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小蕙（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协和医学院的校训是：严谨、博精、创新、奉献。
协和医院的院训是：严谨、求精、勤奋、奉献。
百年协和，百年践行，百年崇高，百年盛名，百年辉煌！
“老协和”百年不倒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修葺一新的老协和医学院大门
创办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已走过百年历程。“协和”这块招牌为何屹立中国医学之林百年不倒？我综合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又加以资料研究，归纳为“两方面+五个宝”。先来说这“两方面”——最高标准和崇高的医学观念。
老照片：学生们日常学习一景
最高标准
协和医学院坚持实行精英教育，学制长达8年，先要读3年预科，每年一共就招几十名学生（一直到当今还是，即使别的医学院扩招到数千人，协和医学院还是每年只招90人），可说是尖子中的尖子，学霸里的学霸。当年的考题之难，简直是今天各大学名校都绝对不敢想象的，比如1949年的英语考试，其中的一道大题，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既考了古文底子，你首先得会背啊，又考了快速译成英文的能力。
张孝骞大夫在工作中
3年预科读下来，从数、理、化、文、史、音乐、美术、书法诸方面的知识积累，到树立起“患者至上”与“奉献”的医学观念，再到心理学上的适应与认可，大约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够转升到医学院本部，开始进入医学专业的学习。这回是全英文教学了，像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一样严格，直到1950年以后才改为中文教学。
1949年以前的协和医学院老毕业生同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协和护校毕业的老护士们拥有美国注册护士资格。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时招收的是9人，毕业时只剩下3位：刘绍光、侯祥川、梁宝平。协和追求的就是“小、精、尖”的育人体制，实行的就是残酷的逐年级淘汰制度，为建立起中国培养现代医学人才体系趟出了一条路。
从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协和医学院总共只毕业了311人，平均每届15.5人，数量少得“可怜”，然而质量却高得“可怕”——从这里走出了张孝骞、林巧稚、黄家驷、吴英恺、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神，就是他们，日后在全中国各地创办医院，培养学生，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筋骨性的贡献。
崇高的医学观念
老协和的医疗观念是“患者至上”，其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为“白衣天使”“大爱”“一切为了病人”“人道主义”等。
名医吴阶平曾说：“我认为做一个好医生要不断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高尚的医德；二是有精湛的医术，能解除病者的疾苦；三是有服务的艺术，取得患者的信任。关于第三点一般人并不很重视，不认为其中大有学问。我感到有经验医生的突出之处就在这第三点上。”
曾宪九教授在指导学生
这三点是百年协和能够百年不倒的不二法门。这里似乎不用再展开详述，只再复习一遍林巧稚是如何被协和医学院录取的吧：
1921年夏，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届只招25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她的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令协和百年不倒的还有“五宝”。传统说法是协和有“三宝”，我认为不够，至少是“五宝”：名教授、病案室、图书馆、内科大查房、八年制教育+住院医师培养制度。
名教授
看到有人这样说，“协和之宝有多种版本，但为首的总是图书馆”。对此，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认为，为首的应该是“名教授”——人什么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有了人才能有一切，没有人就没有一切。老协和传统能薪火相传到今天，靠的是百年来有奉献精神的“协和人”。
例如著名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长期担任协和内科主任的张孝骞教授身上，就发生过太多故事。作为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他从1921年7月开始看病，到1986年7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在整整65年的临床诊断中，显示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拯救了无数重危病人。有的病例在世界上只发现过几例。1977年10月，张教授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一例报道是全球第8例。这个男性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教授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前面讲到老协和的学子们都是学霸中的学霸，精英里的精英。而他们的老师，高徒的名师们，你想，更得厉害到什么程度？
