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哈特：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中文版序

基督教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什么新异的事物。早在5世纪末基督教已经进入到了神州大地。最先的基督徒从波斯沿着丝绸之路出发，并在7世纪中叶之前，塑造并获得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那时，在长安（西安）至少建立了两个教堂，同时，其他的地区，也建立了教会和修道院。就在那个年代，公元1054年，正值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之前，即罗马天主教从一个曾经被认为不可分离的正教当中分裂出来，基督教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入驻并植根。如此，最先以基督教形式进入古老中华的更应该接近或属于东方正教，而不是后来才得以发展的罗马天主教，也不是在更晚些时传播的基督新教。实际上，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认识这些基督教派别，尽管中国人在关涉西方问题上与东正教没有正式的联盟。我们可能仅仅通过一个有关“玛利亚”的术语争议中，则早已从所谓正统基督教中分离，即玛利亚，救世主的母亲，应该被称为基督之母（基督孕育者），还是被称之为天主之母（上帝孕育者）。尽管中国基督徒使用“基督之母”这一习语，他们也同意耶稣基督既是完美的神同时也是完美的人。至于其他问题，对东正教的认识，反映在他们关于医学伦理问题的观点之中，以及那些对此类大量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身上；比较起来，这一切与东正教的思想观念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异。眼下，就可利用的信息而言，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早期的中国基督徒们会从本书发现，它反映了他们对医学中存在的相应道德问题的认识。现实境况恰如其是，于我而然，基督教的所有基础是东方正教化的基督宗教，那些早期的中国基督徒，即使并非全部信仰东正教语汇的教义，也在实际上，分享了东方正教很多经典圣约内容。概当如此，东方正教及其生命伦理学才得以使我们这部著作玉成与问世。

本书中，对道德神学的反思，大多是源自于基督教前8个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教会圣典中汲取。通过这部作品，将使读者看到基督教所有教派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之观念的古代根源，尽管罗马天主教生发出它自己的观点；在此，当然不可忽视它建构了有关信仰和理性的强大辩证法，并在哲学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显然，基督新教的观点繁复纷呈而百态多元。针对观点丰富多元的背景，本书呈示了成熟、统一的，并远在公元一世纪已经成型的、在所有这些基督教派思想中反映的基督教医学道德的最重要基础。我以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应该是一部这些中国先哲基督徒似曾应用过的文本。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英文版于2000年出版发行，在此之前，《生命伦理学基础》于1986年出版，1996年再版。 第二版于1996年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之后做了小小的校订后，于2006年再次出版。关于那次翻译，我必须表达我对我的学生范瑞平教授由衷的感谢。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与《生命伦理学基础》间应该具有一种明显的、密切的内在性关联。围绕世俗道德哲学，以及其试图建立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道德作为标准，并以此祈望对人形成约束力，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生命伦理学基础》由此引发思考， 究其失败的原因，是所有的道德都应该具有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如果阙如上帝的视域，没有环境和历史绝对至尚背景的角度，留给我们的只能是一个难以应对的道德多元主义。另外，在有限与内在的范围内，仿若所有事物呈现出没有终极目的、来去皆无影踪之景况。正如《生命伦理学基础》所阐明的，如此难题无法解决，除非认识者能够立刻知道本应明晰的根由，即是那些类似于神秘知识的物如。人需要了悟“上帝”的视角，东方正教将提供这样的内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呈示了解决道德真空的方法，这个道德真空起因于一种失败，一种理论上尝试的失败，即以俗世道德理性去构建任何具体的、具有实质内容的整全性道德、或者以生命目的作为标准的尝试。《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通过提供具有实质内容的整全性道德视角，而终结了始于《生命伦理学基础》的道德反思，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里，人可以充分理解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内容整全性道德。

在此，我祝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的中文版的出版，它将允许并给于我们一个对话和交流的机遇，从此，亦开启了中国和基督教（东方正教）在生命伦理学问题上的联系。在此，我谨向孙慕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是令人钦服的，他和他的同事为了让《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一书在中国和汉语文化界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以非凡的耐心，向我展示了伟大的友情，在此我表示无比的感谢。

我同时相信，通过这部书，将呈现出一个让古老的基督教和当代中国再次关联的境遇，并得以思想和文化的融通、绵延与传承。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德克萨斯，休斯顿

2012年11月14日，于圣·高利·帕拉玛斯节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