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哲学家、宗教领袖和各种流派的道德家都称赞节俭和简朴的生活。鼓吹节俭朴素生活的人包括老子、佛祖、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耶稣、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普鲁塔克、波爱修斯、默罕默德、莫尔、蒙田、斯宾诺莎、富兰克林、卢梭、梭罗、尼采、托尔斯泰、甘地等。这些圣人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证来支持其观点，最重要的论证可以被分为宗教性的（简朴生活让你更接近上帝）、道德性的（俭以养德）或者审慎远虑的（让你更幸福）。不出所料，他们也往往高度批判奢侈浪费和讲排场摆阔气的生活。
所有这些圣人达成的这种哲学共识的确令人吃惊。毕竟，最好的生活是节俭朴素的生活，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事实上，如果以行为作为人们信念的最好标志的话，千百万人似乎反对这种观点。其实，如果更仔细地察看，人们会发现相反的思想观念也很古老，不过典型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道德说教，这是另外一种传统，更多建立在世俗价值观之上，对奢华生活感到羡慕、赞美至少表现出有条件的支持。
这种传统有深刻的根源，能够在最古老的文献中找到。比如，荷马常常提供对难以置信的奢靡浮华生活津津有味和充满羡慕的详细描述。《奥德赛》第四卷的这个段落就非常典型：
海伦走出了她芬芳壮丽的房间，
就像手持金线杆的阿耳忒弥斯。
阿德瑞忒斯将一把做工精美的靠椅放在她身边，
阿尔基培拿来一条松软的羊毛毯，
芙罗拿来了银制针线筐，
那是波鲁波斯之妻阿尔康德瑞的馈赠。
波鲁波斯是埃及底比斯的居民，
他家中的房间里堆放着不计其数的珍宝。
波鲁波斯送给墨奈劳斯两个白银的浴缸、
一对三角铜鼎和十塔兰特黄金，
而他的妻子亦赠与海伦珍贵的礼物---
一枝金卷线杆和一只带滑轮的银筐，
边框上镶着黄金。
（此段借自《奥德赛》古希腊荷马 著 刘静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0页。---译注）
人们还能在《圣经》中发现作者对所罗门财富的描述同样热情洋溢：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舍客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弥那，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作的。所罗门王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没有银子。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此段译文借自《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列王记上第10章第16-21节，第539-540页。---译注）
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忽必烈汗在上都皇宫充满敬畏的描述属于同样的体裁。这些描述当然表达了美学的欣赏。不过，他们大加称赞的不仅仅是美；还有对雄伟壮观、尺寸大小、庞大数量和高昂成本等不加掩饰的羡慕。对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剥削大唱赞歌的21世纪荷马肯定不会忘记提到他们的劳力士手表（Rolex）。
人们可能认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所罗门、忽必烈汗等治下的很多生活窘迫困顿的普通人，其中很多是贫穷农民可能会对国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感到愤怒。这的确会出现---法国大革命就是见证。不过，普通人对国王的财富和挥霍或许也会感到骄傲，似乎享受了一种反射过来的荣耀。毕竟，凡尔赛宫的辉煌展现出法国国王的伟大因而也是法国的伟大。这种思维方式持续至今。当今美国存在的贫困程度令人吃惊；但是，很少人暗示为了省钱，应该把来访的外国元带到廉价下等餐馆就餐而不是举行奢华的国宴。人们更喜欢由辉煌和优雅而非廉价而俗丽之物来代表自己或者与我们发生联系。
当然，代价高昂的奢华作品并不仅仅出现在皇宫。天主教堂和寺庙也常常规模宏大，花费不菲。罗马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建筑和装饰是天主教教堂需要通过出售赦罪券而筹钱的主要原因，这种做法帮助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案例中，官方为奢华的辩护是这样做是要赞美和荣耀上帝。在当今时代，我们更容易为奢华的画廊、音乐厅、博物馆或者太空站或者粒子对撞机等上的大肆挥霍辩护，这些是现代性的世俗本质所需要的标志的进一步证据。