举一例：张鋆教授的课只要上过一次，会终生不忘。这位著名解剖学家就是我们协和大院36号楼的“张老爷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岁，瘦，高，严峻，腰杆老是挺着，像一块行走的木板；头发花白，已见稀疏，但梳得一丝不乱；走在大院里，既不快，也不慢，从不跟人打招呼，只按照他自己的节奏行事。据说他给学生上课时也是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令人生畏，不但学生怕他，就连助教们也都诺诺。但他语言逻辑严谨，没有废话，又精通日、德、英三国外语，讲课时不仅表达自如，而且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十分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讲得妙不可言。最惊倒学生的是他授课时不用带挂图，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像演示时，马上就在黑板上画，有时两手各持一根粉笔，同时发力，左右开弓，瞬间就画出来了，真是胸有成“图”——要知道，那是德国著名解剖学家索波塔编写的国际通用教材《人体解剖图》，三大卷彩色图谱，全清晰地存在他心中，真是大神啊！
无独有偶，在生物学界享有盛名的胡经甫教授，在讲无脊椎动物时，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听讲，不许记笔记。他也是一边嘴里说，一边动手画，既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
听过吴蔚然教授课的学生也会念念不忘，说他讲肛肠疾病，从直肠齿状线开始，讲到肛瘘的形成，从解剖到临床，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虽然这些专业医学名词咱不懂，但内里那种叫“气质”的东西，外行人还是能感悟到的，顿觉有一种感动袭上心头。
更让人感动的是，教授们不仅教医学知识，还教应该怎么做好医生。协和医院外科原主任钟守先回忆说：“有一次，我们正在查房，一位护士跑过来说，隔壁病房有一位病人突然不行了。曾主任带着我们迅速赶过去，这时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曾主任一个箭步冲上前，毫不犹豫地为病人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这一动作激励了周围所有的人，大家争相上前交替加入抢救，最终使病人脱离危险。原来这是一位肝硬化门脉高压行分流术后的病人，因肺动脉栓塞而突发呼吸骤停。”他说的这位曾主任，乃著名外科学家、我国现代基本外科奠基人之一的曾宪九教授。
类似这样的事，在老协和，在协和老教授们身上，多多矣！面对这样崇高的“协和第一宝”，谁能不为之动容！
病案室
协和医院在创建时复制了约翰·霍普金斯的病历系统，从1921年至1951年的全部住院病人的10万份病历，以及门诊病人的55万份病历，都是用英文写成的。从1921年建院至今，保存着近300万册患者的病案，其中有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宋氏三姐妹、林徽因、溥仪、斯诺等许多名人病案，还有一些记载世界、中国首例疑难重症及罕见病例的珍贵病案。
老协和非常注重对病案的系统管理，也非常重视培养医学生采集病史、写好病案的训练，因为这些历史性的病案，对疾病治疗和科研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一次考试中，林巧稚教授要求学生们观察孕妇的分娩过程，然后写出一份病历记录，以此来评定他们的临床能力。结果只有一份病历被评为“优”，其他均不及格。学生们惭愧不已，自我检讨，但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林教授严肃地说：“你们的记录没有错误，但不完整，漏掉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漏掉了什么呢？”学生们反复查看，实在想不出漏掉了什么，便去研究那份“优秀”病历。结果他们发现，各项记录都没有区别，只是那份优秀病历里多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有豆大的汗珠……”原来在林教授眼里，这就是“优秀”与“不及格”之间的距离。
张孝骞教授对下级医生的病历书写，也是要求极为严格的，“不仅内容要准确齐全，而且单位要标准化，字迹不得潦草，绝对禁止自编的简化字和缩写。要求忠于事实，在重要的地方还要做分析，不能写成流水账”。
确实，老协和的病历皆观察仔细，记录翔实，有的叙述中还带有文学笔法的描写，非常引人入胜，因而留下不少好故事。比如1972年，协和医院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这是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一位女士。不经意之间，她说出自己是194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中国友人就建议她到协和医院去找找当年的出生记录。协和真的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医务人员很快就找到了她当年的病历，里面还有她出生时的小脚印……
我知道这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2000年我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我也看到了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在协和出生后的全部病历，上面也有我出生时候的小脚印。我饶有兴趣地一页页翻着我那厚厚的病案，里面还有一段我小时候把一粒扣子塞进耳朵里的记载，医生的记述简直用的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的笔法，从我被送进医院，到手术掏出扣子，环环相扣，层层叠加，最后一句是“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枚纽扣”。哈，看得我都笑了出来——不过，越看到后面就越笑不起来了，因为自从“文革”浩劫之后，病例的书写就越来越简单和潦草，有的字体变成了“天书”，跟老一辈协和人的书写真有“优秀”与“不及格”之别。甚至还出现了致命的错误，比如把“浅浸润层”写成“深浸润层”，据说是“实习大夫给抄错了”——想想，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旧时，还不闹翻了天，老协和医学院曾有一个学生在考试中答错了用药剂量，结果，竟然被留级一年！
