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
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呢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
打开刊物，第二页便刊登着著名的1930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着“年轻”的“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就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的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 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本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看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以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43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等。
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4年创刊，初为三十二开本，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诒、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
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就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
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1950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
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淅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
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20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1980~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 2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载《红楼》1957年第二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这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淅成：《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吹绿沉默的田园。＼——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张元勋：《假如——答“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7年第 2期的蔡林根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任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穿过树丛，在江边，＼瞩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草鞋，未长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记忆里，更抹不去的，是这条母亲河长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发”，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乡人们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顽强地生活，＼只在筋疲力竭的夜，＼闻到桨腥味时才发出痛楚的叹息”。“东阳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样地去爱人类，爱阳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样去忍受和沉默，＼爆发和反抗，发出像你一样粗犷的吼声。”
这首诗里所显示的，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以及从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爱”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或许是这一代人生命中更为内在与根本的东西。而诗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的忧郁，悸动与不安，也同样传递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尽管暂时无论是发表这首诗的《红楼》编辑，以及它的读者，甚至连诗人本人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首诗也就成了那个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的心声。
20世纪末，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已经是权威的文学史家的谢冕，把这首刊载在《红楼》上的年轻大学生的诗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 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
人们还注意到，《红楼》1957年第 2期的《编后记》，据说这是林昭写的：“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一期出版于1957年 3月，早在1956年文艺界已经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早已在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孙玉石前述回忆中提到的引起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话剧《同甘共苦》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前引《红楼》发刊词里就已经有了“干预生活”的说法，这里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强调，则反映了像林昭这样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轻大学生的内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们对“旧社会的遗毒”（后来就被概括为“阳光下的黑暗”）的敏感；这或许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的年轻诗人所不理解的，这里，实际上就已经预伏着此后《红楼》内部的分裂。但眼下却并不见裂痕：赞歌与情歌仍是《红楼》的主旋律。
仅是发表于第 2期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多少显示点不同：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讽刺诗，调侃的对象是那些将“劳动”与“爱情”作简单联系的“新情诗”的作者：“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假如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东西，＼难道说你就无法把爱情歌唱？”
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诗人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时代主潮观念的质疑，并显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启示我们：前文所说的《红楼》创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苏醒”时期的精神现象，不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创造”冲动，也孕育着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红楼》第3期，就有了更为明确地呼唤，这一期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和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起，学习开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驱者的榜样：执着真理，疾恶如仇，把火一样的爱情献给祖国、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枪掷向阶级敌人，掷向思想领域的丑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批判错误，歌颂先进。我们希望：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广些，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
——如果说《红楼》第1期编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对校园内部，现在则明显地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此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孕育的新的变动，并表现了以“执着真理，疾恶如仇”的精神投身进去的巨大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许多读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软绵绵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从前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吸取前进力量”，“大张双臂欢迎政治热情昂扬的诗篇”。而最后的召唤则更加意味深长：“作为五四事业的后继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鸣’起来！”
在这一期，“为了纪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为“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诗的喷发。据张元勋回忆，这一次《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由十三位校园诗人集体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谓气势不凡”！“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 5月 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整个操场倾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昂扬响起”：
“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就像我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在火的三十一天里＼我觉得自己长得更快＼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不是一年一年地长，而是一天天地长！”“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也羡慕流血的一二九＼但是，我更爱我们这个时代，＼——共青团驰骋的年代。＼几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我们将坐在青青的草地上＼给二十一世纪的青年＼讲我们共青团豪迈的故事＼那时候，我＼也许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天气里，党已经消亡）”。啊，“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我真想＼和我的每一个同志亲吻＼合唱我们最喜欢的歌子＼从傍晚一直到天亮！”（马嘶：《给我的共青团》，诗载《红楼》1957年 3期）。
——这更是一次浪漫的乌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喷发：用的是赞歌的形式。但谁也没有料到，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激情的喷发，正悄悄地接近。
