仅贴近原意，连有些字句都一致，不能不钦佩他的记忆和理解。
胡传原文：
（余）生长草野，身经大难，复睹平世，亲见同治五六年间，自徽州以达宁（国）太（平）数百里之内，孑遗之家，仓有粟，厨有肉，瓮有酒，各醉饱以乐升平，几于道不拾遗，户不夜闭。
何先生据英译回译：
余于同治五六年间，目睹徽州、宁国、太平数百里间，居民家有余谷，厨有肉，瓮有酒，餐馔丰盛，时或畅饮至醉，无不尽情重享升平之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到1987年，书稿已译全，引文原文也已核对完毕，大多已由何先生看过。不过他事先曾告诉我，由于不习惯看用横式稿纸写的简体字，所以不可能看得仔细。当时国内出版此类学术书相当困难，而我还是希望找一家信誉高、质量好的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正编辑出版《海外汉学丛书》，魏同贤社长闻讯，力邀此书加入，但表示无法给海外的作者付稿费。我写信征求何先生意见，他回复表示信任这家出版社，不需要给他付稿费。即使有，他也建议都给译者。同时他要我将不久前在国内重新发表的《宋金时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原载《白乐天教授纪念宋史研究丛书》，1970年巴黎出版）一文作为附录收入。此书于1989年问世，书名按英文版直译为《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
此书只印了1000册，对于这样一本经典著作，如此少的数量自然远远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求。书店里很快售完，出版社的少量存书也已告罄，只能将读者求书的来信转到我这里来。这本书成了我最珍贵的赠书，连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未必能得到。海外曾有出版社表示过出版意向，但为便于国内读者，何先生和我都希望能在国内再版。到2000年，三联书店与我接洽，希望出版此书，我自然求之不得，何先生也表示同意。
我请何先生趁再版之机审定译文，他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并要求将书名改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他说：“我这本书哪里是只讲人口？涉及面很广，实际上是一部经济史、社会史。”此书的英语原版出版于1959年，半个世纪来，何先生对中国人口史与相关问题的探索孜孜不倦，陆续发表了新的成果，如对宋金时期人口的估计，对南宋以来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等。前者已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后者已另出专著。何先生治学精益求精，自然希望用最新的成果中的观点或数据取代旧说。但就如何处理译文，我与何先生产生了分歧。何先生希望我直接更改原文而不加注释，我认为译者只能忠于原文，除非作者自己修改并作说明。对此何先生颇不以为然，并向吴承明先生等表达对我的译文的不满。
例如，对第六章第三节中卜凯对浙江省土地数字的估计，何先生曾要我改写，我坚持在三联版中保留原文，另加译注：作者在本书撰写时曾持卜凯对浙江省总数的估计失之过低的看法，但在最近的研究中，已根据浙江传统耕地面积的膨胀因素相当大的特殊情况对此作了修正。作者指出：这并不是说卜凯和《统计月报》对所有省份耕地面积的估计都一律失之过低。例如浙江的传统土地数字已经证明失之过高。卜凯和《统计月报》虽对一些浙江县份的耕地做了修正，但所估全省耕地仍是41，209，000市亩，即使折成38，000，000解放后的市亩，也还是不合理地高过1979年呈报的耕地面积27，433，000市亩。详见《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下）》（《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责编杜非要我向何先生要一张他满意的照片，提供一份作者简介。但看到他自撰的简介后，我与杜非都不敢采用，因为他用了很多最高等级的形容词和定语，刊登出来有损他的清誉，删去又怕引起他不悦。最后商定，照片不用，将原定整页的作者简介改为在封面勒口放作者简介与译者简介，这样用不了几句话。新书寄去后，我一直担心何先生会兴师问罪，但他始终未提及简介被大大简化的事。三联版出版后，未再听到何先生对译文的批评。晚年他授权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全集时，此书仍用我的译本，并未再坚持改动译文，显然已接受了我的做法。
何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全力投入“保钓（鱼岛）”运动。“文革”后期他是最早访华的旅美学者之一。1966年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后来他主动断绝了联系，二十余年不参加活动。后来他给我的信上说，已决定恢复与“中研院”关系，后来听说是李中清调停的结果。后来我去“中研院”访问，台湾的朋友谈及何先生出席院士大会的情况。杜维明落选后，有人问何先生是否他投的反对票，何先生得意地说：“哪还轮得到我出手，前面早把他干掉了。”（叙拉古之惑注：直到今年，早在三十年前就当选“美国人文语科学艺术院院士”的杜维明先生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搞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黄进兴略感歉意的形容这是“迟来的正义”。）
晚年的何先生性情依旧，谈话中几乎没有不骂人的。对多数人他只是在学术、学问上批评，有几位却涉及人品，他会说“这个人很坏”，“某人很阴险”，“对某人要小心。”
他在鄂宛二次退休后，全力研究思想史。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问，但没有毕生的积累不行。他发表了一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告诉我：“这可是一篇重要论文，其他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懂《红楼梦》，知道魏同贤先生是红学专家，就问他是否看过何先生的论文。魏先生说：“果然不同凡响，红学界的人很佩服。”
杨振宁先生请他去香港作讲座，他很满意，以后又应邀去清华作讲座。在上海他与我谈及香港之行，他说：“现在我与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他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应华东师大之邀，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他的教诲，多数时间是讲思想史的重要性，讲墨子的地位应大大提高。以后在报道中得知他在清华的讲座就是讲墨子，可惜我没有能赴京受教，并且再也没有聆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