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言

   ——祝贺上海医学伦理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孙慕义

首先，我仅代表江苏省医学伦理学界以及相关的三个学术团体，真心地祝贺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的召开！感谢杨放教授的邀请，能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之际，恰临上海医学伦理学会30周年华诞，我本人能和上海的医学伦理学界的新老朋友见面，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十分高兴！

    人，作为能够存在个性化标准的灵性生物体，在生命存在和终结悬临之前，以一个个连接起来的“尚未”作为条件，发出一个个证明性心意或箩筐式心意，最后，在走向最极端的“尚未”之前，勾画出或标注成此在不再复归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往昔生命绽放的芳华。

  曾记得，文革硝烟散去，中国的一切上层建筑，似由一场惨烈的战争，破坏殆尽；国家三级医疗机器，锈蚀毁损；医学教育园地，草木枯皜，满目疮痍；卫生与医疗体系和人们的健康心理被这可怕的文化内战创伤所蹂躏；劫后余存的所谓“白求恩式的救死扶伤”之“医德”，仅仅赖于几句口号维系着“暴力边缘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信仰的病态疯狂时代，几乎埋葬了由基督医学伦理与儒释道“医乃仁术”长期磨合混融的所有基因传承；灾难之后，医学界的大多数，还在心有余悸之中，处于生命政治和医学人文启蒙之前的弥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当寥寥几位孤独的学者再次播撒“医学伦理学”火种时，中国医药卫生界皆以诧异、诡偈的眼光予以瞥视或不屑。

而就在那个历史的当口，很多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举起医学人文的火炬，给沉闷晦涩的医药卫生界带来一线光明。

上海，就可称得起这样的中国当代或后现代医学人文的大“道”腹地之一；上海曾经是近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发祥地，更是中国革命的文化故里；上海一直鼓舞和带领我们的新生活和作为领航者，启迪着中华民族身体文化和公民健康权利意识。

这些年，上海医学伦理学会，组织了无数次高水平的会议，完成了许多国家与国际研究课题和教育培训项目；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培育了许多优秀的医学伦理学者和医学人文学精英，就我所知与所认者有：胡庆澧、邱世昌、邱林枝、沈铭贤、施榕、范依农、马伯英、胡善联、曹开宾、樊民胜、何裕民、邱祥兴、达庆东、徐宗良、杨放、高也陶、陈蓉霞、马强、高志炎、朱伟、刘学礼、王德彦、应秀娣等，他们对沪上、华东地区以至于全国的医学人文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辉煌的成功，往往源自于无数的挫折与失败；最强大的轰鸣，往往最初仅仅发出微小的声音。我们的事业不过是源于一个赢弱的身影，但如今，它变得尊贵起来，并如同巨人一样，给与我们生命和人类的生活，带来希望和喜讯以及变革。

生命伦理学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载体是人。纵观历史上所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路：人的生命与所有其他存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自我设计、自我规定、自我完善的创造者，而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能够设定并遵守道德准则，这是人特有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这一本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的‘功能’（εργονορ），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测定幸福之所在”，人的生命的目的是寻求幸福，而为此就要发现人独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具有分享道德价值的能力”，这是人独一无二的功能。今天，生命伦理学已经无需羞羞答答地面对后现代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后现代的宠儿；它成为人学的核心基础，它帮助我们行动，同时破解生命的奥秘，它是一切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哲学以及身体文化的理论中轴，它是实践哲学最先锋的实践者和优秀范例与榜样；它包容了和淹没了很多新兴学科的活点，它在哲学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共同支撑下，完成了从弱小分支学科伸延或延异为大同学科的过程。它实现了“一种只有在被思考之后才能存在的行为”（Valery）。

“时而我思，时而我在”，这一哲学化的意识状态和思维状态结合在一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一种思想形态，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孤独的，但这种我们自愿选择的孤独有利与发展哲学的高贵品质的条件，并成为哲学的一种终极归宿的选择，不管你是否认肯与接受，你必然要受制于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存）和活力（生殖）的思考；因为，哲学也是为人的。我们依旧看到和听惯了对于柏拉图讲述的“色雷斯农村姑娘看到泰勒斯仰头观察天体运动不慎掉到井里”时所爆发出的笑声。而我们今天依然会遭到这样的嘲笑，所有的普通公民并非理解我们的研究与他们如何“活着”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表象的无能使我们常常显得格外愚钝，但康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它的思辨和思维能力如同“朱诺所崇敬的特瑞阿斯的能力”，“尽管他是盲人”，它却能够给我们一切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智慧。

当然，我们已经再不被学界所把玩和鉴赏，而作为一种严肃和庄重的文化和思想沉积的载体堂皇地迈入前台。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我们必须依然在这种艰难的意念中获取一种成熟的知性。摆脱非汉语语式的历史符形，从混乱胶着的符义的尴尬处境中解放出来，兴发一场推罗蓝式的获得生命伦理学的“是”和生命的“真理世界”的学科建设运动。

   哲学就是追逐真理与贴近真理、揭示真理的学问；医学哲学就是为了寻求医学或身体真理的；只有真理是事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是人类行动的基础；只有真理才能维系人的生命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法性；只有具有真理性的人才能够真正学会关于“人”的思考，才会学会理性地生存；只有理性地生活我们才能够构建一个良善的社会和人类秩序。