注意到对奢侈浪费和讲排场摆阔气的羡慕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时，社会的结构特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比如，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中，有很多段落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奢华的家庭及其周围的财产。这里，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尺寸大小、庞大数量或者高昂的花费。事实上，提到成本就显得很庸俗了。重点几乎毫无例外地专注于美学特征。真正重要的是建筑物的华美和魅力，房间的亲和性，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与周围环境完美地吻合起来。这里的潜台词不是赞美财富和权力，而是论述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和历史基础上的特权的合理性。
在当今文化中，我们仍然能观察到人们对财富用途的这些对立态度。有些人喜欢穿名牌衣服与戴璀璨珠宝，喜欢浮华、奢靡的生活、高端豪宅、赛车和其他形式的炫富排场和铺张。其他人更愿意恢复到装满古典家具的农舍，仍然昂贵无比却表达出主人高雅的情趣和传统价值观，决不是提供个人银行存款的赤裸裸显摆。
哲学家们如何呢？有没有称赞或者鼓吹奢华和炫富的哲学家？他们当然不是遍地都是；但的确有一些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些方面的确与赞同节俭朴素生活的普遍共识格格不入。
古希腊居勒尼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 (约公元前435至350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可他特别反对苏格拉底的幸福生活概念。在他看来，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是快乐，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快乐，不受任何社会规范约束（包括道德规范），我们应该看重任何能帮助我们体会快乐的东西。在此观点看来，奢华显然是好东西，应该充分享受才对。根据有些描述，阿里斯提波获得奢华享受的方法之一是恭维谄媚锡拉丘斯国王狄奥尼修（Dionysius I），甚至应邀穿上女性的衣服跳舞娱乐以讨国王欢心。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立场看，这是被欲望奴役的可耻行为。但是，阿里斯提波相信，他清醒地崇尚快乐和他对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的满不在乎使他成为自由人。
据说是阿里斯提波的名言或许是有记录的为奢华炫富辩护的第一个论证。他说，“如果奢华炫富是错误，它就不应该在庆祝众神的节日有存在空间。”这种形式的论证在他的听众看来非常熟悉。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据说是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Sappho）所说，“如果死亡好，众神就会选择死亡了。”两个论证都求助于传统观点，即主要源于荷马的长生不老的众神享受充满快乐的生存状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新道德主义有必要批判这些观点---甚至死亡为恶的观念。
伊壁鸠鲁也认为快乐是人生的大善，但是，因为他认为简单的快乐如友谊和对话就足以获得幸福，他对奢华炫富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像苏格拉底一样，他相信如果人缺乏道德美德，就不可能幸福。这个观点得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认可。但是，柏拉图对财富、奢华和炫富有深刻的怀疑（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容易腐化灵魂）。亚里斯多德则没有这么疑虑重重。
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比柏拉图更接近大众观点（即常识），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常识。虽然对过分看重财富重要性的人不以为然，但他坦率地承认财富是有用的东西，能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重要的是人能否聪明地使用财富。与使用财富相关的美德是慷慨大方，或者我们在当今常常见到的那样，慷慨捐助。像其他美德一样，慷慨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达成平衡。缺乏慷慨的人是吝啬；而过分慷慨的人就是浪费。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这些恶习同样糟糕：缺乏慷慨比浪费更加糟糕。原因之一是吝啬（在他看来）是无法治愈的毛病，而浪费往往可以通过成熟或者因为将家产挥霍一空的浪子而得到矫正。虽然更重要的理由是吝啬鬼证明了低劣的或自私的品格，而浪费者不是因为习性而只是因为他们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但他们并非邪恶或不高尚。而且，手紧的吝啬鬼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好处，而一掷千金的豪客至少能给他人带来好处，虽然可能在此毁掉了自己。
