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艾滋病易感人群，受到来自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和多方力量的关注。本文把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进行研究，在成功掌握这一群体组织特征、流动规律的基础上，给予艾滋病防治本土的组织性应对策略，提供人类学在当今社会难题解决过程中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性服务者；艾滋病；人类学；文化；组织；流动
「作者简介」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士生。北京：100872
1 引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者之一，女性商业性性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性服务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姐\"、\"妓女\".[1]近年来，这一群体的艾滋病感染比率不断提高，[2]日益严峻的现状促使政府将在性服务者等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提上日程。
本文关注的就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设计有效的文化与应用实践，为解决这一社会难题提供政策建议。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疾病尤其是性病和性服务者的生活是紧密相联的。论及这个问题，建国前的资料往往集中于\"花柳病\"的类型、患者的悲惨下场、控诉旧社会娼妓制度等，而性病流行状况、治疗过程、健康观念等的观察则是缺乏的（王书奴，1998；武舟，1990；孙国群，1988；李文海，2005）.建国后，禁娼政策的有力实践曾一度杜绝了卖淫嫖娼现象，新政府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根除性病的工作中，此时疾病的治疗已经超越个人健康的需要，强调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一夫一妻制的实行）的政治话语服务（贺萧，2003；北京市公安局，1988；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1950；杨法曾、贺宛南，1988）。改革开放后，性交易活动再度兴起并迅猛增长，性传染病在根除近20年后再度出现。卖淫现象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一方面旨在防止其危害既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缘于其对公众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恰逢其时流行于全球的艾滋病作为社会控制和关注公众健康的载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中发挥着作用。这体现在：性病和卖淫之间存在的联系使政府把控制卖淫作为控制和减少性传染疾病和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Evans ，1997）；同时艾滋病的\"性传播\"被利用为中国的\"性革命\"出现以后\"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潘绥铭，2002）.然而，种种措施并没有阻挡艾滋病前行的脚步。20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流行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3]社会政策的倾斜及大量国内外组织资金的注入推动政府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防艾干预实践。[4]
进入21世纪，艾滋病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媒体建构的\"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政府部门和各方力量采取更宽容、更人性化的防治措施针对艾滋病\"高危行为\"而非\"高危人群\"进行干预。
性服务者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终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姿态，在道德风化控制的缝隙中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诚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无疑为性服务者的健康保障搭建了政策语境下的快捷平台，如今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公开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怀这一群体；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首先，社会公众道德化的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和流动性强，我们很难找到她们，毋需说有效地控制疾病；其次，政府在采取保护性（鼓励和帮助高危行为人群改变不安全行为）或惩罚性（对高危行为人群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的决策上陷入逻辑的两难（夏国美、杨秀石，2005），一些初具规模的干预模式和经验往往由于部门间的职能冲突而遭中断。
同时，医学科学一直主导着包括性服务者在内的各类高危行为人群的防艾实践的话语权，其对致病原因与临床病症的关注忽视了疾病产生和流行的结构和文化等质性因素；上述诸种状况导致了性服务者防艾宣传和干预工作单一化、分割化的现状，即生物医学思路不能随人群流动而及时调整和转换，从而无法有效和持续地开展工作。