这时的《红楼》的编辑部却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邻近毕业了。于是，就有了5月19日这一天的游园活动。十一位《红楼》文友漫步于颐和园，并由林昭摄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为这段青春岁月留下永恒的纪念。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但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灵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历史对这一代人终于露出了严酷的一面。
(二) 贴在墙头上的诗：诗歌参加论战
就在 5月19日这天的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先是历史系一群同学贴出大字报，责问团委会关于全国第三次团代会北大代表产生的情况；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等，与历史系学生许亭南先后贴出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当晚，学校就骚动起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到大餐厅（前述发行《红楼》第 1期的地方）就餐，又发现东门左侧贴着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作者是《红楼》的作者沈泽宜和编委张元勋。由于这首诗影响重大，全文抄录于此——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把批评和指责
急风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现过，在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出现过，都发挥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曾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现在它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诉求（“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搂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作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瞪眼＼互不睬理……＼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在我面前＼过去＼过去＼我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还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吓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的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就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煞有介事的＼自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你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长夜＼一口口＼独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决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 5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
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那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
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
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
“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这些病疾至今还在缠绕着我们。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阳光下的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 月 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 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同人刊物”。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1930~1940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报刊。
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重新评价，在反胡风运动中，办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风“组织反动小集团（后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的“铁证”。
这样一种对民间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鸣放期间开始受到质疑；江苏的高晓声、叶至诚、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开始行动，筹划创办《探索者文学月刊》，明确宣布“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但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记忆犹新，大多数人还是视同人刊物为“异端”，不敢问津。现在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这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国的敏感地带办同人刊物，自然会引起许多的疑惧。而且发起者还不讳言，他们要与团委领导下的《红楼》“对着干”。
《广场》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主编张元勋（他刚刚与《红楼》的大多数编委发生思想上的分裂）这样解释说：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是红楼，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它是民主力量聚集的地方。北大团委、学生会办了《红楼》，我们就办《广场》。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对着干”，在许多人看来，其目标自然就不只是对着《红楼》而已，它的难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在国家、集体垄断了一切资源以后，本来就断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况这些年轻人几乎是身无分文。据陈奉孝回忆，他和谭天荣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得向师长求助：马寅初校长本已同意资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罢；几位教授（傅鹰、吴组缃等）因对学生的意见存有怀疑，且经济并不富裕，也未解囊。
万般无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学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壮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来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学预定了1786份杂志，共付款357元，个人捐款与借款则有 486元，加上后来《广场》（油印本）售出 400本，获资40元，共计约 883元，这在当时也勉强可以支付购买纸张、制版、油印的费用了。
当然，最“可疑”的，还是《广场》组织者、发起人：他们全是校园内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这些校园里的激进人物是分别聚集在几个论坛上的，著名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数学系学生）等人的“自由论坛”，刘奇弟（物理系学生）、崔德甫（中文系学生）的“百花坛”等，还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谭天荣（物理系学生）、王国乡（中文系学生）、龙英华、叶予胜（哲学系学生）等。
由于他们总体上都处在孤立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并因此于 5月29日成立百花学社——这几乎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未经请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学生社团，同时决定创办自己的刊物，后又联合了因《是时候了》一诗而在全校很有影响的张元勋、沈泽宜，以他们为正副主编：这就是《广场》的由来。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的一个大本营”，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问题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与主张。在由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在同样表达了《广场》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声称以“五一九”为开端的运动，是一个“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这里，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具体地说，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
——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问题是他们认为，在1950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
《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
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这或许正是1957年中国校园里的“广场诗人”的自我写照与自觉追求。
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
《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1950年代的中国，《联共党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
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当然为当局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
因此，当 6月 9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场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勋等人——《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40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
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五百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 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
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子的总指挥部”。
《广场》编委会成员无一不受到严厉惩罚、残酷迫害：张元勋（主编）、陈奉孝（编委）、刘奇弟（编委）等被捕入狱，沈泽宜（副主编）、王国乡（副主编）、崔德甫（副主编）、张景中（编委）、龙英华（编委）、叶于胜（编委）、李燕生（编委）、张志华（编委）等均被送交劳动教养，长达二十余年。
刘奇弟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至疯，冻饿而死（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的还有西语系助教任大熊）；另外两位《广场》的积极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学生）、张锡琨（化学系学生，他曾参与《广场》油印工作）先后在监狱和劳教农场被枪毙；被枪毙的北大右派学生还有黄宗羲（哲学系学生）、顾文选（西语系学生）；还有一位在万人批判会上被点名为“《广场》幕后支持者”的贺永增（西语系学生），也在狱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广场》力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四） 《红楼》第 4期：“左右开弓”的尴尬