普鲁塔克的老加图的人生很好地阐明了这种思考。加图在他那个时代以简朴生活而闻名，普鲁塔克赞美他避免奢华，称赞他身体结实，更喜欢粗布衣服和粗茶淡饭。但是，他对加图对待奴隶的做法感到厌恶。加图就像对待负重的牲口那样无情地驱赶，为了省钱，在奴隶老得干不动活时就简单地抛弃了事。这是对热衷节俭者的重要批评，也是放纵自己至少有一定程度浪费的理由。过分节俭表现出对金钱不健康的关心，导致人们恶劣对待他人，而对他人过分慷慨肯定是更容易获得谅解的性格缺陷。
当然，存在一种浪费被亚里斯多德称赞为积极的美德---大度（magnificence）的美德。这个美德只能被拥有充足财富的少数特权者所享用。这涉及到在公共利益上的豪爽投入，比如寺庙或者私人工程如婚礼或房子装修。人们可能将此观念延伸到旨在帮助穷人的大规模慈善行为。就像其他美德一样，它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只有在智慧陪伴下才能实现。花费过多的钱炫耀自己财富的人---整排的劳力士手表---就太过庸俗。而那些过分节俭不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好事者则被称为吝啬鬼。任何试图超出自身实力来炫耀奢华者则是十足的白痴傻蛋。但是，对于那些有钱人，基于品味或值得追求的事业而花钱如流水的人则被认为是美德。不过，与亚里斯多德列举的大部分其他美德不同，大度不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些有资格和能力做这种事情的人当然是幸运儿，但是不能实现大度生活的人并不是如疾病或者没有亲友那样的不幸，因为幸福并不需要大度。
虽然亚里斯多德对表达了大度是看法，古希腊和罗马很多哲学家将奢华和炫富与软弱、贪婪、贪得无厌、腐化堕落以及俗不可耐等联系起来：总而言之是道德堕落。基督教成为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框架之后，同样的罪恶都被谴责为违背耶稣的教导。所以，虽然虚伪可能有时候很猖獗，但中世纪的大部分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和道德论者的正式立场都是认可贫困、谦恭、谨慎和节制等价值观。
但是，在18世纪出现了彻底的转变，这可能是跟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步伐而来的很多发展带来的变化。封建主义的终结、美洲及其财富的发现、科学和技术上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出现、宗教权威的衰落等等都要求和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在这些之中就有看待财富和世俗欲望的新视角。
提出这种新视角的影响力最大的文本之一就是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其中包括他的诗歌“抱怨的蜂巢”（The Grumbling Hive）。通过蜂巢诙谐幽默且极富挑衅性的描述，曼德维尔认为道德家谴责的很多邪恶事实上推动了对整个社会的重大利益和进步。比如：
贪婪，邪恶的根源
这种该死的毛病，
助长了有害的恶习，
并为挥霍提供了条件。
奢侈，贵族的罪恶，
可无数穷人藉此谋生，
可恶的傲慢使更多的穷人活命。
虚荣和忌妒本身，
决定了工业的发展，
美食、家具和服装，
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
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
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该段借自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之一https://www.douban.com/note/211159145/ ---译注）
在曼德维尔的寓言中，蜂巢只要充满了罪恶就会繁荣发展。但是，为回应某些蜜蜂的抱怨，最后朱庇特（Jove）清除了道德罪恶，但这灾难性地削弱了蜂巢，因为蜜蜂不愿意与其他蜜蜂竞争，也没有工作的动力了。
在曼德维尔之前，标准的观点是个人道德美德与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好人将建立强大和健康的社会；繁荣发展的社会将产生优秀的公民。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范式确定下来的观点，此后被很多人当成真理来接受。曼德维尔论证的激进方面是它将个人美德与社会利益脱钩。
曼德维尔深刻地影响了早期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认同这个观点，即个人单独追求“自己名利和难以满足的欲望满足”时，他们意料之外地，似乎是被“看不见的手引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斯密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沿着类似的路线思考，批评“有严厉道德观的人，他们甚至谴责最无辜的奢华，”并最早提出了为消费主义辩护的观点。
用来作为生活享受和装饰的所有商品的增加和消费对社会来说是优势。一个国家若没有这样的奢侈品需求，人们将陷入懒惰之中，丧失生活的所有乐趣，对公众是没有用途的。