社会科学力量的参与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对于艾滋病防治事业的贡献及创新之处在于，其对世界观（某一人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对于理解艾滋病危险性以及设计干预方案起着重要的作用（Michael Duke、李江虹，2006）。同时，其一贯倡导的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有助于与性服务者的接近和交流。本研究的田野工作表明，掌握性服务者的组织和流动特征是找到目标人群并有效控制疾病的方式之一。
这是基于人类学对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观察得出的本土应用性策略，也为更好地贯彻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是在2004～2006年于四川省Y 县及周边地区进行的项目调查中获得的，研究方法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
2 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
从早年致力于研究部落社会的学院派角色，至参与并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政策顾问甚至决策者，人类学家需要从田野体验以及书面和口传的陈述中寻求社区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庄孔韶，2004）.大至有严格家礼、续谱、乡约制度的严密的宗族/家族组织，小至进城务工的松散的小保姆群体，各类组织都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涵摄中。
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拒绝的社会（安克强，2004）.即便不是在艾滋病防治背景下，单单理清性服务者在时空变换场景中，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的行为与特征，就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绝妙视角。
人类学所关注的正是非公娼制下，性服务者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的过程，即这一群体组织和流动的动态过程。性服务者和一般流动人口不同的\"游走\"的私密性决定了对这一人群的关注，不可能是制度化的静态的实体或者说是正式组织[5]（如学校、机关、医院、企业等）的研究（于显洋，2001），如果抽离流动过程中一个个静态的时空断面进行剖析，隐藏在性服务者行为选择背后的地方文化系统的动力及其意义就会凸现。换句话说，研究性服务者的组织是和她们的流动紧密契合的，而我们所要描绘和把握的恰恰是作为文化的旅程。那么人类学在完成传统的学术诠释工作后，以艾滋病防治为切入点，发现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并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和实践，则是文化旅程的一个应用角度的终极意义所在。
2.1性服务者\"入行\"方式——亲缘、地缘的文化特征
笔者的调查显示，Y 县的性服务者大都是从其周边农村社区流入县城区从事性服务行业。
目前Y 县约有性服务者1000余人，相对固定的约有310人（中英项目，2005）.性服务者\"入行\"的方式有明显的熟人帮带特点，亲缘地缘特征明显，以这种方式入行的比例占我们样本量的58.33%（有效样本量64人）.细说其中的关系，又可分出同乡、近亲和远亲，还有熟人、同学、朋友等。
可以说，性服务者的外出流动与普通农村人口依靠同族/同宗/同乡/地方关系等向城镇流动具备一定相似性，因为性服务者本身就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从1980～2000年，Y 县所在的X 市的农村劳动力从180.2万人增至231.5万人，可耕地面积却从33.4万公顷减少至27.9万公顷，[6]人多地少的困境造成大批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有所松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可以允许农民进入的\"自由活动空间\"（李强，2004）.农村\"推力\"（收入低、无好的发展机会等）和城市\"拉力\"（见世面、收入高等）的整合促使农村人口希望找到合适的渠道进入城镇工作；这时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
布尔迪厄的习性论主张，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产物。习性是用它所孕育的有关习性的整个历史来选择和扩充刺激的（布尔迪厄，1997）.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产生了适应性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并通过文化的濡化内化于心成为成长的基础，因此习性是时空的产物并在时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Y 县宗族组织发达\"，无论大族小族，兴衰与否，都立有族规，以规诫子孙从善去恶\".[7]通过对性服务者小朱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她来自一个有几个大姓组成的村庄，她就是由一个同姓的姐姐带出村庄的；至今她仍旧清晰地记得家乡祠堂的模样。人们对于往昔过去的记忆成为\"深具意义的历史\"，因此宗族亲属关系、传统地缘关系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运转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人们的行动依然会直觉性、惯例性地依赖传统和家庭。日常的惯例是本体安全感和本体意义上的信任赖以形成的基础。而这种本体安全感与信任又是日后种种信任赖以发育的基础（郑也夫，2001）.因此在Y 县甚至是整个中国乡村社会，那些很早离乡并\"小有成就\"的乡村社会的\"熟人\"（同族/同宗/同乡/同学），最易获得家族原生性认同与人格信任，甚至年轻人在初次职业选择上都会采取盲目信任和执意追随的态度。那么在进入城镇后，流出人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仍旧紧紧依赖这种自组织的信任网络。至于性服务者的从业原因，则是另一层面的讨论；进入城镇后，由于个人经济、家庭、情感、心理等种种复杂因素，一部分农村女性在二次或多次职业流动时选择了这一特殊行业，笔者在此不赘述。
