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之人，惟德动天

——怀念恩师恩格尔哈特先生

范瑞平

第一次见到恩格尔哈特先生，就注意到他是一个具有两极倾向的人：一方面极其严肃，另一方面十分诙谐。

时为1989年3月，是在德国的美丽小城巴特洪堡（Bad Homburg），由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 Sass）教授和邱仁宗教授组织的一场关于“医学未来”的中、德、美三国学者研讨会。恩格尔哈特同另一位知名的美国学者争得不可开交。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根本听不懂他们争论的细节，只是大概知道那位学者是在为“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辩护，而恩格尔哈特则是针锋相对地揭露“启蒙运动”的问题和缺陷，他好似在打一套拳击，步步紧逼，攻得那位学者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下不来台。恩格尔哈特那种咄咄逼人、丝毫不让的气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搞笑的人。茶歇期间，他总能找到机会同萨斯开个玩笑。例如，他会当着萨斯的面对中国学者说，德国有什么什么美食，你们一定要让萨斯教授请客，千万不要对他客气。我当时就发觉，他好像对中国人特别友好，不知为什么。有一位中国学者特别喜欢招呼大家一起照相，搞得太多了，大家不免有些不耐烦，对他的邀请假装没听见、不反应，但恩格尔哈特却总是热情配合，不嫌麻烦。

的确，他对学生、朋友的和蔼亲切与对另一些人的严厉、不留情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刚到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留学时，他一定发觉我的学术思想很烂，本来应该批评，但我却从未在他的课堂上感到为难，即使在私下讨论中，他也是体谅有加。有趣的是，他每每赠送美酒给学生，可能他多少相信好酒能够改善学生的思想吧。然而，另一些人碰到他却很不幸运。我记得有一次他将一位女学者的观点拆开来逐条分析、批驳，简直搞得人家惨不忍睹。最后那位学者无奈地说，“很公平”（“fair enough”）。一般人肯定到此为止了，但恩格尔哈特不会，他还要加码再来一句：“你误解了：这不是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真与假的问题。”

恩格尔哈特的另一组极端表现在，对于日常的事物，他认为有益的，则尽享之，每每做到极致；他认为无益的，则坚拒之，丝毫都不沾染。他喜欢读书，尤其酷爱阅读经典，常常抽出一本拉丁文著作来，哇哩哇啦地大声朗读一段，周围根本没有人听得懂，谁知道他读得对不对呢？他会告诉你拉丁文中的这个词是多么重要、因为德文中的那个概念是从这里来的、西班牙文中有个相近的词、而英文中则没有这个概念，等等。那么兴致勃勃，根本不管这些学问对于他的学生们来说已经有些高不可攀了，而对于我这个东方学生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

另一方面，他对于当今时髦的运动、包括各式体育运动，则是毫无兴趣。美式足球在美国实在是倾城倾国、无人不爱，恩格尔哈特竟敢不屑一顾：他认为观看体育比赛就是浪费生命。我问他：“当年你在大学读本科、研究生时，遇到重大比赛，别人都去看球，您干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我到图书馆去找最古老的书籍。”那时没有电脑索引，可以想见恩格尔哈特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图书馆中蹿来蹿去，翻卡片、逛书架，寻找最古老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的版本，忙得不亦乐乎。他觉得，读古老的版本，能把思想的特色放到历史的味道之中，魅力大增。

恩格尔哈特去世后，一位朋友提到一则关于他的笑话，颇能反映他的有益尽享、自得其乐的特征。话说有一段时间他总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走进一间酒吧，点三杯啤酒，慢慢饮完走人。侍者好心建议说，可以喝完一杯再点一杯，那样啤酒更新鲜。恩格尔哈特解释说：“我是在和两位朋友共饮的。我们已经约好，尽管不在一起，但每天这个时间都要共饮一杯。”后来侍者发现，他只点两杯啤酒了，便对他说：很遗憾您的一位朋友不在了，希望您不要太难过。恩格尔哈特回应说：“不不不，你误解了，是我自己戒酒了。”

恩格尔哈特对于古老的宗教极其敬重，对于现实的政治极尽调侃。他的祈祷从不敷衍，他的斋戒特别认真。平时谈话，若有人随便说一个“my God”，他都会向人家解释一番，为什么这句话不能随便说，让人觉得有点迂腐。他曾告诉我说，第一次参访曲阜，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所留下的片片狼藉，他偷偷地掉下了眼泪。

那是在1978年，恩格尔哈特随美国肯尼迪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文革后第一个美国的高级人文学科访华团，接待规格很高。据说恩格尔哈特一路开了不少玩笑，一定让那时那些惯于一脸严肃、不苟言笑的中国官员及其学者们耳目一新。在一次宴会上，他起身向大家敬酒，一本正经地说：“近代世界史上有两次伟大的革命，一次是德克萨斯革命，一次是中国革命；德克萨斯革命是大醉鬼山姆-休士顿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让我们为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干杯。”刚刚开放的中国学者，不会知道什么德克萨斯革命，更不用说什么醉鬼领袖山姆-休士顿了。

恩格尔哈特最两极化的倾向，可能表现在他既挚爱于哲学的思辨，又深浸于宗教的安详。他的哲学、生命伦理学都充满了以康德、黑格尔哲学为背景的复杂论证，试图为这个不可救药的、多元的、俗世的世界提供一条和平的出路，让人们尽可能得到自由的、心安理得的享受。但他的哲学论证的底部，可能是一条康德主义的设准：人们不得不限制理性的作用，以为信仰留下地盘。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可能恰好具有这种二元的互补：既有入世的身心激荡，又有出世的岁月静好；明白地活在当下的世俗世界，却又深深地向往着另一个神秘世界。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人类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培根的名言：“略知哲学，人的心灵倾向于无神论；深入哲学，人的心灵导向于宗教。”这可能是因为，宗教所展示的前景以及它所传布的秘密乃是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生活世界。

再一次回忆恩格尔哈特的这些两极倾向，我想起了孔子的格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儒家的最高德行，已被人们滥用，可能难以企及。恩格尔哈特大概觉得，在当今的世界上，连狂者、狷者也不是随处可见、可知、可与，因而他自己扮演了集狂者、狷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活出了精彩的一生。这是德的两极，两极相通，冥冥中自有天的定数：天虽不言，惟德动天！

2018年10月23日于香港城市大学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