类似的情绪也被这个时期的很多其他人表现出来。比如，严厉敌视像休谟这种自由派思想家的虔诚基督徒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却加入到为奢华辩护的新队伍中来：
现在的真相是，奢华产生很多好处。一个人花费畿尼（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译注）买一盘青豆。在此情况下，需要多少种植工作？多少工人必须竞争来拥有这些东西在市场上以保住工作？你会听到有人严肃地说，“为什么不是半畿尼？浪费这么多钱，交给穷人？给多少是划算的生意？啊，倘若不给勤劳的穷人，难道要给无所事事的穷人才更好不成？”
作为基督徒，约翰逊对于自己的立场并不是完全感到舒服自在的。在其他地方，他曾经承认“把钱花在慈善捐款上要比花在奢靡的生活上有更多美德。”但是，伏尔泰拥有更少此类道德顾忌。就像休谟一样，伏尔泰认为他嘲弄地帖上“猴子美德”标签的东西没有什么用途。伏尔泰认为，对所谓奢华生活的欲望和享受是文明的组成部分。他嘲笑反动的道德主义者认为每个发明创新都是罪恶：
当剪刀被发明出来时，那肯定是古代后期才出现的东西，反对第一批剪指甲，反对剪掉落在鼻子上面的头发的人什么不会说？毫无疑问，他们会被称为花花公子和放荡的家伙，他们购买昂贵的虚荣工具来糟蹋创造者的工作。那是对神灵的侮辱。
虽然有这些，不用说，哲学家批评奢华赞美简朴生活的悠久传统仍然充满活力，而且非常好。卢梭认为经济进步鼓励的奢华欲望是我们自然的、道德的更好生活方式的堕落。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实验中寻求展示他的命题，“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但是，自从休谟和伏尔泰时代以来，尤其是在大众消费主义时代，为奢华有用的辩护和享受奢华的欲望是有道理的，这已经成为主流思想看不见的一部分，这样说一点儿都不冤枉现代人。这反映了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受到这些的推动（持续不断地将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想想抽水马桶），现在有比过去更多和更便宜的大量奢侈品，竞争性文化和从这面墙到那面墙，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的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广告。
今天，鼓吹节俭和简朴生活的人更多是边缘而非主流。很少政客会说服我们不需要增加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我们减少开支拥抱更加简单的生活，我们会更幸福。他们不会靠这些论调来赢得选民支持。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批评者则多得数不胜数，有数不清的书籍杂志网站和组织机构寻求推动简朴生活的价值观和实践。
在动态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趋势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有时候，古老观念再次走上前台作为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回应。虽然自18世纪以来，奢华消费和它刺激的不断经济增长的支持者一直在上升，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永远占上风。反对人们花费大量金钱在奢华和炫富上的令人尊重的意见是这种行为恶化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刺激大众对富人的怨恨情绪。因为英美等国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在过去这些年不断加大，这种论证赢得了更多人支持，人们对不平等的担忧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都变得越来越明显。谁知道呢？有可能，我们会见证另一场思想巨变的开始呢。
作者简介：
埃默里斯·韦斯科特（Emrys Westacott）纽约西部阿尔弗雷德大学哲学教授。他最近的书《节俭的智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得到“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EH）夏季奖学金的支持。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hilosopher Who Like Stuff: Their Argument Against Frugality' in the Fall 2017 issue of Humanities magazine,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译自：Philosophers Who Like Stuff Their case against frugality By Emrys Westacott https://www.neh.gov/humanities/2017/fall/feature/philosophers-who-stuff-0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