2.2性服务场所的分层和老板的\"家长\"权威
Y 县的性服务场所根据卫生状况、格局陈设、小姐外形等指标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其中高档场所5家，中、低档场所39家。[8]场所内部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性服务者的出台价格。一般来说，高档场所的性服务者出台费平均为130～150元，老板从中扣取30～40元；中档场所出台费平均为50～80元，老板扣取10～20元；低档场所出台费20～30元，老板扣取5～10元不等。
大部分性服务者的工作场所和住宿场所在空间上是合二为一的或是相邻的，因此场所的老板对该部分人群有很强的操控能力，这尤其体现在中、高档场所的管理之中。首先是严格的上班时间规定，天冷时晚6～7点上班，天热时晚8点上班。其次是老板负责安排性服务者的食宿。她们一般吃中餐和晚餐，老板会自己做饭或由自己的家属或雇熟人来做饭。性服务者多称呼老板为\"哥\"、\"姐\".这种时间、空间的紧密联系和情感上营造的亲密关系，好似一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老板具有绝对的\"家长权威\".Y 县城区娱乐场所的当地客人较多，和老板又很熟悉，如有性服务者\"不听话\"，老板会在安排客人方面给予性服务者惩罚，将熟客安排给\"听话\"的性服务者，而这直接影响到性服务者的经济收益。而当性服务者与客人发生种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冲突时，老板往往会由于熟人关系出面进行调解。Y 县的部分娱乐场所有相对密切的联系。有\"邻里场所\"（地缘临近）和\"熟人场所\"（甲老板是乙老板的朋友）之分。老板在生意繁忙季节，也可通过人际网络组织各自的人力进行\"串场\"（即借用性服务者进行性交易）.
在对Y 县性服务者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我们发现除却亲缘、地缘的组织特征外，业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各地性服务者汇聚到一个娱乐场所，由于相似的年龄、家庭背景和共同工作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使她们彼此认同并建立信任关系。没结婚的性服务者经常一起逛街、打牌、上网打游戏、聊自己的恋爱故事；结婚的会谈不幸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以及如何赚钱等。业缘关系中又交叉着部分的亲缘、地缘关系，使得在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事项中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很自然地融入至自组织的信任网络，并在接续性的流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3性服务者的垂直流动和平行流动——姐妹圈带入
性服务者由于各种原因，也会在各娱乐场所之间流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客人追求新鲜感，促使老板不断更新场所性服务者，以增加其经济收入。2005年末在对Y 县一个娱乐场所老板的访谈中，他提到大多数场所的性服务者每隔3～4个月就会发生大换血。
（2）性服务者在主观愿望上总是为寻找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场所而努力，并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和机会向更高档的场所流动。这里就存在根据场所分层而进行的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的垂直流动。
由低至高的情况比较少见，这个过程牵涉到人情等复杂因素。常见的是由高至低的流动，不难理解当性服务者年龄渐增，容颜渐老，如继续留在高档场所，就无法与其他年轻貌美的性服务者竞争，因此她们会选择向中、低档场所流动。
（3）除却老板安排的\"串场\"，性服务者自身也在场所之间进行平行流动。同一地点或场所的性服务者间的交往较多，在第二次乃至接续的流动过程中，她们往往选择从业姐妹结伴同行。或者有一两个\"急先锋\"先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感觉好就相继介绍其他姐妹过来。
性服务者流动频率高，从一个月到几个月不等，也有个别人呆得时间较长，在同一个场所会停留一年以上。性服务者小胖给笔者的印象就是不安定。笔者3月份和她联系的时候，她和同行的3个姐妹已经从Y 县流动到了成都，五一黄金周她们又跑到内江\"淘金\"，黄金周后她们又返回Y 县。此外，广东、云南的县市地区，也是Y 县性服务者偏爱的流入地。从上述的垂直流动和平行流动中，我们看到性服务者仍旧采用姐妹圈（亲缘/地缘/业缘）带入新从业地点的惯常流动方式。从性服务者入行→日常生活→流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姐妹圈贯穿并嵌入在性服务者的生活中，并随人群流动而流动。在跨场所、跨地区的流动过程中，基于亲缘、地缘和业缘建立起的姐妹圈信任网络，使她们在生活上彼此照顾，精神上互相关爱；如生意不好时互相借助金钱，生病时一起买药看病等。家族主义和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在动态的文化过程中得以体现，在农民社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社会与人事过程中获得一组亲属的\"身份\"性的本分行为（庄孔韶，2004），如将这种理念和行为移植到流动的性服务者群体中仍然奏效。
2.4家乡和场所的循环流动
