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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伟大技术成就仅止于“四大发明”吗？

今人有没有成功复制出古代的三大奇器？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

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中医究竟是什么？

这是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新书——江晓原教授《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是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技史大家江晓原先生在数十年对中外科技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工程技术、天文地理及医学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所做的系统思考和阐述。江晓原教授通过系统研究，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求真精神，来讨论中国古代的伟大成就，精详考辨，去伪存真，有破有立中启迪读者何为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

作为责任编辑，我认真推荐《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因为江晓原教授从大众耳熟能详的话题入手，用科学的严谨和实证性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本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传统文化读物。现在各大网店和各地实体店都已经上架，您略做浏览就能发现它的价值，所以小编今天不多说。小编现在要说的是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图书实拍效果

先说开本。为什么会选这款瘦长型的32开开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本书的体量小，但讨论的内容却事关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厚重度，需要以一种有份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借鉴《陟彼景山》的经验，这种瘦长的开本虽然有些浪费纸，但是对于体量小的书来说，不失为一个有利的选择。

再说装帧。相对于开本选择方面编辑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封面设计所牵涉的因素较多，设计出一款能与书稿内容相得益彰且作者满意、读者认可的封面，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江晓原老师对书的封面的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据我所知，他的很多书的封面都改过七八稿才定稿——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小编当时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忐忑程度可想而知。

在和设计师刘丽老师反复沟通下，确定了封面的初步方案——小布脊纸面精装，封面题签或集字，风格相对活泼。非常感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丁沪东老师的大力支持，其所题“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的行楷签，风格恰如其分地与书稿内容相合——行云流水间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刘丽老师又选汉画像石的马术图，灰度处理后，置于封面烫黑的书名下，令灵动感贯穿封面始终。同时，布脊经过比对，选定了蓝色布脊烫金字方案——一款典雅中略带动感时尚的封面就这样诞生了！

虽然我对封面的设计稿非常满意，但在发给江晓原老师的那一刻还是忐忑不安，准备了若干说服他的理由。但是，当江老师看到封面效果图后，爽快地说“这款封面好，我喜欢！”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以及与作者达成共识的喜悦感扑面而来。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在我眼里，是一本带着先天美好诞生的书。从4月底开始接触书稿到与江老师见面沟通细节问题，再到成书考量和书装设计，再到完成印制参加上海书展，一切都如此顺畅而美好！所以，当2017年8月1日，收到样书时，我拿着它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从封面到内文，从开本到整体书装，真是越看越觉得爱不释手，感恩之情和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真心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努力的各方同事们，有了大家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才能美好的诞生，才能这样美好地呈现给读者！谢谢工作在幕后的所有的伙伴们！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本书有多好呢？下面是我为大家选的一篇书摘，请大家随江晓原老师一起来探讨何为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 贾雪飞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争论及其意义

江晓原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论战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虽谈不上有多热，但多年来也始终未冷下来，时不时会被人提起，或在争论别的问题时被涉及。

在20世纪初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科学。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甚至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初，拙著《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不但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则是“有”派的论证，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和西方半斤八两，大家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科学的定义和起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著有《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该书有一个极为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林氏所谓的“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现代科学，他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是一样的。至于“科学”的起源，林氏主张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他主张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在此前提之下，他还强调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则往往乐意采用宽泛无边的定义，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什么意义呢？采用任何类似的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

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恩格斯早就论述过类似的观点：“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对于这一质问，我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中国的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呢？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争论的现实意义

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士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有人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许多“有”派人士希望，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中国古代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

而“无”派人士之所以坚持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拒绝各种宽泛定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开启方便之门。如果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主张对伪科学斩尽杀绝，那这样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主张对伪科学持宽容态度的人来看，这样的担心就是多余的了。

国内科学史圈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八卦——其实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科学史前辈，曾质问一个正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年轻人说：你既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八卦的意义在于，提示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可以直接引导到“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这个问题。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研究者在内——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规律”去促进未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

不幸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镜花水月，甚至是自作多情的。

正如林德伯格所言：“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有的话能不能被“发现”，迄今都尚无任何明确证据。因此不能指望研究科学史会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负责任的科学史研究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虚幻的承诺，说自己可以预见甚至“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

林氏还说：“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这样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专门针对某些中国学者而发的——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选自江晓原著《中国古代技术文化》