一百年来，协和医院病案室的命运随着时代的沉沉浮浮，这数百万册病案能完整保存，实属万幸，堪称奇迹。据说在1949年以前，唯一失窃的病案是孙中山的，是在抗战时期，日寇进占北平后，到协和医学院大肆劫掠实验和医疗设备，还扬言要烧毁所有病案。时任病案室主任的王贤星坚决反对，全力护持，并劝日军说这些病案即使对他们也有用处。“幸运”的是，或者是“天佑协和”，日本少佐松桥堡战前曾在协和医学院进修，了解病案的价值，所以最终放过了这批珍宝；但鬼子仍以“借阅”之名，把孙中山的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标本都强行拿走了。
在其后年月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协和病历还经历了好几次濒临销毁的危机，但都被幸运保存。
图书馆
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医学图书馆”，当年馆藏的外文原版书刊数不胜数，许多难得一见的西方医学专著、图谱和千余部珍贵的中医古籍，均被妥善保管。比如自1824年创刊到今天的每一期《柳叶刀》杂志，在馆里全能找到，想想，已经快200年了，远隔着千山万水，穿越了多个历史阶段，一直持续接手，不啻奇迹！
在一百年前的时代，知识容量有限，通信手段落后，医生们只能倚重图书馆来学习更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对付恶疾，救治病人。百年前的协和人，只需来到协和图书馆，足不出户，便可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医学知识，由此看来，老协和的缔造者们为了让协和成为医学领跑者所做的努力，可谓高瞻远瞩，功德无量。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世界医学知识的膨胀速度堪比爆炸，藏书数量的多寡，已经不再与知识更新的速度挂钩，临床医生们更多依赖于网络医学数据库了。协和图书馆也紧跟时代的步伐，融入大数据潮流，还定期开办文献检索与数据库使用讲座，使得优秀资源不断指引着医生们的临床决策，协和图书馆依然是超一流的。
内科大查房
说是内科“大查房”，其实差不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院大医学行动，每次都撩拨着全院各科医生们的神经。请看有关资料的介绍：
“大查房”最早称为“大巡诊”。那时医生人数少，病房即可容纳全部医生的巡诊。后来，协和内科医生越来越多，内科大查房的地点从病房转移到了能容纳百余人的老楼10号楼223阶梯教室。到了今天，内科大查房场面更加壮观。内科各专科医生几乎全部到场，同时还会邀请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外科等科室参加，有时还有基础学科同仁和外院医生出现，各病房的护士长和护士也会参加。查房一般持续两小时，参加人数多在百人以上。每周三下午3点，内科的医生们从各个病房赶往会场，如果晚到可能就没了座位。
大查房的第一步是选择病例，先行公布。所选的病例是较复杂疑难或是罕见的，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大查房时，病人被带到大查房现场，医生现场对病人进行体检和病史询问。随后进入自由讨论阶段，这是大查房最精彩的部分。申请大查房的专科医生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他科室医生就相关问题做出解答，发表意见。最后是大内科或专科主任总结性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未尽的问题留作进一步观察、检查，或等待外科手术的发现。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检中得到答案。如有新的资料，在以后的大查房时做追随报告。大查房洋溢着学术自由的空气，方圻教授回忆，常常是病历摘要一下来，很多教授就跑图书馆，然后在会上争论交锋。年轻人也有发言的机会，主任们会随时站起来点名让年轻医生发言，同时也鼓励大家提问题。
大查房对总住院医师提高现场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提高住院医师掌握病情、文字书写和口头报告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对作中心发言的主治医师也是很好的培养方式。一次成功的大查房，会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科主任的赞许，往往激励年轻医师奋发努力。如果在大查房中被指出不该发生的遗漏或错误，教训也令人终生难忘。
近年来，随着协和医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住院医师交换培训项目的进行，国外各级内科医师不断受邀来北京协和医院访问，他们出席“内科大查房”后无不惊讶与赞许，因为在美国也很少见到如此高水平、如此热烈的临床病例讨论景象。
八年制教育+ 住院医师培养制度
一代代协和人留下了独特而厚重的遗产，其中有一项即协和医学院的八年制教育，“三年医学预科再加五年临床教学及研究”是协和教育的核心。而当一个协和的毕业生来到患者面前时，他的医疗人生只不过才刚刚走了一小步，前面还有千山万水等待他（她）努力跋涉，一辈子！
已然经历了一百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协和医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奠基者和推动者，她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体系、第一个高等护理教育体系、第一个住院医师培养体系、第一个公共卫生教育和实践制度、第一个医学研究生教育体系、第一个“MD+PHD”双博士培养制度……
百年来，虽然经历了三次停办与复校，协和人却始终坚持这个办学理念，并不断加以总结完善，形成了协和的育人特点。从协和源源不断走出的学科奠基人和名医大家不胜枚举，证明了八年制医学教育体系是科学的、成功的、正确的。