笔者调查显示，性服务者具有季节性流动的特点。过年一般返乡（占89.58%，有效采计量64人），农忙时节也有部分返乡的。如果春节期间娱乐场所生意较好，近距离的性服务者有回流现象。
由于这个行业需求量大，特别是对新鲜面孔的偏好，老板也会在性服务者回乡之前叮嘱她们带新人出来，于是随着新年的开始，新一批性服务者从农村又开始流入城区。
很多性服务者按月或每隔几个月就给家庭汇款，而上述特点也与前面所述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总体特征是相符的。正如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挣够了钱，最终要回到家乡一样，性服务者的梦想一般都是积累一定的资金，回家开个小店或做点小生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缘于城乡地位、身份、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叶落归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缘于性交易的高回报率使得性服务者不太接受其它回报率较低的职业，因此在走出这个行业后，她们倾向于做小本买卖。这样的生存方式更加自由、轻松、在收益上也相对较好。但是，她们设计未来职业并未考虑到小本买卖的风险性，如果生意蚀本，就很可能导致她们重新进入性服务行业。这是一个怪圈，一旦被卷入，在这个圈中进进出出多少回合也是有的；这同时是一个围城，她们在城里城外来来回回地游走，在自我道德许可与传统乡规民约的矛盾与隐瞒中挣扎，何时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宁静的栖息之地？
3 性服务者的艾滋病易感因素与防治对策研究
性服务者工作生活的种种细节中都可能存在传播HIV 的危险，而这些传递危险行为的细节和微观层面上的行为动力可通过人类学田野来观察获得。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性服务者的艾滋病易感因素如下：
（1）相当一部分性服务者年纪较轻，她们性器官发育不完全且性生活史较短，因此性器官在较频繁的性活动时更容易擦伤，并导致炎症和性病。而当炎症和性病处于长期\"治而不愈\"的状况时，性器官就等于向体液开放，这就大大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调查表明，低龄性服务者已经染上轻、中度性病的人数占80%左右，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可能感染HIV 的易感群体。①「数据来源：访谈Y 县所属Z 市的疾病控制中心医生。」
（2）性服务者与客人协商安全性行为时处于劣势，如果客人执意坚持或态度粗暴，往往很难达到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性服务者甚至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重创。
（3）社会公众道德化的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和流动性强；此外，她们缺乏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往往是出现症状也不知治疗而继续无保护性服务活动，从而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4）误诊和用药不当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Y 县疾控中心就医的性服务者中，大约有20%～30%的人属于用药错误而使性病久治不愈甚至加重。对疾病和药理完全不了解和羞于就诊都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比如淋病、梅毒和霉菌感染，患者本应使用不同的药物治疗，但是很多时候性服务者则是根据想当然或无根据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的状况照方买药（非处方药），因不能对症下药，常常贻误治病良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既然不懂药，于是干脆采取简单的用清水冲洗性器的处理方法，这也属不当处置。
目前，疾控系统采用国际通行的行为改变策略和实践，在性服务者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工作。如通过外展和同伴教育等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和鼓励接受性病诊疗与生殖健康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在汲取国际社会行为干预成功经验和知识的同时，人类学家认为应把问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向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以及组织这些行为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规则上\"（Parker，2001）。笔者在Y 县的田野工作表明，人类学应在知晓特定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对性服务者组织与流动的理论研究在先，将降低危害的知识和信息在原有的意义系统中进行阐释——\"经验远离\"至\"经验接近\"，并通过文化的转换与调适，将更新了的信息与策略整合到区域性活动中去——一一寻求对应性组织应对策略，这是人类学导入应用性工作的重要前提。基于人类学的理论诠释，我们针对性服务者群体提出的具体艾滋病防治建议如下：
首先，根据Y 县性服务者的同宗同乡的组织特点，在性服务者流出地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宣教。
如前所述，这一特定人群入行往往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或女性姐妹圈带入的方式进入性服务行业。