1957年 7月 1日《红楼》第 4期出版，距离第 3期的出版时间 5月 4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历史的骤变：从 5月19日的北大民主墙的开辟，到6月 8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不但外在形势急剧动荡，每一个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灵的激荡更是空前的。校园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经历了思想和人与人关系的分分合合。如《红楼》编委张炯、谢冕在其发表在第 4期的《遥寄东海》里所说，“在这里，人们的心排着队走过”。但到编辑这一期，形势已经明朗，特别是 6月16日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报告，对右派提出警告，标志北大“有组织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以后，《红楼》自然也必须投入到反右运动中。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编者的话》——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帮助她改掉缺点！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保卫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着助党整风的招牌，高喊：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要组织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内的‘百万大军’，‘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红楼》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法保持它的平静！为了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痛击右派分子，这期特辟‘整风运动特辑’。
我们拥护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主张‘大鸣大放’！我们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深信，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红楼》将更繁荣，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这里，要投入反右运动，“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以“保卫党”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不仅是作为团委领导下的学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场，而且也是《红楼》的大部分编委的一个自觉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组织了“卫道者论坛”，因此，这里的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
而且，这也确实构成了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发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声：“‘共产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共产党’＼我心里默念着这奇怪的名字，＼却知道这名字对我的份量”，“党炼就了我一颗坚强的赤心，＼教导我：它每次跳动都要响着人民的声音。＼因为这颗心含过血的仇恨，＼它对今天的生活更爱得深沉！”（任彦芳：《命运》）；“我在我母亲的身边，也受过委屈，＼但，我知道母亲对孩子的心意，＼恨铁不成钢，是为了让我成长，＼母亲打骂错了，怎能怀有敌意？＼＼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剜掉病疮，只能轻轻地，和风细雨，＼让我们一起清除母亲的病菌，＼对投向母亲的飞刀啊，我们可要警惕！”（任彦芳：《绝不允许！》）；“今天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凭着浴血斗争的经历＼选择了共产党代表自己，＼有谁梦想篡夺领导＼我们绝不允许！”（吴畏：《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光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你带领着我们绕过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着你才有幸福！跟着你才有共产主义！！向左！向左！！向左！！！让马列主义的大旗在风浪中漫卷！让社会主义的号角在战斗中响彻云霄！正直的中国公民们，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进行曲》）
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 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以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参看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看来《红楼》第 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
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
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 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的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枝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 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 4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 4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疑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
这篇文章最引入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
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 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绝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
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 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
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伤，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 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 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
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
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 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 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 4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 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 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
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份了！’‘白热化了！’‘过份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份的要求”。
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
《红楼》“反右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特刊”第 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体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感觉，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
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
冯至是众所周知的1920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1940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中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但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却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
《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灭亡！”而对右派的讨伐，更是不遗余力，而且是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杂文、寓言、谚语、评论……各种文体一起上，确实充分发挥了“尖兵”的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编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里面汇集了 7月19、20日全校批判大会的全部发言，可以说是对以《广场》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组织上与思想理论上的总清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观点——
（1） “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和传统”。
（2）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放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反共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检验社会主义的真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
（3） “‘思想解放’这个没有阶级性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思想解放是从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下的解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资产阶级右派则相反，是要动摇和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我们今天绝不存在所谓争取‘思想解放’，进行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只是存在继续改造思想的问题。”
（4） “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
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反右运动以后所进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基本点。1957年北大与中国校园里涌动的思潮，最后收归于此，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03年12月31日晚11时21分写毕
原载《梦萦未名湖》下册，200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