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2日，梁存秀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作题为“谈谈我的学术经历”的专题报告。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第238期，吴文康摄。
梁先生本名存秀，别名志学。我为他写的挽联是“一生存秀、魂在志学”——“一生存秀”是说梁先生毕生存有秀异而又脱俗、宽厚而又严谨的精神品格；“魂在志学”指的是，这种精神品格的精魂所在并非志在一般的学问，而是毕生追求人类最高的学问即自由，也就是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学问来践行。所以，我在评论他的《自由之路》文集时曾认为梁先生是真学者，他的一生是存秀异品格的一生，更是志自由之学的一生。
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判断其人文价值高低应该同时看两个客观的标准：一、从外在方面看能否促进我们觉识并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权利、自由与尊严，离这个目标越近的，价值越高，反之则越低；二、从内在方面看智力含金量、逻辑水平和理性能力的高低，看能否有助于我们对自己形成理性认识并发挥自由意志，让我们学会独立判断，尽量不被情绪冲动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操纵。
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这两个客观的价值标准处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其他一切施展在单纯追寻主观性和偶然性上的才气和机巧都是等而下之的雕虫小技。也就是说，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解放和拯救功效的实践知识，显然高于那些单纯扩大知识面的经验知识。
正如梁先生的夫人沈真教授翻译的费希特所言：“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目的，着眼于我们作为其成员的类属的完善，并且必须从受到科学教养的门生出发，就像从中心点出发那样在周围传播一种最高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学者现在缺乏的往往不是知识，而是行动”。真正的人道就是最高的和最大的道。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因此，自由之学才是人作为人的最高的、最难的学问，也是最值得追求和践行的学问。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终极目的与最高境界就在于自由之学，即觉识并维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按康德的划分，对自由之学的追求，主要凭借的不是我们的感性和知性，而是实践理性或自由意志。所以，自由之学不是单纯的认识之学，而是言行合一的实践之学和意志之学，是费希特的行动哲学，这也许是“存秀”别名“志学”的深意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梁先生的仗义执言不仅是耿直性格使然，更是他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实践意志使然。正因如此，他才不是哲学的技工或匠人，而是自由的追求者和践行者，他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梁先生去世后，我爱人以“拳打恶少年，手撕伪哲学”来概括他生命中的“传奇”。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景仰和敬重，绝不仅仅因为他研究并翻译了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哲学大家，更是因为他的非凡勇气和果敢行动。
与梁先生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相比，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我们却经常被夺志——说到底，不是被别人和外在环境，而是被我们自己夺取了纯粹意志。就我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感到惭愧的是，尽管我也把翻译看作学习、理解和自我磨练的过程，但仍然没能做到像梁先生那样“死心塌地”，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翻译视为追求自由的事业。换言之，梁先生对翻译的重视还有深刻的哲学依据，他把翻译当作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翻译在他那里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或技巧，而是哲学本身，更确切地说，他把哲学当作修于内而形（行）于外的重要途径。
梁先生在《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中深有体会地总结道：“理解文本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将它转化到另一个客观载体上去，把它表达出来，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个实践理性的终点出现的译意与在那个理论理性的起点存在的原意，总是难以完全一致的，而这就需要译者在两种理性连结成的圆圈里循环往复，不断修改自己的译稿。这件工作很艰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译者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些外语水平很高的学者不愿意搞翻译，也许原因就在这里”。我曾对梁先生说，您的翻译做到了两个字，即让读者“放心”，这是翻译的至高境界。
2007年，梁先生邀我加入《黑格尔全集》翻译课题组，我有幸亲炙他的教诲和熏陶。2008年，他本着既完成课题又培养人的思想，对照黑格尔的原著不定期地给我们开设翻译讨论课。当年5月28日，我在信中给同学写道：
我虽然弄不了哲学，但想知道哲学是个什么东东。昨天，梁志学老先生给我们领读黑格尔，说自己不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弄西方哲学不够格（他已说过多次）。但他学过微积分和控制论。我们除了西方语言的欠缺之外，更缺理科的训练，遑论专门的逻辑才华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008年9月9日，梁先生在课上对我说，“晓辉，你这次是德语、哲学和翻译一起学了”，我深以为然。第二天，我给同学写道：
昨天上午，梁老先生开始给我和哲学所的几个博士、博士后讨论我上学期的一部分译文。老先生说，看得出来，晓辉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我弄了几遍），试图表达得更清楚和准确，你不要看我给你改了这么多，这不一定说明你译错了……我知道老先生在鼓励我，就说“能够让您改是我的荣幸”，的确如此。我也益发对翻译有畏惧感。比如，有一个词sollen，大概相当于英语的should，我译成了“应该”，这在字典意思上没错。但老先生说，根据黑格尔的学说，应该译为“必将”。这说明我对黑格尔的思想理解得还不行。我也越发感到，尤其是读哲学，贪多，没有任何用处，但我积习难返，尽管近年来比以前有所改进。
2008年11月7日，我又写道：
昨天，黑格尔课题组抽样“会诊”我的译文，5千字，我自己弄过几遍，而且经过梁老先生亲自审改过，我们又一起讨论过，仍然被发现了一处错误。可见，译文不可能做到绝对无错，但求无愧我心吧。
近年来，或者是与中午来院部食堂买饭的梁先生偶遇，或者是在梁先生家中，我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每隔一段时间，梁先生就给我打电话，有时他老人家还说要给我报告近况，我说：“那岂敢啊，还是我跟您汇报自己的进展或心得吧！”我知道，梁先生有些孤单，也想找我聊天。他跟我聊翻译和哲学，聊往事和时事，我们相谈甚欢，甚至不乏心心相映、意趣相投。从梁先生睿智而又风趣、爽直而又明快并且充满了人生智慧的谈话中，我获益良多。比如，谈到翻译，梁先生2011年10月20日晚在电话中对我说，unter anderem相当于英语的among other things，可译为“尤其是”；nicht zuletzt相当于英语的last but not least，可译为“同样重要的是”。寥寥数语，都是他数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
后来，梁先生说想写自传，而且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详写，准备写40—50万字；另一种是略写，大约20多万字。他还不耻下问地征求我的意见。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建议采取略写，他愉快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就在2017年12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还说，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他的自传，他想让我来做责编。我说，只要商务印书馆同意，我没问题！2018年1月2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在家中见到梁先生，他戴着氧气管，说话已经很费力气，但神志清醒。我说，您不要说话，我向您汇报工作进展。他连声断断续续地说着“谢谢”——谢他的护工，谢照顾他的亲人。对我而言，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与梁先生相比，我常常缺乏足够的勇气，有时在该发声的时候不敢发声，不能也不会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因而也就难以真正踏上自由之路。这也是中国多数民众、尤其是多数学者的精神死结。在自由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多数人今天忍一下，明天退一步；这个事情算了，那个事情让了。正因如此，在我们这个社会，自由的原则才会胎死腹中或者早已被我们拱手相让出去。即便再付出双倍的力气和勇气，我们从哪里才能把它们索回呢？
可是，梁先生却能够做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令我们高山仰止。在这方面，唐代诗人杜甫的《望岳》一诗可以视为梁先生人生境界和学问境界的写照：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如今，梁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一生存秀、魂在志学。我准备以实际行动继承他的遗志，不辜负梁先生对我的厚爱和信任：首先是完成他老人家生前托付给我而且我也早已答应下来的任务，尽早译出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第28卷第1分册即《艺术哲学讲演录》；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继续沿着梁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自由之路走下去。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梁先生的存秀品格和志学精神永远是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
2018年1月19日在同仁医院送别梁先生之后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