由此可见，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熟人间的亲和与互利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相当稳固，并在当下的时空场景中维持其持续性和韧性。农人记忆中的宗族戒约至今影响着他们对于某些职业的态度，同时传统宗族中诸多族规名目，如孝父母、睦宗族、规范夫妻关系、族内互助等对其内部成员的具体行为具有规约、监督的作用，这也是社会控制的有效资源。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来源于人的内心，它是与文化\"濡化\"相配合的过程（庄孔韶，2002）.因此在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有效地利用宗族亲属关系网络时，需将社会文化资本的运行引向积极的方向，避免有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杀熟\"[9]现象的出现；注意整合宗族亲属系统与地方乡村行政系统的资源，对外出务工人员（不仅仅是性服务者，因为她们往往隐瞒工作实况）开展包括道德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综合宣教活动。这就从性服务者的输出地源头上能进行有效地、有组织地干预。
其次，在性服务者的平行流动和垂直流动中，更大范围内的同乡、同村、同学、同业的联络组织和结伴流动方式是性服务者经常采用的；所以通过她们的姐妹圈进行姐妹之间的防艾知识的交流是相当必要且有效的。目前公共卫生界偏爱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分割式的单一宣教，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目标人群流动、事倍功半的静态举措；而姐妹圈带动性服务者流动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是可以掌握性服务者流动的发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关联性及其自组织的文化特点并有效切入的。就\"干预\"本身而言，是外在力量介入特定文化组织的一个过程（李，2004），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让组织内部的成员，即性服务者自己来防病。因此我们要发动性服务者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参与，自己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有效干预的目的。
我们应该致力于在性服务者中发展\"骨干小姐\"（圈内人际网络广，威信高），对她们先期进行防艾知识尤其是性病诊疗知识的培训——多数性服务者罹患性病，并且部分人错误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买药，常常贻误治疗性病的良机。\"骨干小姐\"使用姐妹们熟悉的语言和方式，灵活开展姐妹圈的同伴教育，这样在流动过程中进行性健康与艾滋病知识普及才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调查发现，娱乐场所老板对性服务者有很强的操控能力，所以要重视老板在防艾工作环节中的重要性。建议疾控部门可与娱乐场所老板签订艾滋病防治项目责任合同书；发展娱乐场所老板为同伴教育员，负责对场所内的性服务者进行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培训。鉴于性服务者流动性大的特点，应对场所新来者及时进行培训。通过建立奖惩制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将艾滋病防治业绩同娱乐场所的经营利益挂钩。同时由于性服务者在与客人协商使用安全套时处于被动地位，老板可利用其与熟客之间的穿梭能力，出面解释劝说，从而提高性服务活动中的安全套使用率。
第四，农忙时期和春节期间是性服务者流动的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性服务者要返乡过年和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在农村社区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培训工作要充分抓住这两个黄金时期。同时，在返乡期间，该人群可能再次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和姐妹圈关系发生新的二次流动，因此在这两个返乡流动高峰期前，要加大力度开展性服务场所防艾知识宣传和同伴教育工作。
第五，利用妇联组织对应性地进行细致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形成\"组织\"对\"组织\"的对应模式。妇联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在行政隶属上又属于政府机关，其政府NGO 的性质有利于推进和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性服务者的干预活动。其次，妇联组织具有遍及城乡的网络，可以利用其网络影响、动员、培训和吸引妇女干部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全面进行市县乡村各级的性服务者干预活动。再次，妇联作为妇女的\"娘家\"组织，容易赢得性服务者的信任，而且妇联将性别视角及性别意识作为项目活动的原则，将会充分考虑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情况。因此建议妇联组织在性服务者流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干预，如一方面确定对回乡性服务者开展宣教和帮扶；另一方面按照Y 县与周边诸县性服务者跨省流动到广东、云南各地的聚居规律，让两省的地方妇联联手利用同乡关系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