协和对维持其顶尖地位的八年制极为珍视，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拒绝扩招，拒绝了三到五年制的课程设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张孝骞副院长一直是八年学制的坚定维护者，在协和医学院三度停办后，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上书党中央，在医学界呼吁，为恢复协和的长学制医学教育奔走操劳。1965年，黄家驷被下放农村，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一直对八年制教育念念不忘”；“文革”中，张孝骞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帽子，打入“牛棚”，直到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才被“解放”，恢复待遇，搬进红霞公寓。
“文革”后再次恢复协和八年制，黄家驷和张孝骞仍然痴心不改，坚持做积极践行者。1979年国家批示，恢复协和医学院，改名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设医学专业，学制八年，医预科三年在北京大学就读（现已改为清华大学）。1985年后改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恢复高级护理教育。这一回“复苏”的时间最长，悠悠然已经过去了39年，黄、张两位院长都“走了”，幸好两位前辈都是看着八年学制顺利实施而含笑九泉的。
那么，八年学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到底好在哪里呢？且请看吴阶平副委员长回忆自己在协和医学院做学生时的状况：
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回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6点晚餐，饭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同学们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的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老协和实行“残酷”的逐级淘汰制：一门必修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被开除，而那里的及格线不是通常的60分，而就是协和“霸道”的75分。八年制的学习，两门挂科不给博士学位，三门以上不及格连硕士学位也不给了。残酷淘汰的结果是，能笑着毕业出来的，后来差不多全成为中国现当代医学界的栋梁——吴阶平一辈1949年以前毕业的“老协和人”是“大神”和“大医”，1966年以前毕业的“中协和人”是“大腕”，80年代以后毕业的“新协和人”还是中国医学界中的“大咖”。
毕业后，严格而规范的住院医师培养制度，是协和继续推着年轻大夫往“名医”“大医”路上走的一条必由之路。老协和实行住院医师必须住在医院里，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对所管病人实行全面全程负责制；如今虽然受到各种各样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医院千方百计保持这项制度的“原汁原味”，必须参加完住院医师培训，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当上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的严酷竞争遴选，是协和住院医师培养制度的重要一环。
因此，你只要进了协和的门，这辈子都别想天马行空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了，这是我的亲眼所见，惊心动魄！我31号楼的邻居曾经是协和外科的李士英大夫，他是协和1966年以前的八年制毕业生，广东书香门第出身，家教好，人忠厚，心善良，智商高，在学校时优秀，在医院时优秀，做科主任时优秀，在家庭中也优秀，在哪儿都优秀，一贯的优秀，就没哪儿不优秀的。可是他真辛苦啊，不管多晚下班，不管白天看诊多少病人做了多少台手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马上拿起书，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没有节假日一说。他的最奢侈的娱乐也就是看个电影，但连这也不能保障，有时看上一个开头就被医院叫去了，没办法，这就是医生的宿命，一切必须病人至上，手术等着呢！住在我们31号楼一层的冯传宜教授，是1949年以前的老一辈协和人，我早年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个词——“听班”，即人虽然在家，但没有行动自由，不能出门去，得随时听候医院的召唤。
而现在，仅就给我看过病的、我知道的，有两位老协和人行医一辈子了还在出门诊，一位是口腔科的赖钦声大夫，85岁，给患者治牙，一站就是一上午，年轻人都觉得吃不消，你说老爷子能不累？另一位是神经科的郭玉璞大夫，90岁了，还不能把自己歇在家里颐养天年。劳远琇大夫生前也是90岁还出门诊，张孝骞大夫90岁时还参加大巡诊，吴阶平大夫当了国家领导人还坚持每周一天回医院参加大查房……在我看来，他们这医生当得太苦了，终身绑在医院的战车上，一天也不能平平静静地喘口气；可这些高尚的医生都不以为意，乐在其中，孜孜矻矻，兢兢业业，从头发黑亮熬到斑白、花白、雪白——能“妙手回春”，能“起死回生”，能治病救人，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能给患者消除病痛，就是他们的最大满足了！
高尚的医生们啊，向你们致敬，鞠躬！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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