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健康理想与家的生命正义
——评恩格尔哈特的“家庭：生命伦理学分歧之要义”
东南大学 孙慕义
（摘要）家庭账户对于发展中社会的经济核算是一种补充，可以促进医疗改革的深化。本体/形而上账户如果作为医疗改革中家庭账户的基础，必须面临一个挑战。作者意在于，天赋的责任必须与人道的奉献契合，才可以解决家庭的生命伦理难题。自由主义/自由账户适应于后现代文化、应对于新型家庭模式；具有尊重个人自由、伸张女权主义、实现平等医疗权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很可能因为缺乏代际之间的默契和友爱团结精神，对此，是否用“重叠共识”的理论，予以调解和平衡。
作者以两种家庭账户的对比和竞争作为现实案例，揭示了各自的是非优劣，指出应在实践中互为补充、逐渐修正与不断精进。文章尽管没有考虑到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但他依然乐观地展望了人类健康保障的美丽愿景。
(Abstract) Family health and family life ideals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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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view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 The Family: Crucial to and Divisive in 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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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ast University Sun Muyi
Family financial account a type of supplement to economic checking in the developing society. That will further help with the reform of health care.
Ontological / Metaphysical family mode will face a challenge as the base of Family financial account. The author has focus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umanitarian dedica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which is the solution of family bioethics issue.
In contrast to this new format of family mode, Liberaltarian/liberal account fits the postmodern culture better with more significance in individual freedom, feminism and equality of medical right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it lacks of understanding in solidarity and fraternity between generations. So,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use "overlapping consensus" theory to mediate and balance. Moreover, the author used the comparis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amily financial account to addre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bad). Furthermore,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means to revise and improv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lthough this article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he problems in actual execution, his idea about future prospect in human health protection remains optimistic.
家庭是人的社会单元与人的心仪故乡，家是人最基本的生命政治归属，家是身体的一个理想，是一个保障，是人类社会群体最基本的分子化存在；也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语言：家是一个现象。
医疗改革是关乎着所有人的生命状态、生命质量与身体康平的可能性；但是，医疗改革是世界性难题，其核心在于其良善和公平的目的，即如何能成就生命保全和健康或医疗的正义。应该的逻辑有时在正当之其次，正当应最后成就于善之终结，止于至善。
我们欣喜地看到恩格尔哈特的这篇颇有见地的文章，其揭示了一个危机，告诫了改革理念的分歧。他指出本体/形而上家庭模式（中国式政治权威主义模式——本文作者称）如果作为医疗改革中家庭账户的基础，必须面临一个挑战，即个人平等自主权利和医疗选择的自由，家长式的权威是否可以应对后现代的文化战争和现实中的家庭中角色权利/权力的平等，使每一个成员既能实现个人的医疗选择自主，又能保护自己身体与疾病的隐私；他们既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个为了“家国”和谐的数字。儒学（教）、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由于信仰所赖生的文化传统何以作为真全伦理社会的基础，便在这类家庭模式中显示一种凝聚的力量。以性与生殖作为生物社会学基础的家庭权威，是否可以在新的医疗经济模式选择上，既保持夫妻或代际伦常和男女老幼的亲亲义序，又能维持成员的各自角色个性化功能，并且不辜负本身的责任和互相关爱的义务。天赋的责任必须与人道的奉献契合，才可以解决家庭的生命伦理难题，也可以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基督教的信仰作为前提，激活和促进从自由意志论世界主义进化为自由世界主义，为个人的医疗选择的相对自由给以最大可能的认肯。恩文指明：这类“家庭的成功依赖于家庭的行为传承，如相互尊重，牺牲自我，相互支持，并能够理解一个共同的未来。”如果这种传统保持完好而稳定，就可以抵御由于社会变革力量的干预，其家庭内部可以克服财政的危机或不足，为了某一成员的健康与医疗，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家庭金融资源。
至于自由主义/自由账户（新自由主义模式），恩教授认为，它可能赋予了每个家庭成员自由的医疗权利，但对后代或老人赡养的义务感予以削弱，这不是一个整全的家庭模式，未成年群体可能作为知情同意的主体能够对个人的生命预设方案进行评价，但是，他们难以作出正确的、真实的理想决策，或许延误治疗和做出错误决定；这样的让渡，有失于道德的本意。而对趋向于成熟的未成年人自主权问题，涉及到伦理学关注的尊重原则。恩教授在尊重这种自由开放的家庭账户模式的前提下，精致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模式潜隐的问题和优势，即适应于后现代文化、应对于新型家庭模式（离异、单亲、同性等），同时去权威化、尊重个人尊严、自主与自由、伸张女权主义、实现平等医疗权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很可能因为缺乏代际之间的默契和友爱团结精神，“没有家庭的完整性有效承诺”，尤其在不同意见与决策存在较大分歧时，则会贻误某个成员生命的保全；或者由于养育和赡养义务与责任的淡化或漠视，使得尚无能力自主的青少年失去身体和心理的依靠，老年成员也易于被冷落和遗弃。恩教授虽然并未在文章中设计补偿或免于罹难的对策，但已经引发和叙事了这种挂虑和思忖。