第六，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长期存在，致使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同时滞后的还有中国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很多农民无力供子女上学，同时由于儒家传统的\"香火\"观念，以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农村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因此女性在受教育的权利上处于弱势，早年辍学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官方学校系统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与艾滋病知识教育相当薄弱，也比较迟，这从前述的性服务者艾滋病易感因素就可见一斑。因此建议适当提前农村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知识教育，并编写适合这一年龄阶段心理特征的相应教材或读本。
4 结语
改革开放后，禁娼与驱娼存在的悖论使性服务者生存于权利控制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真空。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关注这一特殊人群的健康和相应的医疗保障是失语的。艾滋病的流行使性服务者备受重视，然而其双刃剑的性质，以及疾病与性服务者的角力成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在目前的中国\"，性产业\"虽然仍旧是非法的、地下的，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潘绥铭，1999）.如何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了解这一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健康、疾病、治疗与文化的联系成为人类学观察的焦点和应用的意义所在。对四川Y 县性服务者群体的描述显示，四川性服务者的组织和流动不仅追随着中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巨大潮流，而且有其秘密流动的特点；其中同宗、同乡、同学、同伴等组织特征，既有血缘、地缘，又有业缘的联系。这种非公娼制大背景下，地方自组织与流动方式为艾滋病防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人类学的贡献在于完成对地方性服务者组织和相应人群的文化观察，从而提供政策回应的知识基础；以及推动政府和相应机构完成艾滋病防治的有效策略设计和社会实践，并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与Y 县相似社区）进行推广。
同时在从文化、社会和行为角度理解流行病复杂性的过程中，一些延伸性的问题又进入我们的思考范围。人类学所关注的组织和流动的文化特征在跨文化情境中又呈现何种对应性的图景？非公娼制下种种政策与现实的脱节与矛盾将把社会控制的手段引向何方？社区结构激烈变迁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心态、信仰）如何影响性服务者的职业选择，而这种道德观和价值观不完全重合的取向又将如何影响着未来的社会变迁？
[注释]
[1]目前中国大陆对性服务者比较通行的说法有三种：\"暗娼\"、\"小姐\"和\"性工作者\".\"暗娼\"是带有制度特征的命名。建国后，尽管\"卖淫\"作为一种现象并未消灭，但娼妓制度至今仍是不存在的。\"小姐\"被普遍认为是对年轻女子的一种礼节性的称呼，将性服务者称为\"小姐\"，会导致社会性的失语，造成心理不适。\"性工作者\"，即sex work2er，通行于西方娼妓合法化的国家及一些国际项目中，我国政府从未认可性服务是一种职业。因此本文对研究对象的称呼，采取没有道德批判的描绘性的\"商业性性服务者\".具体可参见王金玲：《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的命名》，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202-211页。
[2]我国性服务者群体的HIV 感染率从1996年的0.02%上升到2004年的0.9%.其中云南、重庆、湖南、广东、广西及四川等省（区、市）的部分地区的暗娼人群感染率超过1%，已经超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界定的高流行水平。参见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中国2005<艾滋病承诺宣言>报告》，2005年12月，第10-13页。
[3]国家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HIV 阳性报告病例中，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的比例为8.9%，而2005年当年数据该比例就为11.2%.
[4]一些国际项目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英国海外发展部下属项目、全球基金、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美国克林顿基金会等资助相关单位和个人开展高危行为人群的干预模式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
[5]正式组织的概念，包括学校、机关、医院、工会等，但家庭、社区、友好团体、市场等就不属于正式组织的范畴。
组织是通过正式制定的程序，而不是仅通过自然形成的力量而产生的社会制度。详见于显洋著：《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6]来源于Y 县统计局统计资料。
[7]来源于Y 县县志。
[8]Y县的高、中档场所集中于保健场所、夜总会、休闲城，低档场所主要是发廊、浴室、茶馆等。
[9]\"杀熟\"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汇，意思是欺诈熟人。参见郑也夫著：《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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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