身体哲学与文化是对于人的本原的回归，是人的对于自我反省的前提；只有确认身体的真理性才能实现人的道德理想，才能完成人的整全的道德人生与实现人的真全的社会过程。

诗人歌德说：“每一种天赋的才能都是宝贵的，应该使之逐步展现。有人专注于美丽的事物，另有人偏重于有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会自我激励，因为那是大众生产出来的，没有人离得了它；美丽的事物必须得到鼓励，因为那是极少数人才能生产出来的，同时又是多数人所需要的。”（歌德  转引自辜鸿铭《清流传》）

今天，我们生命伦理学已经作为生命政治的仪仗队，正在接受时代的检阅，它在后现代的卫生经济和健康理想的情势下，正迎接新的真实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化挑战，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人类新启蒙运动，在一个概念恐怖的硅基文明时代，我们正在思考，究竟我们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依然面对一个不能完知的世界和不能完知的人，人的肉身和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也许我们永远存在有关人的生理、心理和伦理的知识的真空，也许我们永远只能有限地把握关于人的真理，但我们还是要永远去追求和不放弃向生命的高端和内部攀拔与开掘，包括我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在内，都会验证我们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份真实、这份执著、这份对科学的恋情以及对人类不可动摇的爱，本身就是永恒的价值。

此时，就医学人文学的教育和观念问题，我表达一点个人的意见：

1 不要认为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仅仅是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应该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活动、社会实践的基础，切不要把我们一直限制和囿藏于一个十分狭窄的学科空间。

2 要强化学术研究中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而不是依然盲从或跟从西方的关注点、选题或者研究方法；要发挥我们民族的、个性化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汉语语言的医学人文学研究特质；要勇敢地挣脱他种学科习惯用语的暴力；在尊重和借鉴其有益的资源的前提下，进入以我们为主人的独立冷思和汉语文化的医学人文建设的新时代；我们要剔除在初期过程误读、误识的错误，特别那些久已被我们所诟病的知识误区，比如所谓新医学模式、所谓波特首次创立了生命伦理学、那种单向性失偶化的病人权利理论、以及难成系统的碎片式研究和粗鄙式案例教学等等，都必须予以重新审视与纠正。

3 我们要兴起一场医学人文的颠覆性革命，而不是改良，不能在一个十分糊涂和盲目的硬医学作为主体的的陈旧教育模式下被挤压着生存；我们必须对医学教育业已固化的体制压力进行勇敢地抗争；医学教育应以医学精神和以生命伦理学为主体的医学人文教育作为统辖与先导，它是一个医生是否能成为生命和病人权利维护者和责任人的教育保证。

4 我们必须学会与大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融合与对话，学习他们理论研究的深刻性、高蹈性和前瞻性，不能仅仅是机会主义或者幼稚地套用、仿制几个原理和原则，指导我们博大的学科生活与行动。不要忘记医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这一学科的双亲。如果我们依然故我地关起门来做我们孤家寡人的事业，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历史的主人，永远不可能对真实的医务生活创造价值，并取得合法的学科身份或者影响生命政策以及我们傲慢的时代。

5 我们必须培育学养厚实、思想深刻、甘于寂寞、治学严谨的一代新人，建立若干各种形式的学术共同体或联盟；要潜心治学，克服浮躁潦草的伪学问和病态学术机制的诱惑，生产出真正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端的学术精品，改造我们的学风，精简没有效率和意义的学术会议，鼓励年轻学者苦读精进，不为名利所惑，要耐得住大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出得了真学问；在生产快餐文化产品和垃圾的情势下，在医学人文效果历史中，力求留存我们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或者可称为生命的思想结晶。

 6 我们要建立一个强硬的坚实的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人文教育教学体制，要创建崭新的强势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与青年征服者形象的师资队伍；克服困难争取短时间内打造和撰写一批优秀的系列教材，替代我们当下的不成体系、无逻辑结构、错讹百出、文字粗糙、甚至低俗不堪的教学印刷文本。

 7 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是医学世界和卫生事业的大脑，是生命问题的导航，是国家机体和民族康平的理性基础；是生命政治体制刚性的内部结构的核心与灵魂；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骨架；它不在于平面的、浅陋的行动计划或者貌似轰轰烈烈的行动仪式，更不是临床学家的玩物、医学教科书的后缀文件或者修饰门楣的花俏的装饰物件；而是医学发展的导航仪；它必须通过几代人长期艰苦、静穆地、扎扎实实、忠诚地恪守、富有内力和效果的奋争以及学术共同体负责任地苦行，才会卓有建树和成为时代或者历史的意义与真理的象征。

生活是丰富的，因此才使我们的人文学有可能性；尽管有可能我们希望把复杂转化为简洁，而生活依然在简洁与复杂中不停变换；复杂是一种存在，清洁与节俭是一种信念；实际上，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生活的样式，生活都难以超越人的“散朴性”，即生活“就是那样的所是”；我看，真善美尽管遥不可及，但始终是我们生活的积极力量，假恶丑也同时永远与人相伴随，就像那枚金币，总是有正反两面，这正是我们伦理生命存在的价值，也会应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把这个事业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我坚信在我们不懈地、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中国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将出现一个超越和真正繁茂的新时代。而作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策源地之一的上海 ，将作出更巨大的贡献！     

                  谢谢！

                  再次祝贺上海医学伦理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祝愿苏沪两地医学人文学者友谊长存！

                  祝各位朋友幸福快乐！

                                                 孙慕义  2017.12.21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