关于本体/形而上模式，我们是否可以循作者以往一而贯之的思想脉络分析，是指：在一个伦理重叠共识（道德共认意识）基础之上，每个成员有义务作出牺牲或奉献，才可造就家庭的友爱与团结。作者曾经强调，“重叠共识”或“部分共认意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应该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词汇，他认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引据的“部分共认意识”，就是在不同的道德观点和哲学方法之间，充分地发现共识性，以证明某一特定观点，即使不属于道德范畴，也属正当。罗尔斯意在说明道德异乡人或道德朋友之间，包括此文中所指的“道德亲人”之间，都能尽可能求得一种观点上的均衡，最后在某些关键性道德评价与分配或调解资源行为选择上求得和解；因此，这种情境，对多数人来说，可以理解为“和而不同”。如此考量这种模式的家庭账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出于信仰的缘故，在尊重传统、地域、民族、政体、国情的前提下，提出对于儒家、基督教、穆斯林等文化境遇的医疗改革中，使生命伦理学基于一种信仰的精神力量，去神圣化而又立足于现实社会，同时建立相对可信任的权威，维持或建立新的医疗秩序；使家庭成为“强大的半独立的社会单元”，以家庭账户的形式减轻国家金融资本的投入与政府的财政负荷，发挥家庭有效健康医疗资源作用；家庭账户对于发展中社会的经济核算作为一种补充，可以促进医疗改革的深化。
“传统的家庭功能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机构，能够促进其成员的道德、情感和社会支持。”恩教授尽管没有考虑到类似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如：家庭账户吸引公民的作用越来越弱、造成的基金沉淀过多而导致可用资金减少、保障力度降低、互助共济作用削弱等，但他依然乐观地展望了人类健康保障的美丽愿景。当然，恩教授在认肯这类家庭模式强调义务的同时，也指出忽视自由平等权利的潜在可能，并提醒准后现代家庭模式正在经受危机和解构的挑战，以“性和生殖生物学作为家庭的自然根基”模式正面临瓦解的考验，个人世界主义的狂飙尘上，家长式的权威将被毁损，天赋的义务和血缘作为纽带的各成员链接形式已被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所动摇。家庭伦理和友爱与孝悌传统，同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医疗改革中通过家庭账户表述的纷争与认知上的歧义仅仅是这种历史文化冲突和宣泄的口岸。
任何一件事的确定都必须依赖人们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事物。恩氏一直追求从自由意志世界主义过渡到自由世界主义，并以自由世界主义稀释原有的所谓“公共理性”。超越“自由意志”的传统，实际上，就是从对道德异乡人的简单允许，过渡到去神圣化的自我决定，以及一切生命的自主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并彻底埋葬道德“帝国主义”，建立个性解放的伦理机制，最终回归或再造一幅真全的理想天国。
自由主义家庭账户，还不是降低成本 、 增强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欧洲大陆的混合模式。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吸取更多模式的特点、又避开负面作用、同时结合本土的处境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难题；恩教授没有涉及，但给了我们理性的指导。我们需要的是，梳理和调整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在重要问题的决策上，应该尽可能强化“重叠共识”，虽然不能用“异乡人”的观念来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但对于不同观点，比如非婚生的孩子（女方或男方的）的医疗责任或付费等问题；可以将“道德亲人”比照道德朋友之间的伦理平衡方式，进行民主平等沟通，给予最大限度的允许，以消除或缓解相互对峙的情感张力。
恩教授的文章再一次表述了个性化生命伦理学观念，他以两种家庭账户的对比作为现实案例，尊重境遇但又不依赖于大的伦理或政治环境。诚然，解决理论或世纪医学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卫生经济伦理问题；诸如，本文所讨论的两种账户，究竟哪一种为最佳的模式，恩教授没有明确的结论；他实际上在解释其差异与竞争的语言中，已经暗示了各自的是非优劣，并标明，应在实践中互为补充、逐渐修正与不断精进，避免出现不可休止的生命道德文化战争。
生命政治的使命之一，是完成卫生医疗社会的整合，使之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框架内，实现一个生命伦理意志的自由，在不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任何人的生命伦理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家庭账户的目的正是为构成这样的生命伦理秩序，既照顾到价值多元性，又不伤及个人的基本生命权利。即使我们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同意存在唯一的善或善的标准，但是，要实现我们前面所论及的理性秩序，就必须在“正当”的问题上“可以建立起一致，形成公共的正义，这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医学中的自由主义同样遭遇了文化多元主义、激进民主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批评，因为它在生命正义和生命自由的方面企图建立“强制的共识”，没能给个人选择以充分的余地与机会，现实医学生活中，这其实已经成为不可能。但那种设定的基督教-希波克拉底共认意识，或者希波克拉底-罗尔斯共认意识，或者西方文化架构下的后现代生命伦理-中华儒家生命观的共认意识等，是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转换成家庭医疗保障模式的重叠共识中那部分共同一致意识，以覆盖价值有限区域，从而决定社会基本单元的生命伦理判断和行动选择的合一，就好像我们眼下选择的这个家庭账户一样。自由主义的家庭账户是否能够在实践中践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必须通过改革中的具体行动来验证。我想，恩格尔哈特与我们一样，“对新的制度予以社会公正、公义、公平的信仰支持，否则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我们或许不会因西方某一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经济模式的失败或者产生经济危机，就失去对未来的信心，那从本文中，我们会找到一种坚定和自信。
观之小文，情动于斯人。恩格尔哈特教授，从青年时代开始，几乎倾尽一生的精力，心向往之，用“道德共认意识”、“允许原则”、”道德异乡人”、“伦理序列”等，去缓释或消解人类的纷争，用“整全道德”和“真全生活”来确立生命伦理的权威性。他祈盼在一尊至高无上的“大道”之下，通过多元生命文化道路，通达或最终实现我们的身体自由广场，找到一幅美好的、最能体现公义的生命政治或卫生经济政策蓝图，以造就最和谐的、平和的、大同的整全道德原则、真全生活模式与新型人类关系，这也是所有宗教、非宗教徒和宗教徒的理想，也就是我们生命伦理学道德核心价值的图示，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福祉，即应该通过我们艰苦奋斗赎回的、曾经被我们失去的、地上的伊甸乐园。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