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教授于格林威治时间 1 月 9 日在位于英国里兹郡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 91 岁。
鲍曼出生于波兰，1968 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前往英国定居，后来成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著称，被认为是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此前，对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一事，鲍曼曾接受访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强人政治的崛起，特朗普成功结合工人阶级和旧中产阶级的所有焦虑，将消费型社会的失败归因于外来因素，例如外来移民，种族异类，而建造方案又无力解决问题，魅力强人承诺一场快速补救 ，虽然“野蛮”或不理性，但对沮丧的民众而言，仍然极具吸引力。
鲍曼教授的这番看法是他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在漫长而专注的学术生涯中，鲍曼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型。在写作方面，他也一直非常勤奋，退休后一度可以保持一年一本的高产节奏，共出版过 57 本著作和不计其数的学术论文，格言式长句的写作偏好，也使他的著作风格独树一帜。
他出名的代表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Bauman， 1989）、《工作、消费、新穷人》（Bauman，1998）、《流动的现代性》（Bauman，2000）、 《共同体》（Bauman，2001a）、《个体化的社会》（Bauman，2001b）、《被围困的社会》（Bauman，2002） 和《流动的爱》（Bauman，2003）、《虚度的光阴》（Bauman，2004）。
其影响学界的理论包括：模棱两可的现代性竞争导致了大屠杀、后现代伦理、流动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指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而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更有映射和启发意义。
他指出，自19世纪的大工业生产时代以来，穷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自20世纪下半叶，现代社会开始发生一场转折 —— 它从一个制造者社会转变成一个消费者社会，穷人越来越指向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穷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了，这部分人名义上脱离贫困的廉价劳动力其实仅仅换了个身份，成为了更无价值的“隐性穷人”，这就是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
而其所谓“无价值”就是指，这部分人虽然不是失业者，而是“现代工人”，但收入仅能维持生计，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
在消费社会中，边缘化便愈演愈烈：社会排斥“不合格的消费者”，低下阶层不只是“被贬”，更是被逐出阶级社会。加上今日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安全问题”，边缘化趋势 开始波及各种族群，导致社会日益撕裂。
鲍曼提醒我们，新时代下，并不能再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新穷人”被迫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和生活模式中，感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而“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对现在的世界状态的表述，与先前的 “固定”（“solid”）现代性相对。根据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观点，从“固定的” “流动的”现代性之间的过渡为个人追求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与先前任何时候都不同的景况，使个人面对着一连串的从未经过的挑战，形象地来说，就是一种飘泊不定、不安全和不稳定性之感。
因为如今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制度再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固化人们的行为，也无法作为指引人类行动与长期人生计划的框架或者参考，因此个人不得不寻求创造自己生活的其他途径。尽管短期计划或者插曲本身和无法组成类似“职业”或者进步“等概念可以进行有意义地分析的序列，但个人必须尝试将一连串没有穷尽的的它们拼接起来。
这是一个彻底个体化、碎片化的社会，每一个人似乎看上去都拥有了自由，但同时也丧失了安全感。
公共领域不再是讨论重大的政治议题，大众关心的是明星们的琐事和隐藏在心底的私事，而没有人去关注真正在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这种碎片式的生活要求个人必须具有弹性与可适应性，并且需要愿意经常性地在短期内改变策略，无悔地抛弃誓言与忠诚，以及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去追求目标。
在丹尼斯·史密斯所写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鲍曼》中提到：
“他曾经十分相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承诺，也十分痛苦地对波兰、东欧现存的国家机构实现这一诺言的能力感到幻灭，并遭受了从苏东共产主义机构，从波兰、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参与中被放逐的巨大打击。他和他的家庭面临着适应西方资本主义而迷失方向的挑战 ……
鲍曼是值得倾听的。他的计划充满抱负。他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通过现代性的重建和我们对现代性变化了的态度，这个时代出现了。后现代性是一种人类状况，在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在人们不再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能够带来平等、自由，或者法西斯主义能够净化社会，或民主能够给予人民以权利，或科学能给予人类以力量使自然服从它的意志之时，这种状况到来了。”
如果你对于社会学，特别是有关现代性的话题有兴趣，齐格蒙特·鲍曼是不可绕过的一个学者，他的书值得一读，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三本。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